大陸帝國邂逅海洋文明： 英俄關係的歷史邏輯與當代意義_風聞

引論

一切都源於那次偶然的冒險。

1553年，歷史還停留在那偉大的大航海時代。英國冒險家理查德·詹斯勒（Richard Chancellor）與休·威洛比（Huge Willoughby）率領的船隊在不列顛揚帆起航，去探索那條傳説中能夠穿越北冰洋，最終到達亞洲的北方航線。然而，英國人顯然嚴重低估了北極航行的難度，他們的船隻在巴倫支海遇險，大部分船員不幸身亡。倖存者被當地人救起，輾轉送到了莫斯科。令這些劫後餘生的英國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在當地受到了非常熱情周到的招待，甚至還得到了沙皇伊凡四世（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的接見。沒過多久，他們就被送返英國，也將這個遙遠國度最初的信息帶回了倫敦。於是，一場原本失敗的探險獲得了全新的歷史意義，他們雖然沒有發現北極航道，但是他們卻發現了俄羅斯。

這便是英俄關係的最初起點，從這一刻起，英俄兩國開始了在世界舞台上長達幾個世紀的命運糾葛。他們曾經成為盟友，也一度兵戎相見；在歐亞大陸間，兩國曾經為了帝國的榮耀爭霸不休，在歐洲平原上，兩國也曾經共抗強敵，為了世界的和平奮勇作戰。英倫三島曾經是俄羅斯帝國的理想楷模，是俄國貴族和知識精英夢想的應許之地；而蘇聯的魅力也曾令無數英國青年神往，克里姆林宮的紅星一度成為無數英國左翼知識分子的精神寄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英俄關係的外在表現形式存在巨大的差異，但在這些紛繁複雜的表象背後，卻深藏着涉及帝國體制與文明形態的歷史邏輯，從根本上制約着英俄關係的走向。在漫長的交往歷史中，英俄關係實際上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國際關係範疇，兩國的深度互動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特定歷史時期的國際格局和外交政策，而且深刻地塑造了英俄兩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身份認知，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甚至社會文化。可以説，英國就像一面鏡子，讓俄羅斯更加清晰地呈現出“自我”與“他者”的邊界。對於任何試圖嘗試深入理解俄羅斯的歷史與文化形態的研究而言，英俄關係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在過去數百年的時間裏，很多國家的研究者都對英俄關係給予了高度關注，特別是英國、俄羅斯兩國學者，對於該問題的研究最為深入，其成果在很多社會科學領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相比而言，在我國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對於英俄關係的研究仍然不夠充分，直接涉及英俄關係的研究成果數量比較有限，在研究深度上也稍顯不足。迄今為止，缺乏對於英俄關係長時段和系統性的梳理，對於英俄關係歷史演進背後的深層次要素的挖掘也仍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

有鑑於此，本文將以系統梳理英俄關係的歷史進程為基礎，深入挖掘掩藏在複雜現象背後的英俄關係演進的歷史邏輯及其當代意義，並且展望英俄關係的未來走向。本研究嘗試以長時段視角和比較研究的方法剖析影響英俄關係變化的關鍵要素，希望能夠對英俄關係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提供一個宏觀的分析框架，為歐亞研究提供更多的視角。

狡猾的學生與自大的老師：16-18世紀的英俄關係

目前可考證的資料顯示，至遲在16世紀80年代，英國與俄羅斯之間便已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早期英國社會各界對於俄羅斯的瞭解也多來源於英國駐俄外交官員。然而，在16-17世紀，在歐洲國家眼中，俄羅斯僅僅是一個僻處歐洲東部邊緣的小國，在英國對外戰略的排序中還在瑞典等歐洲強國之下，尚不足以對歐洲局勢構成影響。因此，直到17世紀末，英俄之間才出現第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外交活動。

1697年3月，由沙皇彼得一世（Петр IАлексеевич）親自組織的俄國“大使團”從莫斯科出發，前往歐洲進行訪問。對於該使團的主要目的，官方説法是為了進一步鞏固並擴大反對土耳其的同盟，但實際上，彼得是要去親自考察“他本人及其祖輩都未曾見過的歐洲政治生活，並且……按照歐洲國家的模式建立俄國政治軍事制度”。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彼得一世以隨團軍士的身份隨同使團出訪。於是，俄國沙皇第一次訪英就以這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實現了。

1698年初，彼得抵達倫敦，並在英國停留了4個多月。在此期間，彼得廣泛走訪了英國各地，“觀看了軍火廠和海軍演習場……旁聽了議會辯論，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併到一些手工工場、學校、博物館參觀，訪問著名的科學家和文化人士”，在英國期間，他還離開倫敦訪問了朴茨茅斯等重要港口，對於英國造船業顯示了濃厚的興趣。

這次短暫的英國之行對於俄羅斯歷史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英國所代表的歐洲社會的強大與繁榮，給彼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進一步堅定了他在俄羅斯國內推動改革的決心。一方面，從1699開始，彼得以歐洲制度為藍本，對於俄羅斯的軍事、政治、宗教和社會經濟體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彼得大帝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使俄羅斯帝國迅速走上了現代國家的道路，並且建立起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另一方面，在訪英之後，彼得改變了斯拉夫民族僻居內陸的傳統，開始努力追逐海洋，“把莫斯科公國從一個單純內陸國家變成瀕海帝國……從而構成現代俄國外交的生命源泉”。

可以説，彼得對英國的訪問是俄羅斯歷史的重要轉折點。“西方影響了彼得，沙皇影響了俄羅斯，而俄國的現代化和復興又極大地影響了歐洲”。誠如彼得一世在出訪期間給友人的信中所寫的那樣，“我是一名學生，正在為自己尋求老師”。英國就在這一特定的歷史時刻，不經意間扮演起了引導俄國走向現代化的老師的角色，成為俄羅斯最重要的模仿對象。為了加強與歐洲國家的交往，彼得仿照歐洲國家的模式創立了現代俄羅斯的外交體制，並且大量任命歐洲國家的外交官主管俄國外交事務。

平心而論，俄羅斯是個出色而狡猾的學生，但這一時期的英國卻顯然是一個略顯自大的老師。

出於對英國和海洋文明的學習和模仿，彼得對於擁有海洋和港口有着異乎尋常的渴望。為了獲得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1700年，彼得對瑞典宣戰，從而拉開了長達21年的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的序幕。在這場決定未來歐洲東部戰略版圖的鬥爭中，英國的態度卻很令人玩味。

事實上，英國應該算是瑞典的盟友，就在1700年，英國與瑞典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在瑞典擊敗丹麥，迫使其簽署《特拉温達爾條約》並退出北方同盟時，英國還擔任了條約的保證人。然而，隨着戰爭的深入，英國對於北方戰爭的關注越來越少，即便是在明顯瑞典可能在戰爭中遭遇失敗的情況下，也並沒有引起英國的重視。在波爾塔瓦戰役之後，俄羅斯已經牢牢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並於1712年遷都聖彼得堡，展現出對於波羅的海控制權的志在必得。

到了1719年，面對瑞典即將全面失敗的結果，英國政府才不得不有所動作，與瑞典締結同盟條約，並且派出軍艦進入波羅的海，但始終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軍事措施來推動戰局的轉變。這種虛張聲勢的態度反而給了彼得更大的信心。1720年，俄軍跨越波羅的海攻入瑞典本土，最終於1721年達成《尼什塔特和約》，北方戰爭以俄羅斯的全面勝利而告終。瑞典失去了自己在歐洲大陸的所有領土和特權，也永遠失去了大國地位。而俄羅斯帝國“像一隻新下水的船隻，在斧子的敲擊和大炮的轟隆聲中，駛向歐洲列強的大家庭。”

作為歐洲海上霸主的英國，為什麼要在北方戰爭期間默許俄國取代瑞典成為東歐的主導國家？這個問題從18世紀以來一直備受爭議。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首先，英國希望染指波羅的海的意圖是明顯的，正是北方戰爭的結果，改變了瑞典在三十年戰爭之後獨佔波羅的海的局面。但英國選擇俄羅斯的根本原因遠不止於此，英國的外交精英絕對不會看不出俄羅斯更大的戰略野心，但是英國的金融資本對於俄羅斯這個巨大的市場垂涎三尺，特別是在荷蘭資本開始進入俄羅斯之後，英國更加希望加快進入俄羅斯的腳步，於是，已經開始衰落的瑞典帝國就成了英俄關係的祭品。

在馬克思看來，在整個十八世紀，英國外交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對俄國採取拉攏的政策，反對其他歐陸大國，這為俄國提供了參與歐洲事務的機會。“十八世紀下半期，俄英兩國的貿易額不斷增加。俄國向英國出口的鐵從佔75%增加到80%，大麻從40%增加到58%，亞麻從12.5%增加到60%以上。英國造船工業需要的鐵、木材、大麻、帆布，主要仰賴俄國的出口。俄國同英國的貿易始終保持順差。”

這種默許俄羅斯帝國擴張的背後，實際上隱藏着聯合王國內心深處的傲慢自大，他們並不認為俄羅斯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會對他們的霸權構成威脅，甚至也不認為其能夠成為歐洲的一流強國。他們堅信英國有足夠的力量和手段控制俄羅斯的影響，因此，無論是七年戰爭，還是葉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在東歐和黑海沿岸的持續擴張，英國都表示接受。“在那個世紀（18世紀）的末尾，……英國外交界公開信奉的正統的信條已經是：‘把大不列顛和俄羅斯帝國聯在一起的紐帶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壞不了的’。”

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都會嘲笑人類那不自量力的傲慢。18世紀末，隨着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歐洲的局勢發生了顛覆式的變化，英俄關係的運行也逐漸開始脱離英國單邊主導的軌道。

海陸帝國的爭霸與結盟：1800-1917年的英俄關係

對於英俄傳統友好關係的第一次挑釁可以部分歸結於保羅一世（Павел I Петрович）那略顯任性的逆反心理。由於和母親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關係不佳，保羅對於俄羅斯之前所執行的政策都存有明顯的芥蒂。雖然1798年12月俄國同英國在聖彼得堡締結了新的同盟條約，並加入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但很快就因為馬耳他島的歸屬以及同奧地利的矛盾激化而退出了對法作戰。1800年12月，俄羅斯同瑞典、丹麥、普魯士簽訂了武裝中立條約，共同反對英國的海上霸權，英俄關係第一次出現了實質性的危機。在保羅看來，“奧地利、英國和普魯士體系的擴張……比法蘭西的革命原則更加危及普遍的利益”。所以保羅決定與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和解，聯法反英。為此，保羅向拿破崙提議，俄法聯軍從陸上穿越突厥斯坦地區遠征印度。儘管這個計劃由於過於異想天開而沒有被拿破崙所接受，但保羅仍然於1801年堅持派軍隊前往印度。幸運的是，這場明顯沒有勝算的軍事冒險最終因為保羅的突然死亡而終止。1801年3月23日晚，親英派軍人發動政變，殺死了保羅一世，即位的亞歷山大一世及時召回了即將陷入絕境的遠征軍。

作為葉卡捷琳娜二世最寵愛的孫子，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就任沙皇以後，很快回到了祖母的外交路線上。1801年6月，英俄在聖彼得堡簽署了《英俄海上協定》，緩和了一度緊張的英俄關係。雖然亞歷山大最初也希望維護在保羅時代建立起來的與法國的友好關係，並在1801年10月在巴黎簽訂了《俄法和約》，但兩國關係還是因為拿破崙在歐洲大陸的勢力快速擴張而很快走向破裂。1805年，英俄在聖彼得堡再次簽訂同盟條約，俄羅斯加入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組織的第三次反法同盟，並主導對法作戰。

然而，經過民族主義思想洗禮的法軍的力量已經凌駕於所有歐陸國家之上。拿破崙憑藉自己的軍事天才，先後粉碎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並進抵俄國邊境。1807年，俄法簽訂《提爾西特和約》，亞歷山大以出賣普魯士的方式獲得了寬鬆的停戰條件，但代價是與英國斷交，並加入大陸封鎖體系。《提爾西特和約》的簽訂，對於連戰連敗的俄羅斯帝國來説，算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動，俄羅斯獲得了在東方的行動自由，至少可以部分補償其在中歐地區所失去的勢力。“它靠犧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獲得了新的領土，並同拿破崙結成了同盟來瓜分世界。”但這對於英俄傳統友好關係來説，則是第二次的背棄。

然而，這一時期同英國斷交併且加入大陸封鎖體系的代價，對於俄羅斯經濟來説是難以承受的。經過近百年的貿易往來，英國已經成為俄羅斯工業品的主要來源國，而俄主要向英國輸出木材和農產品，“俄國只有通過海上貿易，把自己的原料產品輸往當時的主要市場——英國，才能獲得金錢；而俄國已經是太歐洲化的國家，沒有錢是不行的。貿易封鎖日益變得無法忍受。經濟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還要更強；同英國的貿易又悄悄地恢復了；提爾西特和約的條款被破壞了，於是爆發了1812年的戰爭。”1812年，拿破崙的龐大軍團跨過俄國邊境，進攻俄羅斯本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這場戰爭成為拿破崙帝國的轉折點，俄羅斯的龐大領土和嚴冬，拖垮了戰無不勝的拿破崙軍團。法軍的慘敗使整個歐洲局勢迅速逆轉，英俄重新聯合，重建反法同盟，俄軍西進勢不可擋。1814年，當亞歷山大一世以反法聯軍總司令的身份進入巴黎時，他做到了葉卡捷琳娜二世終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的夙願，俄羅斯帝國第一次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

當俄羅斯帝國達到國際地位的歷史頂點時，英俄關係就變得十分微妙。在這一時刻，俄羅斯的綜合國力仍遠遠落後於英國和西歐大部分國家，在工業產品和金錢方面仍要依賴英國，也缺乏強大的海上力量。但正是這個相對落後的國家擁有了最強大的陸軍，整個歐洲乃至世界都沒有人能夠同他們在陸上抗衡。如果説英國作為海洋帝國的榮耀來自於他們以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和自由貿易體系，可以憑藉強大的海軍建立殖民地網絡，並且通過貿易獲得大量貨幣收益，那麼，作為大陸帝國的典型代表，俄羅斯帝國的力量植根於那巨大且不斷擴張的領土，以及那一支略顯野蠻卻無比忠誠於沙皇的龐大陸軍。

誠如恩格斯所言，“這個國家（俄羅斯）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邊界面向歐洲，因此只有這一面可以受到攻擊；國內沒有一旦攻下來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這個國家道途梗阻，幅員廣闊，補給來源缺乏，因而它幾乎是根本無法征服的——這裏為任何善於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個無懈可擊的堅強的陣地，他可以從這裏不受懲罰地在歐洲搞各種能把任何一個別的政府拖入無休止的戰爭的勾當。”19世紀中葉的英國和俄羅斯將“帝國”這一古老政治形態的擴張範圍推上了新的歷史高度，海陸帝國的爭霸與結盟成為十九世紀國際關係的主要特點。

在維也納會議之後的30年裏，英俄關係進入了一個平穩發展的時段，海洋帝國與大陸帝國在這一時期的擴張同時進行，且並行不悖。英國人憑藉強大的海軍和空前的製造業能力，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不斷獲得新的立足點，擴大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帝國。而俄羅斯則延續着大陸帝國的習慣，不斷向歐亞大陸中心地帶以及高加索擴張領土，並逐步蠶食土耳其在巴爾幹半島及黑海沿岸的勢力範圍。此外，憑藉戰勝拿破崙所獲得的威望，俄羅斯帝國對於歐洲局勢掌握着關鍵的裁決權。

亞歷山大一世所倡議的神聖同盟，雖然在條約內容上充滿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但其實質是通過俄普奧三國的聯合，形成歐陸大國聯合管理歐洲事務的局面。掌握最大話語權的俄羅斯因為積極鎮壓歐洲革命，並藉助軍事行動不斷拓展自己在歐陸的勢力，成為“歐洲的憲兵”。

然而，世界的地理空間是有限的，只要海陸帝國同時擴張的趨勢不停止，那麼必然會在某個陸海兼具的重要節點上形成對撞，進而發生衝突。最終，兩大帝國的前進步伐在黑海沿岸發生了碰撞，英俄兩國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面軍事衝突在克里米亞半島爆發了。

打擊土耳其是俄羅斯帝國崛起過程中的常態化行動。利用鎮壓1848年革命的機會，俄國已經在巴爾幹半島獲得了穩定的立足點，但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的野心不止於此，他繼續向土耳其施壓，企圖進一步分割土耳其。由於之前在巴爾幹半島的冒險一再取得成果，他對於形勢做出了過於樂觀的判斷。1852年底，他曾向英國提議聯合進攻土耳其，並且共同瓜分土耳其的遺產，但不出意外，這一提議被英國拒絕了，於是尼古拉決定單獨採取軍事行動。

這實在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由於在外交方面的知識缺陷，尼古拉一世對於英國在土耳其的利益關切並沒有深刻的認識，僅僅憑着大陸帝國的想象，笨拙地將領土分割作為吸引英國的籌碼。實際上，作為成熟的海洋帝國，英國對於佔領土耳其領土沒有任何興趣，它所在意的是土耳其的市場開放和對海峽的控制權。在1840-1850年，英國對土耳其的工業品出口額增長了兩倍以上，不僅獲得了大量的商業利益，而且將土耳其的經濟命脈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對於海洋帝國來説，最關鍵的資源是航道與戰略要塞。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給了它控制黑海通向地中海航道的權力，而海峽的控制權一旦被俄國所獲得，就將使其獲得自由出入地中海的通道，從而威脅到英國的海洋貿易航路。因此，維持一個虛弱但完整的奧斯曼帝國是最符合英國的利益的。

海洋帝國與大陸帝國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差異，在“東方問題”的外交鬥爭中得到了清晰地展現。1853年11月30日，俄羅斯黑海艦隊突襲錫諾普港的土耳其艦隊，並將其全部殲滅，徹底控制了黑海的制海權。俄羅斯的盲目行動觸動了海洋帝國的底線，1854年1月，英法聯合艦隊進入黑海，3月正式對俄宣戰，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淺薄的尼古拉”拙劣的外交技巧，使得矛盾最終演化成了軍事衝突，而且幾乎所有的歐洲大國都站在了英國一邊。

這是一場典型的海陸帝國間的軍事對抗。擁有蒸汽動力軍艦的英軍在輕易取得黑海的制海權之後，便選擇將主要戰場集中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沿海地帶。1854年9月，英法聯軍在克里米亞半島登陸，但他們完全沒有試圖進軍俄羅斯內地的計劃，實質性的戰爭活動主要集中在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上，這場曠日持久的圍城戰一直拉鋸了11個月。這種戰爭方式使英國軍隊避免了當年拿破崙深陷俄羅斯腹地的噩夢，也使得英國相對於俄羅斯軍隊的武器技術優勢，在有限的戰場空間中得以充分發揮。

這種方式意味着戰爭結果不可能對俄羅斯帝國的生存造成威脅，它所打擊的是俄羅斯在歐洲的政治地位，這種選擇充分展現了英國高超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外交技巧。雖然俄軍奮勇作戰，使得戰局持續很久，但雙方在戰略運籌與武器技術方面的嚴重不對稱，使得戰爭結果幾乎在開戰之初就已註定了。在塞瓦斯托波爾被攻破之前7個月，尼古拉一世就因為對局勢的絕望而服毒自殺，最終，俄國於1856年3月被迫簽署了《巴黎和約》，承認了在土耳其問題上的失敗。

客觀地看，如果僅從軍事角度而言，俄軍在軍隊數量、武器質量都處於明顯劣勢的情況下，能夠堅守塞瓦斯托波爾11個月，並且在確定無法守住要塞的情況下，有計劃整建制地撤出，繼續守住塞瓦斯托波爾北面的高地，使得英法聯軍難以向北推進，這也堪稱戰爭史上的經典戰例。但從政治層面看，克里米亞戰爭無疑是俄羅斯歷史上遭遇的最嚴重挫敗，它使得俄羅斯被迫退出所有之前在巴爾幹半島和黑海地區所獲得的利益，而神聖同盟也因戰前的外交活動實際終結，致使俄羅斯徹底失去了在歐洲大陸的霸權，並且從國勢的巔峯急速跌落。可以説，克里米亞戰爭是英國這個曾經的老師給俄國人上的重要一課，也推動了俄羅斯帝國內部改革進程的重啓。

19世紀下半葉，向歐洲的海洋文明學習以及改革運動，再次成為俄羅斯帝國國內政治的主旋律。這一時期，俄羅斯在歐洲事務上採取了韜光養晦的策略，小心謹慎地利用歐洲列強的矛盾，適當爭取自身的利益。同時，為了補償在歐洲方向上的失敗，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擴張不斷加快，同英國在伊朗、阿富汗等地都形成了長期的競爭格局。在這一時期，認識到自身實力差距的俄羅斯，始終小心翼翼地處理與英國的關係，儘量避免自己在大陸區域的擴張觸碰英帝國的底線，一旦遭遇英國的強烈反應，都選擇及時後退，避免形成同英國直接的軍事對抗。

“歐洲憲兵”在克里米亞的失敗，令歐陸大國的力量重組進程進一步加速。1871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Wilhelm I）在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德國統一進程正式完成，歐洲地緣戰略結構完全顛覆。德國的崛起是伴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一輪工業化進程而實現的，而且代表着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它對英國霸權挑戰的嚴峻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戰略格局的變遷給英俄關係的逐步緩和提供了有利條件。

1874年，維多利亞女王（AlexandrinaVictoria）之子阿爾弗雷德（Alfred Ernest Albert）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的女兒成婚，英俄王室成為親家。藉助參加婚禮的契機，亞歷山大二世正式訪問了英國，成為彼得大帝以來第二位訪問倫敦的俄國沙皇。這次訪問雖然沒有完全改變兩國關係的走向，但至少提供了良好的和解氛圍。在19世紀的最後20年中，英國綜合國力逐步衰落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再也無力維持“光榮孤立”的政策。

在“第二次布爾戰爭”之後，英國的戰略重點轉回歐洲，並且開始參與結盟外交。面對強大的德意志帝國的挑戰，原本在歐亞地區勢力範圍爭奪上矛盾重重的英國與俄羅斯終於又走到了一起。1907年8月31日，英俄兩國代表在倫敦簽署協定，劃定了兩國在伊朗、阿富汗以及中國西藏地區的勢力範圍。英俄協定的簽署標誌着“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集團的正式形成，歐洲正式被劃分為兩個敵對的軍事集團。最終，在1914年，兩大軍事集團將巴爾幹半島上的一次局部衝突演化成第一次世界大戰，整個歐洲都被改變了。

帝國模式的黃昏：1917-1991年的英蘇關係

如果説19世紀的英俄關係是為我們展示兩大帝國輝煌的時刻，那麼20世紀的歷史，可以説是一場以“帝國黃昏”為主題的宏大戲劇。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俄羅斯帝國崩解，全新的蘇維埃政權以前所未見的姿態參與到世界體系中來。面對突如其來的蘇維埃革命，英國外交表現出了足夠的務實與靈活。由於歷史上的皇室聯姻，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與英王喬治五世（George V）實際上是親戚關係。因此，末代沙皇一家被殺的消息在英國國內掀起了軒然大波，蘇維埃政權在英國社會的公眾形象非常糟糕。在1919-1920年，英國直接組織了協約國集團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但事與願違，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力量超乎想象，經過兩年的奮戰，最終取得了內戰的勝利。面對蘇維埃政權存在已不可逆轉的既成事實，英國政府也迅速根據現實需要，積極調整對蘇政策。

其實，在俄國內戰結束之前，英國政府就已經開始考慮恢復對蘇接觸。1919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在演講中就提出“干涉俄國內戰的代價太大”，主張解除對蘇俄的經濟封鎖。由於英國和俄羅斯之間存在廣泛的經貿往來，英國對於從俄國進口木材等農林產品有一定的需要。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之後，英國就開始積極推動恢復與蘇俄的聯繫。1920年1月16日，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就宣佈撤銷對蘇俄的經濟封鎖。1920年5月，蘇俄貿易代表團訪問倫敦，雙方開始就經貿問題展開對話。1921年3月16日，《英俄貿易協定》在倫敦正式簽署，雖然冠以貿易協定的名義，但這實際上是一份具有廣泛政治意義的雙邊文件。該協議的簽署標誌着英國事實上承認了蘇維埃政權。這也為蘇俄參加熱那亞國際會議、並且獲得更多歐洲國家的承認，提供了條件。

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英俄關係在後來的70年裏成了“英蘇關係”。蘇聯的創立在英俄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從現象層面上看，蘇聯的建立使得英俄之間交往的密切程度明顯降低，兩國民間交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幾乎完全中斷，雙方的瞭解（特別是英國對於蘇聯的瞭解）出現了明顯斷層。由於英國社會對於蘇聯的信息極其匱乏，加上蘇聯建立以後，流亡羣體成為英國人瞭解蘇聯社會的主要渠道，英國主流社會的對俄認知出現了明顯偏差。

但在更深的意義上講，蘇聯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使得俄國的政治思想首次在英俄兩國的交往過程中實現了“反攻”。在十月革命之前數百年的英俄關係中，對於俄羅斯來説，英國永遠是先進的一方，無論在科學技術與政治思想上都是如此，向英國學習國家發展的道理是俄羅斯的基本邏輯，兩國在思想文化層面的影響關係是單向度的。

然而，隨着蘇聯的建立以及在20世紀上半葉的快速發展，蘇聯模式被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視為更加有效的現代化路徑，社會主義思想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蘇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全世界左翼知識分子及青年視為旗幟與榜樣，也鼓舞着世界各國工人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反抗鬥爭。對於在20世紀早期仍努力維持龐大殖民地體系的英國來説，蘇聯的崛起幾乎等同於敲響了英帝國的喪鐘。

20世紀20—30年代，英蘇關係始終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而且互信程度極低，惡化與斷交幾乎已經成了兩國關係的常態。1927年，因為蘇聯工會支持英國工人罷工，導致英蘇關係惡化。作為對這一行動的報復，英國強行搜查了蘇聯駐英國貿易代表處，並於5月27日宣佈與蘇聯斷交併廢除1921年兩國簽訂的貿易協定，直到1929年10月才恢復外交關係。即便在納粹德國逐漸成為歐洲的戰爭策源地的態勢逐漸明朗之後，英蘇兩國仍然繼續相互算計與利用，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希特勒坐收漁利。

解鈴還須繫鈴人，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進攻蘇聯，衞國戰爭爆發，英蘇關係在當天就實現了轉圜。英國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當天約見蘇聯大使，表示將盡可能協助蘇聯。當晚，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發表廣播講話，表示“將盡一切力量幫助俄國和俄國人民。”面對共同的強大敵人，英蘇雙方終於捐棄前嫌，共同承擔起反法西斯戰爭的重任。然而，戰時的盟友並沒有改變英蘇之間互不信任與相互防範的心理狀態。在戰爭期間所有涉及戰後秩序安排的國際會議中，丘吉爾都想盡一切辦法限制戰後蘇聯勢力的擴張，即便在戰爭勝利之後，丘吉爾仍繼續全力呼籲對蘇強硬，最終加快了冷戰格局的形成。但無論怎樣，有限的外交手腕與蘇聯紅軍的鐵甲洪流相比顯得蒼白無力，隨着德日法西斯的潰敗，蘇聯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亞洲的勢力都達到了歷史上的頂點，在接下來的40年裏成為世界範圍內的超級大國。

與蘇聯的鼎盛之勢相反，同一時段，作為戰勝國聯盟另一重要成員的英國正在步入衰落的進程。大戰勝利之後，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消耗的英國，已經無力維持龐大的殖民帝國。以1947年2月21日英國希望美國接手援助希臘政府的照會為標誌，英國和美國完成了海洋文明代表國接力棒的正式交接。

在隨後的20年裏，隨着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廣泛傳播，亞非拉地區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延續了數百年之久的大英帝國也宣告終結。最後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在戰場上佔盡優勢的英法兩國由於美國和蘇聯的反對，被迫放棄在埃及的一切利益，狼狽撤退。至此，即便是對於國際事務最不敏感的人們也都認識到，“今天，世界上只有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英國和法國……既非大國，亦非強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英國深刻地認識到自身力量的侷限，經過充分反思之後，英國放棄了帝國，回到了歐洲，但將自己的對外戰略之錨牢牢地掛在了美國的戰船之上，將美英特殊關係作為本國對外戰略的核心，並在此基礎上構建新的外交體系。

這既是英國外交務實的一面，也可以看作是英國人對自身實力進行客觀評估後做出的無奈之舉。實際上，從20世紀50年代起，英蘇關係就失去了全球的戰略性意義，而變成美蘇關係結構的一個附屬要素。站在這一時刻回望18-19世紀英俄關係史中英國的輝煌功業，不禁令人心生感慨。

50-70年代，英蘇關係在蘇聯的外交體系中已經逐漸退居較為次要的位置，雖然仍有所推進，但顯然已經難以對全球層面美蘇競爭的主線產生實際影響。1956年4月，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和布爾加寧（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一同訪問英國，這是蘇共二十大以後，蘇聯領導人第一次訪問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訪問期間，兩國共同發表了《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和聯合王國關係的宣言》，表示將共同努力結束軍備競賽，緩和國際衝突。這次訪問也成為赫魯曉夫時期緩和與西方陣營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地改善了歐洲的緊張形勢。隨後，蘇聯與英國又簽署了長期貿易協議，截至1965年，英蘇之間的雙邊貿易額達到39.9億盧布，較之1950年增長了三倍。

在冷戰最後20年裏，除了時有發生的間諜戰和相互驅逐外交官這種示威性的行動之外，英蘇關係在雙邊層面並無更多外交突破。雖然在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等問題上，英國都明確表達了譴責，並且追隨美國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但也並未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隨着歐洲一體化的推進，歐洲國家逐漸開始嘗試以整體的形式開展與蘇聯的外交活動。歷史走進20世紀最後一段時間，那些曾經籠罩在蘇聯政權身上的解放者光環也漸漸消褪。

冷戰的結構使蘇聯長期與更發達的海洋文明處於對抗的格局之中，逐漸令蘇聯這個以新的意識形態話語包裝起來的大陸帝國陷入困境。大規模的軍事投入和對外援助消耗了經濟發展的潛能，國家治理模式的僵化逐漸耗盡了其內部的活力。到80年代末，長期的冷戰對抗令蘇聯變得精疲力竭，經濟領域的無力令蘇聯政府的意識形態再也無力對抗民族主義思想的挑戰，而作為蘇聯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МихаилГорбачёв）顯然對蘇聯與俄羅斯歷史的實質性聯繫缺乏深刻理解，以至於過於輕易地放棄了這個大陸帝國的邊緣部分，而且對可能出現的對於國家本身的巨大沖擊，沒有做好準備。

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到來的時候，歷史上最完美也是最後的大陸帝國，以解體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英國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實際上，20世紀的英俄（蘇）關係存在一明一暗兩條主線，二者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最終決定了英俄（蘇）關係的主要形態：

明線，指的是英俄（蘇）兩國在70年的時間裏從對立到合作，再從合作到對立的歷史，其中對立是雙邊關係的主要形態。因為在這一階段，雙方在意識形態認知上的對立已經不可調和，戰爭期間的合作是在國際權力結構極端不利的狀態下不得已做出的理性選擇。到了20世紀後期，由於英國綜合國力的迅速衰落，英蘇關係最終成為美蘇關係的附屬結構，失去了全球性的意義。

暗線，指的是英俄兩國在20世紀實際上都在應對“帝國”這種政治治理模式所遭遇的歷史性困局。拿破崙戰爭將脱胎於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理念傳遍歐洲，德國的統一則將以民族為基礎建設現代國家的模式完美地付諸實踐，德國的崛起實際上隱含着以現代民族國家取代帝國模式的歷史隱喻。當民族國家崛起之後，帝國曾經代表的“神聖使命或更高等級的文化”的合法性便消失了，一旦帝國自身的力量走向衰落，帝國模式本身就將難以為繼。這的確是殘酷的歷史選擇，雖然英國先後兩次取得了世界大戰的勝利，卻依然無法逆轉帝國模式的命運。

面對帝國模式的困局，作為海洋帝國代表的英國選擇了體面的退出，主動終結了大英帝國的時代，從而儘可能持久地維持了與前殖民地國家的鬆散聯繫。但高超的外交技巧最終也無法扭轉自己失去世界大國地位的結果。在1956年以後，英國在全球事務中大多隻能以美國夥伴的身份出現，對外戰略的選擇空間被限定在美英關係的框架之內，不能越雷池一步。

而作為大陸帝國的代表，俄羅斯則選擇以拋棄舊的帝國符號、卻保留帝國實質內核的方式，利用新的意識形態話語重新建構自身的合法性根基，將帝國秩序與現代化的要求結合起來，賦予自己的發展模式以新的現代性意義。英國曆史學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指出，“蘇聯是最後一個偉大的舊式帝國。它是一個適應了20世紀的、現代化的、完美的帝國模板。”因此，在科技與文化更加先進的海洋帝國消失之後，它仍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得以延續。

然而，為了維持這樣一個帝國體系，俄羅斯不得不將自己始終在學習的海洋文明設定為自身必須要戰勝的敵人，從而畫地為牢，使自己陷入了無法擺脱的競爭陷阱。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不公平的競爭耗盡了帝國的力量與民眾的耐心。最終，民族主義的再次興起徹底摧毀了蘇聯。在20世紀的尾聲即將到來之際，人們看到的是“帝國的黃昏”。

迷茫與停滯的新時代：1991-至今的英俄關係

對於當前國際關係領域的很多研究來説，冷戰的終結都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標誌性時刻。世界格局的突變，使得許多問題的性質與內涵，在冷戰結束前後很短的時間內發生重大的改變。然而，與很多重大國際議題不同，雖然冷戰結束了英俄兩國的帝國時代，但冷戰終結對於冷戰後期英俄關係結構中的關鍵要素的改變似乎並不明顯。

後冷戰時代的英俄關係，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繼承了英蘇關係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核心特徵：

一方面，英俄關係受制於美俄關係的結構沒有改變。冷戰的結束並沒有改變英國外交政策依託於英美特殊關係的基礎。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英國始終認真地扮演美國全球行動的特殊夥伴的角色，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等國際社會存在較大分歧的單邊行動中，英國不惜偏離歐洲國家的整體立場，積極參與美國的軍事行動。在英國總體外交戰略穩定的前提下，英俄關係很難在美俄關係總體改善之前出現明顯好轉。

另一方面，英國國內對於俄羅斯的基本認知沒有改變。在蘇聯存續的70多年裏，英國是那些蘇聯政權“反叛者”最理想的聚集地。經過數十年的累積，反蘇羣體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其影響力也已經深深地嵌入英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在蘇聯解體之後，海外俄羅斯羣體對於新生的俄羅斯政權的民主化程度仍然提出強烈的批評，雙方的關係並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在普京執政之後，大批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失勢的金融寡頭、國內反對派、車臣分裂主義分子，以及部分希望將來路不明的財產合法化的俄羅斯官員，大多選擇流亡英國。他們在英國媒體上的反覆宣傳，進一步加深了英國社會輿論對於俄羅斯的敵視態度。目前，反對和批評俄羅斯，構成了英國學術界、媒體以及政府層面對於俄羅斯的主流立場，反映了英國社會堅實的反俄基礎。

事實上，在冷戰結束後，英國與俄羅斯的民間交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英俄雙邊貿易額在大多數年份都保持增長態勢。但由於認知分歧與對外戰略這兩項源自冷戰時期的關鍵要素的限制，後冷戰時代的英俄關係始終在低位運行。雙方雖曾幾次嘗試改善雙邊關係，但最後都無果而終。

在蘇聯解體之初，葉利欽（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Ельцин）選擇了完全倒向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樂觀地希望在短時間內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因而對英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1992年1月30日，蘇聯解體剛剛兩個月，葉利欽就實現了對英國的訪問，並且獲得了2.8億美元貸款的承諾。在1992年底發佈的《對外政策基本概念方案》和1993年發佈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中，都將發展同英國的友好關係作為俄羅斯與西歐合作關係的優先目標之一，並堅信“雙方將由一般合作關係向更緊密的合作關係發展”。

但好景不長，由於西方承諾的援助大多口惠而實不至，導致俄羅斯經濟改革陷入僵局，國內經濟情況惡化，也促使俄國內對於完全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提出反思。1994年車臣問題逐步趨於尖鋭，西方國家以保護人權為藉口，對俄羅斯在車臣問題上的立場提出了嚴厲批評。也是在這一時期，英國與俄羅斯之間具有濃厚冷戰色彩的“間諜戰”再次出現。

英國於1994年1月逮捕一名俄國商人，指控其為俄羅斯間諜，隨後俄羅斯驅逐一名英國外交官。作為報復，英國也於當年4月驅逐了一名俄羅斯外交官。1996年，俄羅斯再次以間諜名義驅逐9名英國外交人員。作為回應，英國了驅逐4名俄羅斯外交官。隨着90年代後期的北約東擴、科索沃危機等事件的發生，俄美關係跌入低谷，英俄關係也隨之走低。

冷戰後英國第一次主動試圖改善英俄關係的嘗試，出現在工黨執政時期。2000年初，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訪問聖彼得堡，並與普京（ВладимирПутин）一同觀看歌劇表演，主動打破了兩國關係的堅冰。2001年，“9·11”事件爆發之後，美俄關係在短時間內快速升温，使得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總體關係得到了改善。而布萊爾利用之前與普京交往所建立的良好個人關係，使英國在這一輪關係改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在英國的推動下，俄羅斯與北約簽署了《羅馬宣言》，並建立了“俄羅斯—北約委員會”。2003年6月24日，普京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成為繼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後第一位對英國進行正式訪問的俄羅斯國家元首。這短暫的蜜月期也成為英俄關係在冷戰後的最好的一段時間。

然而，後冷戰時代的英俄關係缺乏堅實的共同利益基礎，雙方之間高度的猜忌與不信任，隨時可能打破剛剛建立起來的一點友好氣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2003年當年，導致英俄關係破裂的各種事件就已經開始浮出水面。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算得上是第一次考驗，俄羅斯與德國、法國成為歐洲反戰陣營的核心，而英國基於英美特殊關係的考慮，選擇與美國一同出兵伊拉克，雙方關係出現第一道裂痕。

同樣在2003年，英國政府決定允許2001年移民英國的前俄羅斯金融寡頭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以及車臣分離主義分子艾哈邁德·扎卡耶夫（AkhmedZakayev）政治避難，此舉引起俄羅斯的強烈不滿。

​2006年，已經加入英國國籍的前克格勃特工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倫敦中毒身亡，英方指責是俄羅斯特工實施了這一行動，並要求引渡犯罪嫌疑人。這一要求遭到俄羅斯方面的斷然拒絕。利特維年科事件的發生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對於俄羅斯政府的批評和指責鋪天蓋地。英國政府宣佈驅逐4名俄羅斯外交官，並且中斷了兩國政府層面的多項合作。作為報復，俄羅斯也宣佈驅逐4名英國外交官，並且中止了與英國的反恐合作。利特維年科事件是此次英俄關係改善進程的轉折點，自此，英俄關係迅速跌落，至今未能得到轉圜。

2006年7月，布萊爾和普京在聖彼得堡八國峯會期間舉行了會晤，但此時俄羅斯與英國的分歧已經無法調和。2007年，俄羅斯以税務問題為由，宣佈將於次年1月1日中止英國文化委員會在莫斯科之外的所有辦事處的活動。英俄關係在短短4年的時間裏就跌入了更加嚴重的低谷。

隨後的4年時間裏，英俄關係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在此期間，譴責與批評成為兩國關係的主題詞，在2008年的南奧塞梯衝突中，英國表態支持格魯吉亞。直到2011年，藉助梅德韋傑夫（ДмитрийМедведев）出任總統之後美俄關係“重啓”的有利時機，卡梅倫（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短暫訪問俄羅斯，兩國領導人才恢復接觸。

然而，由於英國輿論和反對黨的巨大壓力，卡梅倫只能十分小心謹慎地將英俄關係解凍的希望寄託在穩定增長的經貿關係上。然而，隨着烏克蘭危機的爆發，這次恢復兩國關係的嘗試尚未開始便告結束。2014年，在克里米亞事件和馬航飛機被擊落事件之後，英國宣佈停止與俄羅斯的一切軍事合作，並且加入了制裁俄羅斯的行列。

2016年，特蕾莎·梅（Theresa Mary May）接任英國首相後，英俄雙方都表達了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意願，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普京與梅在杭州G20峯會期間實現會晤。但正如歷史上一再出現的那樣，當美國的對俄態度與英國的對俄態度出現背離時，英國將不得不調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在美國國內反俄情緒高漲的情況下，英國希望恢復英俄關係的努力註定困難重重。

2017年1月，特蕾莎·梅訪問美國，在同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會晤之後，表示將繼續維持對俄羅斯的制裁，並將進一步對烏克蘭提供必要的支持。隨後，原本計劃訪問俄羅斯的英國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訪問計劃，他為自己找的理由是，俄羅斯支持敍利亞的阿薩德（BasharAssad）政權。

在冷戰結束的那一刻，雖然俄羅斯和英國都已經結束了自己的帝國曆史，但卻沒有辦法與過去那頑固的記憶輕鬆告別。冷戰的結果賦予了英國人更多假想的道德優勢，使其無法以平常心看待俄羅斯國內的政治發展模式。但是英國並沒有辦法恢復足以支撐這些心理優勢的物質力量，既無法改變俄羅斯的態度，也沒有足夠的政策空間調整兩國關係的結構。可以説，在冷戰結束至今將近30年的時間裏，英俄兩國都無法擺脱冷戰遺留下來的舊思維與舊格局的限制。雙方在互信嚴重缺失的情況下，略顯迷茫地尋找兩國關係的合理定位，試圖為近年來近乎停滯的英俄關係注入新的前進動力，但迄今為止雙方努力的成效並不明顯。

互動與互構：英俄關係的歷史邏輯

英俄關係的歷史是一篇漫長而曲折的故事，在這段橫跨5個世紀的旅程中，英國與俄羅斯這兩個在人類歷史上都留下深刻印記的國家，通過持續不斷的交往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也在相互學習、合作與競爭中發現並塑造了自己。英俄關係的重要特徵之一，便是兩國在互動的過程中，也完成了對於國家身份的互構。歸納整個英俄關係的發展的歷史，其背後隱藏的歷史邏輯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作為海洋文明的學習者，俄羅斯是通過不斷向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學習而成長為世界大國的。

從17世紀末開始，俄羅斯一直都從西歐國家學習新的文明，並逐步將其吸收內化成為支持自我發展的養料。作為17—19世紀海洋文明的代表，英國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先進的國家治理體系，是俄羅斯學習的主要目標。在歷史上，俄羅斯每一次綜合國力的進步，都離不開對英國和歐洲的學習和模仿。從彼得一世改革到19世紀下半葉的農奴制改革，俄羅斯每一次重大進步的背後，都有英國和歐洲文明的影子。可以説，英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器物層面上的俄羅斯，而俄羅斯在歐亞大陸上的擴張，都仰賴於這種對於海洋文明的習得。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一個僻處歐洲邊緣的大陸帝國，俄羅斯的崛起具有以英國為代表的海洋文明向東方擴張的現代性意義。

其二，作為海洋文明的競爭者，俄羅斯在不斷挑戰英國的過程中也強化了“他者”的身份認同。

雖然在物質文明方面始終在向海洋文明學習，但俄羅斯在精神層面對於文化身份意識的堅守是相當堅決的。從基輔羅斯受洗開始，俄羅斯始終將自己視為東正教的正統代表，強烈的彌賽亞意識使其始終保有對自身文化身份的驕傲。在學習英國和歐洲的過程中，俄羅斯從未試圖改變自身的宗教與文化身份，反而將俄羅斯社會內生的集體主義精神作為推動國家發展的有效手段。俄羅斯雖然學習了海洋文明的器物形態，卻沒有接受其自由主義的精神內核。

雖然與海洋文明山水相鄰，但卻始終是海洋文明世界的“他者”。雖然始終在尋找出海口，但卻是一個典型的“中央集權式的大陸帝國”。因此，在歷史上俄羅斯帝國不斷擴大的過程中，即便不去刻意挑戰英國的霸權，也會被英國視為異質性文明的擴張。對於俄羅斯來説，這種挑戰行動構成了對於自我身份的強化，競爭的勝利所帶來的榮耀，成為延續大陸帝國的重要手段，幾百年的競爭也使得俄羅斯和西方都已明確了俄羅斯特殊的“他者”文明的身份。

其三，作為大陸帝國的代表，俄羅斯無力對抗作為整體的海洋文明，直接的挑戰最終都會以俄羅斯的失敗而告終。

從歷史經驗來看，俄羅斯在19世紀上半葉和20世紀中葉先後兩次擁有歐陸霸權的地位，特別是在蘇聯時期，成為歐亞大陸上最強大的陸上強權。在兩次達到國勢頂峯的時候，俄羅斯帝國都嘗試對海洋文明發起整體的挑戰，但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這種失敗的結果並非偶然，而是由於俄羅斯內在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遠不及它想挑戰的對手。即便一時處於上風，相持日久也必定因為力有不逮而走向失敗。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所言，俄羅斯的發展史始終處於“學習西方——帝國崩潰——重新崛起——陷入停滯——再次學習”的歷史週期之中，而每次失敗都給俄羅斯民族帶來嚴重的傷害。

其四，英國在20世紀50年代失去了海洋文明代表的地位，使得英俄關係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北方戰爭結束以後，英俄關係就擁有了非常明顯的超出了雙邊層面的意義。18世紀，英俄關係的走向就已經能夠對整個歐洲局勢產生直接的影響。到了拿破崙戰爭後，英俄關係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展到全世界，海陸帝國的競爭成為19世紀國際關係的主線。然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英國國力遭到了嚴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隨着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展，英國遍佈世界的殖民體系難以維繫。20世紀50年代，被迫退回英倫三島的英國失去了全球大國的地位，海洋文明的接力棒徹底交到了美國手中。

從這一刻起，英俄（蘇）關係實際上失去了全球性的意義，逐漸迴歸到雙邊層面，而在歷史上屬於英俄關係的全球性內容大多被納入美蘇關係的框架之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從冷戰後期開始，全球性議題已經很少在英蘇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英蘇關係本身也被美蘇關係的大框架所限制，部分失去了獨立性。這種性質的改變並未因冷戰結束而發生根本性的調整。當前英俄關係的總體模式仍然延續了冷戰後期的狀況。未來英俄關係的意義和定位是否會發生新的轉變，主要取決於俄羅斯的國際地位是否會出現明顯變化。

其實，所謂歷史邏輯就是在經歷了時間的洗刷和沉積之後，最終仍然能夠保持不變的那些核心要素。如果把英俄關係比喻成一條奔湧的大河，那麼這些隱藏在繁冗現象背後的歷史邏輯就是這條河的堤岸。雖然有時河水會因為特殊的原因溢出或者改道，但在宏觀時段上仍然會沿着堤岸的走向而前行。在我們分析和思考未來英俄關係的發展狀況時，這些歷史邏輯會與當代英俄關係中新出現的各種要素疊加在一起，對英俄關係的未來產生重要影響。

歷史邏輯的當代意義：不容樂觀的前景

與純粹的歷史學研究不同，國際關係研究者史海鈎沉的目的，是為了找到解讀今日世界的鑰匙，希冀對長時段的研究能夠為理解當代事務提供更加深刻的觀察視角。

這一視角的引入，對於當前英俄關係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如果我們僅僅將觀察的範圍停留在近幾年英俄兩國的具體事件上，那麼一定會困惑於兩國糟糕的互動方式。雙方並無直接的利益衝突，卻始終在為一些偶發事件爭執不休，而對兩國關係正常化所能帶來的共同收益視而不見。但只要我們理解了英俄關係的歷史邏輯，就會發現當前英俄關係的狀態所藴含的深刻時代背景，而未來英俄關係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將受制於下列這些由歷史邏輯演繹而來的重要體系性因素：

首先，英國國內對於俄羅斯的負面認知將長期存在。

俄羅斯是西方文明眼中的“他者”，這是英俄交往歷史中遺留下來的重要結論。從19世紀開始，英國國內輿論對於俄羅斯的態度就已經明顯轉向負面。進入20世紀以後，這種身份認知的差異又增添了意識形態的色彩。英國成為自由主義的旗手，而同時將蘇聯體制扣上了“奴役”的帽子，英國成為反蘇人士的天然集結地。英國國內對於俄羅斯的負面認知歷史悠久且根深蒂固，已經滲入到英國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批評俄羅斯”，在英國輿論場已經具有政治正確的意味，而對俄的積極態度在英國主流社會輿論中會受到嚴重的排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狀態很難改變。

其次，英俄關係受制於美俄關係的基本結構將長期存在。

20世紀50年代以後，在英國失去了全球性大國地位情況下，重新調整而形成的英俄關係結構至今仍在延續。在現存結構下，英國的外交政策以美英“特殊關係”為核心，整體上會遵循和配合美國的國際戰略，以此來爭取更大的國際影響力。這種結構的存在，意味着只有在美俄關係出現改善跡象的情況下，英俄關係才有可能獲得突破。而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支持，英國即使希望推動英俄關係有所改善，也將會囿於美方態度而被迫停止。2017年在特蕾莎·梅和特朗普會晤之後，英國暫停改善對俄關係的行動，就是這種結構性限制的表現。這種結構性制約將長期存在，美俄關係決定了英俄關係發展的“天花板”。

最後，英國與俄羅斯相互依賴較低，且難以在短期內獲得提升。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已不構成對英國的重大安全威脅，而英國更不能對俄羅斯構成威脅。隨着英國國際影響力的萎縮，加上對外關係上唯美國馬首是瞻，在重大的全球性問題上也幾乎沒有合作的空間。雙方在軍事、政治和全球議題上的相互依賴程度都很低。實際上，多年來稱得上支撐英俄關係的基礎就是兩國相對穩定的經貿聯繫，但由於英國石油自給能力較強，英俄兩國貿易額總量較小，最高年份也不超過250億美元，且俄羅斯的貿易順差很大。雙邊貿易大體上只能作為英俄關係的晴雨表，而不能承擔起兩國關係壓艙石的責任。綜合來看，受限於英俄較低的相互依賴程度，在英俄關係的發展過程中缺乏足夠堅實的支撐性因素。

所有這些限制性因素集結在一起，幾乎已經註定了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英俄關係發展仍將處於曲折前進的艱難時段。雖然近年來英俄兩國中央政府顯然都有意促使英俄關係恢復到正常狀態，特蕾莎·梅執政以來更是不斷在對俄關係上釋放出積極信號。但他們所面臨的現實情況是，美俄關係仍在持續惡化，歐洲國家對俄製裁又進一步延長，制約英俄關係改善的外部障礙仍然巨大。而英國國內輿論的態度也很負面，媒體對於俄羅斯的批評與反對聲浪此起彼伏，反對黨在對俄問題上對政府的行動也產生了極大的牽制。

更嚴重的是，由於相互依賴程度較低，英俄關係的改善對於兩國政府來説，都沒有特別迫切的需求。因此，英國政府在該問題上的推進將會慎之又慎，而俄羅斯政府也基本上不會在克里米亞等很多關鍵問題上做出主動讓步。最終，徘徊與反覆將成為未來英俄關係發展進程中的常見現象，很多時候都將出現在不同議題上進一步、退兩步的複雜狀態。

一言以蔽之，當前英俄關係的結構是歷史邏輯自然沉澱的必然結果，如果英俄兩國不能跳出由冷戰時代延續至今的歷史邏輯，那麼英俄關係的發展前景是不容樂觀的。即便因為一些突發原因出現短暫好轉，也會很快被拖回原有的邏輯陷阱之中。英俄關係的根本性改善需要兩國領導人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充分的戰略信任和堅定的戰略定力，但在現行英國政治體制下產生的領導人很難制定和執行長期戰略，英俄關係的改善進程恐怕仍將在困頓與挑戰中艱難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