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男圖鑑》合理嗎？國外的隱性性別歧視比中國嚴重多了_風聞

原題：性別歧視：顯性抑或隱性 ——基於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性別觀念差異的政治文化分析

作者：

劉笑言，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博士。 

唐文方，美國愛荷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公眾號：政治學人

伴隨着中共十九大落下帷幕，眾多西方媒體再一次對中國政治領域的性別平等議題展開熱議。BBC 新聞、紐約時報以及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結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尚無一位女性”以及政治局委員中僅佔4.9%的女性比例，將其與已經產生第一位女性領導人且有着高度女性政治參與率的台灣地區進行比較。他們不僅指責大陸地區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嚴重，是“真正遠離女性友好的不平等社會”，甚至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是“名副其實”的“男性沙文主義”國家。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通過對第六波（2010—2014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中關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調查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從當前的社會表象來看，台灣地區伴隨着大比例的女性政治參與數量的提升，公眾的性別歧視傾向遠遠地低於大陸地區。然而，台灣地區更加隱匿的性別歧視觀念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台灣地區公眾對公共政策議題的基本判斷，而這種隱匿的性別歧視傾向，在大陸地區卻微乎其微。

因此，在性別平等問題上，我們不能只看事物的表象，更應該看到事物的本質。只有這樣， 才能廓清對中國大陸抱有的性別歧視偏見的認識誤區，才能真正認識當前中國大陸在性別平等問題上的進步。

01

顯性與隱性：性別歧視的兩個維度

圍繞着性別歧視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所使用的概念也不一而足，如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偏見以及性別不平等，等等。其針對的具體性別也有所不同， 雖然多見於對女性的性別歧視，但也不能排除部分關於男性的性別歧視問題。

此外，西方對跨性別問題的研究使得性別歧視亦可用作對任何挑戰性別二元性的個體、態度或行為的貶低和排斥。此外，人們對“歧視”本身的爭論也不斷湧現，如“差別對待”並非“歧視”等。

本文無意於對性別歧視的具體概念爭論，而僅將其用來指代那些認為男性在各方面均優於女性的觀念和態度。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中的性別歧視亦可用作男性偏好或男性沙文主義。

國內外目前對性別歧視問題的研究，大體集中在制度、結構和文化三個維度上面。制度層面主要包括分析女性公共參與過程中所遭遇的制度性排斥，結構層面關注女性參與資源上的劣勢，如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庭負擔重、工作能力有待提升等。相對於前兩者主要從客觀上分析外部社會環境對女性的差別對待以及諸多限制作用，另一部分學者嘗試從性別社會化角度討論女性主觀參與意願不足的傳統文化因素。

所有這三個維度的邏輯基礎是：女性在各領域代表權的增加，將在形式上有助於扭轉導致性別歧視的不平等局面。這很容易理解，數量和比例的增加確實可以更加直觀地代表女性權利的提升。但增加到一個怎樣的標準才能真正有助於女性利益，又需要多久才能對公眾的性別歧視觀念產生實質性撼動作用，則是另外兩個更有意思的問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坎特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了不低於30%的結論，認為只有當某一組織的特定羣體成員規模達到一定比例（30%），才能夠真正改變該組織中特定羣體成員的邊緣化體驗並促進羣體成員的自發行動，進而形成了“臨界規模理論（the critical mass theory）”。

這一理論在對提升女性羣體代表數量的研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女性參與比例提升至30%可以有效保護女性權益，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們對“男”或“女”的性別角色認知，但是否能夠將 歧視觀念予以根本改變，數量本身則顯得有些單薄， 需要我們將其放置在更大的政治文化論域中討論。

英格爾哈特曾經指出：“文化是一個在社會內部被廣泛共享的態度、價值觀和知識體系，代代相傳。在文化中比較核心的和較早習得的部分是不容易被改變的。”在西方競爭性政黨制度環境下，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經過嚴謹的分析得出結論：即便脱離制度和資源方面的束縛，仍然有一種重要因素制約着公眾對候選人的性別偏好，這就是政治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

這種基於傳統性別觀念產生的刻板印象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有着積澱深厚的文化基礎，不僅僅影響着女性政治參與的主觀意願，也影響着公眾對領導者的性別偏好，而這種隱匿的性別歧視觀念，因為並非直接指向對“男”“女”性別的偏愛而常常不被人所發覺。西方政治文化領域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歷經數十年，在一系列調查實驗的實證研究基礎上發現：在這一隱性性別歧視觀念的主導下， 女性候選人往往更傾向於選擇與她們性別角色期待相一致的部門和職務，或者嘗試在相關政策措施中施加更多的影響力（例如撫老育幼、照顧病患、社會服務、女性權益和環境保護等方面通常有更多的女性身影），並逐漸形成了所謂的“女性事務/粉領工作”。

Lindsey Meeks 和David Domke 曾指出：“（女性長期處於私人領域的）歷史促成了一種男性中心主義文化主導的政治概念，在這種政治概念中，男性特質和政治特質經常是相互替代的。”出於對政治活動和具體職務的既有認知，公眾往往對男性領導更加信任，並習慣於將領導力、扶危濟困和無畏果敢等特徵加諸在男性身上，更是不自覺地將經濟發展、打擊犯罪、軍事發展視作“男性事務（men’s issues）”。而在整個國內政治環境處於“男性事務”為主導時， 公眾的隱性性別歧視觀點常常使女性候選人處於不利地位。

所以，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響下，傳統的性別歧視觀念從一種簡單直接的因候選人的性別“不勝任”（多數為女性），轉向了更為隱匿的對政策本身的“性別”劃分，進而表達為一種對政策“性別”與候選人“性別”之間的“不匹配”或“不適合”。如果我們將前者視為顯性的性別歧視，那麼後者則為一種不為人察覺的隱性性別歧視。二者密切相關，又有所不同，發覺並改善隱性的性別歧視需要更長的時間。

2 大陸與台灣：性別歧視孰輕孰重

長期以來，由於在大多數人眼中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均沿襲於儒家文化圈，但二者又採取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形式，所以，西方學者特別喜歡將兩岸不同的社會現象歸因於政治制度的差異。這樣一來就造成兩方面的後果：一方面，關於性別平等衡量指標之一的數量被片面強調，以觀念為體現形式的文化被忽略，或被女性比例等現象簡單代替；另一方面，由於對儒家文化的過度強調，大陸地區的社會主義文化被選擇性忽略。而這種忽視，恰恰省去了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通過對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的分析，我們設置了兩組數據：一是針對兩性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優先性，用來代表顯性的性別歧視觀念；二是針對公眾對具體政策的性別屬性來發掘兩岸公眾的隱性性別歧視傾向。結果發現，大陸地區的公眾確實比台灣地區公眾具有更強的顯性性別歧視觀念（約增加12%）。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台灣地區近年來女性公共參與（主要是政治參與）的數量優勢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學界所謂的“臨界規模”效應，即台灣地區公眾的顯性歧視觀念在近20 年來發生了明顯改觀。但是，從具體數據分析中我們同時發現，這種規模效應在男性羣體中發揮的作用明顯高於女性羣體，在青年羣體中的作用高於中老年羣體。

也就是説，時至今日，台灣地區公眾總體上的顯性性別歧視明顯低於大陸地區，但這一結論目前更多地集中於男性羣體和青年羣體。儘管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地區，總體趨勢均是年齡越大其顯性性別歧視觀念越強，但二者的變化趨勢值得關注。台灣地區公眾在總體上伴隨着年齡的增加，其歧視觀念亦隨之加深。大陸地區則遵循着不同的發展脈絡：相比於18~29 歲羣體，40~49 歲羣體與其之間的差異成為一個峯值，顯性性別歧視程度增加5%左右；隨後差距逐漸降低，60 歲以上的年齡羣體與 18~29 歲年齡羣體的差距最低。也就是説，同時比較兩岸50 歲以上的年齡羣體，我們進一步發現，伴隨着年齡的增加，大陸公眾與台灣地區公眾相比，其性別歧視觀念越來越低。

這個發現支持了文化的惰性發展理念。早期研究表明，在被譽為中國“黃金年代”的20 世紀50 年代成長起來的羣體，在其人生早期（個體的社會化過程完成之前，通常在16 歲左右）經歷了中國最為徹底的意識形態文化教育，在社會主義文化洗禮下，其總體上的性別平等意識要高於20 世紀其他年代的人羣。而且因為這一文化影響發生在其社會化過程完成（16 歲）之前，所以對其一生的價值觀念產生了持續性影響。

本文通過羣組分析（cohort analysis）驗證了這一結論，第六波世界價值觀調查於2012 年在中國大陸地區展開，在當時達到60 歲以上的羣體基本出生在1952 年之前。也就是説，他們在個體社會化過程之前的整個兒童和青少年時期都是在20 世紀50、60 年代度過。而數據也恰恰證明了，他們的顯性性別歧視觀念幾乎與2012 年達到20 歲左右的青年人（90 後）一樣低。這進一步證明了，大陸地區早期通過政府強力推行的男女平等意識形態教育，即便因為其由政府主導而遭到了西方女權主義者的批評， 但其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男女平等”觀念卻實實在在地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而在隱性性別歧視方面，大陸的表現則更為突出。從總體來看，無論是經濟建設、軍事發展等在西方文化傳統上被認為是“男性事務”的政策類型，還是環境保護、教育衞生等西方傳統上被認為是“女性事務”的政策主張，絕大多數台灣地區公眾對此均表達了強烈的認同；大陸公眾對此卻不以為然。

我們通過一系列數據挖掘比對之後發現，絕大多數大陸公眾從未將這些政策與特定的“性別”屬性直接掛鈎，或者換句話説，在社會主義文化影響下的大陸地區，公眾的潛意識中對公共政策並沒有所謂的“男性事務”或“女性事務”之分，他們心中的“政治”與“性別”之間並沒有與台灣社會一樣明顯的相關性。

這一發現也許由於顛覆了一部分人對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的“常識性”判斷，而讓人覺得有些許“不可思議”。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我們肉眼可見的具體鮮活的現實是，一路低迷的大陸女性政治參與率導致包括大陸受訪者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大陸地區的性別歧視觀念遠高於台灣地區。

然而，當我們如抽絲剝繭般將隱藏於政策傾向背後的性別偏好揭示出來以後，所謂的“現實”卻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顯性性別歧視相對較高的大陸地區卻具有極低的性別“匹配”意識，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社會主義勞動關係中，‘工人’的性別差異是隱性的、多餘的。女性被帶入工業、重工業及軍事工業等‘男人的世界’之中。……在官方的管制實踐中，通過宣傳與制度化安排，性別差異被淡化得毫無意義。”

​也就是説，不僅僅是20 世紀50、60 年代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而且涵括各個年齡層次、成長於各個年代背景下的大陸公眾，在整體上都具有極低的隱性性別歧視傾向。即便是那些沒有經歷過20 世紀50、60 年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年輕人，即便他們的成長經歷伴隨着20 世紀80、90 年代大陸地區主張“婦女回家” 的儒家傳統文化回温，都無法改變或挑戰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文化基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毛澤東提出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理念，在改革開放以後愈發強調性別差異的大陸社會，雖然逐漸不再具有其曾經的熱度，但卻已經內化成大陸公眾最為基本且不自覺的價值理念。這也最為直接地解釋了為什麼大陸公眾並不認為“政治”與“性別”具有某種相關性，更不認為任何公共政策需要與“男性事務”或“女性事務 ”進行匹配，更不存在哪個性別“更合適”或“更勝任” 的問題。因為大多數大陸公眾依然相信，“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

我們對大陸社會微乎其微的隱性性別歧視傾向的發現與年齡羣組分析結果，共同佐證了社會主義“男女平等”文化對大陸社會的巨大影響。相比於年齡羣組分析更進一步的是，我們對兩岸在隱性性別歧視方面反差現象的發現，促使我們關於政治文化問題的討論不再僅僅集中在一代人，或者聚焦一個時代的烙印，而是發現了政治文化所具有的縱貫幾代人的持續的震盪性力量。這也要求我們將兩岸社會今天所呈現的截然相反的兩種性別歧視傾向，放置在更大的政治文化框架中進行討論。

03

“性別歧視”觀念差異： 昨天的“因”和今天的“果”

數據結果看似出乎意料，實則不然。事實上，對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來説，男女平等事業經歷了不同的發展軌跡。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直到改革開放的30 年間，大陸地區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實行了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意識形態宣傳輔之以一系列政策激勵和保證措施，促使大批女性投身公共領域，並從事那些傳統上“只能由男性做的工作”。

在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保障下，大陸地區的婦女教育、就業、收入以及健康等指標均超過同等發展水平的市場經濟體（如印度）。到了20 世紀70 年代，“女性必須工作的理念深入人心，以至於女性自身已經不覺得‘為什麼需要工作’的問題具有任何合理性”[5]。

與此相伴而生的是，計劃生育政策和全能政府共同保障了女性順利地與私人領域的照顧角色相疏離，公眾對女性傳統上的刻板印象得到最大限度的顛覆，這種“極化”的政策標誌着大陸地區進入了性別平等的政治正確時代。而同時期（20 世紀70 年代之前）的台灣社會正在經歷其工業化社會發展經濟的早期階段，儒家“重男輕女”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地影響着整個台灣地區社會，“男女平等”觀念距大多數台灣百姓的生活仍舊非常遙遠。

20 世紀80 年代逐漸成為兩岸性別歧視觀念發展的分水嶺。大陸地區的改革開放逐漸放棄了計劃經濟時期全能政府的發展理念，政府選擇性退出社會建設領域，在市場經濟發展浪潮下，“經濟效益”在各行各業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在這種環境下，女性由於自身的生理原因和繁重的家庭照顧責任日益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傳統文化中的“重男輕女”思想呈現“回潮”的態勢。

而同時期的台灣地區，經歷過20 世紀70、80 年代的經濟現代化和90 年代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公民社會發展日益成熟，其長期與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溝通，促使源自西方的後現代價值觀念得以順利地傳入台灣地區。作為後現代價值理念重要組成部分的男女平等意識，在台灣地區的整個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最為顯著的進步。

進入21 世紀以來，台灣地區女性的政治參與程度在亞洲地區首屈一指，在“立法院”的女性“立法委員”總數佔比近33.6%，遠超過聯合國發展署提出的在立法機構和決策職位中實現女性佔 30%的目標。而相對於台灣地區來説，改革開放以後，大陸地區的女性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所佔比例長年維持在21%~23%左右，明顯落後於台灣近十個百分點。

但即便如此，一部分學者依然指出，台灣地區儘管經歷了現代化，但仍然受到儒家傳統觀念的主導性影響；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對人們基本價值理念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視的強大慣性，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意識形態作用依舊在持續地影響着大陸公眾的價值判斷，這也直接決定了兩岸在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呈現截然不同效果的性別歧視觀念。

大陸地區飄高的顯性性別歧視其實不難理解。雖然相對於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來説，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大陸女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獲得了更多的管理職位，但這只不過是一些名義上的工作， 並沒有讓她們因此獲得更多的羣眾認同。而對於台灣地區來説，長期施行並且相對穩定的競爭性政黨選舉制度為女性政治參與贏得了便利的條件，伴隨女性“立法委員”的持續增加和政黨主要領導人的性別調整，使得最近十年來台灣地區公眾對女性政治領導人越來越能夠認同。

在“政治”這個最具“男性化”特徵的領域湧現越來越多的女性代表之後，台灣地區民眾的顯性性別歧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抑制。這一結論通過前述實證分析得到了部分的證明。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公眾對女性的顯性性別歧視明顯高於台灣地區，一方面源於大陸女性政治代表比例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凸顯了選撥制下大陸女性領導人的無力感。

不過，對於顯性性別歧視來説，更具性別平等意義的選舉制度和現代化教育的普及，常常可以作為對其進行改善的有效路徑，但隱性性別歧視的存在則具有更深層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也就是説，由於儒家傳統文化在台灣地區社會的主導地位，性別歧視觀念逐漸退居在政策背後通過一種更為隱匿的方式影響着台灣地區公眾對政策傾斜的判斷。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回看台灣地區顯著低於大陸地區的顯性性別歧視現象，便會發現：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早已進入到後現代發展階段，其發展重心逐漸從工業時期的“男性事務（men’s issues）”過渡到後工業時期的“女性事務（women’s issues）”時代。所以，與其將台灣地區顯性性別歧視的逐年降低解釋為台灣地區女性地位的提升，不如説是台灣地區強大的隱性性別歧視適時地迎合了地區發展的時代需求。

而在大陸地區，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立政權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始終發揮着主導性作用，通過意識形態和政策保障給予女性獨立生存和發展的強大支持，無論其最初的政策目的為何，其政策的結果則是在事實上消解了長達數千年的儒家“重男輕女”的傳統文化。所以，即便當前大陸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顯性性別歧視程度較高，女性地位出現短時間的下降，但已經深入到文化機理中的性別平等觀念並不會因此而沉寂，而是以其持久的韌性支撐着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革。

男女平等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大陸的婦女解放事業取得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是很多發達國家都難以企及的驕人業績。而且，這些成績並非僅僅作為標誌性的里程碑鐫刻在歷史的記憶中，更是作為一種極具活力和穿透力的文化聲波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中國百姓的基本價值觀念。

當前，在全世界都陷入對女性參與數量和比例的迷思甚至藉此質疑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之時，我們需要對“性別歧視”問題的實質保持清醒的認識和清晰的判斷。當然，面對外界對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女性政治代表數量不足的指責，我們也應當反思，如何在現有制度環境下儘可能地為女性參與高層政治生活打開便利之門，打破“玻璃天花板”，這需要我們對制度予以完善進行不斷探索。

**然而，需要明確的是，數量和比例並不能説明一切，二者的降低並不意味着“性別歧視”抑或“性別歧 視觀念”的提升。**對於隱性的性別歧視觀念這個一直困擾大多數西方國家性別平等事業的最難跨越的瓶頸，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卻早已被成功克服。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婦女從未真正頂起過半邊天”的戲謔調侃，要麼是由於他們對中國的無知，要麼是戴着有色眼鏡的區別對待。對此，中國在性別平等領域的實踐已經給出了並將繼續給出滿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