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十二人畫展》_風聞

黃阿忠  (作者為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落葉飄零  帷幕拉啓

1979年1月，天特別冷,寒風凜冽,路旁梧桐樹黃枯的葉子都已吹落得差不多了。《十二人畫展》在地處鬧市的大世界旁邊，滬光電影院隔壁的上海市黃浦區少年宮如期展出。展廳在二樓，走上並不寬闊的樓梯，一個轉身就到了。展示空間也不大，但布展卻很別緻，四方的展廳用展板搭成一個“X”形狀，這種佈置既增加了展線，而且又有形式感，這在以前的展覽中沒有見過。特別引人耳目一新的是，在展出時播放西方的交響樂，貝多芬的富有悲壯色彩的命運交響曲，大有為自己的命運擔憂的情感，我感到，音樂營造了此時此景的氣氛。 

《十二人畫展》開幕那天，沒有領導，沒有嘉賓，也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展廳裏只有我們12 個畫家，還有各自帶來的親朋好友，以及聞訊趕來的觀眾。因為有平時並不多見的作品，有獨特的佈置，還有聞所未聞的、一般來説在那些年月不敢播放的西方音樂，使之開幕就變得特別有意義。有必要記下其他參展的 11 個畫家，他們是孔柏基、沈天萬、陳鈞德、陳巨源、陳巨洪、 錢培琛、徐思基、郭潤林、韓柏友、羅步臻、王健爾。 

圖 | 本文作者黃阿忠在人民公園拍的肖像照

嚴寒已過 冰封消融

展覽沒有現在那樣設計精緻、印刷精良、豪華的請柬，而只是用粉紅色招貼紙，油印了展覽名稱、時間地點等所謂的請帖。就是這一薄薄的類似通知一樣的紙片召來了眾多的觀看者，當然也有許多口口相傳前來的，包括每個畫家的親朋好友，和不期而至的前往展廳參觀的人。

畫展開幕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這裏每天都湧進很多觀眾，把展廳塞得滿滿的。大家穿梭在畫作前觀賞、品味、琢磨，顯得格外的興奮。聞訊而來的不乏名流，似乎各界人士都有，不知道是誰邀請他們的。人們的熱烈、喜悦之情加上久違的展示場面，與窗外的嚴寒，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反差。我在展覽現場轉悠，看着那些觀眾，不禁為這種場面深深地感動。

在過去十年的非常歲月中，藝術上推行的是千篇一律的概念和各種相同的畫法。儘管人們厭煩透了這種做法，但是還在不斷地重複“紅、光、 亮”“假、大、空”的那種虛假的藝術形態來創作，這樣導致美術展覽中出現許多不可避免的相似。 

現在《十二人畫展》衝破了樊籬，一反十年來貫用的藝術形式，大膽地走上舞台，用他們的作品向人們喊出了心聲——藝術應該要有各自的面貌! 

《十二人畫展》橫空出世，同時也預示藝術的新時代來到了。展覽獲得那麼大的成功，這是我們始料不及的，也沒有想到，這個展覽將會在美術史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

圖 | 《十二人畫展》現場；

靈性迴歸丹青靜遠展覽期間，我們輪流值班，在展廳導覽，為大家講解作品，同時也夾帶着宣傳自己的作品，和藝術思想、藝術主張等等。

參展畫家沈天萬、孔柏基在十二人中是年紀最大的，其實當年也五十歲不到，但是學生不少，大家都前來捧場，有的連續來了好幾天，這也為熱烈的場面增添了許多氣氛。孔柏基給學生講他的油畫棒，講材料、色彩、意境等，引起不少人圍觀，使得大家又瞭解更多的油畫棒知識;沈天萬開過畫室，性質和現在的美術學習班差不多，在那裏得到培訓的學生很多。學生們今天也來了，都站在沈天萬邊上，聽他講法國路子的畫。當時流行蘇聯一套繪畫方式，而沈天萬沿承的是法國路數，這對於圍觀者來説，是很新鮮的;陳鈞德那年四十剛過，他不搞主題創作，而崇尚寫生，常常一個人扛着畫框奔走在淮海路、復興公園、外灘等地。他的油畫很有風格，色彩濃郁，線條凝重，有着很沉重的歷史滄桑感。他的《有過普希金銅像的地方》油畫，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這幅 畫似乎是對那個時代的控訴，因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陳巨源、郭潤林兩個人畫的是水彩，其畫法亦不同於所謂傳統的畫法，包括蘇聯繪畫的畫法，還有被稱為海派的常見到的水彩風格。我看，他們的風格基本上是來自歐洲，或是英國，不過他們兩個人各有追求，也不盡相同;錢培琛、徐思基都是畫油畫的，他們都是教師。 錢培琛教數學，畫畫對於他來説是不務正業，然興趣愛 好是阻擋不住的，他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在了畫畫上。正因為“野路子”畫的東西就有特點，他的那幅《不夜城》，在展廳中不知道吸引了多少觀眾。徐思基在教 育學院做教研員，自己的創作和教研也並不一致，他畫的蘇州河、城市、街道等，那種凝重的色彩，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 

圖 | 武漢中山公園展門口，右起：孔柏基、錢培琛、陳巨源

陳巨洪的國畫別具一格，獨樹一幟，可以説在那個時候並不多見。他取屈原《九歌》《離騷》等為題材，採用的是非主題的表現方法，但在筆、墨上出了新意，故而在展廳中特別耀眼;羅步臻、王健爾他們兩個人都是畫山水的，各自師從名家應野平、陸儼少。然他們卻也自創一套，強調的是個性、風格，就他們自身的作品，就已經是衝破了許多禁錮，更不用説整個展覽了。 

韓柏友比較特別，他出身書香門第，胖胖的，戴了一副金絲邊眼鏡，斯斯文文的。他曾在北京一所高校教過書，因為説了許多他認為“幽默”的話而被打成了右派。後來“遊”到上海，和母親在一起相依生活。 他的畫是林風眠一路的，有立體派的影響，這些畫在宣紙上的粉彩畫在展廳裏也顯得很特別。 

我在這十二人中年紀最小，且剛從戲劇學院畢業，很多作品還帶有一點學生氣。不過，這幾年和他們一起畫畫、交流，多多少少受到影響，有時畫面處理色彩會比較激烈，用筆或許也是“狂野”的。因此，我的作品也和同輩的畫家不同，他們戲稱我是最早開始“現代”的， 直到今天再來看這些作品，我覺得都還蠻有意思。 

春臨大地花開滿園

“探索、創新、爭鳴”，展廳裏六個醒目的大字，佈置的方式沿襲了大字報的貼法，此等情形在這裏出現，倒也有特別的意義。六個字是郭潤林堅持要寫的， 似乎是展覽的主題、宗旨，同時預示從這個展覽開始將迎來一個新的天地。 

圖 | 郭潤林在《十二人畫展》

前言是一首詩，寫得很抒情，很有張力。

嚴酷的冰封正在消融

藝術之春開始降臨大地

戰勝死亡的威脅

百花終於齊放

從密封固鎖中解脱出來

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下

呼吸着清新的空氣我們的藝術生命復活了每一個藝術家有權選擇藝術創作的表現形式有權表現自已深深眷戀的題材內容把靈魂融化進去使藝術之樹常青舊時代過去了新時代已在召喚我們將努力創作為中國文學藝術的全面繁榮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詩是陳巨源寫的，他是我們這裏的才子，發表了很多論文，這是他的吶喊，也是我們大家的心聲。觀眾進門後，都被這六個大字和陳巨源的詩震撼了，想想也是，有多少年沒有看到過這樣真情的文字啦。他們紛紛拿出筆和紙，一邊看，一邊抄寫。大家邁開腳步，聚集在畫前悄悄地説着話，交流他們的體會，那種衝破樊籬的喜悦，彙集成一闋強有力的序曲，與之展廳中迴旋的悲愴雄壯的音樂，構建了藝術和時代的命運交響。

我在展廳中見到了著名詩人蘆芒，他也是畫家，而且是以畫牛著稱。那些年他名聲很大，當他出現在展廳時，大家都圍着他，用現在的話説是他的粉絲跟着慢慢移步，他一邊認真地看一張一張作品，一邊講解評論。當走到我的作品前面時，他反覆來回看了幾次，有人跟他説，這是我的作品時，他高興地對我説:畫得好，生動、 有氣韻，有靈氣，同時問，這是寫生的嗎?我回答都是寫生的。而後講了幾句使我為之一震、終生受益的話 :“面對一片風情、景物，並不需要都去鋪開畫具寫 生，而是做一個心裏默默地一筆一畫的寫生，用心寫生， 畫心中的風景”。“畫心中的風景”這句話像是一道閃電， 劃開了我的那些固有的審美，照亮了我的繪畫空間。 

時代召喚往事隨風

《十二人畫展》這樣一個自由組合的展覽，應該是在一個大氣候下做成的，它乘着改革開放的春風而來。然而，要做成這個展覽，我們也花費了很多功夫和擔當了很多風險。最先，我和徐思基、錢培琛等在我組織的全市性的《寫生畫展》的開幕式上認識，大家談起組織部分人舉辦畫展之事，後來又經過多次碰頭商談。與之同時，沈天萬、陳巨源等人也在商量此事。經錢培琛的引見，我們這兩撥人在山東中路沈天萬家碰頭，經過反覆商議，進行了方方面面的討論，並把人員擴大到了12 個人。另外，選擇場地也在同時進行，當時比較正式的展覽場地是不讓我們進場的。因此我們去找公園、 文化館、俱樂部等場所，無奈公園展覽場地太小，文化館、俱樂部的領導心有餘悸，不敢輕易答應，或是場地不符合展覽基本的要求而作罷。最後還是羅步臻的單位，黃浦區少年宮同意我們在他們那裏舉行展覽，還為我們在報紙上登了一個豆腐乾大小的廣告，對我們非常支持。 

《十二人畫展》的展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時，也引起了上海市美協的注意。時任美協秘書長的蔡振華把我們召集起來開會，主要內容是問大家，這個展覽是怎麼組織起來的?誰起的頭?上報了美協沒有? 

圖 | 湖北中山公園《上海12畫家美術作品展覽》展前準備

那次開會時12 個人也沒到齊，我們回答 :展覽是大家自由的組合，沒有領頭人，如果有問題，文責自負。 我們以只要作品沒有反動的、黃色的就可以展出這句話為由，回答蔡秘書長。我記得好像當時周恩來總理在一個什麼場合講過這句話，這樣，蔡振華也就沒話可説了。 其實我們早就料到會有這些問題，大家互相間都有共識，故應答也比較一致。

《十二人畫展》展出時北京美協主席劉迅正好到上海，他看到展覽非常激動。也召集大家碰了頭，對我們表示出極大的支持。恰好《美術》雜誌編輯慄憲庭在上海，也看了展覽，他們都説要把展覽移到北京。但是過了好些時候沒消息，原來劉迅回去後提出，希望把展覽到北京展出，可還是遇上了阻力。不過他説動了《美術》雜誌，讓他們刊登《十二人畫展》作品和消息，也獲得同意。同時又把此展介紹給了湖北美協主席周韶華，周韶華也是思想比較開放的領導，他馬上着手組織《十二人畫展》到武漢的展覽事宜。要知道，那時能夠這樣做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們大家心裏有數。

不久，1 9 7 9年 5月號《美術》雜誌刊登了介紹《十二人畫展》的文章和部分作品，上海的朱樸先生撰文，文章以介紹這個展覽為主，沒有發表什麼觀點。我知道，當時朱樸先生也只能這樣去寫，然而，接受寫這篇文章，也是有勇氣的。《美術》雜誌同時也刊登了《十二人畫展》部分作品，其中有陳鈞德的《有過普希金銅像的地方》、孔柏基的《岳飛》、韓柏友的《宇宙峯》、陳巨源的《路》、錢培琛的《不夜城》以及我的《陽光》等。 

圖 | 錢培琛在《十二人畫展》

1979 年 3 月，《十二人畫展》在武漢中山公園展出，不過，畫展的名字改成了《上海12畫家美術作品展覽》。 或許是出於不要太引人注目的原因，或許是某個領導的意見，反正，作品能夠展出，我們也不在意了。展覽在武漢展出時我沒去，因為名額限制，12 人中只去了三個。 

同年6月，《星畫展》在北京展出。 

改革開放的第一年，思想解開了束縛，行動邁開了大步。南、北的兩個展覽吹響了文化復興的號角，隨後，各種樣式的展覽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了出來。

圖 | 《十二人畫展》現場

歲月流年星光物語

四十年過去了。

孔柏基在《十二人畫展》後舉辦了好多展覽，作品的題材在不斷地拓展，畫畫的載體從宣紙、卡紙到布，形式也隨之產生很大的變化。他後來去了美國，仍創作不斷，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影響。今年3月，他因病在美國逝世。陳鈞德一直在上海，堅守着自己的信仰，保持着自己的激情，並把他的寫意油畫不斷地 推向新的高度。沈天萬已經奔“九”了，但是創作熱 情依然高漲，近年來辦了很多畫展，也不斷有新作問 世。

陳巨洪不知道去了美國還是加拿大，沒有了聯繫，也不知道他的繪畫風格變成啥樣了。郭潤林也去美國了，回來過幾次，每次回來總要約大家見個面，吃一 頓飯，互相交流一下。有一次回來還帶了許多在美國 畫的水彩，尺幅很大，從技巧看，長進了不少。錢培琛去美國發展，畫風有很大的轉變，其間也回上海辦了一次個展，讓我去主持，我還為他在晚報上寫了一篇文章。目前他在上海，年紀也快八十了，和一批青年畫家在一起寫生，幹勁十足。陳巨源在上海，經常有文章發表，還在莫干山路搞了一個工作室，整天畫畫，寫評論，樂此不疲。

徐思基去日本幾年，早回國了，後來搞環境設計，現在退休了，在家裏面還是畫畫、寫寫。《十二人畫展》後，韓柏友在上海待了好多年，我和巨源常和他在一起喝喝茶、看看畫，討論討論，後來他去了美國，最後因病在美國去世。當時郭潤林打電話給我，告訴他去世的消息，我的眼淚汩汩地流了出來。羅步臻、王健爾還是繼續他們的山水創作，儘管他們都去過國外，但最後還是回到了國內，畢竟中國畫的根在中國，這裏有滋養他們的土壤。我沒能去國外，只是堅守在自己畫畫的崗位上，從原先的文化館到大學，一步一步，一個腳印跟着一個腳印，孜孜不倦，沒有離開過繪畫的事業。

時間過去了四十年，改革開放像是和煦的春風，吹拂着文化、藝術，百花苑萬紫千紅;《十二人畫展》 猶如雨後的陽光，讓我沐浴清透、温暖，為我的心靈打開了一扇大門，讓我走上了一條堅實的藝術道路。

歷****史在這裏重聚

——《十二人畫展》部分畫家座談發言摘要

本刊編輯部

**陳巨源：**2013年6月，我在《上海採風》上寫過一篇關於《十二人畫展》的文章。《十二人畫展》實際上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在上海，另一部分在武漢，武漢部分是我和羅步臻一起做的。一開始是醖釀階段，後面階段就是怎麼把畫展辦起來。沈天萬是《十二人畫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沈天萬事業心比較重，我比他小8歲，跟他是同事，又認識比較早，他一直有緊迫感，覺得歲月不饒人，再不做這輩子就沒有成就了。《十二人畫展》有一個成功的關鍵因素，是當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1976、1977、1978這兩三年膽子都很小，大家心有餘悸沒有人敢出頭做事情。我們敢出頭，是因為沒有其他人名氣大，我們沒有什麼顧慮。這樣反而有機會，我們幾個人都是這樣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受衝擊的人很多，當時辦展覽一律要報批。我畫的劉海粟的肖像到現在都沒有展出過。“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劉海粟還沒有解放，很多人有顧慮。徐彙區有一個水彩畫展，是我跟另外兩個人組織的，我想我肯定可以拿出去展覽，結果不行，還有一次是盧灣區搞畫展，我拿出去展覽也不行，審查沒通過。我們辦《十二人畫展》的時候，美術界很多人都來看，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很厲害，但是他們對我們抱着希望，看看你們先出頭。

關良也來，美院、美協的人都來了，美協的秘書長蔡振華也來了。他們不説話，就是看看。後來有關方面通知我們去開會，想勸我們別搞。現在年輕畫家覺得辦畫展很容易很方便，我們那時候要審查審查再審查，可能拖幾年才同意。《十二人畫展》衝開了這扇禁錮的門，否則後面可能還有一段比較長的限制時間，我們的功勞就是在正確的時候做了正確的事情，我們被歷史承認了。

​這個畫展之所以被寫進中國美術史，意義也在這裏。我們其實並不比別人水平高，當然後來我們每個人在藝術上都得到了提高，進步了，但是當時只是我們勇氣比別人足。我們是碰到了機遇，這時候做了這個事情，這個機遇就是我們的。是歷史選擇了我們，我們不做可能也會選擇其他人來做。

畫展過程中我們是可以自己換畫的，我們希望多展出一些自己作品，給觀眾看到更多的作品。有的沒開展前就把畫換好，有的是開展後換過畫。《十二人畫展》我展覽的都是水彩畫，“文化大革命”前我是搞油畫創作，在單位裏畫毛主席像，畫《你辦事我放心》這些東西，也創作一些符合政治需要的題材。後來我改畫水彩畫。這裏要重點説明一下，那個年代，像這類畫展還是有一些的，《十二人畫展》前，有徐彙區的水彩畫展(1977年)等好幾個畫展。

但這些都是上頭審查過的，而《十二人畫展》區別在沒有上級審查，完全是藝術家自己做主的畫展。這是個巨大進步，也是劃時代。當時為什麼審查，就是創作基本上都是關於政治主題的，這就當然需要審查了。如果你是單位裏面的人，一不小心的話就可能讓單位也受牽連。專業搞美術的，比如出版社的、畫院的，他們膽子都很小，我們膽子很大。

圖 | 座談會後合影。前排左一為沈天萬，右一為陳巨源；後排左一為崖麗娟，左二為王建爾，左四為徐思基，右一為沈飛德，右二為黃阿忠（章潔攝）

畫展那首詩是我寫的，怎麼構思的？ 我喜歡美國的詩人惠特曼，我借用了他的創作手法。我平時散文也寫，格律詩也寫，現代詩也寫。當時就寫下這首詩表達我們的心情。 

**錢培琛：**歷史已經過去了40年了。回憶《十二人畫展》，很多往事已經很茫然，但是看了黃阿忠寫的文章，還是勾起了很多回憶。《十二人畫展》不像當時北京《星星畫展》政治性這麼強，我們強調“文責自負”，我們自己約束自己，自己審查自己，以避免帶來不良的政治後果。我們當時認真討論過人體畫要不要展覽，最後決定不展出人體畫，不要太觸犯一些敏感的事情。陳巨宏畫了古裝的人體。

剛開始我跟徐思基一起討論辦畫展，後來知道其他幾個人也有這樣的想法，剛好碰在一起了。要説發起人，沒有哪個人出頭發起，就是幾個人同時建議。當時我們幾個人一起商量做這件事情，是一種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認為，如果沒有我們這12個人，還會有其他人會做這件事的，因為歷史走到這時候必然會發生。

不是我們12個人與眾不同，我們只是勤勤懇懇地在做繪畫的事情。《十二人畫展》我總覺得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一種必然性。還有我記得當時門票3分錢，我陪一個朋友來看，所以也買了一張，門票可惜現在找不到了。

《十二人畫展》在當時影響很大，影響到國外。我記得當時公安局也很注意我們畫展的動態。還有紐約的一家中文報紙《華僑日報》記者正巧在上海，就通過關係來文化宮採訪我們，他看到我的作品《上海不夜城》時，就説：這幅畫至少值1000美元。在當時是天價，嚇了我一跳。

**沈天萬：**辦《十二人畫展》我是沒有顧慮的，如果有顧慮我就不出來了。每件事情都考慮得非常仔細才做是沒有的，我反正基本上沒什麼顧慮。我覺得畫畫是我的自由。當時也沒有完整地考慮到這個畫展辦成什麼樣、結果會怎麼樣，也沒想到後來影響這麼大。但我們都認為，藝術被禁錮的這扇門應該打開了，至於能開到什麼程度並沒有非常仔細的考慮，每個人都覺得現在非要走這條路不可了，我們覺得創作藝術這件事情是積極的、正面的，應該可以做的。

當時少年宮還在報紙上登了個廣告呢，是我夫人託朋友在《文學報》工作的丈夫推薦在《文匯報》刊登的。當時其他媒體記者沒有充分報道《十二人畫展》也是因為思想禁錮沒有破除。

圖 | 黃阿忠題寫“歷史在這裏重聚”，參加座談會的畫家簽名（崖麗娟攝）

**徐思基：**之所以在黃浦區少年宮辦《十二人畫展》，是因為羅步臻在黃浦區少年宮工作。我知道黃浦區少年宮場地非常大，就向羅步臻提議，讓他去爭取。《十二人畫展》為什麼會成功，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家思想解放了，客觀上各方面條件也具備了，比如國外的一些現代畫派也傳進來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由於不斷地批判封資修文藝使當時的畫壇只能畫所謂的革命題材，表現手法“紅光亮”，有國外評論説當時什麼畫展都千篇一律，像一個人畫的似的。《十二人畫展》之所以成功就在於每個畫家都有自己的風格特點，題材多樣，衝破了“文革”樣式，除了寫實的還有印象派表現派等較現代的表現手法，引發了廣大觀眾的極大的興趣。這是大環境，小環境就是上海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有一個特點，就是離政治比較遠，不像北京，北京辦畫展政治氣氛是比較濃厚的。

我們這批人受海派文化影響很深，本身就不喜歡跟政治搞在一起，喜歡做比較純粹的藝術，我們藝術性是比較強的，這點比較受歡迎。我們畫展的成功，一個是大的時代背景，第二是上海城市海派文化的背景。先是幾個人倡議，後來又陸續加進來幾個。我畫畫，他搞雕刻，還有人做書法。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

來看《十二人畫展》人很多，觀眾除上海當地外還有從外地過來的，每天擠滿人。大家輪流去值班，我在會場上就遇到從合肥過來的黃永厚教授，現在的寧波美術館館長也趕到上海來看，還有從青島過來看的，大家都很振奮，説耳目一新。可惜，黃永厚今年剛去世了。《十二人畫展》後來影響很大，當時我一個朋友從香港來，帶了一份香港《文匯報》給我，上面刊登有我們畫展的消息。其他雜誌也轉載過。  

**王健爾：**我是在盧灣區少年宮工作的，羅步臻是在黃浦區少年宮工作。記得有一天我正生病睡在牀上，羅步臻進來後説，我們幾個人，有徐思基、陳均德、黃阿忠、陳巨源等畫家要在黃浦區少年宮辦畫展，你有興趣嗎？我當然有興趣。“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大家都有一種創作的慾望，有一種創作的衝動，想搞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我説好啊，我參加得比較晚，活動主要是他們幾位組織策劃的。我是最後一個加進來的，當時參與具體工作不多。 

1975年我跟陸儼少老師拜師畫畫，讀上海美專時我跟陳逸飛同一屆，我16歲，陳逸飛14歲。在少年宮跟陸儼少老師學畫時我告訴他，我們要辦一個畫展，陸儼少老師提醒我政治上要小心一點，因為陸老師“文化大革命”受過沖擊，但他很關心我們的畫展。《十二人畫展》後沒多長時間，1979年浙江美院招研究生，畫展結束不久我就到浙江美院上陸儼少老師的碩士研究生班，當時5個人，陸老師親自做我的指導老師。《十二人畫展》影響真的很大，1981年畢業後先留校，當年年底我到中國澳門定居，澳門很多的畫家他們都知道我參加過的《十二人畫展》很好，説明畫展的影響真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