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只有“動手派”和“袖手派”——我編學術叢書的一點體會_風聞

劉東 |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本文系《探索與爭鳴》公眾號“一個人的40年”專欄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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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圖片由作者提供

【編者按】時值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於2018年初，開闢“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啓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專欄推出以來取得良好反響，不少學界人士應徵投稿，本專欄將陸續推出以饗讀者。本期推出的是劉東教授回憶八十年代各類叢書編輯“編委會文化”的文章。

八十年代的“學術熱”與叢書編委會

劉東教授在清華國學院

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團體的雛形，主要以叢書編委會的形式出現。這首先是因為，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候，讀書人乃至老百姓對於書籍的渴望，是現在的我們所不能想象的。尤其是，“走向未來”叢書的銷量，簡直跟文革時代賣新版《毛選》似的，讀者從半夜就開始排隊，等到新華書店早上一開門，玻璃櫃台馬上就被擠爛了，很多書幾乎當場就決定再版，而我自己翻譯的《馬克斯·韋伯》，第一版的印數就過了10萬冊。

在這種民間熱情的推動下，就逐漸形成了一種“編委會文化”，一時間各種編委會滿天飛，這顯然是在特殊體制的夾縫中，適逢其時地產生出來的。如果不是橫遭外力的阻斷，這一初具雛形的制度也許可以順勢在民間逐漸成長起來。算起來，在林林種種的編委會中間，最有力量也最成氣候的，還要數最早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和後起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我碰巧同時參與了這兩者，所以，從那時起就不得不兩相比較，因為雖説兩邊都屬於讀書人，但文化氛圍、操作模式和價值認同卻大為不同。

後起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是由一批公認的“後起之秀”組成的，所以書卷氣相對要更濃一些，也更跟我本人的追求更投合一些。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所看到的學界的一時之選，有很多是在當時就已經被“選”出來的，並從此就在學界活躍了幾十年。甘陽不知從哪裏聽來的，説外邊還把我們當年的這批人，戲稱為所謂“學界的太子黨”，因為這些人都屬於老先生的嫡傳，比如甘陽是張世英的弟子，陳嘉映、王煒是熊偉的弟子，陳來是張岱年的弟子，陳平原、錢理羣是王瑤的弟子，而我則是李澤厚的弟子，等等。

當然説到根子上，這種叢書編委會的制度文化，還要溯源於“走向未來”叢書的創辦。這是一種很有創意的制度變通，也相當貼合於當時的扭曲國情，所以一經發明就被廣泛地效仿開來。我也從這個編委會里，學到了進行出版操作的能力，直接影響了我後來選擇長期介入出版的事業。在當時，出版社具有微妙的兩面性：一方面它是事業單位，要執行上峯發下的紅頭文件，不能偏離官方的明文規定；另一方面，它又要把眼睛盯緊圖書市場，以迎合廣大讀者的消費需求。正是這後一個方面，導致它必然急切地要尋找好書。由此一拍即合的是，這幫剛開始有點想法的學子，要麼具有強烈的文化追求，要麼具有強烈的用世之志，就正好結成一個鬆散的團體，來彌補自己有限的名氣和影響力，加強自己跟出版社的談判地位。正因為這樣，編委會也就成了集結新興知識人的一種靈活方式。

在沒有這種叢書編委會之前，我們如果想要發表點什麼，都是盲人瞎馬地向外郵寄，出版部門如果不願採用，就會給寄回來。那時候總的情況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八十年代的年輕人，既然是應當時的機運而生，那麼處在思想解放的大環境下，相形之下就更難於安分，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自己能結成一個團隊，依靠這個團隊的疊加優勢，也就有了跟出版社談判的籌碼。而最終達成的談判結果則是，先由編委會負責選題與組稿，再由出版社負責終審和印行。由於這種足以造成“雙贏”的形式，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很好，所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之後，幾乎所有的出版社也都“何樂而不為”，很快共同造成了圖書市場的繁榮。

到《西方的醜學》被編委會接受時，剛好趕上“走向未來”叢書的第三批，儘管那個版本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了，但當時第一版印數卻是4萬冊，第二版的印數加到了9萬冊。不過，儘管現在説起來都難以置信，可是在第一版印刷的時候，我只收到了兩千多塊錢的稿費，而第二版的大規模加印，也只額外再付給我八十多塊錢。那時候出版社的付酬標準，是基本稿酬加上印數稿酬，而後者幾乎就等於零。最少的時候，我甚至拿到過五毛多錢的印數稿酬。

現在想想，會覺得歷史給我們開了玩笑——這輩子就當了一回“暢銷書作家”，還沒有拿到暢銷書的稿酬！試想那時候的圖書，選題的視野多麼狹窄，翻譯得多麼急就，製作得多麼粗糙，而結果卻賣掉了這麼多。可我現在主編的各種叢書，不要説選題和翻譯都精心多了，還都花了很多心思來做設計，書裏書外的紙張也好多了，卻往往只有幾千冊的銷量。反正不管是在哪種情況下，我們得到的物質性報酬總是很少，好像冥冥中只能忍受“命窮”。

中國只有“動手派”和“袖手派”

劉東教授在愛丁堡

在八十年代，北京知識界有三個主要的山頭：“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和“中國文化書院”，這中間的最後一個，我是到了九十年代，才在名義上加入了的。1985年，“走向未來”叢書接受了我的《西方的醜學》，劉青峯又給我看了金觀濤所寫的一段話，大意是必須把我納入編委會。可我當時的情況還比較特殊，仍然在外地教書，而編委會的其他成員都在北京，但我已為叢書做出了很多貢獻。不過，我很快也就負笈京城了，而且憑着山東人的爽快熱情，承擔了很多後期的工作，因為那時“走向未來”編委會中的很多人，都開始進入機要部門工作了。

幾乎就在同時，我又參加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它的主要成員是甘陽、劉小楓、蘇國勳、陳嘉映等人。我們最早是想把它交給工人出版社出版，而且已經在那邊推出了一本《愛的藝術》。後來，正趕上有位沈昌文，從人民出版社領出來一個“三聯書店”的副牌子，其實什麼資產都還沒有，好像還分得了幾十萬的負資產（債務），他就把這套書的出版計劃給拿走了。而正是這套書，以及我們這批人的加入，奠定了三聯書店後來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

至於“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動議，構思於我在社科院讀博士期間。當時南京大學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率先合作，辦了一箇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這在全國範圍內都算是領先的，而南大正好又是我的母校，所以我自然就會在那邊，接觸到了很多中國研究的著作。那時候的中國真是相當閉塞，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海外竟然有那麼多漢學家，其研究水準竟然又那麼高，所以第一次向出版社介紹時，有人的反映竟是“外國人哪能懂得中國？”除了坐落在南京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還有坐落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當時它還叫北京圖書館，裏面有個西文新書陳列室，那裏也有不少最新的漢學著作。正是這些著作逐漸説服了我，讓我想到應當把它們介紹給國人，於是就試着做起這套譯叢。

當時，無論在甘陽的還是在我的口頭上，都把“文化：中國與世界”稱為“大叢書”，而“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則是“小叢書”，是我本人的小小的“自留地”。當時還根本不能想象，在突然遭到天翻地覆之後，這套漢學叢書反而熬成了“大叢書”，甚至是國內規模最大的學術叢書。在熬到這一步的過程中，江蘇人民出版社大概換了五、六任老總，而按照一般的常規，新的老總在走馬上任之後，總會傾向於地把舊的項目關掉。可無論如何，我自己總算還有足夠的耐力，把這個叢書給硬挺下來了。當然，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憂慮了，就像一滴墨水滴到吸水紙上，它逐漸地往外擴散浸染，已經由點到面地擴及整個紙面，使得整個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友。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現在已變成了國內最大的叢書，它的規模到底多大呢？如果沒有同樣由我主編的“人文與社會譯叢”，即使把這套漢學叢書的總數除以2，它大概也還是國內規模最大的學術叢書。它現在已有170種左右，而後續籌劃出版的書目，早已經超過200種，並且每年都會有一批書面世。

正因為這樣，它也幫助改變了叢書的概念。過去人們所理解的叢書，往往是有一批既定的書，想到要把它們打包推出。比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它積攢了多少代知識分子的成果啊！或者像鍾叔河的“走向世界”叢書，他發現了一批方向相似的好書，便將它們集結起來出版。正因為這樣，以往省裏負責出版的領導，見到江蘇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便説“那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得差不多了吧？”但到了去年，江蘇人民社成立60週年，在紀念會上大家轉而認識到，“‘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不停地出版，這讓我們改變了叢書的觀念。”而我對此的回答就更加乾脆：“為什麼要中止這樣的叢書呢？它已經是展示國際漢學成果的主要窗口了。要知道，全世界五分之四的漢學家，其實都集中在一個國家，那就是美利堅合眾國，而他們總在不停地發表研究成果，所以如果讓我每年只挑幾本，那麼永遠也不會做完這項工作。”

時間來到1990年之後，我還僥倖留下的一張合同，讓我還能沿着八十年代的餘脈，編出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總算還在艱難地延續着前邊的故事。

劉蘇里看出過這一點，他發現1990年以後編書編得好的，都是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宿將，用他的話來講就是“南北二劉”，因為當時劉小楓在中山大學，而我在北京。無論有多少差異，至少在繼續編輯叢書的做法上，他和我都是繼承了八十年代的傳統。而後來的年輕學者，恐怕就不太懂相應的技術細節了，比如怎麼去説服一家出版社，怎麼跟它去起草和商定合同。而每逢跟出版社商量什麼，我卻總能讓它的老總髮生興趣，因為他們會發現我是真懂出版。

八十年代的年輕學者，當然享有過很多的好處，不過也有個很大的侷限，就是往往不知天高地厚，以為自己突然間什麼都懂了。可是，面臨八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我們卻突然痛苦地發現，自己所學的東西還遠遠不夠，我們的知識結構很有缺陷，而這又跟1949年以後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有關。

現代的文科，並不僅僅指涉文、史、哲，不然就會像缺了一條腿。可後來的殘缺情況是，我在本科進入的是南京大學政治系，所學的卻是哲學專業。這是因為，這裏的“政治”並不是政治學，而是官方所説的政治課，所以裏邊才能有哲學專業，後來甚至又分出一個經濟專業。當年的院系調整和關停並轉，導致了一個簡單化的結果：政治學系、法學系、社會學系、人類學系等，都被看成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由此就相應地導致了，即使我們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想要從其中掙脱出來，都沒有一個工具性的抓手，沒有相應的思想裝備。比如説，當我們思考各類社會運動時，當然需要具有這樣的背景：對於查爾斯·蒂利的社會運動理論，或者查爾斯·泰勒的社會想象理論等，全都在學理上有所瞭解，否則就很難避免盲人瞎馬。

而恰逢這個時候，當時的學術個體户鄧正來，創辦了一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它名義上是香港版，但實際上卻是在大陸編的，而我、陳來、林毅夫、梁治平、樊綱、黃平等人，都受邀成為了編委會的成員。當然，這裏所用的“社會科學”概念，還是在沿着官方的正統定義，因為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人類知識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種。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社會科學”一語在中國，被看作了全部文科的代名詞，然而它又僅僅包括文、史、哲，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社會學、人類學，而政治學和法學，也基本是服務於官方政策的。即使我們當初恢復了對於西學的編譯，也基本上只是譯介了從老先生那裏接過的文史哲，而對更廣義的文科少有涉獵。

有了上邊的這些心結，鄧正來有天到我這裏喝酒，大家都喝到了興頭上，也頓足捶胸地説到了這種遺憾，我就對他説：“沿着這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咱們再編個‘中國社會科學文庫’吧，把另一半視野恢復起來。”他像考試似的問我：“那你先開個書單？”而我也藉着酒興答道：“開就開！”但是照我們在飯桌上的約定，這個書單是應當由我來開，由他來落實。

我當時已經揹着“海外漢學研究叢書”的包袱了，不再想增加自己的負擔，總不能在背上了迻譯海外的“中學”以後，又背上迻譯海外的“西學”吧？可惜，在此後的幾年裏，不管是鄧正來還是別人，都沒有把這個事推動起來，所以我最後還是看不下去，咬咬牙還是這攤事接了過來。正因為諸如此類的事情，後來我才感慨地説，別看表面上分為這派、那派，可實際上，中國只有“動手派”和“袖手派”。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其間有一個顯著的差別。在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普遍對理論有一種渴望，而到了九十年代，則對理論顯示出一種眩暈。這是因為，在1990年以前，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較為一致。後來越來越多的人出了國，而等到他們紛紛回來以後，就分別推銷自己學到的理論，可一旦每一個回國的人，幾乎都帶着一個新的理論，就會讓人目不暇接了，所以難免產生一種眩暈的感覺。

對於由此而產生的理論眩暈，我不贊成完全沿着西方的意識形態走，那只是對於歐洲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但我也不贊成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論，因為這隻會讓我們的頭腦更加簡陋。最拒斥理論思維的人，往往就會被最差的理論所俘獲，而他還對此懵然不知。比如，現在很多做史學研究的人，都是被從日本傳來的實證史學所俘獲，卻不知那也只是西方理論的一種。因此，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案，就是在加強對話的基礎上，既不迷信理論，也不害怕理論，而要在駕馭理論的基礎上，爭取迎頭趕上。

“時間久了，老實人是不吃虧的”

劉東教授在三味書屋講演

在八十年代，中國出版界還不必考慮翻譯版權，很多譯著在翻譯完了以後，直接就送去出版了，很少有人會想到要購買版權。到了1992年，中國加入了《世界版權公約》，情況就突然發生了變化，要譯書就要先購買版權，這讓我們這批八十年代的叢書編委們，有些猝不及防。本來，我們跟一些出版社已經商量好了，準備合作出版一批譯著，這時候卻突然發現，版權的問題還都無法解決。而當時的情況是，出版社尚未普遍養成購買版權的習慣，所以在這種環境下，任何一家出版社率先去購買，都意味着它要付出額外的成本。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也許並非出自其本意，但美國政府為保護知識產權所施加的壓力，其實比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本身，更直接有效地幫助促成了西學圖書市場的萎縮。80年代的“學術出版熱”，曾得益於一個很有利的“後發性優勢”，即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當時尚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在譯介西學時不必向原出版社聯繫購買翻譯版權。

但90年代以來，恰恰是那個被大陸政府批判為從事“文化滲透”的西方，由於不瞭解中國的國情，為了經濟上的蠅頭小利，反而主動出手幫助抑制了大陸民間的翻譯工程。中國的西學研究，即使在“南巡”後的普遍復甦氣氛中，也未能遏止下滑的勢頭，很大的原因要歸咎於此。就目前圖書市場發育和聯繫購買版權的情況而言，最讓人頭痛之處，還不在於增加了那一丁點兒出版成本，而在於西方的版權持有者們，也許還嫌政府替它們爭得的收益太小，乾脆就懶得回信洽談這筆生意，遂使許多好不容易説服出版社接受下來的選題，終於只能胎死腹中。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好多西學原著都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只能靠二手引述來略知大概。

而及早地重視這方面的問題，給我帶來了很大的主動性。那些跟我合作得比較久的出版社，也正是那些最早重視版權問題的出版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它們的版權科就是為我們建的。一般的流程是，選題和書目先由我們決定，再由版權科負責聯繫版權，而一旦成功再共同物色譯者，最後再由責編去進行編輯，可以説是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如果我現在看上了一本外文書，準備把它列入“人文與社會譯叢”的計劃裏，就只需要用手機拍個封面，把它傳給出版社的相關編輯，這個雪球就會自動滾下去了。

在選書的時候，我自己當然也會看走眼，不過絕對不會故意選錯書，只不過有的時候，用原版讀來覺得很深奧，譯成中文後又有點後悔，覺得它也不過如此。曾經有位朋友翻譯了一本漢學著作，想把它掛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名下，還允諾説等書出版了，對方可以請我到德國訪問半年。我還是要依例先看書再説，還提醒他不要把兩件事弄混了，干擾了我的客觀閲讀心態。審讀完稿件以後，我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見，大意是書的選題不錯，但仍然有很多問題，需要仔細地修訂加工。結果，那位漢學家雖然同意我的看法，卻一個字也不想改，轉頭就把書交給別家出版社了。後來自然也就聽説，那本書的責任編輯，因為“學術水平如何高”，而被德國人請去訪問了。這對出版社本身當然只有壞處，所以算是“窮廟富方丈”。

其實只要時間拖得足夠長，老實人就終究是不吃虧的。一些明顯投機的同輩人，雖然在“死了都值”的心態下，也曾經矇混到一些浮名，可眼下的的市面卻越來越小，甚至上網一搜竟全是罵名。而出版社跟我的關係，卻是越來越如魚得水，一直都願意接受我選擇的書，這就是因為幾十年來的實踐，讓他們感到放心。

剛剛從芝加哥大學回來，那裏有一家全美最好的書店，而在訪問芝大的這一個月裏，我至少去了那家書店十次，幾乎整天坐在那兒看書，可到最後也只選中一本書，準備把它引介到國內。這才是我的工作常態，由此才保證了叢書的水準。當然話也説回來，這樣做的一個始料未及的結果，卻又導致了美國的漢學研究，在中國獲得了很大的聲譽，年輕學子們大概以為，美國的漢學研究全是高水平的，而實際上，在“不出版，就滅亡”的壓力下，那邊的垃圾書也很多，只不過未入我的法眼罷了。

“中國需要一場大規模的閲讀運動”

劉東教授在家裏樓上書房

如果説在九十年代，中國思想界曾經出現過一種理論的眩暈，那麼到了眼下的階段，則是普遍表現出了理論的疲憊乃至厭惡。

在八十年代，西學譯著的銷量經常能有數萬冊，而到了現在，則一般只有幾千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西方理論在中國學界的“去魅”。對此，我還有一個切身體會，在“東方學”的著作被引入中國之前，有人開口閉口總在援引薩義德的理論，而形成了鮮明反差的是，等到這本書的漢譯本真的出版以後，以前那些大肆宣揚“東方學”的人，反而緘口不談了。究其原因，大概這些人根本沒讀過薩義德的任何書，充其量也只是看了幾篇書評，甚至只是道聽途説了薩義德的觀點，然後，他們就把它變成幾條幹巴巴的條文，拿來到處生搬硬套。而等“真經”被翻譯出版以後，再胡亂搬弄它就要露怯了，而又沒有定力去真正研讀它，所以乾脆就掉頭不顧了。

在當下的國際學術界，新的理論總是層出不窮，這也導致了人們望洋興嘆，乾脆懶得再去追蹤閲讀。比如，“人文與社會譯叢”把埃裏克·沃格林的《歷史與秩序》的前三卷都給翻譯出來了，這無疑是一項艱鉅浩大的工程。如果這擱在八十年代初，大家得為之瘋傳多久啊！可現在，人們對於這樣的大部頭，而且還是研究古典西方的，卻明顯顯得有點疲憊了。

在這種情況下，就更要大聲疾呼地提出，中國需要一個全民重新閲讀的過程。比如以賽亞·伯林無疑受到了堪稱例外的追捧，然而他畢竟是個承前啓後的人，也是個思想漩渦中的人，那麼，他的思想先驅到底有哪些，他的學術後勁又究竟有哪些，他的思想對手又到底分幾支？這都是需要進一步深究的問題，而只有順藤摸瓜去研讀下去，西學的內在脈絡才會慢慢向我們展現。

在西方，不同的理論之間存在相互的辯論和制衡，而在中國，則基本上沒有這樣的解毒劑，所以才導致某些理論的一枝獨秀，這樣一來，它的某種傾向也就被過分誇大了。比如，為什麼伯林的消極自由觀念到了中國，反而更明顯地暴露出其弱點呢？當然也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大家都想龜縮到狹小的天地，用這種“免於……”的自由來保護自己。然而，個人的基本自由若想不被傷害，那是有其前提的，它需要一個良好的社會規則，和廣闊的社會空間。相反，要是大家都不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不去磨合出這樣的規則，社會空間就反而會塌縮下來，導致每個個人的自由都難以保障。

此外，光把西學的著作讀完還嫌不夠，還需要讓西方的理論體系與中國的價值觀念進行對話，這樣才能尋找到一條屬於中國的路。有些人天性就不會讀書，所以一旦他好不容易摸着了一本，自以為讀出了一點味道，那麼就乾脆決定，自己此生只相信這一本了。這是把讀書能夠獲得的自由，由於自家的偷懶和無知，反而糟蹋成了必然，把讀書能夠獲得的上進，也乾脆糟蹋成了下墜。這種人的心智，往往還不如干脆不讀書的人，因為他被一個偏頗的理論給永遠地捆住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急需一個大規模的閲讀運動。閲讀的範圍一定要儘可能廣泛，而不能當領導的喜歡哪本書，大家才去搶着讀哪一本。實際上，每個人的閲讀都有其獨特性，而這樣的獨特經歷，也正是每個心智的獨特軌跡，絕不能由任何別人來取代。同時我們也要牢牢地銘記住，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盛行後殖民反思的時代，真理並不會只在哪個文明自身的文本中，而應當產生於各個文化的互動中，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會相信，西方思想家絕不會掌握了人類的全部真理。説到底，還得靠我們去開拓自己的頭腦，從而在同其它文明的不斷對話中，讓它想出新的人生解決方案來。

      警惕人為的“洋涇浜學風”

劉東教授在清華園講演

從民國時期開始，雖然北大跟清華都有自己的國學研究機構，可二者的學術風格卻截然不同。具體來講，儘管兩邊都是屬於學貫中西的，但清華國學院卻更偏於內部取向，而北大國學所則更偏於外部取向，而後來渡海過去的台灣“中研院”，則主要是繼承了後者的治學風格。由此，這種西式風格的國學研究，就帶來一個根子上的問題，它根據現代西方的學科劃分，把中國傳統的“四部”學問，強行劃歸到“七科”的類別裏。這樣一來，中國固有的學術脈絡就被打散了，很難再照原樣傳承下去。

在當今西方的強勢話語規則下，我們在與西方進行學術交流時，往往會被追問這樣一類尷尬問題：你們中國有哲學嗎，或者你們中國有文學嗎？如果照直了回答“沒有”，那就會顯得太過簡陋，好像你的文明根本就沒開化。但如果硬着頭皮説“有”，拿出來的東西又肯定削足適履，是把中國的思想（或藝文）先強行掰開，再硬性塞入西學的分類科目中，其表現肯定還是不如西方自身，因為我們的先輩，原本就沒沿着所謂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倫理學、美學的套路去展開運思和論説；反過來説，西方人又正好藉着我們由此表現的遜色，找到了暗中支持其歐洲中心論的理由。

所以，我們就首先需要明確，對中國的研究可以分為inside和outside兩支。而對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偉大文明而言，它可不是太平洋上的哪個小島，那上邊不具備本土的學者，而只有等到外來者闖入之後，才能展開對於當地文化的研究，從而，對它的研究就都屬於outside的視角。中國則完全不同，它無論從時間和空間而言，其規模的量級都要大得多，也同樣具有自己的知識界，由此，也就和研究中國的外部視角，天然地構成了二水分流。

問題卻在於，西方對近代中國的壓強實在太大了，所以導致在科舉被廢除之後，只有留洋的讀書人才最吃香，而外部的視角也在這樣的壓力下，被強行塞進了設在內部的機構中。這當然並不是説，外部的研究視角就一定不好，否則的話，我也不會花這麼多年時間，去專心地引介西方的學術成果，然而，我決不贊成中國學者也仿效外部視角，否則説起話來就難免要拿腔拿調。所以，較為理想的狀態應當是，中國學者有自己獨特的視角，西方學者有自己獨特的視角，而更全面的觀察和更深刻的學理，則要在兩者的對話與共識中產生，由此才能構成更上一層的“中國學”。

中國學者對於母文化的研究，本應更具有天然的優勢與創意，由此才會真正受到外部的看重。然而很可惜，現實的狀況卻剛好相反，很多學者只被西方流行的學術潮流牽着走，這當然會影響中國學界自身的成就。我有篇文章叫《警惕人為的“洋涇浜學風”》，就是在率先挑明這方面的問題：本來該由具有現實經歷的中國學生，來坦率誠實地告訴他的美國老師，他們在哪些問題上完全是想當然的，根本不符合中國人的鮮活生存經驗；可現實的情況卻是，人們為了產生出獲取高分的論文，就強行把中國經驗塞進了西方公式，由此他們在迎合了其西方導師的同時，也是恣意地強暴了其同胞的感受。

“空前的‘危’和‘機’是並存的”

劉東教授與弟子們

我這個人，對於自己的進退比較遲鈍，所以在評職稱、申請基金的問題上，反應都比較糊塗。在社科院的時候，我一直都是副研究員，一做就做了整整十年，儘管我本人也是挺努力的。直到調離之後，我才弄明白規則，原來在提升為研究員之前，先要毛遂自薦地寫封申請信，把自己正式地推銷出去。而我既然不懂這個，正好高級職稱的名額有限，所裏也決不會提醒我，樂得把我算作自動棄權。弄到後來，所裏甚至院裏的上上下下都在議論説：“劉東怎麼還是副研究員啊？”我聽了也沒往心裏去，既然大家都覺得這不公平，就説明這不是我的錯誤，而是所裏的領導太過外行，而且，我的努力總還受到了公認，所以也就隨他去吧。

這種木訥，當然算我一個個人的短處。不過話又説回來，如果想要擺脱外在的桎梏，要避開外部權力的瞎指揮，那麼在職稱、基金、雜誌等級這類問題上，也許就需要木訥遲鈍一些，我這可以算是“難得糊塗”吧？打個也許不太恰當的比方，當權者的那些瞎指揮，既突如其來又無事生非，可以比作不大不小的地震，而在這種不大不小的地震中，致死致殘的卻都是機靈鬼，本來搖晃幾下就過去了，可他們卻直接選擇跳樓，反而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而我呢，反正也不怎麼聽會，發下什麼表格也順手一扔，所以，即使主編的叢書不算成果，我也糊里糊塗地就挺過來了，只要內心認準了它們重要，就決不會輕易放棄。

所以，如果認定了什麼不好，那麼我也會跟從自己的感覺，也馬上就會做出行動。比如，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引進過程中，我自己判定好壞的標準，也發生過很多次變化。一開始，是以為西方人幫我們澄清了很多難題，可後來卻發現，那些漢學家的理論框架也很蕪雜，可以同時把中國説成長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需要補的和需要瀉的，需要保守療法的和需要馬上開刀的，而最後才搞明白，西方的漢學家都各執一套自選的理論，所以我們必須首先弄懂這些理論，然後才能弄懂他們所要解讀的中國。由此，在我自己的內心中間，那套“人文與社會譯叢”，也就必然要呼之欲出了！

在做這些事的過程中，如果説有什麼是讓人欣慰的，那就是當專注於做某件事時，人生會無意間顯得略長一些。從最早的“走向未來”叢書以及《東方雜誌》，到現存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中國學術》雜誌、清華國學院，還有我晚近創辦的“西方日本研究叢書”、“大學之憂叢書”和“藝術社會學譯叢”，當自己專注地做這些事時，會覺得事情根本做不完，於是，也就生出了不斷勞作下去的動力，沒有時間去傷春悲白髮。由此，自己出門去講演的時候，也就經常會鬧出一個笑話：初次見面的聽眾會對我説——“你怎麼還這樣年輕呀？原以為你早已是老人了呢，從小就是讀你的書長大的！”

人們尋常會覺得，做編輯就像竹筒倒豆子，倒完了腹中就空空如也，但我對此卻有相反的經驗，發現好的編輯到頭來並不吃虧。“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選題已有200多種了，而我本人作為主編，讀過的書則遠超過此數，而且讀得也要相對認真，這就給自己鋪墊了知識儲備。另外，在從事編輯的過程中，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有時候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特別是政治上的原因，某些章節並不適合翻譯，這就使編輯比一般讀者，瞭解到更多吃緊的細節。

再如，《中國學術》雜誌的難度很大，所以每逢召開編輯會議的時候，學術討論的氣氛都很緊張。既然我們要把它辦成國際級學刊，而且它也一直由哈佛燕京學社支持，這就促使我們對每篇稿件都嚴格要求，時刻保持一個嚴苛的創新標尺，儘量篩選出最優秀的學術文章。於是，如此之高的學術標準，自然也就會使得雜誌的編輯們，也自然養成了寫作的習慣，即從眼低手低、到眼高手低，終於成長為眼高手高。正因為這樣，我們《中國學術》編輯部，也是個最出優秀學者的地方，而它早期的許多年輕成員，也都順利成長為挑學界大梁的人。

主編叢書的工作，做到後來會越來越順手。我現在，簡直是有了自己的編輯車間，每年總要有二、三十本書的產出，差可算作一個業餘的出版家了。屈指算來，除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人文與社會譯叢”這兩套國內學界最大的叢書之外，我還在主持“西方日本研究叢書”和“藝術社會學譯叢”。此外，清華國學院裏還有三套叢書，即“清華國學叢書”、“清華國學書系”和“講學社叢書”，也是實際由我在主持。另外，在清華大學自己的出版社，我又專門為它設計了五套叢書，包括一套“中國藝術史譯叢”，一套談論生態史的“同一顆星球叢書”，一套研究高等教育“大學研究叢書”，一套光榮榜般的“清華文庫”，還有一套更具挑戰性的英文叢書，叫作Chinese Intellectual in Two Centuries。可惜這件事後來無疾而終，而前邊所講的那幾種設想，最終也都花落別家，交給了江蘇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等。

進一步説，在編、讀、寫的過程中，也在挑戰自己心智的極限。我希望，至少我本人的研究和講學水平，能和祖國的國力增長同步起來。其實，如果能更加平心地觀察，那麼中國大陸有很多學術優勢，經常是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的。比如，可以拿大陸和台灣做個對比：在那邊，如果沒有“國科會”的批准，如今的台灣已很少有人翻譯，而“國科會”每年只批十來個翻譯計劃，還不如我以一己之力所引進的多，這當然是因為，我們相對於台灣學者，享有由一個巨大的漢語共同體所帶來的優勢。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優勢，即使遭遇過最困難的時期，我們這批學人才終究熬了過來。“中研院”的王汎森曾經問我：“《中國學術》每期大概印多少冊？”我説：“大概只能印個幾千冊，這種雜誌實在是太專業了。”沒想到，對我顯得太少的這幾千冊，對他來説卻是多得難以想象，因為台灣的專業刊物，往往也就印個一、兩百冊，這跟我們打印博士論文的數量，或者印製論文抽印本的數量，恐怕也沒有本質的差距了吧？

無論如何，我的這種信念並不是空穴來風。劍橋的阿蘭·麥克法蘭教授，剛給《中國學術》寫了篇《片段：時間觀念與我們生活的世界》，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當一種文明處於支配地位並進行擴張時，單線的進步論和目的論色彩的理論，也就會油然佔據主導地位；而當世界範圍內的政治對抗成為主題，並且西方與非西方力量處於相對平等狀態時，那樣的論調又會隨之式微。回想晚清、民國時期，西方文明正處於飛速擴張中，所以老先生很難不誤以為，所謂世界潮流無非就是西潮，而所謂的進步也只意味着跟上西方的發展，甚至就連在梁啓超、王國維在早年時，也都是在以西方為模板，千方百計地挑中國文化的毛病。而現在，西方文化如果不是處於衰落，至少也並非一枝獨秀了，所以整個世界也包括西方人自己，也都在懷疑西化是否真有普世價值。

就這一點而言，有幸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儘管還是有很多糟心問題，但相對而言還是幸福得多了。我想，自從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之後，從林則徐到恭親王，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從張之洞到康有為，再從梁啓超到陳寅恪，這幾代人到了辭世的時候，心情都必定是很壓抑的，而他們也只能在近乎絕望的心境中，離開這片尚未有起色的故國。而相形之下，情況到今天已經大大反轉了。事實上，從來沒有這樣一個國家，曾以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數，和如此之大的國土面積，並以如此之快的發展速度，持續不斷地起飛了這麼多年，所以，這對整個世界歷史所產生的影響，我們眼下只怕還很難進行精確計算，要到很久以後的未來才能看清。即使縱觀整部世界史，大概也只有英倫的幾個小島，在早期工業革命的那個年代，曾有過如此爆發式的發展，而後來它就成為了日不落帝國，逼得全世界都講它的英語。

由此看來，儘管也絕對不可否認，我們要克服的問題還很多，有的甚至還是相當頑固和致命的，然而空前的“危”和“機”，畢竟是並存在一起的，如果對這一點視而不見，那麼不管是無意的還是成心的，總之是不全面和不公正的。

（此文曾以《繪製西方學術界的知識地圖》為題發表，重新修改之後，改題目為更合本意的《沿着八十年代的心力所向》，收入2014年11月出版的《近思與遠慮》一書。此次在我的《沿着八十年代的心力所向》和《中國學術出版的現狀》兩篇文章的基礎上整理、審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