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楊“亨廷頓轉換”，關於話語方式，外來詞彙，話語權的建構問題_風聞

讀文楊“亨廷頓轉換”，關於話語方式，外來詞彙，話語權的建構問題

昨天，讀了《文揚：中美如何靠“亨廷頓轉換”避開“修昔底德陷阱”？》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8_11_12_479246.shtml一文及後面評論，感觸良多。隨思隨碼，成此一篇：

一，

文楊文本中，提到的亨廷頓那段話，確實值得反覆體味！（感謝文楊先生代為讀書並截取精華免費被我學得）

那段話，在秩序與失序，激進與保守，革命與混亂之間，很實在地提示了一種內在的隱秘轉換機制。比如，中國當年為什麼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建立了新中國新秩序？而不是由老蔣的白色恐怖確立了國家秩序？人民革命由百年前期的國家失序與危亡導致無窮人民苦難而不得不興起，又短短二十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混亂的舊破序中，成功脱胎，建立人民民主的嶄新秩序！正是這轟轟烈烈的人民革命，才救了中國，才能那麼高效地迅速轉換成人民民主的新秩序-----

而後在整體新中國奮鬥與建設歷程中，誰要意識不到這一點，有意無意地起到了破壞這種人民民主基本制度新秩序作用，誰就要犯錯！文革中一度天下大亂而失秩，導致了許多錯亂，是這個理，無論文革的主觀理念多麼有意義；改革中幾經失秩波折，造成的危機與錯亂，同樣服從這個理，無論改革的初衷無不善良。

而更反面的案例，就是美國佬在這個世界搞的顏色革命，休克療法，由秩序一下能成混亂，無論民主自由的理念多麼動人，都無法否定活生生的人民災難的可怕事實，搞亂了多少國家，箇中意義，更是實實在在！

另外，細讀文楊此文，是作為直接與美國智庫溝通中產生的文本，注意，我認為，文揚先生此篇的主要任務，不僅是為了説服自已，而且也是為了説服教育對方，因此，發掘有權威感的對方的紙堆來作材料，顯然有效，可取，並同時也因換一種詞彙方式，進一步自我參考一下，豐富自已的有效認知，何樂而不為？

網上看了許多同學圍繞此文本的評論，針對諸如“亨廷頓轉換”“修昔底德陷阱”等外來詞彙話語方式，或幽怨或強硬的話語表達，雖然都深懷愛國之情，但，我忽然覺得，同學們那，可不可以換一種心態來面對這個問題：不妨把燈塔下的強人，當作一個壞習慣已養成的任性異鄉人，而不首先作為一個你死我活的對手，在堅守安全底線與基本原則的事實基礎之上，無妨抱着耐心教育的心態，對之。如果這個可能成立，那麼，你是以本鄉語時時相對之有效呢，還是先儘量採用與其理解能力相當的比劃方式，試着循循善誘之，儘量試着首先達成相互理解，來得有效呢？何必非要就一開口就立即爭一口氣的架勢？

另外，關於話語方式，外來詞彙，話語權的建構問題，我認為，在這個地球村信息即時通時光通道里，搞詞彙關閉鎖國，極愚蠢，高明的心法應是，不僅擁有自已的，還要掠盡對手一切可用之詞而灌入我們的思想！比如民主，自由，憲政，博愛，人權等等，因此，同志們，朋友們，請設想一下，如果你去與洋人對話，你將會如何？僅對洋人搞之乎者也馬列主義？？？

二

在中美話語交流之間，有朋友説，“我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沒有趕上美利堅時，我們的意見類似一文不值。”-----對這種純粹肌肉決定話語效用論，本人顯然無法完全認可，證據：毛時代，中美差異巨大，卻無妨毛話語對整個世界的穿透感染能力，甚至輻射到他們的內部人民心理，甚至，最後，美蘇兩大國的巨頭們不得不親自前來溝通。説明，一種與既定國家基本精神狀態全面匹配而不自相矛盾的話語方式，自有其了不起的威力。

而當這種國家精神狀態與話語方式的匹配性趨於破裂之後，那麼，憑你怎麼花言巧語，在國際交往中，自然也不會有多大威力，至多殘存一點忽悠自家老百姓的效用。因為，誰比誰的智商會更低，而會漠視你內在的種種精神物質與話語之間的矛盾與破裂構成的虛假性質，純粹從你的話語角度思考問題？至此，話語的效能就會急劇喪失。

在話語權方面，其實，我們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着實是吃了大暗虧的。

想曾經，毛的人民民主話語方式，響徹全球，風雷激盪，在國內，因為這個核心理念的深入人心，不計具體矛盾，就國家認同層面，那是絕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遺憾，後來，因為緣起於全盤否定文革，就連帶着消淡甚至廢棄了人民民主專政的話語方式，與之原相匹配的社會主義國家精神狀態，也隨之漸消漸解於無形。而，嶄新的自主精神狀態與話語方式，又不可能那麼容易產生，西方的意識形態，就此趁虛全面滲入。八十年代話語方式及精神狀態，在知識界主導的全盤西化下，甚至達到一度全面衝擊基本政治制度的濃度，以致於悲劇之後，鄧痛苦萬分總結，歸根到底是“教育出了問題”。

而在悲劇之餘，整個中國上層建築，開始了漫長失神落魄、只能苦苦支撐疲於應付的被動狀態，一切話語方式，只能在“不爭論”之下，以“發展硬道理”為支點，向西方的經濟神學話語全面讓度。弄到前不久，社科院院長王光偉先生的文章中提了一下“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還被羣起攻之。

經濟大發展的同時，發展的理念，幾乎被西方經濟學話語方式全面壟斷，經濟成就數理巨大的另一面，是黃賭毒黑惡拐賣的泛濫成災，錯亂與矛盾累積起來的社會危機程度，以不斷髮生官民對抗的羣體衝突事件為標記，事實上達到了難以計量的地步，以後來點贓款得燒壞點鈔機為象徵。

而不厚事件開頭的一系列問題所暴露出來的政治危機嚴重性，大有一朝蘇聯第二之勢。雖然，數理GDP，客觀上提升了整體抵消崩潰的免役力，但，問題累積的嚴重程度，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好人不得不成貪官裸官，批量性地追求一家兩國籍制，當然也不必有五年前開始的強力反腐打虎拍蠅掃黑打保護傘清兩面人，及初心教育了。

記得，某個新任武警領導甚至説到，是新核心挽救了黨和國家於懸崖，這決非誇張與虛言！相對地，國際公知，分析結論了多少年中國即將崩潰的判斷，也實在不是一種弱智，恰恰是因為看到了崩潰的種種症候，比如腐敗，官民對立，社會分化程度，社會心理的撕裂程度。另外，輿論界因為恰逢網絡的橫空入世，國際資本基金們，更為便利地着意培植了逢中必反的大量公知隊伍，嚴然成勢，對基本制度的攻擊，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心理各個層面展開（也顯然存在體制內部人暗相縱容，否則，那麼那麼簡單的如入無人之境？）。

而內在已經產生的種種腐敗貪官，目光短淺的勢利者，混雜諸多，更發展為種種從精神信仰高度變質的兩面人，滲透入官學財經媒買辦於各層次，大多巴不得從全面私有化中，獲得確定的既得貪利，消解“原罪”後顧之憂。這一切，也可以從後來一度表現出來的相當普遍的消極懶政現象、發展思路轉變艱難現象，舊發展模式慣性的巨大現象，新的深化改革勇於作為所遭受的巨大阻尼現象，獲得間接證據。以致，新的核心領導集體，必須全面反覆強調新思路，政治規矩，以及從監察到黨建的全面強度重建入手，不斷強化新形勢、新思路、新理念、新的全局性視角，以求全社會不斷加深認同與落實。

如何消除已經養成的舊習慣舊發展理念，並因此相對新形勢新理念新要求而發生的廣泛懶情狀態，依然是當今的難題。毛主席説，路線決定以後，幹部決定一切，箇中道理，顯而易見。還得小心，儘可能不直接碰撞前代核心理念，以免過度破損其已經成就的巨大歷史威望。以致於，我們至今還會經常看到讀到，一些人，依然會動不動祭出前代核心的片言隻語，不問時代當年與今時實際的歷史性條件差別，形勢變化，刻意按自己的特定用意，來映射性對抗嶄新形勢條件下的理念與佈局，構成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重現實阻尼！

三，

形隨勢變，是發展的正態；勢因形滯，則是發展的負態，阻尼態。顯然，一切以強調舊形合理性而阻新勢的作法，無非企圖按着他們內心的既得保守律，左右時勢新進展的一切。而由此構成的尖鋭話語衝突，也在所難免-----這也正是當下中國自身內部持久分裂化話語板塊劇烈衝突的真實寫照！這種衝突，背後，當然也正是理念與利益撕裂程度的必然反映。這種種衝突，也必然與中美之間的話語衝突，層層相關。

回到亨廷頓的這段話，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東方編譯所譯叢”的中文譯文是：“但在這樣一種社會里，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為一體。派系、集團和羣眾運動各自使用自己的武器，相互大張撻伐。暴力盛行，政治敗壞，社會和自己過不去。到頭來，物極必反，社會墮落的結果就是政治角色的奇異轉換。真正無望的社會不是受革命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進行革命的社會。在正常的政體中，保守派致力於維護安定和秩序，激進派則以急遽的暴力變遷相威脅。但是，在一個完全處於混亂之中而必須憑藉政治意志來採取積極行動方能收拾殘局的社會里，保守和激進這兩個概念還有什麼意義？在這樣一種社會里，誰堪稱激進派？誰又堪稱保守派？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難道不就是革命者嗎？”

其中，“真正無望的社會不是受革命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進行革命的社會。”多麼醒人之句！就我們目前的角度，換個關鍵詞：“真正無望的社會不是受進一步改革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繼續進行改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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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全面有説服力地建立起“我們的話語方式”，既能説服自己又能説服他者，任重道遠。

201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