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內心，都有殺害父母的願望 | 弒父：一個被逃避不談的話題_風聞

KY作者/ 夏超

編輯/ KY主創們

你有沒有曾在發現父母衰老的一刻，感到一種難言的內疚感？彷彿這種衰老是我們做錯了什麼，而不僅是由於時間的無情。你可能和父母關係也並不好，但當你意識到父母已經老去、甚至在與父母的爭吵中“獲勝”時，心裏也隱隱有內疚感。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這種心理與“俄狄浦斯情結”有關。俄狄浦斯情結，是心理學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來自於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俄狄浦斯，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娶了自己的母親。所以，在俄狄浦斯情結中有**“弒父”與“亂倫”兩部分，今天我們主要要聊一聊“弒父”（弒親）的話題**。

為什麼心理學家會認為人的成長必須“殺死”自己的父母？這種隱秘的心理如何長久地影響着我們？它又給我們在處理與父母的關係這件事上帶來了怎樣的啓示？來看今天的文章。

聽到“俄狄浦斯情結”（又俗稱“戀母情結”）、“弒父”，有些人或許覺得很遙遠，但實際上這背後的心理機制可能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顯現，比如一個人寫畢業論文時不斷拖延就可能與“弒父”有關（！）。

精神分析學家Hans

Loewald曾有過這樣一位來訪者，他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學生，成績也很優秀，但是他在寫論文上遇到了麻煩。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想拖延，並強烈需要自己的指導老師給出建議和幫助。然而，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完全能獨立完成剩下的論文。所以，他為自己的拖延行為和求助心理而深深自責。

經過進一步談話，Hans

Loewald發現，原來這位學生與他的父親在同一個專業領域，而他的父親在一年前去世了，正是論文進展到一半的時候，也是從父親去世後他逐漸開始了拖延。在諮詢過程中，學生反覆提到一件事，就是自己的獨立，該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不斷強調正常完成論文正是自己的責任，但是他就是無法完成。

Hans Loewald感覺，這位學生對“責任”的強調語氣，似乎針對的不是完成論文，更像是談論一次犯罪行為。或者説，完成論文像一件他想要不斷拖延、推遲和避免的一樁罪行。父親的死並不是他造成的，但他與父親的關係無疑是引發問題的關鍵因素。

這位學生與父親的關係是複雜的。父親關愛他，但對他又非常嚴厲，尤其是因為兩人在同一個專業領域，父親給予他幫助時也常常批評他。所以**，他尊敬父親，卻也有過殺害父親的幻想，他有超越父親的雄心，但又對此感到內疚和恐懼。**

在這樣的父子關係下，獨自完成論文，對這位學生來説，不僅是完成學業，還是他走向獨立自主的標誌，還是他超越父親的時刻。在此之後，他就要為自己的人生和學業負責了，父親似乎就無法像過去那樣在自己面前高高在上了，父親高大權威的形象會隨之消失，而這似乎正是自己親手造成的。父親之前的離世，加劇了潛意識層面的這種“弒父”的恐懼和內疚，使得他不願面對自己的論文。

就像上面的案例，我們想談論的“弒父”是心理層面的，並不是現實中殺害自己父母的真實行為。

弒父，包含在一個含義更廣的詞裏：“弒親”（Parricide），是指一個人殺害自己的父母、近親、長輩、統治者。一個人背叛了某個有父母式權威的團體也可被視為弒親。

弒親令人難以接受，主要是因為孩子與父母（親人）之間那道緊密的感情連接被侵犯、被破壞了。原初的親子關係在各種文化中都被視為神聖的、偉大的，父母將孩子帶到世上，辛苦地養育，耐心地保護，這些事實和付出構成了“父母身份”（parenthood），也是其“權威”（authority）的重要來源。所以，天下父母在試圖主宰孩子時都會説，“是我把你辛辛苦苦把你養到這麼大”。

然而，**心理上的弒親又恰恰是由於父母權威的存在。**在父權社會中，弒父是弒親行為的典型，因為父親常常被視為家庭的最重要的供養者和保護者，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擁有更多決策權，他可以為孩子決定人生方向，可以為孩子確定婚嫁，是整個家庭權威的擁有者和掌控者。

個人的成長，往往被視為從依賴走向獨立的過程。成長似乎就必然面臨着一個困境：**我們如何從當初保護我們的父母手中，獲取掌控自己人生的權威？**因此，弒親的本質就是衝破和獲取父母權威，並將這種權威轉化為對個人生活的責任與對自我人生的控制。

明白這個道理或許不難，而在現實中，這個過程卻總是複雜的。

很多父母或許知道，他們養育孩子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他們能獨當一面，為了孩子的獨立，父母需要在恰當的時候放棄自己的權威，甚至主動促進自己的“被殺害”，但是他們又害怕經驗不足的孩子誤入迷途，不知道如何確定孩子是否擁有了獨立的能力，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事情上可以讓孩子自我負責。

而對成長中的孩子來説，他們越來越渴望自由，渴望能更多地由自己來決定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又要面對父母對這些事的干涉**，在衝突激烈的時候，要面對自己對“弒親”的隱秘渴望，還有面對這種犯罪式心理所引發的內疚和痛苦。**

我們與父母的現實關係，會內化為我們的精神結構，很大程度上影響自我與超我的關係。也就是説，你內心的道德標準如何要求你自己，你如何判斷自己的價值，這些事都和父母是如何對待你有關的。

比如，一個完全服從父母權威的人，往往有着苛刻的超我與虛弱的自我，雖然他較少與父母發生衝突，但是他很可能缺乏足夠的自我認同，常常以外部的標準衡量自己，很少相信自己的潛能和力量，會為了滿足某些人的要求而忽略、貶低自己的真實想法和需求。可以説，未被處理妥當的親子關係，會以不同的方式復現在我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中。

為了自我的獨立，一個人必須面對“弒親”。在弒親的過程中，有一種心理是難以避免的——我們開頭所提到的，弒親引發的內疚。

內疚是一種令人痛苦的感覺，常常伴隨對懲罰的渴望。一個內疚的人想通過承受懲罰來逃避和消除內疚感，但是懲罰帶來的往往只是短暫的緩解作用，很難正常消除內疚，所以在懲罰的效果消散之後，內疚的人將渴望新的懲罰，甚至更重的懲罰。

在這個意義上，內疚並非一個根本性的心理問題，而是一個人內部混亂的徵兆。**如果這種內疚無法得到處理，一個人可能會形成某種受虐傾向。**即便他成功“殺害”了父母，不再受制於他們，可以自我負責，但他可能“故意”會做出錯事，渴望父母對自己苛責、訓斥；如果父母難以提供這樣的懲罰，他會從某些外部事物或現實中尋找父母的象徵物，比如統治者、命運等，進一步尋求懲罰，來緩解自己的內疚感。

弗洛伊德就曾分析了俄國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這種心理模式，他對沙皇的態度、對賭博的痴迷，都是尋求懲罰來應對弒父內疚的表現。

在Hans Loewald看來，弒親確實存在着一種更好的結局。在我們奪取父母的力量，接管父母對我們的責任時，我們就是在放棄將他們作為我們力比多的客體，捨棄過去緊密的聯繫。在這個矛盾的過程中，父母也承受着同樣遲疑，他們想要拒絕又想要促進。

**在這兩個矛盾過程的疊加中，最好的結局將是雙方的平等，作為獨立個體之間的平等狀態，而留下的將不會是冷漠和分離，而是温情、信任和尊重。**為了達到這最好狀態，我們還要更細緻地、更深刻地理解所要面對的處境。

當談論自我責任與父母權威時，我們並不是在將這兩者視為徹底矛盾的、只能二選一的。一個人開始獨立自主，不是為了走向絕對自由，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承認自己的存在，認定自己的衝動、渴望和需求，這些是他自身生就的、或是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自主產生的。並不必須接受父母的命令。

同樣，在與父母權威的對峙與獲取中，我們想要的不是將父母徹底逐出自己的生活領域，而是為了明確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我們需要考慮的將會更多，雙方的渴望和需求都在其中，而在雙方的商討後，經由我們自己做出最後的決定。

那麼，如何面對弒親而來的內疚？用Hans Loewald來説：“承受內疚的重負才可能掌控內疚，並不是用輕率的壓抑和懲罰來應對，唯有****通過在矛盾的衝突中尋求和解。”

我們需要認識到，即便“弒親”在社會文化和內心現實中被視為罪行，但獨立自主同樣是被普遍認定的一種美德。這不僅是一個道德悖論，更是每個渴望獨立的人所必要面對的“宿命”。Hans Loewald對此精彩地論述：

“自我負責是一種罪，但它不只是在解放個性的過程中令人內疚；自我負責同時是這種罪行的補償性救贖。沒有弒親的內疚行為，就沒有獨立的自我。”

這樣，我們就更能理解開頭所提到的，在看到父母老了的瞬間我們所感到的那種內疚感了。其實，這往往也是我們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為自己、為家庭負擔更多責任的瞬間。

最好結局的達成也離不開另一方。成熟的父母需要意識到，“被弒”是自己的命運，無論對孩子的關愛多麼強烈，必須將讓成長中的孩子努力辨識自己的需求，培養對自我的責任感。

父母在將自己的權威逐漸讓渡出去之後，最需要感受到的不是自己的“無用”，而是與自己的孩子平等站在一起的輕鬆和欣慰，不必再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威而強裝出某些姿態，終於能夠嘗試以更自然的狀態與孩子相處——你們的之間的關係終於迴歸成了一個人類與另一個人類之間的關係。

而面對不成熟的父母，我們需要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坦誠，將自己渴望獲得獨立的想法傳達給他們，並在一些自己比較有把握的事情上將獨立的渴望實踐出來，獲得更多積極的反饋，讓父母看到自己的付出和能力。

你們必定會經歷極端的矛盾。有些矛盾在現在的你看來，是毀滅性的、不可承受的。你覺得你的父母絕沒有能力接受這樣的矛盾。但你必須知道，有時候，必須走過這樣一段動盪激烈的道路，你才能在這個家庭中成為一個獨立的成年人與你的父母平等共處。

到了那一天，甚至還會有更美好的事情可以發生：你發現你終於有能力影響這個家庭的狀況了。當你發現父母老去、交出權杖的時候，你心中對他們的怨念就也已經消失殆盡。你發現，你也許還沒有原諒他們，卻已經開始重塑你們之間一種新的、和平的、最終會走向温情的關係。

路漫漫修遠，我願與你一路同行。

以上。

References:

Loewald, H. W. (1979). The waning of the Oedipus complex.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27(4), 751-775.

Freud, S. (1961).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XI (1927-1931):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and Other Works (pp. 17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