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方向是錯誤的_風聞

80後，90後擔任西安國有集團董事長、董事的事熱鬧了幾天，如同大多數新聞一樣，很快悄無聲息了。除了一位倒黴的財政局局長撤職，其他一切照舊。這麼多年一輪一輪改下來，沒見國有企業效率提高，我們是否要反思，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方向是否合理？

第一部分 皇帝的新裝：國有企業不可能真正成為市場主體

一、國有企業經營的是國有資產，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是國家，任何一位國有企業董事長、總經理都只是“打工的”，沒有最終決策權，也沒有能力承擔企業損失。

民營企業，公司是老闆的，老闆覺得風險可以冒，成功了，收益歸他，失敗了，自己承擔責任。國有企業，公司是國家的，董事長、總經理覺得風險可以冒，成功了，收益歸國家，失敗了，個人承擔責任，影響發展前途。

市場，最強調冒險精神、企業家精神，逮到機會就上。老闆下了決心的事，誰反對都沒用，經理層可以提出意見和建議，老闆愛聽聽，不愛聽就不聽，誰受不了，可以立馬滾蛋。國有企業，沒人願意冒險；就算要幹，集體決策，出了事，大家一起負責。

集體決策，誰都不承擔經濟責任，誰也承擔不了經濟責任，就與市場精神相牴觸。試想，騰訊做砸了，馬化騰可以推到集體決策頭上，他不承擔責任？阿里巴巴做砸了，馬雲可以推到集體決策頭上，他不承擔責任？萬達搞砸了，王健林不承擔最終責任，誰承擔最終責任？

國有資產所有者虛位，集體決策在國有企業是決策機制；在民營企業，集體決策只是聽聽意見，最終決策權在實際控制人。

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決策負責，沒有任何一個人獲得收益或承擔損失，這樣的企業怎麼能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市場化改革怎樣改？改到董事長一個人説了算，誰不服，誰滾蛋？決策出了問題，董事長賠得起嗎？他要是賠得起，還做什麼國有企業董事長。

國有企業所有者虛位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國有企業從根子上不可能成為真正市場主體。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能解決國有資產所有者虛位問題嗎？

第一種情況，“混改”企業國有佔大股，民營佔小股。哪個老闆腦子夾壞，把有限、追求高利潤的資本拿去給國有經營者瞎搗鼓，獲取低迴報？就是虧，也得虧在自己手上啊。

如此合作，民營企業多半是看中了某些他們想進入，但進不去的領域，借股權合作，滲入那些領域，使用那些領域的資源。比如，前幾年中石化銷售公司搞“混改”，騰訊等民營資本就參與了。好長時間沒看到公開的合作成果。

民營企業指望借合作利用國有資源，多半打錯了算盤：股權合作，同股同權分紅就可以了，憑啥要讓你利用國有資源？就是對雙方都有利，也不給你用：你民營老闆賺錢，是我手上的權力給的，我沒啥好處，幹嗎要多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回家睡覺。

做工程、貿易出身的老闆，總彎着腰求人，吃喝玩樂都照顧得妥妥帖帖，是能利用上國有資源的，前幾年風光，賺了不少。然而，現下時局不好，反腐倡廉，不少人進去合唱“友誼之光”了。

   知識分子出身、做投資出身的，彎不下腰，不瞭解竅門，看着包工頭都能賺錢，以為自己更能賺到，被忽悠進去，董事會上儘管暢所欲言吧，屁也不讓你撈着。國企官員出了事，不管老闆有事沒事，先一起跟着進去唱“友誼之光”，確實沒啥事，以後再平反。

如此合作，還可能是民營老闆考慮二股東先做着，一旦有機會，鹹魚翻身，翻成大股東。實踐證明，這同樣是打錯了算盤。前一輪混改熱潮，聯想入股了城投控股（600649）、復星入股了中山公用（000685）。這麼多年過去了，聯想、復星得到了什麼？國有力量比較強的地區，只要這個企業還經營得下去，就不可能給民營企業翻成大股東的機會。

如果民營企業真地、實實在在地當了大股東，控股國有企業，尤其是做事比較激進，佔便宜沒夠的，如肖建華，下場仍然是去合唱“友誼之光”。聽説肖反省態度很好，會不會少唱幾年，不得而知。

第二種情況，國有佔小股，民營佔大股。國有資本做財務投資人，企業經營好了，國有資本跟着增值。這種方式，失敗的多，成功的少。老闆們賊得很，讓“混改”企業保持相對不高的利潤，或者虧損；同時，通過各種關聯企業和渠道，在“混改”企業以外，自己完全能控制的企業獲得更多利潤。

有一種提法，國有資產要從資本的角度來運營，哪個民營企業經營得好，國有資本就投一些。道理同上，老闆們不會讓國有資本真正賺到，有一萬種辦法讓國有資本賺不到、賺不足。

國有資本作為財務投資人進入民企的案例，最典型的要算華潤入股萬科（華潤是名義大股東，不參與決策，是財務投資人）。特定時間段相對成功，一是王石個人素質高，錢方面的事看得開，二是王石個人在萬科中佔的股權比不高，三是寧高寧確實沒幹涉萬科企業經營。這個案例，不具備可複製性。寧高寧離開華潤後，合作就沒有那麼愉快了。“野蠻人”姚老闆收購萬科，華潤沒接茬，隨你們怎麼弄。

第三種情況，雙方各50%。明爭暗鬥，不歡而散。

混合所有制改革，迴避不了“到底誰説了算”的問題，實質是解決不了“錢怎麼賺、怎麼分”的問題。出了偏差，國家干預不可避免。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國有資產所有者虛位問題。

三、國有企業有可能真正實施市場化經營機制嗎？

市場化經營機制，一是職業經理人制度，經理層市場選聘；二是員工持股、上市公司持股計劃、科技型企業股權分紅等激勵措施。

“橘生淮南為橘，橘生淮北為枳”。國有資產的土壤裏，職業經理人制度，與在民營土壤里長出來的不一樣。民營企業的職業經理人，老闆的決策核心是利潤、投資回報，職業經理人就要去獲得利潤、投資回報。國有企業目標多元，利潤、投資回報僅是考慮因素之一，職業經理人就算有天大的本領，怎麼可能以利潤、投資回報作為主要目標呢？

職業經理人，要麼在國有企業混着，實在壓抑、混不下去，只好走人。到目前為止，似乎就是這麼個情況，沒有反例。

至於持股、分紅制度，象徵性的一點點，聊勝於無。國有企業，怎麼可能讓個人股權佔得高，職工想佔得多，也得有錢啊。佔的少，話語權從何談起？

這些制度只是點綴，東施效顰。從根本上説，國有企業不可能真正形成市場化經營機制。

上述問題，其實是“皇帝的新裝”，不難看明白，或者説，大家都明白，都不説穿，一次一次徒勞地改來改去。養活一大批人而已。

第二部分 國有企業沒有必要成為市場主體

如果成不了真正市場主體，還偏要説是市場主體，還要努力讓大家相信是市場主體，這樣做，沒多大意思。

太祖説要“實事求是”，偉人説要“講真話”，美國説我們是“國家資本主義”，我們其實就是“社會主義”，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既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成分就要佔主體，40%是有必要的。其他60%，可以是集體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

國有資本，除了在市場失靈領域（公園、綠地、城市道路等）、國家經濟命脈基礎行業（石油、電信等），還要在國家產業政策倡導方向上，民營企業暫時做不到、做不好的領域，起主導作用。

比如，國家需要發展高速公路，民營企業當初沒有足夠資金量去投，投資回報率也達不到民營資本的期望。國有資本就有必要先行投資，隨着經濟發展，高速公路收費提高，能達到民營資本的期望了，就把這些資產賣給民營企業，讓他們去投資、經營。如果有那麼一天，高速公路取消收費，國有資本還要把高速公路資產買回來。

比如，芯片。投資量大、週期長，國內除了華為，沒有其他企業投得動、願意投。國有資本就要砸錢下去，先把產業發展起來。以後，民營企業有能力投、願意投了，國家就把這些資產賣給他們，讓民營企業去投資、經營。

再比如，“中國製造2025”中基礎性、先導性產業，國家資本也應該積極主導投資。

主導作用，就是引領作用，國有資本有義務先行，引領民營資本投向國家需要投資的領域。同時，國有資本又不要在這些領域長期沉澱，要不斷滾動，實現引導功能。

無論是市場失靈行業、國家經濟命脈基礎行業，還是引導性行業，都不應以利潤和投資回報作為主要目標。從根本上説，這些投資是實現國家戰略目的的投資，是國家職能在經濟領域的自然延伸。

國家戰略目的清晰明確，決策不是基於對市場的反應，而是基於國家需要，做成、做不成，國家直接承擔責任，不存在所有者缺位問題。這些領域，無需“混改”，也不需要引進什麼職業經理人制度。

從市場角度看，國有企業效率不高、資源利用率不高、人員不夠精簡，甚至一定程度官僚化。從國家角度看，可以集中國有資本辦大事，引導產業升級，可以做好公共領域服務，可以把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上，做民營資本做不了的事情。

因此，不能簡單用市場效率去評價非市場領域的事情，必須要正確認識“國家競爭優勢產業”和“市場競爭優勢產業”的差異，才能更好理解“效率”問題。

比如，製造“大飛機”，研製“殲20”、“轟20”、可回收火箭，中國的老闆們暫時做不了這些事，我們拿美國波音，法國空客、美國的洛克.馬丁、美國的馬斯克來比較——他們能做這些事，國家向這些公司採購。我們會發現，從研製速度、成功率、建造成本來看，國家投資，速度快、成功率高、建造成本低，優勢明顯得多。研製戰鬥機，成飛、沈飛同時幹；研製航母，大連、上海同時搞，這是私人資本能做得到、比得了的嗎？

效率高的原因在於，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大批中高端人才集中力量協同完成。民營企業養不起這麼多中高端人才，無法讓這麼多人才產生協同效應。大批中高端人才集聚，互相學習、加快了知識和技術的積累速度，產生規模優勢，規模優勢保證了研製速度、成功率和建造低成本。

高端計算機領域、芯片領域、軍工領域、海洋工程領域、電信領域等也都是這樣。只要高度重視，認真作為國家戰略去推進，研發、生產就一定能比私人資本速度快、成功率高、成本低。

特別提一下東北老工業基地。原來是我們國家高端基礎製造業基地。高端基礎製造業，生產“製造機器”的機器，投入資金大、週期長，回報率不高，但它是一般製造業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東北老工業基地升級改造重視不夠、投入不夠。東北沉淪，導致高精尖基礎設備不得不依靠進口，成為我國製造業發展的“軟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在“國家競爭優勢產業”，即基礎性、引領性產業，國有資本的效率高於私人資本效率。“蝦有蝦道，蟹有蟹道”，國有資本何必非要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又何必非要成為市場主體呢？

至於一般競爭性領域的產業，國有資本可以保留一部分，主要起到規範、引領作用。大部分市場空間留給民營企業，發揮民營企業市場主體的優勢。

想起了中國兵乓球改革的事。本來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中國乒乓球好好的，打得全世界滿地找牙。魏紀中偏攛掇着扁平化改革，把劉國樑攛掇掉，結果呢，情況大大不妙了。好在知錯就改，又把劉國樑請了回來。改革是好事情，但要想清楚再改。

第三部分  國有企業應採取行政手段進行管理

國有資本、國有企業如果主要存在於市場失靈行業、國家經濟命脈行業和基礎性引領行業，就不存在市場競爭問題。改革方向就不是用市場化手段提高經營效率，而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問題。

國有企業仍然可以以企業方式存在。畢竟是投資活動，企業運營模式是可行的組織方式。離市場更遠、政府更近的經濟活動，也可以事業單位模式存在。

以達到戰略目的為考核主要指標，主要是工作節點考核，即在一定時間內工作應推進到那個階段。成本高低、人員多少是次要考核目標，收入、利潤不作為考核目標。以事情辦成功為準。

有人可能會問，這麼改是否又倒回到計劃經濟去了。不能這麼看。基礎性、引領性行業本身就不適合按市場化操作，以前是市場化過度了，現在改回來，按產業自身的規律辦事。

這次中美貿易戰，美國認為自己是自由資本主義，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擔心自由資本主義——主要由市場説了算的資本主義，鬥不過國家資本主義，這也從反面證明，國有資本引導產業發展對國家整體發展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  總結

國有企業所有者虛位問題是無法從根本解決的問題，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註定是無法達到的目標。提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只會搞亂思想，原地打轉。

將國有資本限定在市場失靈行業、功能性行業，產業先導性行業，集中國有資本辦大事，對國家整體發展更有利。

既然國有資本辦的是市場化企業做不了的事情，就要在考核目標、管理方式上按國家職能在經濟領域自然延伸角度去考慮和設計，採取行政化手段管理更合適。（個人公眾號：cyjcyt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