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僑要有情懷有格局 ——記日本“華僑電商第一人”王琨_風聞

◆《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記者  蔣豐  倪亞敏

坐在我們面前的這位年輕人，名叫王琨；遞過來的名片上，名字叫“金幸健一”。當我們還沒有搞清楚兩個名字之間的關係時，他告訴我們他屬牛。是不是每一個屬牛的人都有一股倔強的“拓荒牛”的“牛”勁，我們覺得未必。但是，我們從他身上則感覺到那種四溢散發的一種“牛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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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着“孝”，王琨進入東瀛

世間常説，“少年喪父，人生三大不幸事之一”。王琨在青島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父親突然因病去世。這下，不僅僅是支撐着家裏的參天大樹倒下了，王琨覺得自己的人生導師也失去了，自己前往加拿大留學的計劃也泡湯了。

災難面前永遠只有兩類人。一類人是在災難面前倒下了，從此一蹶不振；一類人是在災難面前勇於直視災難、敢於搏擊災難，最後將災難甩在自己的身後。王琨呢，應該是屬於後一種人。

他依然執意要到國外去留學，只不過是把原來鎖定的去加拿大留學的目標，改為前往日本留學。原因呢，也很簡單。這樣做，可以讓母親的經濟負擔減輕一些；這樣做，來往距離近了一些，可以常回來看看母親。這些簡單的理由中，演繹着成長起來的王琨身上的那個“孝”德。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前的一個月，王琨看着母親每天幾乎都在為兒子的出行做着準備。有些東西，放進行李箱中又拿出來了；有些拿出來的東西，又被放進行李箱中。有一天，王琨看見母親把做飯的平鍋以及大米、炸醬、香腸也放進行李箱中了。臨上飛機前，王琨再也剋制不住自己，找到一個沒有人的角落嗚嗚地哭了起來。一個到20歲都不曾遠離母親的兒子，今天就要飄洋過海負笈東瀛了。母親呢，臉上一直佈滿笑容，她告訴前來送行的親戚朋友，“我要讓兒子走的時候，看的都是我的笑臉”，而她那略顯濕潤且故意不看的目光，只有做兒子的才能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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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敢於“闖”，王琨自有毅力

與大多數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一樣，王琨在東京池袋進入一家日語學校後，也面臨着學習、打工、生存的問題。

第一個月，他在朋友的介紹下，上午打一份工，晚上打一份工，下午的時間用來上學。一個月下來，拿到了17萬日元的工資，相當於一萬多元人民幣呢。那一瞬間，王琨有過滿足，因為父親生前作為交警，每個月的工資不過是3000多元人民幣。

但是，王琨並沒有因此啓動“打工狂魔”的模式。他很快發現，因為自己的日語不好，晚上打工的地方經常受到歧視。如果為了眼前的錢，就這樣打工下去，接下來不知還要受到多少歧視。

王琨決定把晚上的工作辭退，更專心地學日語。這裏，與其説王琨是有眼光，不如説是因為情感的壓力而至。過了一段時間以後，王琨覺得自己的日語比過去好了一些，就想不用前輩和同學的介紹，自己打電話去找工作。

王琨撥通了一家又一家的電話，用他自己的話説，“接電話的十家中有九家是拒絕的。”有的是直接拒絕，有的是態度婉轉的拒絕，有的是讓他把日語學的好一點再打電話。倔強的王琨就把打電話找工作當作日語實戰的最好機會，每次電話後都要查一查字典，確認自己剛才沒有聽懂的單詞是什麼意思。

終於，有一天，一家餐飲店接到電話同意王琨來打工了。誰也沒有想到，他乘車按照店長説的地址奔了過去，下車以後，居然找了四個小時。這個日本人店長呢，其間不斷地打電話過來問“你到哪裏了？我去接你吧？”王琨內心滿懷着感動，還是説，“讓我自己找吧！”就這樣，他們的見面的時候，日本人店長説：“四個小時，可以從東京到北海道了。”但是，他也因此喜歡上這個有“闖勁”的中國小夥子。

王琨説，我從小就聽父親講，世上有三等人，一等人是用眼乾活，二等人是用嘴幹活，三等人是要讓別人用着棍子他才幹活。我呢，這三等人都不做，我要做“特等人”——不用任何人説，我就會把事情幹好。

當時，王琨是這家店裏的第一個中國人，他眼勤手快，一個人可以幹兩個人的活；他孜孜不倦的學習，從背菜單開始，很快過了基本語言關。他一干就是5年，每小時的工資從1000日元增長到1350日元，每月還可以得到一份獎金。如今回想起那段打工歲月，王琨的感慨是：“在那裏，我一方面向日本人店長學習，另一方面也經常把自己當作店長，經常問自己：‘如果我是店長，我會怎樣做呢？’”這種承擔精神、這種責任精神，或許就是日後王琨成長的精神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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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於“選”，王琨目光不同

王琨的選擇似乎與常人有些不同。

從語言學校畢業的時候，王琨一下子考上兩所大學。一所是日本大學法學部，一所是文教大學國際學部。當年，他在青島考上一所自己感到並不理想的大學，為此不惜中途退學到日本讀書。這個時候，他沒有選擇前途燦爛的日本大學法學部，而是選擇了文教大學國際學部的國際觀光學科。

談到這種選擇，王琨説，“我是2006年來到日本的。2008年上大學的時候，一方面是北京奧運會之年，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對中國遊客漸漸開放之年的。我不説自己有多麼的先知先覺，但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中國人大量到日本旅遊的時代就要到來了。總有人以為到了外國以後，只有外國人才會服務好中國遊客；而我則認為，到了外國以後，深入瞭解當地的中國人才會服務好中國遊客。”

眼光與抉擇是一對兄弟。目光短淺的人，在抉擇的時候注重的是眼前利益。目光遠大的人，在抉擇的時候看重的是長遠利益。王琨算是有幸的，進入日本文教大學的第一年就拿到了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獎學金，而且一拿就是4年。這個期間，王琨讀書的訣竅就是儘量與日本人學生在一起，儘可能少與中國留學生在一起。他説，因為我的專業是國際觀光學科，只有跟日本人接觸多了，我的日語才能夠徹底過關，我才能從他們身上學習到日本社會、日本文化、日本生活的細節。我才能夠服務好來自祖國的遊客。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四年的大學生活轉眼就逝。臨近畢業。同學們都在積極地尋找就業崗位，王琨當然也不能例外。可是，他在參加了多輪日本企業的面試之後，總感覺到一種壓抑感，感到自己如果進入日本企業，就會白白浪費幾年青春時光。

曾有人説，“海外華僑的每個汗毛孔都流淌着創業發財的血液。”這句話的正確與否，實在是因人而異，但王琨再一次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從日本文教大學畢業以後，自己開辦公司直接創業了。

當時，日本手機進入大普及時代，外國人使用電話卡的時代已經臨近尾聲。王琨看中這一點，迅速進入電信行業，拓展旅日外國人的手機業務。

在王琨看來，當時已經有一些新華僑的前輩在通信行業裏面做的風聲水起了。但是，他們往往是在價格戰上下功夫，似乎中國人一輩子都要買便宜東西似的。王琨逆勢而行，在高端上下功夫，一心一意讓旅日中國人享受便利、享受速度、享受高端。

王琨説，我在學習國際觀光學掌握了一個理論——觀光，是由質到量的轉變和由量到質的昇華。沒有好的產品質量，就不會有產品數量的提升，而產品數量的提升，又倒逼產品質量的提高。否則，就是一輩子打價格戰，一輩子買便宜貨，一輩子努力想讓自己形象改變卻都無法改變。

憑藉這個思路，王琨幹批發、幹代理，幹零售、幹直銷，利潤直線上升，收入直線上漲。用他自己的話説，“到2014年的時候，我的事業達到一個巔峯。”

這以後，王琨有過走麥城的時候。“人生有時會有一夜歸零”的時代。如今，回想起那段歲月，王琨有些心情沉重地説，“我有過年輕氣盛的時候，有過天下捨我其誰的時候，有過一定要一比高低時候。所有這些，都已經成為我人生的財富積累。”

四、適應“變”，王琨再創輝煌

王琨來了一個亮麗的轉身，轉向電商行業，轉向藥妝行業。當然，這可能還是與他學習國際觀光學科有關。

這次，王琨沒有把眼光僅僅盯在日本華僑華人市場，而是直接投向海外。其效果，並不用我們在這裏多説的。如今，王琨被稱為“日本華人電商第一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讓我們感懷的是王琨在行商時的一些做法。眼看着電商的興起，各種平台的出現，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假貨橫行，真偽難辨。內心中始終盈動着正義感、責任感的王琨有些坐不住了。他先是與同行業的朋友們拉起了一個又一個微信圈，然後又組織起“日中國際企業聯合會”這樣的行業協會，致力於打假。有誰發現哪裏有假貨了，就在微信圈裏通報一聲；有誰發現承諾沒有兑現，就在微信圈裏披露一下；有誰發現服務質量不好，就在微信圈裏訴説一下。誰都沒有想到，來自於祖國的微信圈，成為了旅日華僑華人社會維護權益的一個利器。王琨也因此名聲四起。

五、衷於“情”，王琨具有格局

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王琨並不刻意介紹的營商成就。他喜歡談格局、談情懷，談未來，談日本新華僑又一個時代的到來。

在王琨看來，電子商務已經給社會帶來一個全新的變革。他説，不要僅僅盯着一些數量的變化，更要看中那些模式的變化。馬雲也罷，馬化騰也罷，帶來的都是商業模式的變革。未來，我自己也希望能夠創造新的商業模式。

王琨還説，改革開放40年，是海外新華僑創業、發展、崛起的40年。今天，海外華僑已經走到了一個歷史關頭。如何步入高質量發展，在於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時候，也打造海外華僑華人的新形象，是我們應該考慮的。

王琨結合自身，還這樣説，“我感覺創業需要‘三力加一巧’。所謂的‘三力’，就是精力、體力、毅力；所謂‘一巧’，就是技巧。前輩新華僑已經給我們做出了榜樣，我們不僅應該無愧於他們，並且還應該超過他們。”

最近，我們在日中青年促進會成立三週年上，在2018“國航杯”旅日華僑華人子女中文講演大賽上、在華文媒體組織的中日企業家交流活動上、在邀請中國遼寧撫順青少年訪日團上，都看見了王琨的捐助。熟悉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對王琨説：“我看到你這樣的新華僑商業領袖，就感到中日經濟交流會有更大的發展。”

對了，正如我們在開篇説到的，王琨還有一個名字，叫“金幸健一”。對此，王琨的解釋，“我希望人們把金錢、幸福、健康都放在第一位。”一位日本國會議員表示，“我希望這樣的名字，也能夠成為日本人的名字。”

行文至此，我們有一番感慨：《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就應該宣傳、支持這樣一代新的有格局有情懷的華僑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