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僑要有情懷有格局 ——記日本“華僑電商第一人”王琨_風聞
日本通-2018-11-14 13:33
◆《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記者 蔣豐 倪亞敏
坐在我們面前的這位年輕人,名叫王琨;遞過來的名片上,名字叫“金幸健一”。當我們還沒有搞清楚兩個名字之間的關係時,他告訴我們他屬牛。是不是每一個屬牛的人都有一股倔強的“拓荒牛”的“牛”勁,我們覺得未必。但是,我們從他身上則感覺到那種四溢散發的一種“牛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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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着“孝”,王琨進入東瀛
世間常説,“少年喪父,人生三大不幸事之一”。王琨在青島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父親突然因病去世。這下,不僅僅是支撐着家裏的參天大樹倒下了,王琨覺得自己的人生導師也失去了,自己前往加拿大留學的計劃也泡湯了。
災難面前永遠只有兩類人。一類人是在災難面前倒下了,從此一蹶不振;一類人是在災難面前勇於直視災難、敢於搏擊災難,最後將災難甩在自己的身後。王琨呢,應該是屬於後一種人。
他依然執意要到國外去留學,只不過是把原來鎖定的去加拿大留學的目標,改為前往日本留學。原因呢,也很簡單。這樣做,可以讓母親的經濟負擔減輕一些;這樣做,來往距離近了一些,可以常回來看看母親。這些簡單的理由中,演繹着成長起來的王琨身上的那個“孝”德。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前的一個月,王琨看着母親每天幾乎都在為兒子的出行做着準備。有些東西,放進行李箱中又拿出來了;有些拿出來的東西,又被放進行李箱中。有一天,王琨看見母親把做飯的平鍋以及大米、炸醬、香腸也放進行李箱中了。臨上飛機前,王琨再也剋制不住自己,找到一個沒有人的角落嗚嗚地哭了起來。一個到20歲都不曾遠離母親的兒子,今天就要飄洋過海負笈東瀛了。母親呢,臉上一直佈滿笑容,她告訴前來送行的親戚朋友,“我要讓兒子走的時候,看的都是我的笑臉”,而她那略顯濕潤且故意不看的目光,只有做兒子的才能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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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敢於“闖”,王琨自有毅力
與大多數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一樣,王琨在東京池袋進入一家日語學校後,也面臨着學習、打工、生存的問題。
第一個月,他在朋友的介紹下,上午打一份工,晚上打一份工,下午的時間用來上學。一個月下來,拿到了17萬日元的工資,相當於一萬多元人民幣呢。那一瞬間,王琨有過滿足,因為父親生前作為交警,每個月的工資不過是3000多元人民幣。
但是,王琨並沒有因此啓動“打工狂魔”的模式。他很快發現,因為自己的日語不好,晚上打工的地方經常受到歧視。如果為了眼前的錢,就這樣打工下去,接下來不知還要受到多少歧視。
王琨決定把晚上的工作辭退,更專心地學日語。這裏,與其説王琨是有眼光,不如説是因為情感的壓力而至。過了一段時間以後,王琨覺得自己的日語比過去好了一些,就想不用前輩和同學的介紹,自己打電話去找工作。
王琨撥通了一家又一家的電話,用他自己的話説,“接電話的十家中有九家是拒絕的。”有的是直接拒絕,有的是態度婉轉的拒絕,有的是讓他把日語學的好一點再打電話。倔強的王琨就把打電話找工作當作日語實戰的最好機會,每次電話後都要查一查字典,確認自己剛才沒有聽懂的單詞是什麼意思。
終於,有一天,一家餐飲店接到電話同意王琨來打工了。誰也沒有想到,他乘車按照店長説的地址奔了過去,下車以後,居然找了四個小時。這個日本人店長呢,其間不斷地打電話過來問“你到哪裏了?我去接你吧?”王琨內心滿懷着感動,還是説,“讓我自己找吧!”就這樣,他們的見面的時候,日本人店長説:“四個小時,可以從東京到北海道了。”但是,他也因此喜歡上這個有“闖勁”的中國小夥子。
王琨説,我從小就聽父親講,世上有三等人,一等人是用眼乾活,二等人是用嘴幹活,三等人是要讓別人用着棍子他才幹活。我呢,這三等人都不做,我要做“特等人”——不用任何人説,我就會把事情幹好。
當時,王琨是這家店裏的第一個中國人,他眼勤手快,一個人可以幹兩個人的活;他孜孜不倦的學習,從背菜單開始,很快過了基本語言關。他一干就是5年,每小時的工資從1000日元增長到1350日元,每月還可以得到一份獎金。如今回想起那段打工歲月,王琨的感慨是:“在那裏,我一方面向日本人店長學習,另一方面也經常把自己當作店長,經常問自己:‘如果我是店長,我會怎樣做呢?’”這種承擔精神、這種責任精神,或許就是日後王琨成長的精神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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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於“選”,王琨目光不同
王琨的選擇似乎與常人有些不同。
從語言學校畢業的時候,王琨一下子考上兩所大學。一所是日本大學法學部,一所是文教大學國際學部。當年,他在青島考上一所自己感到並不理想的大學,為此不惜中途退學到日本讀書。這個時候,他沒有選擇前途燦爛的日本大學法學部,而是選擇了文教大學國際學部的國際觀光學科。
談到這種選擇,王琨説,“我是2006年來到日本的。2008年上大學的時候,一方面是北京奧運會之年,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對中國遊客漸漸開放之年的。我不説自己有多麼的先知先覺,但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中國人大量到日本旅遊的時代就要到來了。總有人以為到了外國以後,只有外國人才會服務好中國遊客;而我則認為,到了外國以後,深入瞭解當地的中國人才會服務好中國遊客。”
眼光與抉擇是一對兄弟。目光短淺的人,在抉擇的時候注重的是眼前利益。目光遠大的人,在抉擇的時候看重的是長遠利益。王琨算是有幸的,進入日本文教大學的第一年就拿到了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獎學金,而且一拿就是4年。這個期間,王琨讀書的訣竅就是儘量與日本人學生在一起,儘可能少與中國留學生在一起。他説,因為我的專業是國際觀光學科,只有跟日本人接觸多了,我的日語才能夠徹底過關,我才能從他們身上學習到日本社會、日本文化、日本生活的細節。我才能夠服務好來自祖國的遊客。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四年的大學生活轉眼就逝。臨近畢業。同學們都在積極地尋找就業崗位,王琨當然也不能例外。可是,他在參加了多輪日本企業的面試之後,總感覺到一種壓抑感,感到自己如果進入日本企業,就會白白浪費幾年青春時光。
曾有人説,“海外華僑的每個汗毛孔都流淌着創業發財的血液。”這句話的正確與否,實在是因人而異,但王琨再一次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從日本文教大學畢業以後,自己開辦公司直接創業了。
當時,日本手機進入大普及時代,外國人使用電話卡的時代已經臨近尾聲。王琨看中這一點,迅速進入電信行業,拓展旅日外國人的手機業務。
在王琨看來,當時已經有一些新華僑的前輩在通信行業裏面做的風聲水起了。但是,他們往往是在價格戰上下功夫,似乎中國人一輩子都要買便宜東西似的。王琨逆勢而行,在高端上下功夫,一心一意讓旅日中國人享受便利、享受速度、享受高端。
王琨説,我在學習國際觀光學掌握了一個理論——觀光,是由質到量的轉變和由量到質的昇華。沒有好的產品質量,就不會有產品數量的提升,而產品數量的提升,又倒逼產品質量的提高。否則,就是一輩子打價格戰,一輩子買便宜貨,一輩子努力想讓自己形象改變卻都無法改變。
憑藉這個思路,王琨幹批發、幹代理,幹零售、幹直銷,利潤直線上升,收入直線上漲。用他自己的話説,“到2014年的時候,我的事業達到一個巔峯。”
這以後,王琨有過走麥城的時候。“人生有時會有一夜歸零”的時代。如今,回想起那段歲月,王琨有些心情沉重地説,“我有過年輕氣盛的時候,有過天下捨我其誰的時候,有過一定要一比高低時候。所有這些,都已經成為我人生的財富積累。”
四、適應“變”,王琨再創輝煌
王琨來了一個亮麗的轉身,轉向電商行業,轉向藥妝行業。當然,這可能還是與他學習國際觀光學科有關。
這次,王琨沒有把眼光僅僅盯在日本華僑華人市場,而是直接投向海外。其效果,並不用我們在這裏多説的。如今,王琨被稱為“日本華人電商第一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讓我們感懷的是王琨在行商時的一些做法。眼看着電商的興起,各種平台的出現,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假貨橫行,真偽難辨。內心中始終盈動着正義感、責任感的王琨有些坐不住了。他先是與同行業的朋友們拉起了一個又一個微信圈,然後又組織起“日中國際企業聯合會”這樣的行業協會,致力於打假。有誰發現哪裏有假貨了,就在微信圈裏通報一聲;有誰發現承諾沒有兑現,就在微信圈裏披露一下;有誰發現服務質量不好,就在微信圈裏訴説一下。誰都沒有想到,來自於祖國的微信圈,成為了旅日華僑華人社會維護權益的一個利器。王琨也因此名聲四起。
五、衷於“情”,王琨具有格局
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王琨並不刻意介紹的營商成就。他喜歡談格局、談情懷,談未來,談日本新華僑又一個時代的到來。
在王琨看來,電子商務已經給社會帶來一個全新的變革。他説,不要僅僅盯着一些數量的變化,更要看中那些模式的變化。馬雲也罷,馬化騰也罷,帶來的都是商業模式的變革。未來,我自己也希望能夠創造新的商業模式。
王琨還説,改革開放40年,是海外新華僑創業、發展、崛起的40年。今天,海外華僑已經走到了一個歷史關頭。如何步入高質量發展,在於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時候,也打造海外華僑華人的新形象,是我們應該考慮的。
王琨結合自身,還這樣説,“我感覺創業需要‘三力加一巧’。所謂的‘三力’,就是精力、體力、毅力;所謂‘一巧’,就是技巧。前輩新華僑已經給我們做出了榜樣,我們不僅應該無愧於他們,並且還應該超過他們。”
最近,我們在日中青年促進會成立三週年上,在2018“國航杯”旅日華僑華人子女中文講演大賽上、在華文媒體組織的中日企業家交流活動上、在邀請中國遼寧撫順青少年訪日團上,都看見了王琨的捐助。熟悉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對王琨説:“我看到你這樣的新華僑商業領袖,就感到中日經濟交流會有更大的發展。”
對了,正如我們在開篇説到的,王琨還有一個名字,叫“金幸健一”。對此,王琨的解釋,“我希望人們把金錢、幸福、健康都放在第一位。”一位日本國會議員表示,“我希望這樣的名字,也能夠成為日本人的名字。”
行文至此,我們有一番感慨:《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就應該宣傳、支持這樣一代新的有格局有情懷的華僑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