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李不是金庸，因為美國不是中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虹膜”

文 | 張琦+思嘉

斯坦·李去世了，我們再也看不到這個締造了傳奇的傳奇人物，出現在影迷們津津樂道的漫威電影彩蛋裏。

可能還沒有哪個人物的去世，能引發好萊塢乃至整個文化界如此大面積的悼念，國內亦是如此，由此可見斯坦·李老爺子的影響力，並不僅僅在漫畫、電影和票房數據的一次次刷新裏，而是已經成為了遍及世界文化範圍的精神產品。

看着漫威電影成長的一代或許還沒有那麼深的感受，斯坦·李對於流行文化的影響遠在漫畫和電影之外，他不僅是締造了超級英雄宇宙傳奇的人，更是改變了美國漫畫產業甚至是文化娛樂產業的人。

斯坦·李的創作人生基本和美國漫畫發展史重合。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期間用《超人》《蝙蝠俠》等開啓了黃金時期的美國漫畫沒紅火多久，就因為戰後出現的諸多青少年暴力問題，使得以弗裏德里克·沃丹姆為首的一批反對者發起了「反漫畫運動」，抵抗其中的暴力、兇殺、性行為等成人內容。

這導致當時的漫畫產業進入黑暗期，連孩子都不準帶着漫畫進入學校。美國漫畫雜誌協會（CMAA）的成立加上漫畫準則管理局（CCA）的出現，又規定漫畫必須經過審查後印上準則標誌發行，嚴格限制了漫畫的尺度，連帶着讓成年人也對漫畫沒了興趣，整個產業都進入了蕭條期。

但斯坦·李改變了這一切。

從《神奇四俠》開始，他創造性地引入了帶有缺陷的超級英雄，他們嘮嘮叨叨、吵來吵去，時不時陷入情緒低谷，有各種自己的人生問題沒有解決，跟以前那些幾乎完美無瑕的超級英雄簡直是大相徑庭。那些在DC的漫畫裏充滿黑暗和犯罪的架空都市也被斯坦·李移植到了更加現實的空間，蜘蛛俠在紐約的皇后區跟姨媽住在一起，得擔心自己的學業；神奇四俠的總部就在曼哈頓中城的巴克斯特大廈。

這一切，都離我們太近了。

《神奇四俠》

不少人都把斯坦·李和傑克·科比一起創作出的《神奇四俠》看做漫畫行業上的分水嶺事件，在銷售迅速下滑的那些漫畫黑暗年代裏，《神奇四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避免了漫畫行業的崩潰。

更厲害的是1971年的《超凡蜘蛛俠》沒有印準則標誌就發行了，裏面蜘蛛俠這麼説道：「我作為蜘蛛俠的生活可能和任何人一樣危險，但是我寧願面對一百個超級壞蛋，也不願沉迷於毒品而丟掉它！」

展現反毒情節的《超凡蜘蛛俠》

雖然當時準則裏沒有對毒品做出限制，但是參照「所有未提及的但是違反準則意圖的元素都是被禁止的」規定，不僅毒品不能出現，連反毒品的場景都不行。

這直接導致了漫畫史上的一個巨大轉折，當時甚至都鬧上了紐約時報，因為這是自準則制度實施後，第一本沒有拿到準則就擅自發行的漫畫，紐約時報還採訪了斯坦·李，他説——

我們不能逃避現實，如果這個故事能幫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個孩子不去嘗試毒品，或者提前一天戒掉毒品，那麼，與其等待漫畫準則管理局的許可，它還是值得的。

那年的《紐約時報》

同一年，美國漫畫雜誌協會就修訂了準則的條例。

這幾乎等於是在電影界裏撼動了當年好萊塢的海斯法典。

漫畫歷史學家彼得·桑德森甚至評價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漫威以自己的方式與法國新浪潮相對應。」**而這種新浪潮，很大程度上都要仰賴於斯坦·李帶來的新的超級英雄模式的創作。

保持人物和內容在限制級之內，又讓它足夠輕鬆有趣，對青少年有吸引力；用更加生活化的內容取代了宏觀而沉重的善惡搏鬥，但不失嚴肅的主題和現實的生活景觀，讓成年人也能對其中的故事有代入感。

法國新浪潮拍出了戰後一代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而斯坦·李帶來的漫威崛起時代，同樣也是為戰後的年輕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英雄。

它的現實性、它的輕鬆、它的未來感，每一樣都是相對於「舊」的「新」。而斯坦·李筆下的英雄最「新浪潮」之處，大概就要算是他們身上的那些與時代背景緊密相連的現實感。

以大受歡迎的《神奇四俠》為起點，進入創作高峯期的斯坦·李在六十年代推出了一個接一個的經典漫畫角色，觀眾最為熟悉的綠巨人、蜘蛛俠、鋼鐵俠、X戰警等都出自這個時期。這些至今擁有超高人氣的漫畫角色其實都是對神奇四俠模式——有缺陷的英雄的延續和拓展，並且在特定的六十年代社會背景下成為美國文化和民眾心理的映射。

《神奇四俠》

比如誕生於1962年的綠巨人浩克就與冷戰及越戰背景息息相關，也包含着人們對科技、核武器的恐懼和壓抑，促使布魯斯·班納身體變異的伽馬射線以及綠巨人的暴躁、強大的破壞力當然可以對應美蘇爭霸期間揮散不去的核戰陰霾。斯坦·李把浩克打造為當代的《弗蘭肯斯坦》+《化身博士》，讓他在理性科學家與失控怪物兩種撕裂的身份之間做艱難的自我掙扎，同時，作為犧牲品的他為了避免傷害他人，自願隱於世界各地，但軍方卻窮追不捨，逼迫着他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

綠巨人的反叛、獨立讓他成為60年代反主流精神圖騰和壓力釋放的出口，與嬉皮士文化等一起暗合着當時社會普遍的質疑權威、脱離社會、分裂與不信任感。

《綠巨人浩克》

同樣誕生於1962年的蜘蛛俠則走向另一條道路——比神似四俠更加平民化的鄰家超級英雄路線。這是第一位以青少年為主角的漫威超級英雄，一個有着一堆自身缺憾和現實難題的困窘大男孩，並且加入了更多的校園、愛情元素。蜘蛛俠是真正意義上的平民英雄，並且獲得了大批女性觀眾的喜歡，一改當時被習慣性地認為超級英雄漫畫是男性讀者專屬的漫畫格局。

《蜘蛛俠》

1963年正式問世的鋼鐵俠是斯坦·李以美國傳奇人物霍華德·休斯為原型設計的角色，富有、瘋狂、天才，鍾愛發明與冒險，總體上是一個富二代&花花公子式的超級英雄，其誕生也與美蘇冷戰息息相關，冷戰落幕後，這一角色也每每與海外戰爭、科技、武器裝備等話題相關聯，像電影版《鋼鐵俠》系列便涉及到了中東戰爭、軍火、國防、恐怖組織與恐怖襲擊等，與後911背景密不可分。

《鋼鐵俠》

而開啓了新世紀超級英雄改編電影熱的《X戰警》也是斯坦·李在六十年代的代表作，與綠巨人所代表的核武器恐懼和反叛文化相近，被稱作變種人的X戰警更細化地指向了六十年代突出的種族、民權與同性戀問題，簡言之就是少數族羣與主流社會的博弈。

X戰警喚起的不僅是人們對六十年代尖鋭的現實社會問題的共鳴感，而且延伸向了更早的種族衝突問題——猶****太人與德國納粹（參照《X戰警：第一戰》），是一次用流行文化反思嚴肅的人類公共議題的成功嘗試。

《X戰警》

漫威之父斯坦·李的離世，難免會讓人把他與剛剛離開我們的武俠大師金庸聯繫在一起。兩人均打造出了在各自的文化中備受歡迎的羣俠形象和世界觀，然後又都在七十年代初退出一線創作。此後，他們的作品都被大量改編為影視劇，並因此進一步提升了影響力。

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金庸和斯坦·李還真的有不少相同點。首先，他們各自是東西文化系統中最具符號性的流行文化代表，而他們筆下的世界，也都自成宇宙，具有放到一起做比的基礎。

圖片來自網絡，實在沒找到作者是誰……

武俠江湖和超級英雄宇宙在宏觀層面上是相通的，它們都是一則當代神話，共同擁有着嚮往成為超出常人、懲惡揚善特殊個體的集體意識。像中國人對歷史上長期以來的俠之大者、俠客夢的嚮往；放到美國來看，則可以化為從拓荒時代的牛仔身上延展而來的個人英雄主義崇拜，再放大一下，則是從淘金者時代就植根於民眾心中的美國夢。

雖然美國的超級英雄在引入國內時多數要冠以「某某俠」的譯名，但這只是為了便於接受，大家心裏也應該都清楚，斯坦·李畢竟不是金庸，美國更不是中國，兩者在本質上有很大區別。

中國俠客與美國超級英雄的不同之處在於，俠的出現在於外界無法可依、無秩序可守，於是以道德為本位，以內心操守為標尺，挺身而出為他人、為家國。他們信奉的，是道義、情誼、規矩、尊嚴。

而超級英雄則是以行動為核心，不迴避個人目的，在為個人目標奮戰的同時拯救他人拯救世界。這個過程中一般不會觸及法與道德，而在於拼不拼得上全力。

超級英雄的界限，在於能不能做到；而俠的界限，則在於要不要去做。

再回到民族性上來，身為移民國家的美國，有着深厚的基督教基礎，但是他們的宗教信仰觀念又和歐洲不太一樣。歐洲更傾向於神性的宗教，而在新大陸上一點點建立起自己家園的美國卻是一種人性的宗教。

所以，我們能在他們的超級英雄身上看到人與神之間的搖擺，這通常會轉化為超級英雄角色中肉體與靈魂的緊張或分裂，那些超級英雄的黑化故事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是中國的武俠故事中，不太能看到的設定，而斯坦·李筆下那些超級英雄背後的故事，就是對數十年來美國文化和時代的基本信仰、基本恐懼和基本焦慮的一種分享。

《蜘蛛俠3》

我們並沒有美國那樣的宗教傳統，也沒有西方那樣影響深遠的神學體系，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在各個時代都引領了流行的武俠文化就是我們的神話。

從誕生之初開始，俠客就註定要生在亂世，才能扶弱鋤強有所作為，它向上是文人們在亂世中對道義神話嚮往的浪漫主義，向下是普世動盪之時的社會寫實，在已經沒有江湖了的現在，金庸筆下那些俠客背後的故事，就是對數百年來中華文化世界裏一種理想國的敍述。

神話與英雄有它的相似和不同，但嚮往英雄的那顆心都是相同的。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就創作出如今讓我們為之瘋狂的英雄，斯坦·李的腦洞，領先了不止半個世紀。

他是真正的遠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