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匈人與亞洲的匈奴可不是一種人_風聞

講座︱劉衍鋼：歐洲的匈人與亞洲的匈奴可不是一種人

中國歷史上的匈奴（Xiongnu）與歐洲歷史上的匈人（Huns）之間有何關係，學界聚訟紛紜，輿論則普遍認為兩者族屬相同。不僅如此，還有一個荒謬的“歷史事實”廣為流傳：匈奴被漢朝打出了東亞，他們逃往歐洲，把怒火拋向了日耳曼蠻族，然後偌大的羅馬帝國，就被這些連匈奴都打不過的蠻族覆滅了。可見相比中國來説，羅馬真可謂是“弱爆了”。               

​遊牧與農耕民族的爭鬥，可沒“影響整個人類文明史”              

講座伊始，劉先生便指出國內學術界對遊牧的概念存在着嚴重誤解，這導致有關研究人員乃至通行教材在述及相關史事時常常出現混亂。              

英語裏的“遊牧民族”（nomadic

ethnic）一詞涵義比較寬泛，起初是指活動於阿拉伯半島和北非沙漠中的族羣，歐亞草原上的遊牧族羣則是另外一大類型，古典歐洲史料一般都不加區分地稱呼他們為“斯基泰人”（Scythians）。               

“遊牧與農耕民族的爭鬥，伴隨了整個人類歷史”這一説法流行已久，卻完全錯誤，原因就在於“遊牧”與“畜牧”兩個概念被混為一談。遊牧，指的是某族羣帶着大批牲畜，“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遊牧族羣出現時就屬於鐵器文化，他們根本沒有經歷過青銅時代。      

公元前800年左右，農耕世界確切知道遊牧民族的存在，是時人類古代文明史已經過去一半了。當遊牧文化傳播到農耕草原地帶，就迅速取代了原有粗獷的農耕文化，因為在相同面積的草原上前者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鄂爾多斯草原即是一例。公元前2000年以前，鄂爾多斯草原上有不少農業人口定居，但隨着氣温降低，很快就人跡全無，直到遊牧文化傳入，人類才可以再次在此生存。               

學界普遍認為，一個文化中若出現了文字、城市與金屬冶煉技術三者之二，即可以稱之為文明；判別文明的先進程度，也主要以這幾項要素的發達程度為準繩。但恰如culture（文化）與civilization（文明）的詞根涵義分別為耕種與城市，反映了農耕文明的評判視角一樣，以上述三個條件作為原則，也只會得出有利於農耕文明的結論。               

另外，主流觀點還認為遊牧文化的經濟不能自理，所以遊牧世界普遍要求“於南方開邊市”，而且正是在與農耕世界的戰爭與交往中，遊牧文化產生了帝國模式。雖然這種觀點遭到不少學者，尤其是蒙古學者的反對，但它的確可以解釋許多現象。               

劉衍鋼認為，一切農耕文明史料中對於遊牧文明的記載，都是以自己的視角出發的，所以遊牧民族總是被描述為反覆無常，不守信用——實際上，這是因為遊牧族羣內部往往非常鬆散，外部的條約體系對內部的約束力極小。不幸的是，關於遊牧民族的現存史料，大多是由農耕民族記錄的，這要求我們在描述、解釋遊牧民族的歷史時，一定不可以不加辨別地拿來就用。

​匈人和匈奴沒有關係               

學界對匈人的歷史有多種敍述模式，但無論怎麼計算，其活躍時間最長都不超過100年，更別提這會對歐洲和世界歷史產生多大的影響了。               

公元370——375年匈人才出現在歐洲，但沒有任何確切史料記載過他們是從何處來、又是怎麼來的。當時歐洲大部分草原均為哥特人佔據，哥特是農耕民族，很難在阿蘭人佔據的頓河以東沼澤地區生活。匈人越過頓河入海口，首先降服了阿蘭人（Alans,中國史料稱之為“阿蘭”或“阿蘭聊”），之後又與他們聯合擊敗了哥特人。        

西哥特人因此被迫越過多瑙河，請求遷入羅馬帝國境內，東羅馬帝國皇帝瓦倫斯也希望用哥特人充實自己的軍隊，於是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但羅馬士兵虐待哥特移民的事情時有發生，加上羅馬帝國在多瑙河流域兵備薄弱，數量龐大的哥特人很快發動暴亂並屢敗羅馬軍隊。瓦倫斯迫於無奈，只得率軍親征。           

   隨後便爆發了歷史上最重要的戰役之一——阿德里安堡會戰，經此一役，羅馬帝國的軍事優勢徹底喪失，東羅馬帝國陸軍幾乎全軍覆滅。不久之後，西羅馬帝國滅亡。但這場戰役的意義被過分誇大了。比如學界普遍認為它是中世紀戰役的開端，並直接導致了羅馬步兵方陣的衰落，但實際上，當時參戰的匈人騎兵數量極少，不可能發揮決定戰爭勝負的作用。               

除了與羅馬連綿不斷的戰爭，匈人也攻擊過波斯帝國，只是沒有成功。               

匈人勢力鼎盛於阿提拉王朝時期，並建立過統一國家，但這種局面僅僅維持了不到五年。阿提拉死後，他的兒子們立即瓜分了部落，匈人又回到了內鬥不斷的狀態。      

公元454年，聯合了阿蘭騎兵的日耳曼人在內達奧戰役中，一舉將匈人趕出了多瑙河平原。日耳曼王族對匈人的態度有支持與反對兩派，最後，隨着親匈派的埃德克王族被東哥特人殺害以及阿拉提幼子鄧直昔克的敗亡，匈人就此徹底從歷史上消失了。               

匈人引發了歐洲族羣多米諾骨牌式的遷徙，現代歐洲族羣格局亦隨之定型。雖然匈人促進了歐洲族羣格局的變化，但他們只是鬆散的僱傭兵，很快就消失了——從一開始他們也就“不在局中”。公正地講，阿蘭人的歷史影響都比匈人大得多——他們是這場民族大遷徙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居民主要就是哥特人和阿蘭人的後裔。

即使與歐洲諸蠻族相比，匈人都顯得極為野蠻與落後，他們受伊朗與日耳曼人的影響很深，阿提拉時代四任君主名號均為日耳曼語，武器與服飾也歐洲化得非常徹底。他們不使用帳篷，連最簡陋的房屋都不會建造，這些特徵跟其他遊牧民族差別很大——匈奴人不但很早以前就使用帳篷了，後來還建造出了結構複雜的城鎮。直至滅亡，匈人居住方面的文明程度都遠遜匈奴人西遷之前的水平。              

 劉衍鋼特別強調，諸多證據與學界晚近的研究都可以證明匈人不可能源出於匈奴，那個用匈奴證明大漢軍力遠勝羅馬的故事，可不能當真。

匈牙利人和德國人是如何變成匈人後裔？       

匈人對歐洲歷史的影響説不上巨大，但他們在歐洲人的觀念中卻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符號，其形象也產生過諸多變化。              

 長久以來，匈人都被看做是野蠻、殘暴的破壞者與入侵者，他們也是歐洲先進文化的吸收者，但在某些方面，歐洲傳統文化也受到匈人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               

阿提拉是匈人最偉大的君主，傳説中，他“被他妻子親手以刀穿刺而死”，也是在傳説中，437年，匈人滅了勃艮第王國。              

 以勃艮第王國與匈人的戰爭為背景的“尼伯龍根”傳説是歐洲民間傳説中的重要類型，北歐史詩集《埃達》和《薩迦》中數量眾多的詩篇都與之有關。最著名的相關作品，首推德意志民族史詩《尼伯龍根之歌》，瓦格納正是以其為基礎創作了歷史上最偉大歌劇之一——《尼伯龍根指環》。       

這些傳説版本眾多，故事情節雖有細微差別，但大同小異：一位以阿提拉為原型的兇殘貪婪的蠻族統治者，因為覬覦勃艮第王國的財寶，就用卑鄙手段殺害國王，其妹妹或王后為了復仇，則潛入匈人地區併成為蠻族統治者的王后。雖然有的版本中會出現復仇失敗的情節，但大多故事中，“阿提拉”都“被他妻子親手以刀穿刺而死”。               

不僅如此，著名的史詩《貝奧伍爾夫》中英雄貝奧伍爾夫的葬禮，也是以阿提拉的葬禮為藍本進行描繪的。               

浪漫主義運動以後，在歐洲經濟最發達的西歐與北歐地區，很多人都喜歡把自己裝扮成亞洲遊牧民的形象。他們把匈人想象為一種足以對抗腐朽現代文明的神秘力量——這種思想的源頭可以上溯到盧梭的激進觀念與那個時代瀰漫整個歐洲大陸的浪漫主義精神。相比現代文明，他們更推崇充滿了野性的原始力量。               

近代以來，一直受到德意志人壓迫的匈牙利人受到民族主義思潮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匈人是自己的始祖，阿提拉則是開國君主，不僅如此，阿拉提的偉大先輩也為匈牙利的歷史做出了偉大貢獻。這樣，德國人就成了自己祖先的手下敗將與奴僕了。與之類似，俄羅斯人也將自己看做是斯基泰人的後裔。         但實際上，匈牙利（Hungarians）與芬蘭人（Finlanders）一樣，隸屬芬族，他們的祖先是公元9世紀前後才進入匈牙利平原的奧諾古里人，他們自稱馬扎爾人（Magyarok），這更為著名。

 一戰開始後，德國為了報復比利時不願借道進攻法國，幾乎將著名的“大學城”魯汶整個焚燬。將有嚴密組織的屠殺作為一種報復手段的做法，使整個歐美世界都想起了恐怖的匈人。英國媒體報道此事，稱之為“匈人的進軍”，“對文明的背叛”。英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吉卜林在其名篇《為了我們擁有的一切》中寫道“大家快拿起武器，因為匈人近在門前”。德國著名劇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痛心疾首地責問同胞，“你們究竟是是歌德的後代？還是匈王阿提拉的後代”？加拿大不少競選海報，更打出了“我們的任務是打擊匈人”的標語。

​歐洲與亞洲遊牧民族有重大區別               

一直以來，匈奴和匈人總被混為一談。其實匈人與匈奴的區別不僅僅體現在他們的族源不同，他們的行動模式也大相徑庭。劉衍鋼歸納了歐洲與亞洲遊牧民族特徵的主要區別。       

從太行山脈向西直到維也納東郊的歐亞大陸，地勢一馬平川，除了平緩的烏拉爾山脈之外，其餘幾乎所有山脈均為東西走向。這片暢通的區域也因此成為古代遊牧民族遷徙的走廊——實際路徑長度超過一萬公里。               

這些遊牧民族的活動模式具有共性，他們的遷徙主要只有兩種方向：其一為向水草相對豐美的遊牧地區流動，這在亞歐草原上表現為由東向西遷徙；其二為向相對富裕舒適的農耕地區流動，這在亞歐草原上表現為由北向南遷徙，跟上述路線相反的遷徙極為少見。而且只要遊牧民的主體遷入富饒農業區並在當地居住一段時間後，此民族就不可能重回草原恢復遊牧生活。即便是面臨農耕政權的強大壓力，這些遊牧民族的後裔也只會屈服並融和於當地居民，不會離開。              

 共性之外，又有顯著的區別。歐洲最重要的草原為南俄草原和多瑙河草原，這兩片草原的土地肥沃程度僅次於英國和法國南部地區，可以同時發展畜牧業和農業，對遊牧和農耕民族都是寶地。             

 正因此故，在這兩片草原上，遊牧與農耕民族一直交替佔據統治地位，而且從來沒有任何歐洲遊牧民族有越過多瑙河建立征服王朝的政治企圖。              

 但亞洲的主要草原均無法發展灌溉農業，所以歷史上一直都為遊牧民族控制，並且他們會週期性的由北向南建立征服王朝。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東亞大陸，伊朗和印度的情況也完全符合這一特徵。       

劉衍鋼最後強調，造成這種模式差異的原因有很多，我們很難在社會學的角度上把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全部明晰地嚴格按照因果律羅列，一個歷史學家首要的任務，是把歷史現象如其所是地準確描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