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衰,始於心理崩潰_風聞

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説到：古代中國有一個很頑固的空間觀念，就是“天下”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不斷外延擴張的方形，而文明等級就由這種空間位置所決定，越在中心文明等級越高，反之則逐漸降低。

這種“中央文明”、“天朝上國”的觀念一直到鴉片戰爭前，仍然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佔據主導地位，即使在鴉片戰爭後，“天朝上國”的觀念被“堅船利炮”所打破，一部分中國人開始“開眼看世界”，在清王朝的諭文中，仍舊動輒以“天朝”自居。“中心文明，天朝上國”觀念表明的是一種自大情緒，在這種情緒支配下，人們對外部世界不瞭解或者不想了解；等虛妄的自大被打破後，就變成自卑與自大並存，最後形成極度的自卑的心態。

如果説，鴉片戰爭前，清王朝的自大是因為對外界的無知，那麼鴉片戰爭後，清朝統治者仍舊以“天朝”自居，則就是一種在虛弱的自大與逐漸加深的自卑感中無助掙扎的表現了。李鴻章對這種自卑與自大描述道：“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至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

這種複雜的心態對近代海軍的發展影響極大。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評價道：“近代中國，震懾於洋槍洋炮而產生的民族虛無主義和迷信精神萬能、妄自尊大的頑固派是屢見不鮮的，能夠冷靜地分析敵我雙方力量，審時度勢，制定正確戰略的任務卻是鳳毛麟角。這使當道者的心理總是無法達到平衡。因此，每次民族危機來臨時，無法做出正確的抉擇，在左右搖擺和彷徨中貽誤了戰機。”在自大與自卑的複雜心態下，清政府在面臨戰事時的確是處於“搖擺”和“彷徨”中的，表現在戰略方針就是處於“戰”和“和”的矛盾中。這種矛盾的戰略指導思想，使海軍官兵感到無所適從。這一點，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1894年8月1日，中日同時宣戰。慈禧的想法是：“彼等小國，也欲構釁？······天朝上國，不能示弱”。光緒帝在宣戰詔書中命令：“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各地文人也紛紛表示“倭人不度德量力，敢於上國抗衡，實以螳臂擋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北洋講求武備近30年，以中國對西人，或許不可輕敵，若言進剿倭奴，則是穩操勝券。”赫德這樣描述宣戰之初中國人的心態“現在中國除了千分之一的極少數人以外，其餘999人都相信大中國可以打敗小日本。”然而，朝鮮兵潰千里，黃海海戰失利，虛妄的自大被迅速打破，自卑、失敗情緒籠罩整個清政府內部，大臣們在關於割地和賠款問題上爭論不休卻毫無能真正解決問題的見解和主張。

慈禧為不影響自己的六十大壽慶典，派代表東渡日本求和。清政府的軍隊，包括北洋海軍，則均以“和”的心態來貫徹皇帝的戰爭指示，他們不敢與日軍接觸，或者坐等敵人上門，完全放棄了戰爭的主動權。比如，建設10年耗資近億兩白銀、李鴻章誇口可守三年的旅順港因為主將龔照嶼的臨陣脱逃而拱手相讓於日軍。再如，甲午黃海大戰後，北洋海軍在旅順港按兵不動一個多月，經光緒帝、李鴻章多次催促，至10月18日，北洋艦隊才從旅順出發，前往威海。當時的戰局不可謂不緊張，但是北洋海軍卻伏匿軍港一個多月，這充分説明北洋海軍經黃海大戰後，已經喪失了主動與日軍作戰的信心，再也不敢與日本海軍角逐，從而為日本進攻中國本土敞開了大門，更為後來困守威海港，坐以待斃埋下伏筆。日軍對此恥笑道“大敗於黃海而後逃到旅順的清國艦隊，士氣沮喪，又無出擊的勇氣，終日龜縮港內。當我陸軍登陸花園口時，又棄旅順入威海。”

在威海保衞戰中，清政府在戰略思想上依然矛盾重重。1895年1月20日，丁汝昌收到朝廷命令：“嚴密防守，力與相持，勿令日軍乘隙登岸”；次日，朝廷來電：“威海防軍飛速馳擊，勿令日軍深入蔓延，海軍戰艦，必須設法保全”；22日，朝廷來電：“聞敵人載兵者皆繫上船，而以兵船護之，若將“定遠”等船齊出衝擊，必可毀其多船，斷其後路”；23日，李鴻章指示：“若水師力不能支，不如出海拼戰，即戰不勝，或能保留鐵艦等退往煙台。”在很短的時間內有這麼多的命令，而且令出多門又相互矛盾，給丁汝昌執行這些命令帶來很大難度，而且，丁本人由於受到朝廷處罰，情緒低落，“迨事吃緊，不出要擊，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顧，尤罪”，因此，他最終選擇了株守軍港、坐待援兵的下策，直至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甲午戰敗，清政府的自信心收到嚴重打擊，慈禧授權李鴻章“以遼東或台灣予之，如不肯，則兩地均予”，在這裏，自大的情緒完全崩潰，唯有以割地賠款，儘量滿足日本人的胃口來換取一時的和平。在晚清末年籌劃重建海軍的過程中，甚至有人認為不如停辦海軍，將所購軍艦退還歐美國家，以表示中國無對外備戰態度。可見，這種自卑的心態在晚清末年的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何種程度。

在這種自卑與自大的複雜心態下，晚清政府對於建設海軍的重要意義和國家防務重點由陸向海缺乏心理準備和足夠的認識，因此，上層的戰略指導方針的搖擺不定，導致北洋海軍在執行時的混亂，以這種混亂的戰略思想對待戰爭，北洋海軍的滅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最後，想借用姜鳴在《龍旗飄揚的艦隊》中的一段話來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歷史的悲劇在於，洋務派官員們一方面在大張旗鼓地推行海軍近代化，使得海軍在技術領域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一度成為亞洲最為強大的艦隊；可是另一方面，深植於文化心理深處的海洋觀卻並沒有變化。國家戰略中並沒有增添海洋意識，從而註定了海軍近代化的失敗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