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倡導知青上山下鄉以插隊為主要形式的第一人_風聞

來源：老年時報

鄧小平與知青上山下鄉

編者按：2008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又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興起40週年。無論是紀念前一個30週年，還是感懷後一個40週年，知青們都會銘記一個偉人，同時也是一位家有三個知青的父親——鄧小平。時光按着它的節奏從容地流逝，時間卻改變着諸多事物和人們的內心，但我們對鄧小平他老人家的懷念之情始終沒變。謹以此文，與知青朋友們共同緬懷這位偉人和知青的慈父。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知青上山下鄉40週年之際，知青一代對鄧小平——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懷念，更加深切。是鄧小平積極倡導並組織知青上山下鄉，也是鄧小平順乎民意順乎時代潮流，結束了知青上山下鄉。

一、鄧小平是“文革”前中央決策層倡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插隊為主要形式的第一人

有計劃有組織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於1963年。當時中央設想，不能在城鎮就業的青年學生，可安置到農場、牧場、林場、漁場。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出現了難題：一是城鎮需要安置的青年學生多，而農場的容納力不足。二是安置到農場的費用過大，國家財政承負太重。於是，安置方向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時任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在總結天津等地做法的基礎上，在中央決策層最早提出城市知青下鄉從插場為主，改為以插隊為主。在1963年7月9日召開的各大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長會議上，時任副總理的譚震林講：插隊安置，鄧總書記想了很長時間了。周恩來總理也在這次會議上説：插隊本來是小平同志提議的，我贊成。

鄧小平在1964年1月9日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安置領導小組彙報時，比較集中地談了他對插隊問題的看法。

首先，鄧小平是從經濟上思考這一問題的。他算了一筆賬。插場每人大致需要1000元，每年要安置100多萬，這就需要10個億。這怎麼得了，不能走這條路。用插隊的辦法,每人給的安置費不到200元。可見，鄧小平倡導以插隊為主，是從國家財力狀況出發而定的。這與“文革”初，毛澤東主席主要從政治考慮倡導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不同。

第二，鄧小平對知青插隊是有長期打算的。他指出，以插隊為主的城市知青上山下鄉，是一件長期的大事。長期，究竟有多長？實際上，周恩來已要求作15年的規劃。鄧小平提出，要把安置知青同治山治水治鹼結合起來，同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結合起來。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沒有發生“文革”，知青上山下鄉仍會繼續下去的，起碼是15年內不會取消這一大政策。歷史的實際發展實在出乎人們的預想。1978年，正是周恩來要求制定知青上山下鄉15年規劃的第15個年頭，知青上山下鄉卻無可挽回地走入絕境。

第三，鄧小平提倡插隊知青要積極發揮作用，而且確信知青會發揮出積極作用的。鄧小平要求知識青年必須要有知識，要為他們提高知識水平提供幫助。他主張，知青下鄉前要搞培訓，要給以本領，給以技術。到了農村，要供應知青們報紙，報上要加些農業方面的知識。這樣，知青們不僅在傳播文化科學知識上起作用，經過鍛鍊，在政治上也會起作用。

第四，鄧小平主張對知青進行理想教育。他沒有把下鄉知青看作為普通的勞動力，而是十分看重對知青進行理想教育的重要意義。他認為，給知青以理想，去改造自然，使知青們感到有了奔頭。如果不搞理想，單是讓知青們當個農民，是鞏固不下來的。

“文革”前的鄧小平的政治生涯與“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呈並行展延之勢。鄧小平在黨的總書記的職位上，為推動知青上山下鄉的有序有效開展付出心血。這一情形在“文革”中和“文革”後發生了顛倒。“文革”初期鄧小平被打倒之時，差不多正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狂飆驟起之日；1975年鄧小平又一次復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步入退潮期；“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再次復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迅速結束。這種此落彼長、此長彼退的對應關係的呈現，完全是一種深刻的必然。

二、鄧小平在“文革”中對科技教育領域的整頓實際上成為結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濫觴

“文革”初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方興之時，就直接地衝擊到鄧小平的家庭。他的二女兒鄧楠，由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插隊到陝西省林縣高寨村；他的小女兒鄧榕，由北京師範大學附中（高二級）插隊到陝西省富羊縣羊泉公社郭家大隊；他的小兒子鄧質方，插隊到山西忻縣奇村公社李村大隊。鄧榕談及插隊生活的感受時説：“歷經了那非常時期的世態炎涼。”被放逐江西的鄧小平同千千萬萬普通知青的父親一樣，親身真切地飽嘗骨肉分離之悽苦。他曾為當知青的兒女們的到來欣喜萬分，也因兒女們不得不返回生產隊而備加鬱悶，以至發生暈厥。後來，鄧榕入江西醫學院，後轉北京醫學院，鄧質方入江西工學院，後轉到北京大學物理系，雙雙成了“工農兵大學生”。為此，鄧小平會對“文革”中的“大學生”的實際水平及造成這般樣子的原因有所瞭解和洞察。誠然，作為一位心底無私的偉大的政治家，無疑他是從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來審視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但在探究鄧小平對這場運動的真實認識及其演化軌跡時，還應當考慮到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兒女們與這場運動的直接關聯。

1975年初，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於1973年春重返政壇的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這新的一程鋪滿荊棘的政治生涯之始，鄧小平就明確指出：“當前，各方面都存在一個整頓問題。”“現在問題相當多，要解決，沒有一股勁不行。要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在他的主持下，各個領域進行了全面整頓，開始了撥亂反正。鑑於整頓是以貫徹毛澤東主席三項指示為綱的。即要學習理論，防修反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文革”中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興起的動因主要在於政治，就是為了反修防修。故爾，在全面整頓中，鄧小平還遠遠沒有擁有直接地全面地深刻地重新認識這場運動危害性的條件，更沒有擁有徹底解決這場運動所產生的種種棘手問題的條件。但他已從國家和民族長遠大計出發，揭露了由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造成的某些突出的危害，並提出了減緩危害程度的具體措施。如果説，林彪事件的爆發，實際上宣告了“文革”錯誤理論的破產，促使人們在思想上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提出質疑，那麼，鄧小平的全面整頓特別是在科教領域的整頓，標誌着不僅在思想認識上，而且從行動上開始補救這場運動的危害。

鄧小平重申並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清楚地認識到，科研工作跟不上，肯定要拖四化建設的後腿，因此，決定“要好好議一下。”他尖鋭地指出：“現在科研隊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要後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問題。”“有些大學只是中等技術水平，何必辦成大學？”科研上的後繼無人，直接原因出自教育。由於上山下鄉運動及其政策的硬性維持，大學仍不能直接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這樣的導向必然大大挫傷初高中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更不會普遍立下以科技興國的志向。相反，“現在相當多的學校學生不讀書”。進入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們，水平參差不齊，整體水平堪憂。許多大學對許多學生不得不掃盲，教授要從一元一次方程甚至分數概念講起。這樣的大學辦成中技校就不足為怪了。“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鄧小平這一判斷是極有遠見的。他以極大的膽魄提出周恩來曾提出過的主張。

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鮮明地提出：“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畢業生入學。”這是有益於國家和民族長遠大計的真知灼見，它如真能訴諸實踐，將會使成千上萬的中學生不必上山下鄉徑直入大學殿堂，激發成千上萬青少年為實現四化而刻苦讀書、鑽研科學文化知識的熱忱。當然，如真這樣了，肯定會形成對上山下鄉這一“新生事物”的強烈衝擊，也肯定會受人以柄，招致鄧小平的政敵——“四人幫”之流的猛烈攻擊。面對巨大風險，鄧小平大無畏地説：“這樣做要是犯錯誤，我首先檢討。”

在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這樣寫道：“文革”中一千六百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批知識青年在青春年華失去在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造成人才生長的斷層，給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帶來長遠的困難。主持1975年全面整頓的鄧小平當時一定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是他認識邏輯所決定的。實現四化的關鍵在於科學技術，科技水平落後問題出在於教育上，教育水平不高同招生制度不合理緊密相關，這些又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由於鄧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使優秀高中生直接上大學的設想未得實行，有關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便沒能相應做出大的調整。而鄧小平的主張直指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弊端，引導人們對這場運動作更深入的思索。

三、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復出後，高揚實事求是旗幟，撥亂反正，啓動改革，從恢復高考制度做起，直至徹底解決知青上山下鄉問題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正是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講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話：“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要“做點工作”的鄧小平在千頭萬緒中抓住決定性環節，從恢復和發揚黨的思想路線入手，進行撥亂反正，並自告奮勇主管科教方面的工作。鄧小平鮮明地指出，全國教育戰線“文革”前17年工作，“主導方面是紅線”，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好的。這就從一個方面批駁並掀翻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思想認識基礎。鄧小平再次提出高中學生直接上大學之事。為什麼他不贊同“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而主張直接招生呢？他的道理很簡潔，“18歲到20歲正是學習的最好時期”，“不能中斷學習的連續性。”對青少年學生的勞動，鄧小平有不同的看法，“勞動可以在中小學就注意。”“到農村勞動也可以搞一點，但不能太多。”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糾正了自己先前的一個看法。“過去我和外賓也講過，中學畢業後勞動兩年如何如何好。實踐證明，勞動兩年以後，原來學的東西丟掉了一半，浪費了時間。”這同要知識青年紮根農村一輩子的宣教確已是南轅北轍了。

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收學生”，因為，“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該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人數佔招生總數的20%～30%。於是，被積壓和擠壓在農村的知青中的佼佼者們，終於獲得了返回城市進入大學殿堂的一個最後機會，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中學生就可以在一種制度的保護下專注讀書，從而也免受上山下鄉之虞。

高考制度的恢復，使為數不多的上山下鄉知青回城圓了大學夢，這還只是解決了“少數人”的問題。高考制度恢復之時，正是知青返城風潮厚積欲發的關頭，如何解決上山下鄉運動一系列後遺症，化解因其未得到解決而對社會穩定的巨大沖擊，這是很大的難題。在舉國暢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風之際，人們已經衝破思想禁錮，重新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得失利弊，產生了強烈的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這場運動種種弊端的願望和要求。鄧小平順應民意，以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大手筆解決這一大難題。

“文革”結束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並未隨之宣告終結，這主要是以往的政治場的巨大慣性仍在起作用。實際上，從經濟角度上分析，這場運動已走到了盡頭。鄧小平曾贊同李先念的意見説：我們花了300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李先念認為是城市、農村、家長和知青本人“四不滿意”）對知青問題如不徹底解決，又會釀成危及安定團結的政治問題。鄧小平的思路是——用經濟手段解決這樣的政治問題。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羣談話時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鎮容納更多勞動力的問題。現在是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這是鄧小平改變了他在“文革”前認為知青上山下鄉是一件長期的大事的認識——筆者注），農民不歡迎。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我們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歸納起來，就是要開闢新的經濟領域，做到容納更多的勞動力。他還和華國鋒講，能不下鄉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億，農民還不歡迎，和農民爭飯吃。城市要想辦法擴大就業門路。1978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呈送的《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彙報綱領》時，鄧小平再次提出，要真正解放思想，廣開門路。他一是建議搞些衞星城鎮，以解決大城市人口過於集中的問題；二是主張開闢新的行業、新的領域，如輕工業、服務業、商業；三是提出要把勞動指標搞活點，控制太死了不好調節。他的講話中已經含有豐富的關於轉變僵化的大一統的勞動力管理體制、調節經濟結構等改革設想，這實際上為徹底解決知青問題，以致最後結束知青上山下鄉指明瞭方向。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着全局性撥亂反正、開創新局面的開始。在黨中央領導集體事實上的核心——鄧小平的領導下，有步驟地解決包括知青問題在內的眾多歷史遺留問題。鄧小平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的同時，特別強調“必須認真解決各種經濟體制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勞動制度、所有制結構、就業結構、教育結構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成效特別體現在城鎮集體工業用人量大增，個體經濟迅速發展上。1979年至1981年3年間，城鎮新就業人員累計達2622.6萬人，原設想到1985年才解決的待業知青問題，提前到1981年末得以解決。由於知青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歷經多年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也於1981年末悄然告以結束。改革至今的事實表明，城市多種經濟不僅容納下了數以千萬計的大中學畢業生，而且城市還容下了約6000萬來自農村的民工。舊有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已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