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哲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帶有濃郁的宗教神學味道_風聞

談論俄國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的特點，事先要説明的是，這只是就總體傾向上大致而言，並非是説每一位俄國哲學家相比與任何一位西方哲學家都有這樣的特點，或許在俄國和西方都能找到反例。但許多研究者仍然認同這一總體傾向，關鍵問題在於，通過這一思想對比有助於對一般哲學問題本身和俄羅斯思想文化的深入理解。

簡而言之，俄羅斯哲學的兩個特點是：宗教性與本體主義；人中心論與個人自由問題。前一個特點與俄羅斯哲學的文化根基有關；後一個特點與俄羅斯哲學的思考對象（或提出問題的方式）有關。

1**、宗教性與本體主義**

俄羅斯哲學具有宗教性的特點，這是俄羅斯和西方許多研究者的共識。弗蘭克在津科夫斯基的《俄國哲學史》（第一卷）書評中指出，這部著作的總意圖和基本思想是為了表明，俄羅斯思想的真正基礎和無形的創造力量，是東正教會的信仰。俄羅斯精神在脱離了自己的真正（宗教）存在、進入（世俗）歷史階段以後，反覆折騰，徒勞地在世俗思想形式中尋求對那些來自他的東正教潛意識的純粹宗教問題的解決。從這一觀點看，全部俄羅斯思想，甚至在那些作為非信徒的純粹道德家和政論家身上（直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甚至皮薩列夫），都暗含着宗教探索的動因[1]。

加拿大馬克馬斯特大學教授路易斯·舍因出版過兩部俄國哲學史著作，《俄國哲學思想讀本》(1968)和《俄國哲學思想讀本·邏輯與美學》[2](1973)。他在後一部著作中表達瞭如下觀點：“如果我們要談論俄國哲學…我們就應當關注19世紀下半期，關注尤爾凱維奇、齊切林、索洛維約夫、卡林斯基、洛帕京、特魯別茨科伊兄弟、洛斯基、弗蘭克等人，他們直接研究哲學問題”（第二部，13頁）；“俄國哲學的主題是上帝的超越性與內在性，宇宙的有機統一性，這些思想是大多數俄國體系的基本思想”（同上，14頁）。

需要我們進一步分析的是，宗教性或宗教根基對哲學來説意味着什麼？這裏説的宗教性，顯然是指基督宗教（不是伊斯蘭教或佛教），確切地説是東正教（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新教）。那麼，東正教作為哲學思維的根基又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東正教的核心教義與哲學思維在俄國哲學家那裏具有內在聯繫。東正教的核心教義是什麼？不是自然理性與超驗啓示的關係問題或意志自由問題（天主教神學所關注的），也不是罪人的因信稱義問題（新教所關注的），而是人的神化（theosis, обожение）問題，人的靈脩實踐（禮拜，懺悔，祈禱，淨化）問題，人性的改造問題。這些東正教的教義轉化為哲學思考，也就是神性的內化和人性的超拔，亦即怎樣在人性之中開啓和展現確定不移的神性。這使得俄國哲學家不善於進行哲學概念的辨析，如稟賦與性好（康德）、自由與絕對觀念（黑格爾），或許是因為他們擔心這些概念會淹沒人的神性維度。

施佩特在《俄國哲學概論》（1922年）中指出，俄國哲學思維中缺乏獨創的純粹哲學概念和主題，但具有其自己的民族特色，這一特色不是表現在問題的解決中，甚至不表現在問題的提出中，更不表現在方法中，而是主要表現在環繞於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四周的心理氛圍中。這個心理氛圍是什麼？是活的生命體驗，其深處是神人性的宗教經驗。

如果把從心理氛圍，到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看在是哲學思維能力提高的進程。那麼，俄羅斯哲學思維的這一特點彷彿是它樸素、低級、不成熟的表現。但是另一方面，這個生動的心理氛圍又為哲學思考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俄羅斯哲學的“本體主義”，其含義是指一種思想方針、思維定勢。大多數俄羅斯哲學家在一般哲學思考旨趣和具體哲學論題中，不習慣於或不滿足於將某種哲學學説或理論僅僅建立在純粹認識、純粹思維基礎上，而總是尋求和力圖達到認識和思維背後的存在本身或真實存在。

津科夫斯基在《俄國哲學史》中説：“俄羅斯哲學在解決認識論問題時十分偏好本體主義，也就是傾向於認為，認識不是人的第一的和決定性的要素”[3]。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安·莫茲在關於馬斯林主編《俄羅斯哲學百科詞典》的書評中寫道：“做俄國哲學家——意味着思考生命，思考處於歷史之流中的集體生活，或朝向對存在的認知的個人生命。哲學在俄國克服了自己的界限”[4]。

這種思維定勢是與俄羅斯文化傳統中的宗教精神密切相關的。這個“本體”的實質是俄羅斯哲學家在東正教精神氛圍中對人的生命所依賴的終極存在及其真實性的直覺-信仰。

俄國哲學的宗教性根基與本體主義特點，也決定了它的另外一個思想特點，即人中心論與個人自由問題。

2**、人中心論與個人自由問題**

津科夫斯基在《俄國哲學史》中把俄國哲學的特點概括為“人中心論”，指出俄國哲學最為關注的是關於人的題目，關於人的命運與道路、歷史的意義與目的的題目。他還進一步説明了這一特點的三種表現：1）唯道德主義，在任何地方都把道德目標擺在首要位置；2）俄羅斯思想全都帶有歷史哲學傾向，關注歷史的意義以及歷史的終結問題；3）俄國哲學家們尋求的正是整體性，正是現實的一切方面和人的精神的一切活動的綜合統一。舍因在前述著作中也指出俄國哲學的特點是“人中心論的”哲學，其中包括三個基本論題：1）人的本質；2）自由的本質；3）人對社會的道德責任。由此可以解釋俄國哲學偏向於研究倫理學和歷史哲學問題，哲學思想與文學、藝術有緊密聯繫。

世界哲學史上對人的問題的關注有多個方面，多個角度。我認為，俄國哲學對人的問題的關注有一個共同的焦點，這就是個人的自由、價值與意義。津科夫斯基所説的俄國哲學“人中心論”的幾個表現，都體現了俄國哲學家對個人自由與價值的關注。俄國哲學的唯道德主義、歷史哲學傾向、整體性思維，都圍繞着同一個核心問題：個人的自由、價值與意義。對個人在社會和歷史中的自由與價值的維護，是俄國哲學在世界哲學思想史上的一個思想貢獻。所謂“維護”不是主動建立，而是面對某種威脅而展開的批判與反抗。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反抗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對個人自由的消解，反抗社會對個人自由的淹沒，反抗道德律對個人自由的壓抑。

赫爾岑在對歷史意義的思考和實證主義進步論的批判中認為，應當透過人的現實存在和個體生命的觀點來評價歷史的意義。從這一評價標準來看，歷史並無目的，歷史亦無進步；歷史進程中最重要的東西是當下，是人的現實生命。

在別爾嘉耶夫的人格主義中，人格問題不是社會學問題。關於人的社會學説只知道表層的、客體化的人。真正的關於人格之人的學説，只有靠存在哲學才能建立，而不能靠社會哲學。從存在哲學觀點看，社會是人格的一部分，是人格的社會方面，而不是人格是社會的一部分。

舍斯托夫在對尼采的解釋中揭示了，在善的背後，往往包含着行善者的內心痛苦。他贊同尼采出於對每個人的權利、自由與快樂，出於更高的善、更高的良心而反抗舊的“善”和表面的“良心”。“當一個人面臨不可避免的毀滅威脅的時候，當他面前出現深淵的時候，當最後的希望遠去的時候，從他身上就會突然卸下他對他人、人類、未來、文明和進步等等的一切沉重義務，替代這一切而出現的，是一個關於微不足道的自己個人的問題。全部悲劇人物都是‘利己主義者’。他們中的每個人都由於自己的不幸而追究整個世界的責任”（《悲劇哲學》第29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

個人自由問題在西方哲學家那裏常常處於理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背景下，而在俄國哲學家那裏，個人自由問題則經常處於與法律、道德、情感和良知的糾葛中。在社會生活的人際關係中，法律和道德律一方面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但另一方面也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從這個意義上説，個人的最大自由在於向法律和道德律底線的無限接近。但底線在哪裏，能否越過，這個判斷是在人的非理性的情感和良知中進行的，往往使人陷入矛盾和糾結。怎樣解決這一矛盾，是俄國哲學家討論的問題。當一個人的自然願望和情感試圖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線的時候，也就是爭取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的時候，他在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那裏似乎找不到支持，只能得到普遍必然性或道德法則的嚴格禁令。

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在別爾嘉耶夫的人格主義那裏，在舍斯托夫的悲劇哲學那裏，則能找到某種共鳴和安慰。當然這不是説俄國哲學家支持個人違背法律和道德，而是説，他們對普遍理性和道德律提出質疑，是試圖為個人生命開闢更大的自由空間，同樣具有哲學意義。

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俄國哲學家對個人自由問題的思考，主要是從人的神性理念出發進行的思考，而不是在人與人的法律關係語境下的思考，因此這種對個人自由的維護主要具有道德意義，而與自由平等的社會制度的建立不具有直接關係。

[1] «The New Review» в 1949 г. в книге XXII. С. 294-298.

[2] Shein L.J. Readings in Russi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Hague. P. 1968. ; Logic and Aesthetics. The Hague; P., 1973.

[3]В.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1) , Париж,1948,С.17.

[4]М.А. Маслин: «Разноликость и единство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C.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