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新中國的前三十年_風聞

        許多人仍然抱着舊的王朝更迭的習慣性思維看待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他們不知道其中的古今之變。

       在近代以前，一個新王朝建立，就意味着天下一統，天下太平，沒有內外強有力的經濟和軍事威脅，可以放馬南山，專注於農耕，休養生息。而近代之後，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都已淪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統治秩序中，接受它的剝削和壓迫。而新中國的建立則意味着要從全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秩序中掙脱出來。因此新中國的建立，不可能像古代王朝那樣，一建立就意味着萬事大吉，相反馬上就面臨着這個全球秩序的圍剿、扼殺。前三十年實際上為了打破圍剿，獲得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環境而奮鬥，仍然處於準戰時狀態，加上大量的國防開支，根本沒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其次，與古代不同的是，無論是為了安全的需要，還是時代發展提出的新需要，新中國也已經不可能如古代那樣簡單的專心於農耕，只要吃飽飯就可以了。它不能不從農業中提取剩餘，壓縮消費，積累資金，耐心的花費漫長的時間建立不能吃用，不能立即見效回報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重工業體系和軍工體系。這一切，再加上百年的凋敝及掠奪破壞，底子薄，使得新中國的初期要比古代王朝的初期困難得多。因為在長期的戰亂之後，還要緊接着面臨為了安全和工業化的強行軍，近三十年的時間，沒有修養生息的機會，人民處於極端疲憊的狀態，由此就產生崩潰的錯覺。

     工業就其本性和農業相比，是反自然的，它的建立和自我循環不是依賴於工業投資者、生產者自身的自然需求，而是極端的需要外部的需求來刺激和維持。而在一個分散扁平的個體小農經濟中，再加之交通的不便，視野的侷限，人的自然慾望及需求是低層次的，很難產生對工業品的大量需求。不要忘記，鴉片戰爭的起因就是，英國機器制的棉紡產品，在流行人工制的土布的中國內陸是毫無市場，所以才用鴉片貿易來平衡。其次工業本身從投資建設到獲得回報，是一個漫長的週期，中間面臨諸多不可控的風險壓力、市場的不確定因素、以及管理上的難度（工業的管理也是一項需要長期底藴積累的技能，而在小農經濟中是沒有這種管理技能的積累的)。因此，在啓動工業之初，工業品的價格也必然昂貴。加之交通的不便，農民即便有需求，個體小農也欠缺進入工業品交換體系的資格，充當工業的刺激因素。要麼個體小農更青睞用農產品交換進口廉價工業品，從而排擠國貨。實際上英國的工業生髮，是起始於高回報的奢侈品國際貿易。所有這一切，使得工業的建立與人的自然經濟理性相悖，其實“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符和人的自然經濟理性。

    有人責怪新中國初期為什麼不首先發展輕工業，其實輕工業也一樣面臨“造不如買”的問題。而且，輕工業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還有必須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到國際市場交換，一樣要接受西方國家的盤剝，還有交通運輸費用的開支，包括以上所有這一切計算在內，輕工業就一定能比重工業有效的實現盈餘積累並自我循環嗎？更不要説，在帝國主義的封鎖敵視下，一旦禁運機器設備和原材料，輕工業的基礎是脆弱的。中興不就是因為芯片的禁運，而處境尷尬嗎？因此靠人的自然需求和自然理性推動，建立不了工業，哪怕輕工業。工業的啓動需要國家這個外部力量的推動，和不計成敗不計盈利的保護，這一切因缺乏人的內在自然動力，與人的自然理性相牴觸，在加之工業所要求的嚴格組織紀律性，都在在使人痛苦。最初還有新舊社會的對比，和強烈理想主義的支持，但時間長久，難免精疲力盡，這又使人產生崩潰的錯覺。

    還有人責怪城鄉二元體系的存在。其實城鄉二元分割是工業產生的秘密。工業具有和農業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習慣，還需要穩定的，按部就班的外部環境和有條不紊的組織性。它需要與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區隔開來，精心培育。西方的中世紀與中國不同，是無論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是城鄉二元對立體系。城市是貴族控制的廣大莊園的飛地，是自成一體的獨立王國。城鄉不能融通，土地不能自由流通買賣，資產階級的前身不可能像中國，如徽商那樣可以自由買田買地。城鄉的居民分處不同的法權體系，不能隨意進入和退出。因此彼此之間，不能自由遷徙，像中國古代一樣可以城鄉自由出入。市民階層只能以城市為基地謀生，資金只能投入工商業的自我循環中，別無退路。而城鄉的區隔、准入的限制，又保護了脆弱的循環，以及市民特殊生活方式和習慣的培養。沒有城鄉區隔，農業的自然理性就會消融脆弱的，要求嚴格的工業理性。

    農業耕作的效果部分取決於人的勤勞，極大程度還要受到天時地利等自然條件所施加的侵害、限制和困難的影響。耕作之前，首先要改良土地的自然條件，能最大限度抵禦和克服自然條件造成的危害和困難，而改良首先需要鉅額的資金和勞動力，還有時間的投入，還有勞動力的組織成本。正式的改良資金自然來自於國家投入，而資金來源，在新中國的初期，只能來源於農業剩餘。但新中國的困難之處在於，農業剩餘還要為工業資本積累及工業人口的維持還有國防建設服務。而新中國對於廣闊國土的自然條件是做了整體改良的，而不限於幾個大型水利設施。建議有興趣的人估算一下前28年投入義務勞動的人力成本，還要算一下如果在私有制小農經濟下，能把這些勞動力組織起來可能有的組織成本。另外還要考慮水利建設的基金與全社會總收入的比例。考慮到這些因素，就不能無視人民公社的意義。 人民公社體制的優越性在於以最小花費，最小組織成本，最大人力動員，展開大規模的包括水利設施在內的國土自然條件的改良，這是私有制下的脆弱的個體小農力所難及的。這些投入的勞動力以及組織成本，以市場經濟的方式計算價格會是多少，是個有意義的問題。 同時人民公社還廣泛培育了有組織的集體和管理經驗，準備了有紀律，能接受嚴格的工廠制度的工人 。而像古代、或者拉美印度的自由流民則不是合格的工業化社會的勞動力。今天歐美的移民不經訓練，能成為合格勤勉的勞動者嗎？鄉鎮企業能在中國產生不是沒有緣由的。

    但工業一經建立，就會創造一種新型的勞動力，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客觀環境，會反過來改造人的自然需求，從而才真正為自己創造出存在的理由，創造出市場，創造出持續存在和發展的動力。這個時候，城市的公有制重工業也可以為鄉鎮輕工業提供廉價的機器設備、技術和技術人員，提供需求刺激和基礎設施。如果能理解以上所説的，就能理解前三十年以國家主導，以公有制，通過高積累建立看起來低效，質量也不高的重工業體系的重要性。實際上，1978年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也標誌着新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奮鬥，終於有條件可以實行“無為政治”，勝利的進入修養生息階段。因此這個時候，必然也必須發展輕工業，減少國家干預，積累財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