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世界經濟困難的原因在於財富分配結構不平衡_風聞

        這些年，伴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過程中，國內外要求中國“平衡經濟結構”的呼聲不絕於耳。其中最為強烈的呼聲，就是要求中國實現提升以消費為主要內容的內需佔GDP增長的比重，降低投資與出口在GDP增長中的作用。

        其中厲以寧先生更是在《新常態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中，明確要求中國通過增加進口，減少外貿順差，以平衡對外貿易。

        他們之所以這麼呼籲，是把經濟規律當做了經濟倫理。

        這是嚴重錯誤的觀點，或者有的人乾脆就是故意要誤導中國社會，為的是照顧發達國家的資本集團的特殊利益。他們在主張這個錯誤觀點的時候，在邏輯上，其實是在宣揚他們平時特別反對的計劃經濟思想。        因為，經濟結構平衡是市場規律現象，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市場經濟現象，也就是，應該平衡的時候，市場自然會通過各種條件的變化達到平衡，而不該平衡的時候，如果人為地強制平衡，會扭曲市場作用，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        而財富分配結構平衡才是經濟倫理要求，世界經濟危機的不斷髮生，就是因為財富分配結構不平衡，導致世界貧富懸殊不斷擴大、邊際消費水平不斷降低、生產過剩越來越嚴重。偏偏，那些要求中國實現“經濟結構平衡”的人，從來都不提這個觀點。        一個經濟體從生產力水平低的時候開始起飛，需要的是加大投資，以建設與佈局先進的生產力。這時候你要他消費與投資及外貿結構平衡，就是要他減少必要的資本流入、放慢生產力進步的速度、減少資本積累，讓他的經濟繼續停留在低水平·的生產力基礎上。

        生產力繼續停留在低水平，也就是繼續保持低水平的競爭力、保持貧窮，任別人掠取其勞動價值。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就是在這樣的“經濟結構平衡”理論要求下，長期陷於低生產力困境，只能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

        當經濟發展到高水平階段，科技水平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基礎設施也充分滿足了現有經濟水平的要求，大規模投資的必要性會因為投資報酬的降低，而逐漸消失。

        同時，因為經濟水平提高，使得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起來，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低成本生產不再成為可能，經濟的出口競爭力下降；富裕起來的人民消費需求增加，進口也就會隨之增加。

        再加上因為科技進步不再如以前快速，於是經濟中附加值比重上升速度減緩，導致財政收入增長減緩，政府的投資能力也必然會下降。這時候投資與出口會趨於減少，國民消費佔GDP增長的比重，想要小一點也不可能了。

        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比過去的生產力水平提高了很多，人民的生活富裕程度也提高了很多。所以，國民消費佔GDP增長的比重在增加；而投資在GDP增長的比重已經大幅度減少。

        並且，由於財政收入增長率呈明顯下降趨勢，政府已經明確了要儘可能讓市場對經濟起調節作用的態度；同時，出口佔GDP增長的比重也已經大幅度降低。也就是説，由於經濟規律的決定性原因，中國的“經濟結構平衡”已經進行的很明顯了。

        但是，今天中國的經濟水平還處於發展中國家階段（那些在討論倫理問題時，認定中國還很落後的人們，這時候不這麼看問題了）。生產力的進步，在縱向與橫向兩方面，都還有着巨大的提升與推廣空間。因此必要的投資仍然不應該缺少。

      同時由於生產力進步空間仍大，經濟的競爭力增強的勢頭仍在，即使是為了讓世界能夠獲得更多廉價資源，造福於人類，也沒理由要中國通過減少出口、降低外貿順差以實現進出口的平衡；至於進口是否能夠滿足西方國家資本利益的要求，那就要看他們的經濟競爭力是否足夠了。

        中國經濟中現在不缺乏資本，所以，中國已經多次説過，中國外貿活動的目的不在於順差。也就是説，今天的中國經濟中，消費的比重已經在上升、投資與出口的比重已經在下降，至於外貿順差，應該交給市場去處理。而必要的投資仍然不可缺少。

        否則中國的生產力進步會停下來，從而經濟競爭力會在過早的階段減弱。這是從經濟規律出發的要求，不需要國內外的人們從自以為是的倫理角度，發出呼籲與批判。

        今天世界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中國經濟結構不平衡，而是世界財富分配結構不平衡。

        發達國家與富裕人羣在世界財富分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與貧窮人羣在這個結構中的位置越來越低，世界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富裕國家與富裕人羣不被用於消費的財富佔比越來越大；

        而發展中國家與貧窮人羣的消費權力佔世界財富比重越來越小。於是世界邊際消費越來越低、生產過剩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改善世界財富分配結構的辦法有兩個：

        1、努力讓富裕國家與富裕人羣增加消費支出——要他們無償支援貧困國家與貧困人羣是不符合經濟規律要求的，實際上也辦不到；

        2、努力讓發展中國家和貧困階層人口的的財富儘可能的快速增長。如果富裕國家與富裕階層增加消費支出，自然就增加了市場有效需求，經濟發展也就不是問題了。

        貧窮國家和貧窮階層的財富增加了，他們的消費權力擴大了，就會將較多的財富用於滿足他們的消費需要，當然結果也會是市場有效需求的增加，對經濟發展有利。

        第一個辦法已經被事實證明不可能得到實行，否則世界經濟也不會越來越困難。

        第二個辦法就要求發展中國家通過增加先進生產力投資、增強經濟競爭能力，從而獲得外貿順差帶來的財富流入，才可能實現消費權利的增加。而不是將本來就有限的可以用於資本積累的財富人為地用於擴大消費，導致生產力投資不夠，經濟競爭力繼續處於落後，財富繼續流出、國家與民眾繼續貧窮。

        可是，現在西方世界的經濟理論及其在中國的信徒們，卻在發達國家與富裕人羣收緊消費的同時，要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他們知道，要那些過去信了他們的理論，如今跟西方國家一樣，陷入了經濟困境中不得自拔的發展中國家這麼做是不可能的——減少對外出口、縮減生產力投資、增大消費支出。

        這就是在要求讓財富分配結構進一步向發達國家和富裕階層傾斜。如果照他們的理論做了，結果必然是世界財富分配結構的進一步失衡，世界邊際消費水平的進一步降低，當然結果只會使世界經濟困境進一步加重。

       在這樣的世界經濟格局下，要求中國實現以擴大消費為目的的“經濟結構平衡”，動機是什麼，實在令人深思！

        主張在中國減税降費，人為擴大資本利潤空間，就是要增加資本利潤在經濟價值中的比重，減少民眾收入在經濟價值中的比重，很明顯也是會導致財富分配結構失衡的。市場規律本身就在導致這個趨勢，政府本來應該努力遏制它。如今卻在主張人為加強這個趨勢，實在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