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情不妙啊，快把“國寶”運到台南吧！_風聞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王曉笛】

最近台灣驚爆台北故宮博物院閉館整修三年，部分文物南遷南院的消息。其後在11月12日的“立法院”質詢期間，被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證實。只是在陳的敍述中，這只是故宮博物院整修和嘉義南院建設的方案之一，並沒有拍板定案。但無論怎麼樣，享譽盛名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社會批判南遷文物，是民進黨為了2020年的選舉而籠絡人心之舉。其實建設故宮南院本就是政治考量的產物，但出發點很合理。

台北故宮

台北故宮博物每年會接受400萬到500萬的中外觀光客，經濟效益巨大。但興建於上世紀六十年的博物館，其接待能力不足的問題也逐漸顯現。陳水扁上台後，為了兑現選前南北均衡發展的承諾，便順勢推動故宮在南部開設分館，並選址在多年沒有投資的嘉義縣太保市（台灣行政區劃很複雜，有時候市的級別高，有時候縣的級別高），台灣經濟格局一直是北方發達，南部相對落後，從這個角度考慮，推動南院建設有其必然性。

但是出發點合理，並不代其他方面合理。

首先是展館內容的定位。彼時正是奉行“同心圓”史觀的杜正勝出任教育部門主管，因此故宮南院被定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以削弱故宮原有的中華文化象徵。時任“立委”的洪秀柱就曾批判，南院涉及中華文物的預算開支只佔三分之一，這並不符合其中華文化博物館的本質。

之後國民黨上台，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希望可以將南院轉型為“花卉文化博物館”，卻因民進黨和南部民眾的反對而作罷。2016年，隨民進黨全面執政而接管博物院的林正儀提出“新故宮計劃”，打算將南院定位為中性的“故宮文物修復展示館”。兩年後，具有深綠背景的陳其南執掌故宮，又再次推動“故宮台灣化”概念，南院也順理成章有了“地理大發現時代東亞地中海概念中的台灣福爾摩沙”這樣繞口的定位。

其次是眾説紛紜的選址。當時的選址方案不止嘉義，南院計劃剛提出時，就有20份申請，最後選出了三個優選方案：高雄左營、嘉義太保和台中西屯。雖然最後選址在了嘉義太保，但這並不是當時的首選方案。綜合民進黨的解釋可以列出三條：1.嘉義縣需要經濟轉型，但多年沒有大型投資；2.新館落成後，結合阿里山風景區，以及在高雄和台中之間的區域優勢，可以產生觀光聯動效應；3.台糖公司的地比較好徵用。歷史上台灣糖業出名，但兩蔣時代後，台灣經濟已經轉型，台糖一下子變得無用武之地。但是台糖手握大量土地，在新時代中轉型做了地主，成為了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房地產集團。

嘉義故宮南院

但是觀光建設並不是一廂情願，而是需要依賴完整的產業鏈。台中和高雄是台灣經濟較為發達的直轄市，各項基礎設置健全，有足夠的觀光吸納能力。2016年南院開館後，首年參觀人數將近150萬，次年就跌破100萬，最差時單日參觀人數不到300人。在兩岸關係轉冷的情況下，陸客大幅縮減，南院徹底變成“蚊子館”，連帶着周圍配套的地產、商業都受到了影響。

因此，南院的選址也被質疑存在政治動因。國民黨就認為，時任嘉義縣的縣長陳明文是民進黨內大佬，而嘉義又是民進黨的重要票倉，民進黨需要政策綁樁，所以選址在了嘉義。

最後是政治亂鬥下的工期延宕。在筆者看來，政策綁樁算是選址理由之一，但過於強調有點陰謀論。實際上，出於發展平衡考慮，對嘉義進行投資並無不妥，但是需要一個持續投入的過程。只是在藍綠惡鬥的背景下，很難完成持續建設。

以工期為例，南院的完工期多次出現跳票。南院原計劃2006年興建，2008年開館。但是早在配套人工湖開挖的2005年，就有了延宕工期的傳聞。2006年，因為民進黨故宮預算未以中華文物為主，預算未能國民黨佔多數的“立法院”通過。此後多次朝野交鋒，加上自然災害和建商商榷的問題，南院開館時間被一拖再拖。南院曾轉變為“花卉文物館”的計劃就發生在這段時期，雖然這樣可以大幅度縮短工期，但很快被否決。

南院建設歷經兩次政黨輪替，某種程度是兩黨共同的項目。順帶一提，嘉義縣曾鑄造過一隻毛公鼎造型的計時器，上書馬英九承諾開館倒計時多少天。只是隨着跳票不斷，上面的時間也變成了負數。在馬英九民意低迷的第二任期，成為了別有特色的“糗馬”的神器。後來在各方協調下拆除，當時天數為“-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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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了南院，再談回台北總館，這是問題的源頭。

風風雨雨的台灣故宮往事，昭示了一個事實，即以中華文化為基調的故宮博物院在“去中國化”的風潮中所處的尷尬地位。故宮博物院確實有其擴建的必要性，但是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及深綠陳其南任主管故宮的背景下，閉館擴建之後的故宮模樣不免會惹人遐想。

認同是一個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公權力通過人口調查、地圖和博物館等機制，通過制度化和符碼化的過程，將自身對身份的想象移植到社會大眾當中。歷史記憶是一個民族凝聚的重要因素，縱然兩岸分治，政治身份認同存在一定分歧，但承載文化基因的故宮博物院一直在昭示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共享記憶敍述。“台獨”勢力可以將人口調查、地圖的含義限定在台澎金馬（甚至有時候會拋棄離島），但對有巨大影響力的故宮無可奈何，只能通過對故宮內涵的修修剪剪來達成“文化台獨”的目的。

然而和政治共同體不同的是，文化共同體的穩定程度頗高。台灣競爭力論壇五年民調顯示，台灣人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認同保持在八成以上。除非“台獨”啓動大規模的社會變遷計劃，比如“獨立建國”，否則很難撼動台灣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中華文化認同。“台獨”勢力也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將更主要的精力花在了自由民主的宣揚上，以此強化台灣社會政治層面的認同，以達到和大陸繼續對立的效果。

但是價值需要制度支撐。多年的政治擺爛，使民眾對當前制度環境下的政府績效存疑。佔台灣主要社會人口的中年層成長在“強政府”時代，見證了“台灣錢淹腳目”的恢弘，難免對現狀不滿。而仰賴的民主化之後的青年，在政治認同和政治行為上又具有多變性。在這種窘境之下，“台獨”大概也只能通過動動故宮，來自我麻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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