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學習是什麼？_風聞

改革開放40週年：學習是什麼？

——讀文兩則有感

錢 宏

一早看到從美國丹佛陪女兒讀書的朋友發來“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兩篇文章。由於這位朋友很愛學習，非常聰明，我不能辜負他的善意，很仔細地聽讀了一遍，現作如下反饋。

一、《中國經驗帶給世界什麼啓示》並無啓示

如果我還是中學語文老師，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洪源遠先生的《中國經驗帶給世界什麼啓示》，交到我這裏的話，對不起，只能得分為59分！

就是説，《中國經驗帶給世界什麼啓示》一文，不及格。但為什麼能打到不及格範疇下的最高分59分呢？這是因為他文章在引出他自己敍述之前的部分，把論題“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故事”現有流行的幾種表達式，不僅進行了資料意義上的梳理（25分），而且，分析了這幾種表達式的利弊（30分），還有4分，則是按照作者“失敗都值得學習”的修辭所得。

但是，展開論述的部分，包括他引以為豪的“柬埔寨經驗”，沒有提供任何有信息量的思考（作為反面教訓倒可得4分），更別説達到其標題所説的“中國經驗帶給世界什麼啓示”的目的。

什麼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並不是如海外學者説的“共產黨＋市場經濟”（或“政府重商主義”）那麼簡單，即使用這樣的加法思維，起碼還要“＋忽略超高成本（自然成本、社會成本、人的身心靈健康及家庭成本）或整體生態揹負成本＋後發非創新（複製）優勢”。基於此，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提出“建立五大資產（資源）負債表”及“單位資源能效/能耗參量”，取代或涵蓋“GDP增長率參量”評價體系，來對一個經濟體的發展狀況進行綜合考察的思路（參看《時代呼喚中國經濟學——將共生法則引入經濟學基礎，建構全生態社會經濟體系的嘗試》，見《中國：共生崛起》P182-206，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5）。

作者在《中國經驗帶給世界什麼啓示》中，只是在否定了已經有的幾個關於“中國模式”的説法或態度之後，“換個方式講中國故事”，用修辭替代邏輯、立場抹平事實的方式，肯定他自己剛剛否定的説法或態度。作者換個方式這樣講：

第一，他變戲法式地找了幾個詞語，來替代中國領導人和經濟智囊早已講到家喻户曉説法，比如“因地置宜”“有什麼用什麼”，替代“比較優勢”“發展是硬道理”（鄧），用“引導創變”“中央搭台，地方唱戲”“有指揮的即興發揮”，來替代“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毛）。強説“豆腐一碗”不是“一碗豆腐”，多虧他還自稱做過“超過400個訪談、多年的實地調研和比較歷史分析”，結果卻不過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説愁”；

第二，作者做完這種“替代”自以為“換個方式”，就超越了現有説法有了新啓示之後，回到傳統中國“英雄不問出身”“成王敗寇”流氓哲學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假設“中國模式”已經是一個鐵定成功的模式。這裏的“英雄”當然是GDP增長率，這是的“王”自然是資本增值方式（中國是不是他説的“國際發展中的新興領袖”是實然判斷嗎？），於是，作者在説了一通什麼“學習不是複製”（不是“學而時習之”），“成功和失敗都值得學習”（等於説“交學費”也是學習或等於學習），居然大言不慚地告誡説：中國不應對“發展的社會成本感到‘羞愧’或認為‘不可外揚’”，説這才是“真正信心”，“能增強軟實力”，是“誠實和客觀的分析”。在這裏，作者與其他鼓吹“中國模式”論者沒有任何區別——他似乎完全忽略或不懂得社會成本、自然代價、生態揹負在內的“歷史欠債”，必須償還，而遠遠不是什麼“成功和失敗都值得學習”而用一句“中國不應對這些發展的社會成本感到‘羞愧’或認為‘不可外揚’”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打發了事的問題！

作者有一句話，説得比較誠實和客觀，這就是“其他國家可以在民主體制下靈活運用引導創變”，“‘民主特色’是必要的，但未必要按照西方的道路展開，也不需要照搬中國的道路。”首先，作者在強調中國模式是一個“成功的既定事實”的立場下，不無離奇古怪地肯定了所謂西方和中國民間喜歡聽的“民主體制”這個工商文明發展的政治經濟基礎前提，其次，又通過肯定了變通、靈活的“強政府”的“引導創變”的必要性，來滿足了“中國模式”既有利益格局下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們的“歷史選擇論”固化政治訴求。我不能不想到一句中國諺語“刀切豆腐——兩面光”。

有了這個離奇古怪的“兩面光”説法，於是乎，通過三個必須的“道理和追求的目標”（發展必須因地制宜，解決問題必須激發人的主動性和創造力，創變必須結合引導），只有作者講的“中國故事”，就有了“以人類為核心”的修辭高度！至於作者認定的“三個必須”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認同”的人類追求的道理和目標，似乎在作者那裏不需要經過邏輯辨析的。

誠然，《中國經驗帶給世界什麼啓示》既然可以得59分，就不能説它沒有價值，第一，文章比較集中梳理了幾種“中國故事”的表達式，有資料價值（25分）；第二，對幾種“中國模式”表達式的得失利弊分析，有鏡鑑價值（30分）；第三，作者本人對“中國經驗”用修辭替代邏輯分析、以立場抹平事實判斷這種文風的無啓示性，有反面教材的啓示價值（4分）。

二、《華為的故事並沒有什麼獨特性》卻有獨特性

如果説《中國故事帶給世界什麼啓示》並無啓示，那麼，華為國際諮詢委員會顧問、劍橋中國管理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田濤先生接受《福布斯》雜誌（墨西哥與中美洲版）的文字採訪，《華為的故事並沒有什麼獨特性》卻有其獨特性，意思有三：

第一，“華為的故事”放在中國這片“制度-文化-人性”土地上，對於中國地道地學習和發展工商文明而言，突出了“重複的力量”這一獨特性。華為的故事，還重複了超越極隘民族主義心態的“資本在哪裏，祖國就在哪裏”邏輯，真正走向了世界。

第二，華為的故事，在展示“重複的力量”的同時，展示了華為人（以任正非為代表）從市場競爭中意識到“同質化競爭”沒有前途——深諳公元前8世紀人類性思想導師伯陽父的八字箴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因而要“生物”創新，必須“存同求異”乃至“存同尊異”，發揮企業每個員工的生命自組織靈動力，而不是“求同存異”“聽老闆的話”。中國熱衷於這個規劃那個規劃的政治家、經濟智囊和企業家們，都要好好學習任正非在向習近平、李克強彙報時揭示的一條鐵律：“重大創新是很難規劃出來的”。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企業家的真正自信而絕不自我膨脹的品格，這一點，放在在當前背景下，夠獨立特行的吧？

第三，因為“存同求異”“存同尊異”的創新和重大創新的前提條件，所以，華為的故事裏面，自然而然地毫無意識形態障礙地採用對人的“大腦”定高價式的“員工普遍持股制”，這絕不僅僅是個所謂“人人做老闆，共同打天下”的問題，而是一反中國式企業（包括國企和民企）“社會資本化”的模式，而學習引入了“資本社會化”的模式，從而具有了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意義。按照“共生經濟學”（Symbionimics）對於人類經濟組織形態——市場經濟、政府經濟、社區經濟的劃分，以及“三大經濟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長”的論述，一個企業，就是一個社區，華為的故事所呈現出來的，正是一個資本社會化的或“社區經濟”形態的創新性“社會企業”。

有了這三大獨特性，作一個世界級的IT企業，我相信華為完全可能在克服“逐步逼近香農定理、摩爾定律的極限”的困難和困惑，創造“面對大流量、低延時的理論”上，有所作為！

這讓我想到周其仁到以色列考察震驚之餘，講了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化學家阿龍·切哈諾沃的故事，説阿龍作報告不講學術，而是講自己的經歷，小時候，媽媽告訴他：“走進一條河流，你可以順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你要永遠逆水走。”

以色列人奉行的《塔木德》（Talmūdh）羊皮卷箴言：“天下難做的事容易做成。”

中國幾乎每一個開國君王奉行的《老子·六十三》告誡：“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我也發現並堅信：“容易做的事，顯而易見的事，不難的事，不需要我做，也輪不到我來做。所以，我選擇需要我做，也註定由我來做的難事——即所謂‘看不見、看不起、看不懂’，但還‘來得及’做的事。我相信，這是上蒼與我這一輩子的約定。”

願迎難而上的任正非和他的華為團隊，好運！

三、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學習是什麼？

最後講講學習，為什麼要學習，怎樣學習？學習是不是複製，可以存而不論。但學習是一個知識自組織過程，沒有疑義！

學習：知識自組織過程呈現

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以主權國家為秩序的世界，在工商文明現代的發生、發展上，存在一個先發、後發，以及先發後發優劣勢的問題的話，那麼，在常識和哲學上，就都存在一個學習“從智慧之愛，愛之智慧”的問題。

真正導致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之間知識水平差異的往往並不是知識的數量，而是知識與知識之間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由面到體（系統）的聯結複製、迭代創新過程。

因而那些過於強化、偏好某些知識而排斥、拒絕某些知識，這種人為的選擇性，必然割裂知識間的相互聯繫，破壞知識的系統性，造成現實知識應用上的片面性、偏向性，導致諸多實踐隱患，甚至難以克服的自我挖坑、自掘墳墓式危機。

這種“片面學習”，特別是“偏好性片面學習”，特別特別是“利益偏好性片面學習”，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一點就通，而有些人教不會，多説了他還反感，還叫你閉嘴，半通不通就憑着小聰明自以為是或以非為是亂想、亂説、亂幹一氣的原因——不僅是知識量太少，而且，既不深入又無系統效能。

這種情況一旦在個人、組織、共同體、國家或地區發生，就可能犯下顛覆性錯誤還不自知，遲早會發展成系統性風險危機！

     中國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且可能很快世界第一，中國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中國的購買力平價世界第一，中國城鄉“鐵公基”規模也是世界第一，特別是中國的大學規模和硬件建設，堪稱世界之最，中國博士人羣也已經世界第一，但同時，中國政府組織結構重疊程度、組織行為範圍、吃財政飯的人數與人口比例也是世界第一，取得這些第一的社會成本、自然代價、生態揹負也是世界第一。這種“發展第一的雙重性”，就是系統性風險，就是過去二十多年間隱約犯下的顛覆性錯誤，就是片面學習帶來的問題。

一句話，利益選擇上（不擇手段地“有什麼用什麼”）的偏好性片面學習，遠不如老老實實的複製性學習，來得穩健！而所謂“複製性學習”，一旦進入人的生命自組織過程，必定會出現“共生思維驅動創新”的現實效應。

所以，不要以為複製性學習是一件容易的事。

聯繫到今日中美關係與所謂中美貿易戰，實際上依然是一個知識自組織靈動力的“學習”問題。我想起20年前寫下的這段文字：在過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歷史運動亦即文化建設，是西方的崛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環大西洋地區的人們（即所謂西方人），經常從其他地方的人們那裏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術（工藝文化），從而不成比例地引發並推進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等全球大變局。而人類新的千年已然開始，前生態社會和當代性已然到來，我們似乎看到新千年中的第一個世紀，將是亞太地區的崛起，那麼我們當真能夠刷新人類文化建設的紀錄，開創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嗎？（參看《背景主義如是説：文化危機説到底是哲學危機》，2000。收錄《原德：大國哲學》P178-184，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2）

18年後有今天，我依舊要問這個問題：如果21世紀真的亞太地區或印太地區的崛起——無論亞太、印太，中國都處於中心區域，那麼，我們當代中國人已經具備了基於每個人生命自組織靈動力的學習能力，從而在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工藝文化上全面“開創世界歷史新紀元”的品格了嗎？

陽子2018年11月13日於遼東灣北海小城童心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