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主義者和計劃經濟擁護者的愛因斯坦_風聞

作為社會主義者和計劃經濟擁護者的愛因斯坦

葉勁松

1999年9月，英國廣播公司和路透社分別通過互聯網在西方國家政界、商界、學術界、藝術界知名人士中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評選“千年思想家”和“千年風雲人物”。馬克思在“千年思想家”的評選中高居榜首；在“千年風雲人物”評選中愛因斯坦居第一，馬克思一票之差居第二。

愛因斯坦當選為“千年風雲人物”是因為他是最著名的科學家，然而，不太為人所知的是，作為偉大科學家的愛因斯坦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

“愛因斯坦從大學開始，就自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儘管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有不正確的看法，説過不認為列寧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還説過：‘不要讓復仇的情緒把我們引誘到這樣一種致命的觀點：以為暴行必須用暴行來對付；以為要把自由的概念灌輸給我們的同胞，就必須暫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暴力只能產生痛苦、仇恨和反抗。’但他對社會主義還是持肯定和讚揚態度的。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不久，他即表示：‘我尊敬列寧，因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犧牲精神、全心全意為實現社會正義而獻身的人’，‘象他這種類型的人，是人類良心的維護者和再造者’。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下，德國工人和士兵於1918年11月發動起義，推翻德皇威廉二世的統治，愛因斯坦立即歡呼這是‘偉大的事變’，對能親身經歷這個事變而感到榮幸。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他抗議帝國主義列強對蘇俄的侵略和封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支持和讚揚蘇聯的反法西斯鬥爭。1950年3月16日，他在寫給紐約大學的信中説：‘我曾努力去了解俄國革命所以會成為必然的原因。’信中肯定了‘蘇維埃制度在教育、公共衞生、社會福利和經濟領域內的成就無疑是偉大的 ，而人民已從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處。’他經常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敗和不合理現象，1949年5月，他發表了《為什麼要社會主義》一文”。（《外國曆史名人傳》現代部分上冊第45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在資本主義社會，常有一些社會改良主義者揭露資本主義的黑暗，但他們還是相信資本主義民主，認為只要搞好法制建設、政治民主就能消除這些黑暗，這反映了這些改良主義者無意摧毀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只願在政治上層建築進行局部修補的改革願望。

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許多小資產階級改革者痛恨壟斷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為所欲為，並對此加以揭露，但他們並不反對產生壟斷資產階級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而愛因斯坦對資本主義的抨擊和批判卻不同，他明確指出，要消滅資本主義罪惡，必須要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教育制度。

曾在加利福利亞大學等多所美國大學任教的勞倫斯.肖普在談到“由公眾對經濟運行民主管理的必然性”時寫道，“有關這個問題，20世紀最傑出的人物之一艾伯特.愛因斯坦（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曾在簡短的聲明中作過最明確、最精闢的論述。愛因斯坦在1949年寫道：

我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況，是真正的罪孽之源……。

私人資本傾向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既是由於資本家之間競爭所致，也是由於技術發展和分工愈來愈細，因而鼓勵了犧牲較小的生產單位而組成大型生產單位所致。這些發展的結果是，對於私人資本壟斷組織及其巨大勢力，即使靠民主地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也無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主要受私人資本家資助或者影響的那些政黨所挑選的，而這些私人資本家實際上把選民和立法機關隔離開來了。

此外，在現有條件下，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控制着消息的主要來源（報刊、電台、教育）。因此，個別平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確實也是極不可能的。

進行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使用。又無明文規定，凡能夠而且願意工作者就能找到工作，因而幾乎總是存在一支‘失業大軍’。由於失業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因而受到限制，結果是生活資料嚴重不足。技術進步的結果，往往不是減輕了人們的工作強度，而是失業增多。無限度的競爭，造成勞動力大量閒置，也使得人們的社會意識受到戕害。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我認為，人們受到這種戕害，是資本主義最大的罪孽。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也深受其害。向學生反覆灌輸一種超乎常人的競爭精神，培養他崇拜功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作準備。我相信，要消除這些罪孽，只有一條辦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以及一套以社會主義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這種經濟下，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並以有計劃的方式加以利用。計劃經濟使生產適合社會的 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並將保證每個男女和兒童的生活。對個人的教育，除發揚其天賦才能外，還將試圖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以代替我們社會中對權力和成功的崇拜。”（肖普《卡特總統與美國政壇內幕》第286、287頁時事出版社1980年版）

正如愛因斯坦指出，資本家控制着“報刊、電台、教育”等“消息的主要來源”。這些機構的活動必然是作為實現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來發言的，它們必然從資產階級利益出發來對事物進行報道或評價。愛因斯坦在1948年10月回答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切尼記錄報》的提問時，就對美國的新聞機構表示出悲觀的看法。“擁有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那些人”他寫道，“擁有製造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服務的輿論的手段”。因此愛因斯坦認為人們極不易“得出客觀的結論”。有一位鄭衞平教授,最近講,我國應走西方的多黨制,新聞自由的道路。也就是説,鄭教授希望被愛因斯坦批評,讓資本家控制着“報刊、電台、教育”等“消息的主要來源”，使資本家“擁有製造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服務的輿論的手段”,從而使人們極不易“得出客觀的結論”的“新聞自由”在我國出現。而我國的一些“精英”，樂於充當資本家控制下的西方的“報刊、電台、教育”這些維護資產階級利益機構的傳聲筒，將不客觀真實的有關西方“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的“學説”、“理論”在我國大肆兜售，企圖使我國人民不能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不能“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

愛因斯坦根據自己身處實地的對資本主義的觀察分析，得出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使人民利益受到損害，是造成罪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提出，“要消除這些罪孽，只有一條辦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以及一套以社會主義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這種經濟下，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並以有計劃的方式加以利用。”但是，一些“精英”卻與愛因斯坦的上述要求相反，以“向國際接軌”為名義，要我國拋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靠攏，變社會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而一些“精英”以“明晰產權”之類的理由，要求將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變為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前蘇聯、東歐地區私有化後果從反面證明了愛因斯坦的判斷的正確。而照那些“精英”要求去做，只會使曾在我國消滅的罪孽重新產生。

愛因斯坦指出，“私人資本壟斷組織及其巨大勢力，即使是靠民主地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也無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主要受私人資本家資助或影響的那些政黨所挑選的，而這些私人資本家實際上把選民和立法機關隔離開來了”。愛因斯坦從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築，以及資產階級統治的實質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作出準確判斷。指出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實際上是資產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方式，因而實際上是把人民排斥在外的。而我國的一些“精英”、“專家”在喋喋不休地談及多黨制、民主政治時，從來不敢涉及問題的階級實質。他們也否認資產階級經濟上的霸權，決定了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他們不敢象愛因斯坦那樣指出,西方的多黨,就是“受私人資本家資助或影響的那些政黨”（除共產黨以外）；也不敢象西方有的學者那樣指出這些不同政黨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不同面具,不同的政黨執政,都是資產階級執政。因此，他們關於民主政治的“社會科學”必然只能是欺騙人民的偽科學。

愛因斯坦身處市場經濟典範的美國（按我國的一些經濟“精英”的説法,美國的是好市場經濟,我國市場經濟中出現羣眾不滿情況,是我國是壞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應是搞成好市場經濟）,他認為, 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造成“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況，是真正的罪孽之源”。他認為“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利潤”的市場經濟給廣大民眾帶來嚴重損害：總是存在失業大軍；許多勞動大眾工資低,消費能力低（即存在貧富懸殊）,限制消費品生產；科技進步不是為人民利益而實施,因此,很多情況下科技進步是作為人民對立面出現（加大勞動強度,增加失業等）；市場經濟敗壞了社會意識,“使得人們的社會意識受到戕害”,形成“培養他崇拜功名利祿”和“ 對權力和成功的崇拜”（也就會形成對普通勞動大眾的輕視）。猶如他不相信美國民主制度能限制經濟上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對社會的控制一樣,市場經濟給人民帶來的損害,他不相信通過法制建設之類的上層建築改良能消除的。也就是説,他不相信有好的市場經濟。愛因斯坦掌握了正確的方法論,他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決定屬於上層建築的法制和道德。所以他不會在存在人剝削人的經濟關係時,去講屬於上層建築的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他認為,經濟關係的問題,需用建立新的經濟關係來解決。即要消除市場經濟給勞動大眾和社會帶來的危害,應該是消除市場經濟,實行以滿足社會需要為目的的計劃經濟。而吳敬璉則提出建立不是“官僚市場經濟”的、好的市場經濟。

總之,如果仔細地閲讀，就會發現，幾十年前的愛因斯坦的短文,是對當今“精英”的正確地批判。在立場上,愛因斯坦是站在勞動大眾一方,所以他痛斥資產階級私有制、市場經濟給勞動大眾的苦難；“精英”們是站在企業家（即資本）一方，則大講私有制、市場經濟這種自由經濟（自由剝削勞動者）的好處。“精英”為極少數人剝削大多數人的經濟制度辯護,是見不得人的,只能用欺騙。所以,在講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方面，比起現今我國的“精英”的眾多長篇大作，愛因斯坦在50多年前寫的這篇短文，告訴了我們更多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