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印度讓我明白了中國革命的意義_風聞

作者：【韓東屏，河北大學特聘教授、華倫威爾遜大學教授。】

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 發佈時間：2018-11-16 08:53:56

我在美國大學教國際政治。教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印度。我看了很多有關印度的書，電影。我自己的書也曾被翻譯成孟加拉語。還有印度教授請我講課，也有印度的雜誌請我寫文章。但因為從來沒有去過印度，總感覺對印度的瞭解少了點什麼。為了彌補沒有去過印度的缺失，今天夏天我參加了美國亞洲聯合會組織的以“宗教與社會”為主題的中印考察團。這個考察團有十位來自美國不同大學的教授，教政治學的三位，教人類學的一位，教宗教學的兩位，教語言文學的兩位，還有一位是教地理的，一位教企業管理的。其中美國白人五位，黑人一位，巴基斯坦裔一人，保加利亞裔一人，台灣華人一位，美籍華人一位。六位女性，四位男性。那位巴基斯坦裔美國人沒能取得印度簽證，所以她只參加了香港，深圳和廣州的考察。去了印度的只有九人。

印度簽證

　　這次活動的組織者有印度當地人和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美國籍教授，他們一再強調我們申請簽證的時候，不要説我們是一個團體，而是以個人身份到印度旅遊。印度簽證可以在網上申請。問題問的很多。父母親的姓名，出生地，國籍，居住地，宗教信仰，職業，祖父母的姓名，出生地，國籍，居住地和宗教信仰職業等等。妻子的出生地，宗教信仰等等都問到了。如果沒有什麼問題，一個星期就可以批下來。那個巴基斯坦裔美國人，就是因為是巴基斯坦出生，而沒有獲得簽證。

　　我們從深圳乘飛機到昆明，從昆明轉機到印度的加爾各答。一天就這麼一班飛機。在昆明等飛機有三四個多小時。我跟兩個印度人有簡單的對話。一個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他在中國廈門的一家餐館打工。我問他為什麼到中國打工。他説中國的工資比印度高兩倍多。並告訴我他在學漢語。問我漢語好不好學。我告訴他漢語要比英語好學的多。他説他也感覺漢語好學。他説他希望能找一箇中國女朋友。希望能在中國生活。他説中國要比印度乾淨的多。

　　跟我寒暄的另一個印度人，是一個女導遊。她説他們夫婦倆有一個旅行社，接待中國的遊客，也送印度人到中國旅遊。她説中國到印度旅遊的人，比印度到中國旅遊的多好多。她説她到過中國的北京，上海，南京，青島等地。我問她中國跟印度相比怎麼樣。她説印度的城市沒法跟中國比，印度的城市跟中國的農村比，也未必比得過。她説差距太大了。她説中國人都是好人。努力工作。並説她喜歡中國。

　　跟人聊天，是我瞭解世界的一個重要方法。學者們的書和觀點，值得知道。但我更想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他們的看法對我很重要。

加爾各答的教會，印度教廟，喇嘛廟

　　我們的飛機到加爾各答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印度比中國晚兩個半小時。印度出入境管理處沒有多少人。給印度本國人的窗口有十幾個。給外國人的窗口只有兩個。我們一行十二個人，九個團員，加上三個帶隊的。在入境處排了半個小時隊。兩個印度官員不緊不慢的的檢查我們的護照，簽證。然後讓我們打手印。而且還站起來，用手按着我們的手在打手印的機器上按手印，一次一次的嘗試。試了好多次才成功。在中國一分鐘大概就可以處理完一個旅客，這裏要用大約十幾分鍾。我是我們團隊裏最後兩個過關的人。我們用了四十分鐘才過完關。

　　出了機場，接待我們的教會學校的人已經等在了外邊。加爾各答熱的很。即便是午夜，仍然潮熱得很。接我們的車是輛破舊的中巴，沒有放行李的地方。我們把行李放到了後面坐上，人坐在前面。車沒有空調。機場收費處的出口非常窄，我們的司機，回了兩次車，才開出來，那個收費站的年輕人，還從他的小屋子出來，幫助指揮司機倒車。我坐在最前邊。從機場往城裏去的路上沒有多少車。路況也不是很好。車子走的不是很快。我看到有人就蹲在路邊大便。到了教會學校。大門已經關了。印度這一點跟中國一樣。每個單位，都有大門。接我們的那個牧師，在大鐵門上敲了半天，也沒人開門。隨後他又爬上大們喊，總算把看門的喊醒了。

　　我們下了車，取下行李。然後，每人分到一個房間的鑰匙。鑰匙上有個號碼。但不知道是幾樓的幾號。看門的人也不知道，那個牧師也不知道。我們每個人又累又困，急於到房間休息。但他們兩個人，不慌不忙的到處找房間在什麼地方。大概過了十幾分鍾，他們總算弄明白房間在哪個樓，幾層樓。我們提着行李進了自己房間。門上的鎖還是三四十年前，我們用的那種老鎖，有一個鐵栓。每個房間裏面有一個小木牀，沒有牀墊子，就一張牀單。有一個廁所，但沒有淋雨。有一個水龍頭，有一個水桶，和一個舀子。要洗澡的話，可以用涼水衝一下。我困得不行。倒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來了。問看大門的人，這裏有沒有無線上網。他説沒有。我便走到大街上看看。街上已經有很多人。加爾各答曾經是英國殖民當局的首都。也是印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這裏高樓不多，大都是平房，樓房也都是兩三層的樣子。我們住的教會學校裏面的樓房都是三四層的樣子。街道上車水馬龍，人流熙熙攘攘。車都是一些中巴，三輪車多一些。也有馬車。印度女人的服飾色彩很鮮豔。男人，特別是上了年紀的，好多就是腰間纏一塊布。印度看來是個不缺水的國家。街上隔不遠就有一個水龍頭，居民拿着鍋或盆接水，好像不需要繳費。跟四十年前，我們老家縣城的情況有點像。那個時候，我們也是得到街上接自來水。但我們是用擔杖和水桶跳水，印度人則是用盆或小水桶。沒有擔杖。我們那個時候要付錢，印度這裏好像是免費的。

　　臨街的地方有很多很小的小棚屋，只有夠一個人躺卧的空間。從窗户看進去，就可以看到裏面的所有空間。裏面坐着一個女人。也有的小屋子裏坐着的是一個老男人。他們就在街旁點火做飯。街旁還有不少的小商店。幾步遠就有一個。買的好多是食品和日用品。比中國農村的那些小賣部還小。商品的種類也很少。印度窮人的生活很簡單。好多人就打赤腳。

　　我們的早飯就在教會學校裏吃的。他們可能是專門給我們準備的早飯。有美國人喝的咖啡，茶，牛奶，煎蛋，煮雞蛋，麪包，烤肉，唯一一種當地食品，就是印度餅，很像山東人烙的薄餅，但更軟一些。

　　吃完早飯後，我們就去參觀特瑞薩修女的紀念館。在一條很窄的小巷裏。如果沒人引路，完全看不出這裏有什麼不同之處。顯然這裏是貧民區。特瑞薩也是因為她為印度窮人服務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因此出名。她的石棺在一個較大的廳裏，周圍的牆上掛着特瑞薩各個時期的照片。裏裏外外，有好多修女。但幾乎沒有什麼遊客。看來，國際上把特瑞薩吹得很厲害，當地人並不買她的帳。特別是後來有人披露，特瑞薩坐飛機，都是坐頭等艙的。就像甘地一樣，被西方人捧得很高，但印度人並不買他的帳一樣。

　　下一站我們參觀了英國殖民者留下的維多利亞紀念宮。這是一個很大的宮殿，佔地384畝。一九零六年開建，一九二二年竣工。開建的時，加爾各答還是首都，但一九一二年英國殖民當局就把首都移到新德里了。這個建築可以説很宏偉，壯觀。裏面有二十五個畫廊，有很多精品。但是遊客不是很多。天氣熱的難以忍受，衣服全濕透了。而宮殿裏面居然沒有空調。只有加爾各答畫廊有空調。宮殿的大部分是關閉的，包括前門，人們只能繞到後門才能進去。裏面的大部分的畫廊也是關閉的。看來是經費不足吧。當年英國的殖民當局建這個紀念宮時，想讓其成為當地人和外來參觀者嚮往，蜂擁而至的地方。至少我們去的這一天不是這樣的。除了我們幾個美國人外，當地人寥寥無幾。

　　中午在教會學校吃的午飯。這是天主教培養神父的地方。中午跟我們一起吃飯的人有幾個老神父，可能是這家學校的負責人。午飯有牛肉，豬肉，米飯，有印度的咖喱湯，有一二樣蔬菜，有咖啡，有茶，也有果汁。不知道學校其他人吃的怎樣。但我們吃的午飯還是很豐富的。

　　午飯後，去參觀了當地一家天主教堂。這是一座非常宏偉，非常古老的教堂。裏面陳列着好多殖民軍官的雕像，和陣亡的原因和日期。教堂里正在舉行什麼活動，沒有人給我們做翻譯，也沒有人給我們解釋。裏面主持儀式的全是女人，好像是修女，也不全是修女。還有很多中小學生。他們站起來唱歌，不是聖歌，而像是印度的國歌。我們十幾個外人，呆呆的坐在那裏。當地人好像也不在乎我們的存在。照舊做着他們的事情。我坐不住了，就站起來走到外面，看那些雕像的説明。那些雕像好多是陣亡的英國殖民軍官。在為大英帝國的利益而戰陣亡的。當年教堂的建造者，還有後來把這些陣亡英軍軍官埋在這裏的人，恐怕沒有想到他們只是歷史的過客，他們的教堂，終歸要回到印度人的手裏。

　　我們當天最後的活動，是參觀一座印度教的大學。這個印度教大學建在恆河的邊上，還沒有完全建成，部分建築還在建設中。我們約好二點半與學校的校長見面。但校長快四點才露面。他穿着褐紅色的和尚服，帶者一個穿帶一樣的一個助理，兩個穿白色和尚服的人。校長進來後在主位上坐下來，他的三個助手分坐他的兩旁，很像是三個保鏢。校長看上去有五十多歲，他的三個跟班大概二十多歲的樣子。都是五大三粗，臉上表情木然。校長本人像黑社會老大，他的跟班則很像黑社會的打手。

　　校長滔滔不絕的講着印度教的教育和哲學理念。根本就沒有介紹他們學校的意思。他講的東西很像是在傳教。我們領隊是香港中文大學美國中心的頭，他自己説是美國濱州泰伯大學的中國歷史博士，還在哈佛大學做過博士後，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統一戰線。但據他的朋友講，他也是個傳教士，並聽過他在教堂的宣講。他根本就不想聽他傳教，幾次打斷他，請他介紹學校的情況，但校長根本不為所動，繼續滔滔不絕的講印度教的世界觀和高明之處。他讓助手給每個人端來咖啡，還給每個人一個三明治，一直不停的講了兩個小時。他的英語是那種不很好懂的印度英語。大家都是似懂非懂的聽着。他的談興很濃，但天色已經很晚，我們的領隊站起來，跟他説很抱歉，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必須走了。那個大學校長還戀戀不捨的説希望我們有時間再來，希望能與我們好好交流。

　　天色已經全黑了。我們想到恆河邊上去看看。但是發現到不了河邊。去河邊的路給封住了。旁邊有衞兵站崗。問了一下旁邊的人，星期天印度教的廟在做禮拜，晚上不讓到河邊。我們就回到那個大廟去看禮拜。印度教的廟很宏偉，大氣。一看就是不差錢的人蓋的。大廳裏擠滿了來做禮拜的人。進廟以前必須脱鞋。人們就一個一個的坐在地上。台子上一個滿臉塗得白白的老年男人，有點像我們剛見過的校長，端坐在一張牀上。他的對面是一個較年輕的神父，揮舞着一個像拂塵一樣的東西，伴着音樂，嘴裏不停唸叨重複着三二兩句話，我問旁邊的人，神父説的是什麼。對方説，就是神是偉大的，神是高明的，神是愛人的。我沒有耐心聽這些，就從裏面走了出來。外面的院子裏，有好幾個電視屏幕，播放着廟裏面的場面。因為裏面坐不下，外面還有很多人坐在電視屏幕前觀看。好多人對神頂禮膜拜。我還看到有的窮人跪下去，親吻走過身旁和尚的腳。

　　印度人對自己的廟宇之多元是很自豪的。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大吉嶺一帶，除了印度教的廟，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還有很多的喇嘛廟。不管是印度教的廟，還是喇嘛廟，或者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都蓋的富麗堂皇。喇嘛廟裏動輒就有七八百名年輕和尚。這些和尚每天就是念經做功課。在我們坐下來討論我們的見聞時，我的那些美國同事和香港的領隊，對印度社會的和諧，各宗教的和平相處，讚不絕口。我是唯一一個發表不同意見的人。我想知道的是建設這些富麗堂皇的廟宇的錢是哪裏來的，廟裏這些僧侶的奢侈生活是怎樣維持的。我們到印度不過三兩天而已，就對宗教對印度社會的作用下如此的結論是否有些草率。我的不同聲音，讓大家不再作聲。印度方的接待者，本來還在誇讚印度宗教的多遠與和諧，聽到我的不同聲音，便打住了。

　　在我看來，印度社會還完全沒有走向現代社會。他們的種姓制度，他們的所謂的宗教信仰還像枷鎖一樣束縛着印度的人民。毛主席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説，中國農民受三種權力系統的支配，就是政權，族權和神權，婦女還受夫權的支配。也就是説普通中國人是要受着四種權力的壓迫。看來印度人還在受神權的支配。以前説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解放了中國人民，對我這種沒有經歷過解放前的人來説，是無法認識其深遠意義的。這次到了印度，看到印度人受神權的壓迫，才讓我真正認識到從神權底下解放出來對中華民族是多麼的重要。印度人把中國人當對手，喊着要與中國爭個高下。其實他們真沒有資格跟中國爭。他們在自我解放的路上還差得遠呢。

西孟加拉的茶場

　　我們隊員中有一個研究農業的地理學教授，所以印方安排我們參觀了思麗古麗的一個茶場。茶場對我們的來訪早有準備。我們的到達的時候，茶場的老闆介紹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和學校，然後給我們每一個人一個哈達。茶場老闆年紀不大，口才不錯。他介紹了茶場的歷史，英國殖民者一八五幾年，從中國偷來茶種，在這裏開始種茶。他一一介紹了他的製茶的機器設備，好多都是英國產的老舊設備。他説的他的採茶工人都是附近的婦女，每天按採摘的茶葉重量付工資。我算了一下。每天一個女工的收入，也就是二十多人民幣而已。他説他的茶葉都是有機的，沒有農藥，沒有化肥。並準備了十幾種茶水讓我們品嚐。我沒有喝出他的茶有什麼好。至少我自己喝過的中國茶，要比他的的茶好得多。無論從茶湯的顏色，還是味道，沒有什麼獨特之處。香港大學那位加籍教授，也跟我表示，他喝過的中國茶比這裏的茶好得多。

　　這個茶場的老闆跟我在美國認識的一些印度人一樣，很有表演慾。他説我們今天的到訪，不同尋常。然後叫出他的員工，讓他告訴大家他今天看到了什麼。那個員工很羞澀的站了出來。説他今天早晨巡山的時候，看到了一隻老虎。老闆馬上説，老虎可不是可以天天看到的。所以我們的來訪是一個好兆頭。他又叫了其他幾個員工來告訴他們當天的經歷，來證明我們的到訪的不同尋常。可以看出，他的員工都是在積極的配合他演戲。只是演的很勉強，一看就是在撒小謊哄人。不知道為什麼老闆認為有那個必要。看來印度的員工，還有替老闆撒謊的義務啊。中國的農民自從共產黨的土改後，就從對地主的依附關係中解放了出來，成為獨立自主的人。而今天印度的農民，還得依附地主生活。

　　喝完茶，茶場的老闆帶我們去看他的茶場。漫山遍野都是他的茶園，至少得有上萬畝的樣子。地裏有不少的婦女正在採茶。也有婦女陸陸續續的揹着茶筐來交茶。山坡上零零散散的坐落一些棚屋房，就是這些茶農的住處。天上下着小雨。而那些採茶的女工們還繼續在地裏工作着。真可惜沒有機會跟她們交流一下。問一下她們的工作生活的情況。

訪問錫金

　　我們在印度的行程，包括對錫金的訪問。給我們開車的一個年輕司機家就是錫金的。他的妻子是大吉嶺人，他們有一個六歲的兒子。休息的時候，他還把手機裏的兒子和妻子的照片給我看。他跟我説，錫金比西孟加拉州富裕。錫金六十年代被印度吞併，是印度的一個特區。説是一個特區，是因為進入錫金需要特別通行證。可以在網上申請。我們不知道。到了邊界處，被告知得申請許可證。印度負責當地接待的人顯然也不知道這個規定，就要了我們的護照去辦理許可證。他花了近一個小時才給我們辦好了通行證。錫金的路並不好，跟西孟加拉的路差不多。路很窄，勉強能通過兩輛車。個別地方，需要停下來給對面來的車讓路。錫金入境處的公告上明文註明：中國人，巴基斯坦人，納及利亞人禁止進入。中國人，巴基斯坦人不讓進入可以理解。不知道為什非洲的納及利亞人也不讓進入。

錫金的喇嘛廟

　　我們訪問了錫金最大的喇嘛廟。這座喇嘛廟建在一座山上，有上千的僧侶在此修行。我們在廟裏吃了齋飯，參觀了廟裏收藏的各種神器後，就開始與廟裏的僧侶交流。這個廟的主持住在美國，這跟我們參觀過的其他幾個喇嘛廟的情況是一樣的，創始人住在美國，由代理人主持廟務。我們一行十二個人，三個領隊，九個隊員。三個領隊當中，有二個也是教授。我們坐一豎列。對面坐了大約十四五個喇嘛，其中有一個五十多歲的美國男子，説是從美國的科羅拉多州來的，在印度已經住了十幾年了。我們每人先介紹個人的情況。然後每人問一個問題，然後喇嘛們推選一人回答。我坐在我們這一排的倒數第二。我的隊友們都很客氣。問了一些非常簡單的問題。這個廟什麼時候建的，經費何處來的。有多少僧侶，以及他們這個教派跟其他教派有什麼不同。到我問的時候，我問他們僧侶生活的最高追求是什麼？他們商量了半天，最後選出一個代表。他吞吞吐吐説了半天，無非如何剋制人的慾望之類的泛泛之談，最後説僧侶的最終目的不外乎追求幸福。我問他們剋制慾望就能得到幸福嗎？不知道苦難怎麼知道什麼是幸福？他們又説了好多老生常談，但我認為他們並沒有能回答我的問題。

　　交流完後，幾個年輕的喇嘛出來找到我。説我問的問題很好。並説要問我同樣的問題。我的人生最高追求是什麼？我説我的人生追求，就是儘可能多的瞭解世界，瞭解體驗人生，包括人世的酸甜苦辣，最終弄明白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我想這些年紀輕輕的喇嘛，還沒有開始人生，根本不懂人生，就受人蠱惑，草率進入寺院，正像當年毛主席對達賴喇嘛所説的，不事生活資料的生產，也不事人的生產，還得靠別人的勞動來養活，他們對這個世界，對他們自己·的社區有什麼正面的的影響嗎？美國米尼蘇達州前州長，摔跤運動員傑西文圖拉説得不錯。宗教就是弱者逃避現實的避難所而已。

錫金大學政治系學者

　　在錫金期間，我們跟錫金大學政治系的教授們有一場交流。錫金大學還沒有一個正規的校園。不同的系在不同的地方租的房子。政治系的教授，除了一二個人外，也都是在讀博士生在教課，年紀都很輕。有一二個教印度政治制度的。有一兩個教國際關係的。有兩個做印中關係研究的。其中一個年輕的女教授，也是在讀的博士生，口口聲聲講因為中國一九六二年的侵略。中印關係不好。中國依仗自己的發展優勢，不斷挑起中印之間的邊境緊張。並説中國應該小心，印度自己雖然打不過中國。但印度可以聯合美國對付中國的侵略。到那時候中國後悔就晚了。

　　對她的言論，我感到必須有所回覆。我説我在印度的這幾天，多次聽到中國是侵略者的言論。但我建議你看一下澳大利亞記者訥威爾馬克斯威爾的書《印度的中國之戰》以及印度軍方1963年寫的“漢德森布魯克斯—波嘎塔報告。”馬克斯威爾的書，就是根據印度軍方的報告寫出來的。印度軍方的報告認為戰爭是印方挑起來的。。印度政府至今不肯公佈軍方的這份報告。現在馬克斯威爾把這個報告的第一部分公佈了。希望她看看。我説中國政府現在很少提跟印度的戰爭，中國的中學生很少知道跟印度的這次戰爭。但是我在美國的印度學生，一直堅持中國是入侵者。其實中國人從來都沒有把印度人看做競爭對手。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逝世前也曾告誡他的追隨者，不要把中國人當敵人。兩個民族和平共處了幾千年了。這種威脅聯合美國對付中國的言論對兩國的關係，並對印度發展的需要，都是不利的。這個時候我們領隊，制止我繼續説下去。説時間不夠了。我對他的制止很不滿意。這樣不符合交流的精神。但我也不想把氣憤弄糟。但我對錫金大學的學者的言論很不滿。印度政府至今仍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公開印度軍方自己寫的對戰爭原因分析的漢德森布魯克斯—波嘎塔報告。馬克斯維爾的書儘管在印度有出版，但看來看到的人也不多。

跟印度司機的交流

　　在印度的十幾天裏，有三個印度年輕人給我們開車。兩個三十多歲，一個二十多歲。他們三個是朋友，一塊做生意。印度人城際之間好像沒有什麼公共交通。出門就是坐越野車。越野車是當地的主要交通工具。印度人在一輛越野車裏可以擠下七八個人。我們十二人就租了三輛越野車。這三個年輕人開車技術真不錯，就像中國四川貴州一帶的司機，在山路土路上開車練出來了。有些路不好走，雨天，霧大的時候，他們也照舊開。我有時候很擔心。但他們很自信。印度警察經常檢查他們的駕駛執照，通信證。有一次，我們的司機被警察叫停，看他的執照。結果他的通行證過期一天，讓警察罰款二千盧比，大概合三十美元。那個司機説這個錢就進了警察的腰包裏呢。他説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不知道是否是真假。但他的通行證確實過期了。

　　這三個印度司機中的年長的那一位，對中國很感興趣。我也願意跟他交流。一天，我們到了目的地後，他沒有馬上走。他讓我拍着自己胸膛告訴他，中國是不是比印度發展的好，如果中國發展的比印度好，是因為什麼原因。我説你既然讓我拍着胸膛告訴你，那我就坦白的告訴你，印度根本沒法跟中國比。中國至少領先印度四十年。四十年前，我上大學前的農村老家就已經比現在的印度領先了很多。我説一九五零年，中國跟印度差不多，印度可能還比中國先進一點，兩國的人均壽命是一樣的。但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國的人均壽命已經達到了69歲，而印度只達到了50歲。在不到三十年裏，中國的人均壽命已經領先印度二十年了。

　　至於原因嗎，我認為主要是中國的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舊的統治階級，給農民分了土地，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了國家主人。而你們印度雖然獲得了獨立，但沒有發生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舊的統治階級，地主階級，宗教領袖階級，還在壓迫着你們印度人。你們印度的一些窮人見到和尚，還跪下來，親吻他們的腳。這種事在中國很難發生的。

　　那個司機聽了我的話，陷於沉思，然後説，你説的話我明白了。他説我們現在每年都得給我們的印度廟的教主捐錢。要很多錢，六千盧比。有的廟，特別是喇嘛廟，要的更多，要幾萬盧比。我跟我們的guru説，你教我們行善，做好人，都是好意，但我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來了。　　看來沒有人願意向教主捐錢，特別是自己入不敷出的時候。許多人認為宗教教人向善。其實我們還需要別人教我們向善嗎？沒人教就不會向善嗎？那些作惡的人是因為沒有人教他們向善嗎？顯然不是那麼簡單。實際上那些印度教的教主，喇嘛教的創始人，還有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傳教士，跟那些在商業上打拼的企業家沒有什麼兩樣，不同的是企業家賺錢靠的是賣能摸得着的商品或服務，教主和牧師們賣的是摸不着的精神方面的東西而已。曾經有一個台灣朋友對我説，蓋廟是最賺錢的買賣。我想他説的沒錯。世界上沒有比傳教更賺錢的買賣。憑着三寸不爛之舌，讓人自願打開錢包把錢捐給你，世界上還有更好的買賣嗎？

大吉嶺地區的社會和經濟

　　我們在大吉嶺地區活動多日，期間除了參觀了許多喇嘛廟，印度廟，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外，也到一些住家參觀，訪問。這個地區沒有什麼產業。山地很多，雨水很多，林木很茂盛。但除了一些茶場，這裏好像沒有什麼農業活動。在大吉嶺的廣場上，除了一些遊客，還有很多當地的年輕人在遊蕩。我跟其中兩個年輕男子交談了一會。他們説他們大學畢業十年了，還沒有找到工作。他們説他們都結婚了，而且有孩子，就靠妻子一個人的收入養家。他們還在找事幹。但沒有合適的工作。我就這個問題問了接待我們的一位當地的大學教授。他認為好多年輕人沒有工作，是因為他們懶。不想幹體力活。看來印度，還有美國有同樣的毛病。大學畢業了的人，就不想再幹體力活了。一個好的社會，好的制度，應該把沒有事情做得年輕人組織起來，幹一些對社區有意的事情，讓他們感到是有益於社會和人民的人。但可惜今天的印度，美國，中國，都沒有這樣的政府機構。

臨別贈言

　　我們在印度考察了短短的十幾天，這期間跟印度大學裏的師生，喇嘛廟，印度廟裏，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師們，以及印度社會中的各色各樣的人進行了有限的接觸，對印度多了一些的感性的認識。離開印度的那一天，接待我們的那所大學，對我們十幾個人單個，和集體進行了採訪，讓我們留下臨別贈言。

　　作為學者，我不願意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坦白的説了我自己對印度的看法。我的關於新中國教育改革的英語書被翻譯成孟加拉語。有些印度人看過我的書。在加拿大温哥華的一些印度人社區，曾經請我去講過兩次課。一個印度的政治經濟學雜誌，還請我和另外兩位中國學者寫了有關中國的文章，他們結集出了一本書，在印度，和馬來西亞出版了。他們説他們想知道為什麼中國和印度兩個古老的文明，在二十世紀裏一個產生出甘地，一個產生出毛澤東。甘地被西方世界過分的吹捧，但對印度社會，對世界的影響微乎其微。而毛澤東被西方殖民主義者極力醜化，但毛澤東領導被西方欺辱，踐踏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民，通過不懈的努力，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打敗了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反動政府。讓中國人民站了起來。當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無視中國的警告，逼近中國邊界，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政府毅然出兵朝鮮。以劣勢裝備，在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趕回三八線以南，為北朝鮮這樣一個同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盟友主持了正義，維護了世界和平。也為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長了志氣。因為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這個世界的歷史軌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來印度之前，我沒有辦法很好的回答我的印度朋友的問題。來印度看到印度的眾多教堂，廟宇，見到印度的下層人民還在跪下了親吻和尚的腳丫的時候，我明白了毛澤東的意義，我明白中國革命的意義。我明白瞭解放的意義。以前中國政府用“解放”來演繹中國革命的意義。我不明白。看到了今天的印度，我明白了。我的老家山東省即墨縣的縣城，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一九四九前的縣城小的很，就一條大街，但卻有七十二座廟宇，各種各樣的廟宇，五花八門，多元的很。還有幾十座貞節牌坊。這些廟宇和牌坊，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鎖。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陳跡都在革命的過程中，被人民自己給摧毀了。

　　今天在中國，在世界上，還有人在為中國革命的破壞作用而惋惜。在我的老家，也有個別老人對共產黨執政過程中，廟宇和牌坊被拆掉感到不滿。他們不明白，不破不立的道理。他們不明白舊的東西總要被新的東西所取代，這是歷史規律，這就是歷史。革命用暴力的手段，摧毀了舊世界，解放了中國人民，解放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和創造力。過去的七十年裏，中國人民爆發出的生產力和創造力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而印度雖然從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下獲得獨立。但印度從殖民統治向獨立建國的過程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殖民主義精英換成了本土的精英，這個本土的精英是依附於殖民精英的精英。他們沒法跟殖民地的文化和思維方式決裂。他們沒有能力對過去的舊文化和舊體制進行批判。殖民地時期的傳統文化的精英，經濟精英一直沒有被推翻，今天仍然在繼續着他們對印度社會的控制。

　　採訪者問我印度是否需要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我説這個問題只有印度人民自己才能回答。別人是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的。印度是否會發生革命也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韓東屏，河北大學特聘教授、華倫威爾遜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