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一場影響上億人的恐慌是怎樣誕生的_風聞

◎作者 | 劉喜

沒有任何一種傳染病，在中國遭受了如乙肝這樣的誤讀和恐慌，在二十年中影響了上億人的命運。但這一切的源頭，只是一個流行病學調查的錯誤、大幹快上的作風，加上財務緊張時期的部門創收壓力。

2015年4月10日，19歲的大一學生吳昕怡在宿舍燒炭自殺。在學校的一次義務獻血之後，她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攜帶者，隨後遭到從學校到同學的一致孤立。

● 吳昕怡照片（左）；家長被迫出具的同意其單獨居住的説明書（右）。新聞圖片：新京報

吳昕怡的死，距離國務院三部委出台《關於進一步規範入學和就業體檢項目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入學和就業權利的通知》已過了5年。對乙肝患者的制度性排擠已被取消，但公眾對乙肝的誤解和恐慌，至今仍在繼續。

對於經歷了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中國人而言，「乙肝」是根深蒂固的恐怖記憶。紅頭文件、單位宣傳欄和電視節目都一再宣告乙肝的危險性：和病毒攜帶者同桌吃飯，甚至交談距離過近，都會惹病上身。

但直到對乙肝患者的種種政策限制被取消，也沒有人用同樣大的聲音告訴公眾：乙肝並沒有這麼危險。乙肝恐慌的源頭，是一個流行病學調查的錯誤、遇上了大幹快上的作風，加上財務緊張時期的部門創收壓力。

乙肝本身是一個醫學問題。但是，「乙肝恐慌在中國的蔓延」，並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

01

乙肝恐慌的誕生

乙型肝炎，是一種感染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臟急性或慢性炎症。

檢驗乙肝的方法，是做「乙型肝炎抗原二對半」驗血，即俗話説的「兩對半」檢驗。乙肝陽性結果分「大三陽」和「小三陽」，後者的傳染性大大低於前者。而且，攜帶乙肝病毒也並不等於乙肝發病。

● 一份「兩對半」查詢報告

——但這並不重要。在中國大陸，所有的乙肝病毒攜帶者，被社會輿論統稱為「乙肝患者」，而乙肝是一種傳染性很強，致死率很高的疾病。

實際上，乙肝的致死率並不高。很少有人直接因為急性乙肝死亡。根據WHO的數據，慢性乙肝患者5年內發展為肝硬化的概率約為12%-25%，肝硬化患者5年內發展為肝癌的概率是為6%-15%。這是一個並不至於引起恐慌的數字。

而且，乙肝並不屬於強制管理類的傳染病，更不會經過消化道和唾液傳染。和患有乙肝的鄰居握手、同桌吃飯甚至親吻擁抱，都不會讓你變成乙肝帶原者。

● 然而，在不少科普宣傳畫中，「生活密切接觸」和「唾液」，依然是乙肝病毒的傳播渠道

能通過消化道傳播、與患者密切接觸存在危險的，其實是甲肝。八十年代末，這種急性肝炎曾經在不少地區流行，比如上海。

上海的甲肝來自江蘇啓東。當時的啓東是甲肝高發區，該地區生產的海鮮——毛蚶——在近海水域長期受到糞便污染，早已攜帶甲肝病毒。

對此一無所知的上海人，對毛蚶充滿熱愛，1987年年底啓東毛蚶大豐收，很快被上海人搶購一空；吃法亦追求極致新鮮，「開水燙燙就行」。就這樣，病毒輕而易舉的通過消化道入侵人體。

● 為了解除兄弟省市對上海人的「甲肝歧視」，鄧小平在病災期間攜家人來上海過春節，並在上海各界春節聯歡晚會的舞台上主動親吻小演員

不過，這次甲肝看似聲勢浩大，直接影響卻非常有限。31萬病例中，只有31人死亡；在疫情之後，也只有華東地區實行了聯防聯控。大眾對「甲肝」「乙肝」和「肝病」的認知，還處於一個非常懵懂的狀態。

真正讓人對乙肝產生重大誤解的，是流行病學調查中始終未被糾正的一個錯誤。

1979年，衞生部組織了全國第一次肝炎流行病學調查，計劃摸清甲肝和乙肝在中國人口中的分佈情況。調查結果顯示，乙肝病毒在人羣中的分佈是8.75%。

然而，這次調查並未對不同肝炎的防治對策作針對性説明，而是籠統的用「病毒性肝炎」來概括兩種不同的疾病。作為國家級流行學調查，這個不嚴謹的誤解很快在了政策法規中體現了出來，對兩種疾病的命運造成了深遠影響。

1982年《食品衞生法》出台，並不能通過消化道傳染的乙肝被包括在「病毒性肝炎」裏，成為「不得參加接觸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疾病。

1987年的《公共場所衞生管理條例》和1989年的《傳染病防治法》，「病毒性肝炎」都成為了一個不加區分的排除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甲肝和乙肝被籠統的歸納成「病毒性肝炎」，需要被強制管理

當時的新聞媒體，也對誤讀推波助瀾。各級報紙長期混淆甲肝和乙肝的傳播途徑，推動乙肝謠言迅速氾濫。

● “……研究證明，乙型肝炎病人的唾液、乳汁、淚水等多種體液，都含有乙型肝炎病毒，乙型肝炎傳染過程中，唾液仍然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之一。流行病學調查證明，許多傳染性肝炎患者都有家庭合餐史，肝炎病毒藉此機會在家族中代代相傳”

● “……因打電話而造成的疾病我們稱它為『電話病』。電話病的來源主要是傳播性的，帶病者不論是撥號或是對話筒講話都是製造傳染的機會，一旦健康人使用了病人使用過的電話機，就有可能被傳染，從目前調查的情況看，乙肝的傳播元兇之一就是電話”

1992年，中國進行了第二次肝炎流行病學調查。此時距離第一次調查已經過去了13年，中國在社會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都大為改善，防疫衞生系統也開始追趕一些公共衞生的「世界標準」。

這次調查本有可能糾正之前的誤區，但調查的結果卻導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調查結果顯示：13年後，中國人乙肝表面抗原攜帶率上升到9.75%，約有1.2億人攜帶乙肝病毒。這個數字完全符合了世衞組織定義的「高感染區」。

從此，中國作為「乙肝大國」的名聲在國際上不脛而走。政府遂下定了「打響乙肝防治攻堅戰」的決心。「六五」、「七五」、「八五」計劃，均把乙肝列為攻關項目。

● 其實，中國很早就開始研製乙肝疫苗，教授們甚至用自己的身體作疫苗實驗。但他們的專業聲音，被淹沒在了行政和社會的風潮中

乙肝誤解不僅未被消除，反而坐上了政策的快車，愈演愈烈。

02

中國特色的乙肝防控

在分析中國乙肝恐慌如何遍及全國之前，不妨先探討另一個問題：當年的中國乙肝病毒攜帶率，到底是從何而來的？

在決策者眼裏，1992年的9.75%像是一個天降的「炸彈」，許多過猶不及的措施皆由此而來。

但是，從流行病學調查數據來看，當年的乙肝更像是傳染病中的「灰犀牛」：這種病情發展緩慢、早期症狀不明顯的疾病，隨着最根本的傳播途徑——母嬰傳播，悄悄潛伏在了中國龐大的人口中。

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幾乎沒有母嬰干預的概念，新生兒也絕少接種乙肝疫苗，母嬰傳播造成了大量的「乙肝世家」。

● 1992年，衞生部決定開始給全體新生兒和學齡前兒童接種乙肝疫苗。但乙肝疫苗遲遲未納入計劃免疫管理，並不強制要求接種，家長還需要自己支付費用。直到2005年，乙肝疫苗才對全民免費

除了母嬰傳播和性傳播之外，「血液傳播」也助長了乙肝的蔓延。

由於醫療資源匱乏，「共用針頭」在七八十年代的城鎮衞生室極為流行。而在農村，流行了近30年的單採血漿和「賣血經濟」則是乙肝傳播的最大推手。

當時的採血過程，往往共用針頭、混合多人血液，且會將血液成分回輸到人體。1989年《人民日報》稱，血庫中「含有乙肝病原的血漿佔相當比例」。很多的農民因此染上了艾滋和乙肝，不規範輸血，則將病毒傳送給了更多人。

● 韓國電影《許三觀》，講述了貧困的主人公許三觀為保全家庭而賣血的故事

當年的決策者是否知悉乙肝大流行的原委，是否知悉乙肝真正的防控方法，如今已不得而知。

所能看到的是，當乙肝一旦成為亟待遏止的傳染病，成為各級官員的考核任務，科學的乙肝防控隨即徹底淹沒在了「一刀切」和「層層加碼」式的中國特色裏。

在政府的帶頭下，社會各界很快開始了對乙肝病人的嚴防死守。

1994年，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啓動，公務員招錄開始實施「逢進必考」。《中央國家行政機關錄用公務員體檢項目與標準》中，明確提到了體檢中要包含乙肝檢測結果。

中央帶頭下，各地方機關單位紛紛開始強制進行乙肝體檢。原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或乙肝兩對半陽性而肝功正常者可錄用」的規定，到了地方一級之後，紛紛被扭曲成了「不可錄用」。公務員招考的做法又給當地企事業單位造成了示範效應。

嚴苛的立法也隨之展開：《食品衞生法》規定乙肝病毒攜帶者不能從事飲食行業，《公共服務法》規定乙肝病毒攜帶者不能從事幼兒教育，《教師資格條例》規定乙肝病毒攜帶者不能擔任教師，軍事院校也不接收乙肝病毒攜帶者。

各級單位的衞生宣傳欄與衞生宣講活動，都將防控乙肝作為重頭工作。上到退休老人，下到中小學生，皆知乙肝病毒攜帶者不能同桌吃飯，不能密切接觸，讓乙肝患者陷入全社會的天羅地網。

「乙肝恐慌」到此時才成為一項真正的中國特色。感染乙肝病毒不僅意味着可能的病痛，更預示着正常社會關上大門。乙肝病毒攜帶者無路可去，只能枯坐斗室，終生不與家人同桌吃飯。

● 乙肝帶原率同樣較高的港台地區並不歧視帶原者。劉德華本人就並不諱言，自己是一名乙肝病毒攜帶者

然而，很多深受「大三陽」「小三陽」之害的人並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一直被一條長長的產業鏈所裹挾。

02

乙肝產業鏈

中國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便有端倪。

1979年元旦，時任衞生部部長錢信忠直言不諱地説：「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衞生事業。」1992年，在第二次肝炎流行病學調查的同一時期，衞生部更是提出了「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的口號。

● 錢信忠後來在計生委工作，領導了1983年的「引產結紮大躍進」

這種背景下，各級醫院、防疫站都在忙不迭的想盡辦法「搞創收」。健康證制度和強制體檢，很快成為「創收思路」的直接產物。

第二次肝炎流行病學調查引起的乙肝恐慌很快奉送了一個大好機會，更加幸運的是，技術進步也為此提供了一個「合法創收」的好時機。

1991年，新的乙肝檢測方法出現，乙肝表面抗原的檢測成本驟降。據專業人士估計，一次檢測的成本不到二塊錢，而收費還維持在技術更新前的標準，一次檢測要二十多元。

巨大的價格差下，乙肝檢測理所當然的成為了防疫站的創收手段。

防疫站改革後，體檢業務慢慢被下放到了醫院。創收動力更強的醫院，更加大力的宣傳乙肝檢測的必要性，「公共衞生安全」成了最好的藉口。

由於肝炎流行病學調查的錯誤始終未得到明確糾正，當時醫療衞生行業的工作人員，多數也隨大流的認為乙肝的傳播途徑是「體液」，其中包括唾液。錯誤觀念越傳越遠。

● 就連傳染病醫院的醫生都認為，「唾液」是乙肝病毒傳染的可能途徑

● 「乙肝代檢」一時成為火爆的地下生意，「乙肝作弊藥」也很流行

盯上乙肝生意的不只是體檢單位。一時間，在醫改「科室外包」的風潮下，莆田系或非莆田系的「乙肝專科門診」如同雨後春筍，在中國大地上遍地生長。

2001年，《長江日報》報道了一個藏在武漢市武昌區衞生防疫站內的「乙肝專科」，承包「醫生」吳某是廣西來武漢暫住的農民，初中文化程度，無行醫資格。

● 軍隊醫院也是外包科室的重災區

充斥報紙電視和大街小巷的各種小廣告，也在不懈地妖魔化乙肝。除了大肆吹捧自己的治療手段，它們也熱衷於誇大乙肝的危害和傳播性，彷彿得了乙肝下一步就是肝癌，一人得病很快會全家染病。

據統計，2001年，乙肝治療類廣告在全國所有醫藥廣告中佔比21%。2003年，國家多部委要求暫停發佈乙肝醫療廣告，但收效甚微。

● 隨處可見的「根治乙肝」小廣告

典型的乙肝廣告，賣的多是不需要臨牀檢驗、拿保健品批號當藥品賣的「中草藥」。民族醫學在這一領域也大放異彩，蒙藥、藏藥、布依族藥都與時俱進，煥發出了「包治乙肝」的神效。

● 報刊上五花八門號稱能治癒乙肝的藥品

這一切，最終讓絕望中的乙肝患者走上抗爭之路。2003年，乙肝病毒攜帶者週一超因未能通過公務員體檢絕望殺人，該案引起輿論極大震動，各地患者開始組織維權，甚至給時任總理遞送了聯名信。

或許是終於意識到了問題，相關政策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開始鬆動。

2005年，國家人事部、衞生部在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裏，正式取消對乙肝攜帶者的限制。2007年《就業促進法》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2010年人社、教育和衞生部三部委聯合發出通知，「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用人單位在公民入學、 就業體檢中，不得要求開展乙肝項目檢測」。

這種悄無聲息的事後更正，也許是中國特色環境中能取得的最好結果，但仍遠不足以抵消此前十餘年時間裏對乙肝的錯誤宣傳。乙肝恐慌仍然在社會廣泛存在，吳昕怡等受害者仍然生活在社會的孤立和恐懼裏。

時至今天，並沒有個人或機構公開承認和澄清當年的錯誤，為這個影響一億人基本生活的錯誤道歉，可想而知，乙肝恐慌仍會長期存在下去。

對乙肝患者和病毒攜帶者而言，「沒有歧視」和現實世界依然相距很遠。

● 今年夏天，一些外賣公司被發現在送餐人員招募公告中排除了所有「病毒性肝炎」攜帶人羣，引起抗議。這些平台最終修改了招聘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