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分析，“會做飯”的上海男人是“怕老婆”嗎？_風聞

我們用數據説話：首先，上海男人做飯，做家務的比例並未超過上海女性。我記得前些年有過社會調查，上海超過60%的家庭依然由女性主導家務勞動，即從絕對值上説，上海男人並不比女性更善於做飯。這個格局到2016年依然沒有改變：

上海婦女社會地位調查  2016

其次，必須承認上海男人做飯、操持家務的比例遠遠高於中國其他地區的男性，這個差異在80年代-21世紀初尤為顯著，讓其他地區的男性產生了“上海小男人會做飯”的印象。即這個概念源於相對差異，而不是絕對的比例。為何會有這樣一個相對差異呢？因為在很長時間內，上海是中國唯一充分工業化的省級單位，產業門類齊全，技術工種多，提供了許多對體力要求不大的就業選擇（紡織女工、儀表裝配員）。所以絕大多數上海女性也有了穩定的工作，能趕上工業時代的平均生產率，賺到工業社會的月薪。在家庭內部分工上，這意味着上海夫妻任何一方承擔家務勞動，潛在的經濟損失（加班賺錢）是差不多的，丈夫不再有免於家務勞動的特權，被迫去學習做飯掃地洗衣服。而在同期的其他地區，即便進入了工業化時代，也是男人優先獲得職位，女人繼續從事農副業勞動或是當純粹的家庭婦女，自然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明顯比男性多。

觀察 | 上海“小男人”是何時出現的?

1949年，上海約有200萬女性居民，其中僅17000人為工廠女工，而家庭婦女的數量則佔120萬。但是在隨後的3年中，走進工廠、學校、醫院、政府部門等處工作的女性多了4萬多人。到1958年，在職女性人數已經達到約25萬。另外，大約50萬曾經的家庭主婦也開始參加工廠勞動，如成為針織廠女工等。

http://www.vccoo.com/v/4528ad

其次，女性有穩定的工作，尤其是在結婚前就有了穩定的工作，就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去進入婚戀市場，去落實婚姻法規定的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從婚姻的一開始，男性就沒有絕對的主導權，女性對於不滿意的婚姻也有了離婚的自由，不至於擔心離婚後的生計。所以，男尊女卑的文化在婚姻裏找不到物質基礎，無論多麼根深蒂固，也必然會迅速崩塌。

啊，上海男人！

前不久，上海曾有統計説上海婦女有60％佔據家中的主導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資在全國僅低於廣東肇慶。**在被調查的婦女中有66.6％的人認為“男女平等”，19.4％的人則認為“女性更優越”。**這種比例比全國平均數分別高出7.6與2.14個百分點。**上海婦女對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滿意，其滿意的程度從國際上比較也僅次於瑞典，高於法、英、美等國。同期的一則調查表明：上海女子對男子的心理需求處在兩難境地之中，“既能主內，又能主外，事業家庭兩不誤”。

http://www.my285.com/gt/lyt/ashn/002.htm

直到今天，上海女性依然擁有超出全國的獨立地位：

經濟越獨立，滬女性幸福感越高

在調查中，餘玉花等人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一方面上海女性物質條件幸福指數不高。但另一方面，經濟獨立是上海女性物質條件幸福感的主要來源，經濟越獨立女性的幸福感越高。

調查顯示，上海女性的物質條件幸福指數為3.21，低於幸福總指數3.54。上海女性對個人收入滿意度低，為3.05，不滿意率達25.3%。收入影響消費能力，女性個人消費能力得分為3.07，不滿意率高達26.1%。家庭物質條件得分為3.17，不滿意率也達到了20.5%。上海女性當前居住條件的滿意度為3.21；居住條件不滿意率（22.5%），好於個人收入（25.3%）與消費能力（26.1%）。

與此同時，經濟獨立是上海女性物質條件幸福感的主要來源。但經濟獨立在不同職業與居住區域存在差異：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私營企業主女性的經濟獨立性較高，分別是4.02、3.89和3.88；農民（2.85）和家庭主婦（2.91）經濟獨立性最低（學生除外）；管理人員比農民高1.17，差距懸殊。

http://news.hexun.com/2015-10-27/180143273.html

上海市1987-2013年人才貢獻率（以大專為人才劃分標準）

當然，男尊女卑的文化流傳了幾千年，在工業時代初期還有所增強（大多數新增職位被男性佔據），不是那麼容易消失的，起碼在第一代工業化人口中間會保留很久。比如説1958年有一部小説《上海的早晨》，是後來的文化部副部長周而複寫的，描寫了新中國第一代女工的生活。裏面一個女主角湯阿英，因為工作積極，收入和政治地位都步步提高，結果同為工人的丈夫和婆婆反而不高興;

“學海你聽聽，這像是兒媳婦對婆婆説話的口氣嗎？沒高沒低，我看，要和我平起平坐了。學海，你怎麼也不管教管教她？”

“阿英，我問你，你是不是我們張家的人？”巧珠奶奶憤憤不平地説。

“我怎麼不是張家的人？”

“你既是張家的人，這樣大的事體為啥不告訴我？”“入黨是我個人的事。我打了報告，也不曉得夠不夠條件，區委沒有批准，怎麼對你説呢！今天黨支部才通知我批准了。

對於出生於舊時代的人來説，觀念已經開始定型，新的經濟格局並不能完全改變思想。必須要等到這一代人退休，生在工業社會的一代新人長大成人、結婚生子，新的生活方式才會確立。上海市區在50-60年代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到了80年代-90年代，上海已經不是全國唯一的工業化都市，但依然是是市民普遍具有工業化意識的唯一城市。雖然上海家庭還沒有達到完全的男女平等，但在其他城市的男人眼中已經足夠“另類”了，所以才會產生上海男人“怕老婆”、“喜歡做家務”的印象——這正是魯迅為之吶喊、為之戰鬥的新社會文化之一。

娜拉出走之後——魯迅

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説，就是要有錢。

……自由固不是前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説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説這行李小，他説要兩元，對他説道路近，他説要兩元，對他説不要搬了，他説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説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説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説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着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着經濟權之為可靠。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擔人不能餓着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面再想別的法。

此外，上海不僅是中國最早的工業都市，也是中國最早建立現代市政體系，以警察維護治安的社會，最先淘汰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潛規則。租界時代，黃金榮這種人還能身兼巡捕房高級警官和黑社會頭子，到了1949年之後，黑社會永久性消失了，上海市民的重大矛盾基本交由警察處理。警察和工人糾察隊（70年代的武裝輔警）全面覆蓋的日常生活傳遞到第二代，結果就是上海人習慣於有事找警察，有麻煩找法院，而不是先動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上海“小男人”的形象。實際情況如何呢？事實證明，在政府允許使用暴力的地方，上海青年並不比其他地區的同齡人更畏懼戰鬥。查閲對越作戰烈士名錄，800萬人口的上海有55名烈士，和山西省相當，超過北京天津之和的兩倍，約為江蘇省的7分之1（人口比例更低）。

保衞祖國南疆犧牲的全國各籍貫省市犧牲人數

80年代，北方士兵多被派往中蘇邊境駐防，南方省市參與越南戰事的比例更高一些。但按總人口算犧牲率，上海的烈士比率高於江蘇、浙江2個鄰省，證明上海士兵在軍隊中的表現不差。這正是商鞅變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

“勇於公戰,怯於私鬥”。

總之，上海的“小男人”形象是發達工業社會的產物。現在中國絕大多數勞動力已經被捲入工業化社會，等到我們這一代人的子女長大成人，估計上海男人的生活方式就沒那麼特別了。當然，工商業發達不是男女平等的全部條件。新中國努力摧毀舊時代文化糟粕，鼓勵男女平權也是重要的男女平等因素。韓國和台灣的工業化水平也還可以，婦女權益相對上海卻差得多。

但無論如何，韓國有了（過）女總統，國民黨有了女主席，這也是明顯的進步。工業化社會只要持續發展，遲早會把所有勞動力捲入社會化大生產。在資本牟利的動機面前，文化早晚攔不住婦女參與經濟活動，這正是資本主義相對封建主義進步的地方。

(作者：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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