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故事：有一種記憶叫“出差”北京20年_風聞

來源：中國科學報

1969年11月25日清晨的北京，從北郊元大都城牆遺址附近的一個院子裏，駛出一輛又一輛卡車，滿載老老小小，直奔火車站。這是一隊奔赴三線的國防科研隊伍。

九一小學三年級學生周鳳明和她的好朋友們依依淚別。就在昨夜，她的父親數學家周毓麟突然接到上級命令，暫留北京。

周鳳明焦慮不安，她心愛的童話書和全家人的行李，早已經打包先送至火車站，等待和主人們一同啓程，周家留下了，但是他們的行李卻全被帶走。

這一走，就是二千里。

專列一路西行，經陝西省寶雞市折向南方穿越秦嶺，抵達四川省綿陽市，人們把行李搬下火車又搬上汽車，繼續往一重重大山深處開去，一直行進到梓潼縣一個叫曹家溝的山溝裏，這才算到了單位新址。

這一走，就是二十年。

1990年，已經結婚生女的周鳳明接回了那一批遠行的行李。那些童話書，那些母親手工縫製的花裙子，染上了歲月的滄桑，不復記憶中的鮮亮妍麗。

這支開往三線的隊伍，是國家唯一一支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的隊伍，這個研究所就是二機部九院九所。

在開赴三線的科研人員中，有周光召、于敏等大科學家，均是全家老老小小一起撤離。暫時留京的職工，多是被安排去河南五七幹校，像周毓麟這樣臨時接受任務的極少。

數學家李德元因為身體緣故也留下了，他持續多日發低燒，醫院卻找不出原因。

搬遷三線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務，是頭等大事，儘管不放心，李德元的妻子卻不得不帶着兒子隨大部隊如期離開。家中和辦公樓都空空蕩蕩，疲病體弱的李德元心緒煩亂，到姐姐家就食。

一個多月後，突然有一天，妻子和兒子也出現在姐姐家門前。

妻子告訴驚愕不已的李德元，因為曹家溝缺乏辦公條件，生活條件也很艱難，人們不得不回京繼續工作。

第二天，李德元在辦公樓裏果然見到了一大批科研人員，並且已經埋頭於緊張的工作——雖然原子彈與氫彈先後於1964年和1967年突破了，但是緊隨其後的裝備部隊的任務更為繁重和艱難。

人們對李德元搖頭嘆息説：在曹家溝只能閒散無事——九所的工作需要大型計算機，等待機器入駐的新機房卻是漏水的！甚至連職工宿舍都沒有，大家擠住在一棟辦公樓內，一樓騰出幾間房間堆放行李，因為木箱子散架了，鄧稼先的大批書籍散落一地。

國際形勢如此緊張，科研工作不能停滯，工作條件卻難以為繼。時任業務領導周光召着急了，他讓科研人員趕緊回北京，利用北京的計算條件繼續工作。

然而，這短短一個月的離開，北京已經沒有自己的家了，九所人自此開始了二十年的“出差”生涯。

而這二十年，卻是一代武器定型、二代武器突破的關鍵二十年。

在“出差”中，九所人先後完成了我國第一代核武器多個型號的理論設計定型，實現了中子彈理論突破，取得了第二代核武器理論研究設計的多個階段性突破，為高新技術研究奠定了良好開局。

二十年，這是國內少有的漫長的出差。

尷尬的搬遷

九所的搬遷三線，緣於林彪的一號命令。

1969年，在東北邊境中蘇爆發武裝衝突，大戰彷彿一觸即發，以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為主要內容的一號命令向全軍及相關科研單位傳達，全國立即處於高度備戰狀態，包括九所在內的許多單位開始緊急疏散和搬遷三線。

早在成立之初，研究所倒也做好了搬遷的準備，上級領導和科研人員都默認九所在北京只是暫時過渡，終歸要搬到青海核武器研製基地去。

但是隨着工作的深入開展，尤其是大規模科學運算必須依靠北京和上海僅有的幾台大型計算機，再搬遷到條件有限的偏遠地區，就顯得不合適了。

在北京，中科院計算所專門為九所研製生產了我國第一台大型晶體管數字計算機109丙機，這台機器為第一代核武器的研製、定型和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但是，這台機器有個“致命的”毛病——不能搬動，一搬動就散架。

因此，九所人搬到了曹家溝，但是機器卻無奈地留在北京。

沒有機器，九所人待不住。於是，心急如焚的科研人員分幾批趕回北京，而許多老人和孩子卻不得不留在山溝裏。

上級安排周毓麟留京的任務就是搬計算機。機器無法搬動，上級卻認為九所人貪戀大城市，催促聲愈急。周毓麟很快領受了一項新任務，要他和同事們去上海接收一台新機器。

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上海無線電十三廠被造反派把持了，造反派亂改機器的邏輯設置，結果造出來的機器復算不等。

“那台機器一試機就出錯！”90多歲的周毓麟一回憶起此事還氣得提高嗓門，“我們拒絕接收，造反派不放我們走，説我們破壞‘文化大革命’！我們問上級，那以後我們做計算，提供兩個數據，行不行？上級説當然不行。”

不得已，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還得依靠北京的計算條件。

一次，在中關村上機時，科研人員遇到了一位國防科工委領導，那位領導看見這一羣熟悉的面孔，皺起眉頭問：九所人怎麼還在北京啊？

親歷此情此景的九所黨委副書記艾榮仁心裏十分不是滋味。

當時，正值中子彈緊張攻關時期，艾榮仁想起張愛萍將軍有次吟詩“合金鋼不堅，中子彈何難？”難不難？怎麼能不難呢？太難了！

回到單位，艾榮仁就把宣傳部的同志召集起來説：咱們趕寫一批科研工作的宣傳簡報，寫九所不是賴在北京，寫九所人是在攻克中子彈。

張愛萍將軍此詩原為和葉劍英元帥《攻關》一詩，全詩為：

合金鋼不堅，

中子彈何難？

羣英攻科技，

敢破世上關。

九所宣傳簡報一期又一期地送至國防科工委領導案頭，把九所人直面全新技術難關的頑強意志、艱苦奮鬥的作風，以及團結協作、勇攀高峯的精氣神述諸於文字，張愛萍將軍閲後，盛讚九所人保持了“兩彈”突破的優良作風。

不過，詩歌和簡報中均未提及，這一羣“科技羣英”在攻堅克難的同時，還要應對一場又一場的搬家風潮。

二機部覺得九所的業務領導對重返三線態度消極，就為九所選派來一批又一批專業幹部，九所人私下裏稱之為“搬家所長”“搬家書記”。

1975年元月，二機部在香山辦學習班，九所小組長以上的人員必須參加，不得請假，學習任務只有一個：重返三線。

在這個學習班上，周光召代表九所拿出了一個我國核武器趕超美蘇的發展規劃。學習班開了4個多月，雙方爭執不下，一方説“搬三線是最大的政治”，一方説“趕超是最大的政治”，直到中央為二機部新任命了部長，事情才出現轉機。

部長當然對趕超計劃更感興趣。在聽取了參會雙方的意見後，經過認真審慎的思考，會議最後作出決定：目前九所重返三線條件不成熟，當務之急是利用北京、上海的一線有利條件，加快核武器研製，部、院要積極開展工作，為九所重返三線創造條件。

九所人得到了短暫而平順的一段發展時期，在隨後將近兩年的時間裏，新任“搬家所長”和“搬家書記”配合業務所長周光召開展工作——科研工作的現實使得他們很快也認識到，九所的確不宜搬三線。

但是好景不長，1978年春，上級領導堅持認為九所必須趕緊搬到三線去，於是免去“搬家不力”的一眾所長、書記的職務，周光召也被罷免，另選派大批幹部，要徹底改組九所黨政領導班子。

九所人羣情激憤，自發到二機部大樓前聚集，要求和部領導對話。

“過激”的羣眾行為又一次暫緩了搬遷，卻導致了另一個嚴重後果，二機部領導對九所領導班子大為不滿，周光召首當其衝，不得不離開九所到部裏任職，從此離開了他奉獻十九年的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

前前後後的折騰，對九所傷害極大。

因為户口不在北京，夫妻分居問題、子女教育和就業問題，成為九所人無法解決的具體的窘境。人心不穩，許多人被迫選擇調離。

文革十年，人才斷檔，求賢若渴的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對外流的九所科研人員十分青睞。

有一位科研骨幹調回東北，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聞訊追到東北，這位科研人員一直苦於夫妻分居，高能物理所索性把夫妻倆一同調入北京。

據統計，1966年底，九所在冊職工有742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批親歷兩彈突破的科研人員中調出384人，留下來的有358人，勉強算有一半。

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周毓麟、秦元勳、江澤培、何桂蓮等功勳卓著的理論部八大主任，除鄧稼先到九院任職外，最終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蓮還留在九所。

周毓麟曾經痛心地説：僅從九所流失的搞計算數學的研究人員，完全可以再建一個計算數學研究所。

1988年，時任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察看九所北紅樓宿舍

改革開放户口回京

人才流失，直接影響到核武器研製工作進展，也引起了國防科工委和二機部領導的重視，1978年下半年，兩個部門經過多次研究，以國防科工委名義，專門請示中央軍委。請示中寫道：

“九院九所……不得不以出差名義暫時返京……八年來，問題很多，困難很大，人員在北京，户口在四川，科研、生活供應渠道不通……”

鄧小平同志很快作出批示，給九所人以北京臨時户口、正式待遇。

但這一辦法只緩解了生活供應、子女上學等部分矛盾，像子女在京就業、單位在京建房等問題依然無法解決，人才外流現象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

唯一的解決途徑就是户口回京。可是，在一次又一次搬家風潮中談户口回京，如同天方夜譚。

最早的試探發生在1971年。

“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以後，在一次國防科工委組織的批判林彪座談會上，李德元發言説，九所搬遷源於林彪的一號命令，既然現在揭批林彪有問題，那麼九所搬遷肯定也是不對的，九所應該搬回來。

話音一落，全場居然響起了掌聲。這是一次大膽的試探，可惜在當時的情形下，終究沒有了下文。

1978年開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仿若春風，一夜之間吹遍神州大地，全國上下思想逐步解放。

對於九所是否要重返三線，部、院的認識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九所人也更加積極地尋求各方面的理解與支持。

1984年10月16日，九所人機智地組織了一次“雙慶”活動，把建國35週年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20週年的紀念活動結合在一起，召開了一個慶祝大會，並在所內舉辦了一個小型所史展覽。

他們邀請張愛萍將軍參加慶祝大會，會後，張愛萍將軍又去參觀了展覽。回顧自己親歷的那開天闢地的第一聲春雷，他很高興，欣然為九所題辭。

陪同張愛萍將軍前來的一位國防科工委領導悄悄對時任所長李德元説：“展覽別急着撤，過兩天我帶人來看。”

​

兩天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胡啓立來了。

在陪同並講解了所史展後，李德元靈機一動，領着胡啓立一行去視察職工宿舍九號樓，九號樓是一棟三層高的筒子樓。胡啓立親眼看見職工簡陋惡劣的居住環境，狹窄的通道兩邊是密密麻麻的灶台煤爐。

當了解到因為户口不在北京，九所無法自建住房、無從改善居住條件後，胡啓立不禁動容，感嘆道：這麼困難，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在胡啓立的直接過問下，九所終於利用塔院住宿區的一塊空地，先後建起了兩棟塔樓，大大緩解了職工住房緊張的局面。

“雙慶”活動主動向中央、部委、北京市領導展示了九所的歷史與現狀，能解決新建住房，表明在中央及部委的一些領導心目中，九所搬遷問題已經有了鬆動。

1984年的“雙慶”活動事實上成為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推動了九所回遷北京的最終解決。

李德元后來曾經自我調侃道：“我當所長沒做什麼事情，只幹了兩件事，一是把九所的户口給搬回北京，二是把九所的大門給打開了。”

而和他搭檔多年的黨委書記艾榮仁則説：“開放的大門一旦打開，就不會再關閉，九所開放了，九所留在北京的道理就更清楚了。”

當時，我國的第一代核武器研製任務基本完成，下一步急需提高武器性能，這就對理論研究工作提出很多具體要求。

九所人也在探討：“我們的設計技術和先進國家相比究竟有什麼樣的差距？我們怎麼提高？”

在這種情形下，對外交流就十分必要了。

因為保密的緣故，歷史上九所是封閉的，長期與外界斷絕接觸，改革開放後部分科研人員也參加一些外面的學術活動，但多是借用北京大學、中科院的名義。

對外界而言，九所始終是神秘的。

打破這種神秘，打破原來的封閉，一方面要主動派人出去，另一方面是主動把人請進來。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九所試探着先後送三位科研骨幹去美國進修。二機部對九所派人到美國去很緊張，尤其有一位做中子彈研究的賀賢土。

李德元曾多次到二機部向部長承諾不會有問題。三位研究人員也按期回國。後來，他們均成為了學科帶頭人，賀賢土更成為我國激光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派出去不易，請進來更難。當時九所保密制度極其嚴格，嚴格到連照相機都不允許帶進工作區，把外國人請到九所來是相當重大的事件。

1984年，九所對外啓用新名稱“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這一年，賀賢土邀請了一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等離子體物理研究的學者來所交流，這位叫Francis Chen的美籍華人是九所請進來的第一位外國人。

門一打開，許多交流就自然而然地展開了，漸漸地，九所和歐美的大學、研究機構開展了學術交流。

1988年，九所主辦了第一屆計算物理國際會議，邀請了二三十位外賓參加，閉幕式那天，周培源先生也趕來和參會者見面。

在積極對外交流的同時，九所也開始着手創辦研究生教育，目的就是儲備人才。

1984年，在李德元、周毓麟的共同倡導下，一批有識之士積極奔走，九所取得學位授予單位資格，同年9月1日，九所研究生部正式宣告成立，招收研究生14名。

科研單位開辦研究生教育，九所是國內第一家。

創建研究生部的過程也不順利，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首先就是研究生的户口，九所的北京户口還沒解決，如果研究生的户口也落在四川，可能願意來的學生不會很多。

當時九所費了很大力氣，向二機部再三爭取，總算是圓滿解決了這一問題，研究生户口落在了北京。

九所成立研究生部後，九院下屬的其他研究所也紛紛籌辦研究生教育。

1987年，九院也取得學位授予單位資格，在北京成立“院研究生部”，將各所研究生教育統一管理。很長一段時期，九所所長兼任九院研究生部主任，研究生部在北京的工作人員及其人事關係隸屬於九所。

這種管理模式為核武器事業培養和輸送了一大批具有較高學術水準、具有開拓創新能力的科研人才，有效改善了科研隊伍人才結構。

可以説，九所大門的打開，是改革開放方略在國防科研單位的一項具體而生動的實踐。

經過這一段時期的努力，“為加強基礎研究、穩定科研隊伍，作為核武器理論設計工作的承擔者，九所宜定點在北京”，這一觀點越來越得到人們的認可。

國防科工委直接分管九院工作的同志開始積極推動九所回京。

九所職工户口遷回北京的工作正式啓動於1986年。

李德元和艾榮仁在院黨委書記帶領下，走訪國家人事部、二機部九局等部門。事情一旦真正做起來，讓李德元、艾榮仁這些習慣安坐書齋的知識分子飽嘗另一番艱辛繁難。

其中有若干次，事情似乎已經走到絕境，毫無轉寰之地。好在每個時代總有一批實事求是、勇擔責任的脊樑，從國務院、國防科工委到二機部九局、國家人事部幹部局、北京市公安局八處，他們遇到了一批優秀幹部，九所户口回京之路，雖艱難但仍努力地前行。

經過一次又一次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九所人以研製核武器的嚴謹與認真，打動了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

他們遞交上去的户口回遷人員清單經受住了一輪輪的仔細審查，國家人事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不得不承認，九所的確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研究單位，回遷人員名冊很真實，沒有“搭車”、沒有“水分”。

終於，北京市公安局於1989年5月批准九所户口遷回北京。

九所政治部組織了一批工作人員協助派出所，連夜加班製作户口本，趕在6月3日把户口本發到了職工手中。至此，歷時二十年的户口問題終告解決。

酸甜苦辣無怨無悔

二十年的出差生活，“哪家沒有難處？”説起經歷過的那段物質緊缺、充滿酸甜苦辣的年代，人們總有無限感慨。

九所人一搬離北京，科研後勤設施就被其他單位擠佔了一部分，圖書館和閲覽室沒有了，一些辦公樓和宿舍也被佔用。科研人員十幾個人擠在一間辦公室裏辦公，一張張辦公桌像小學生教室一樣排得密密麻麻。

上世紀八十年代九所科研人員在辦公（侯藝兵提供）

職工住房尤其緊張，塔院住宅區的住户往往是兩三家共住一套住房，稱之為“團結户”。

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建交，楊振寧回國，要來探望好朋友鄧稼先，並提出想到周光召家拜訪。

接到接待任務，所辦緊急動員，將這兩套房中的其他團結户撤出，又去辦公樓里拉來書櫃、沙發佈置空房間，書櫃空着不妥當，又從圖書館拉來一批書裝上，百密一疏，書脊上還貼着圖書館的標籤。

還有住筒子樓的，一家一間房，做飯都在走道。海淀區消防部門年年給九所下最後通牒，發整改通知書，但是九所無計可施。

有一年春節前，上級領導來九所慰問，到筒子樓視察時，看見一位科研骨幹站在灶台邊，一手持鍋鏟炒菜，一手還拿着書在看。

除了住房，日常生活中無數雞毛蒜皮也讓大家束手無策。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國家還實行計劃經濟。吃、穿、用等都是憑證憑票供應。沒有户口，連吃飯都成問題。

幾百户職工、上千口人，每月都得由專人從四川梓潼領出全國糧票帶到北京。一旦中間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職工就可能餓肚子。

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糧食和食用油得拿着糧本到糧店購買，食用油的油票由糧店工作人員對照着糧本按月配發，可是，拿着全國糧票到糧店是不給配發油票的。

除了糧油，因為沒有北京市居民購貨證（俗稱副食本），平時蒸饅頭用的鹼面、洗衣用的肥皂、洗衣粉也買不到。過春節北京市民憑證供應半斤花生、三兩瓜子，九所職工也無福享受。

上世紀70年代在北京就醫掛號也要户口本。

有一次，于敏的兒子生病，于敏按照別人的指引，急急忙忙借了户口本去醫院掛號，掛號窗口的護士拿着户口本問“你孩子叫什麼名字？”于敏支支吾吾答不上來，被訓斥了一頓。

1978年，經鄧小平親筆批示，同意給九所職工及家屬子女在京期間的生活供應享受北京正式户口待遇後，才發給每户一個北京市副食本，而且一年只給3個月，其他月份全給劃掉。

子女的入托、升學、就業更是令職工揪心的一件大事。

沒有户口就不能參加中考和高考。每年春天，所裏早早把本年度參加考試的學生名單上報給市、區教育部門，經他們審核同意後才能報名。未被錄取者不能在京就業，只能回四川去找工作。

科研條件與生活條件的侷促，並未消磨九所人的意志，二十年歲月一路走來，這支科研隊伍的確經得起歷史考驗，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科研骨幹，其中有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敬業模範——高級工程師宋大本。

20世紀70年代中期，宋大本已經準備外調，就在向單位打報告之前，他參加了一次地下（平洞）核試驗。

他親眼見到工程之艱鉅浩大，當時核試驗基地還沒有機械化，挖洞靠工程兵用鐵鎬、鐵鍬、手推車、土筐等，一尺一尺地掘進。

工程兵戰士的忘我工作，令宋大本極為震撼，想到自己設計的核裝置就要在這個洞子裏經受檢驗，他倍感自己身上責任之重。於是他改變主意，決定留下來，繼續全身心投入工作。在後來幾次重要的核試驗中，他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8年初，宋大本忍着病痛出差，八十多天裏坐火車硬座輾轉西北、西南，在最後一次出差中，他只買到了站票，終因體力不支溜坐到了走道地板上。等回到北京，他終於累倒在病牀上，醫院確診為肺癌晚期。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始終惦記着核試驗，當院長來探望他時，他躺在病牀上作了人生中最後一次工作彙報。試驗成功的消息第一時間送到他枕邊時，他已經處於彌留狀態，無法説話，只是潸然淚下。

宋大本逝世時，年僅51歲。

面對時代的混沌，九所人始終秉持為國鑄盾的信念，執着於自己的使命。2018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中國核武器科技事業創建60週年紀念。

對於華夏大地波瀾壯闊的復興偉業而言，九所和九所人的遭際，可能僅僅是全景式畫卷中的一幀畫面、宏大歌劇中的一小段樂章，但她自有獨特而生動的體現。

畢竟，從來沒有一樁事業如此生動地反映了個人的命運、組織的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的緊密相連。

這樣一支科研隊伍，中國唯一的核武器理論研究隊伍，僅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就爆響了中國人的原子彈和氫彈。

在“出差”的二十年間，他們不斷推動我國核武器朝着國際先進水平邁進，相繼實現了中子彈、小型化等關鍵技術的突破。

在回京後的數年裏，他們繼續忘我工作，加快核試驗，保持高效費比、高成功率，趕在1996 年禁核試前拿到關鍵數據，大幅提升了我國的武器設計水平，為保持國家核威懾力量作出了巨大貢獻。

21世紀前後，這支隊伍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新鮮血液不斷湧入，人才困境明顯扭轉。他們直面禁核試後日趨複雜的國際形勢和嚴峻挑戰，到今天，已然又走過一段長達二十年的艱辛探索，核武器和高新技術發展到了新的攻堅時刻。

在當下，對核武器研製羣體而言，不忘初心，尤有深遠意義。

史詩和傳奇正在逐漸隱去，依然有一批人堅守着前輩們赤忱報國的理想，堅守着艱苦奮鬥中凝練出的“兩彈”精神，堅守着任何困難情況下那始終生機勃勃、勇於擔當的進取之心。

幸福是同甘共苦、團結拼搏奮鬥出來的，成績是百折不撓、知難而上創造出來的。有此豪情，遂能無怨無悔面對過去與未來，方能坦然告慰歲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