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日本學生對中國的瞭解令人驚異_風聞

2016年，國家圖書館出版了一套書《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手稿叢刊》，共計200冊。東亞同文書院是近代日本為培養“中國通”而開辦的高等學校。從清末至1945年，該校每年派學生到中國各地進行調查，以調查報告書作為畢業論文，分別向日本外務省和軍方呈送，前後持續40餘年，總計派出4000餘名日本學生分成近700個小組，足跡遍佈中國各地，進行了卷地毯式的調查，形成調查報告千餘份。 

最近正好在翻閲這套書，**不禁感嘆這批調查報告質量之高讓人詫異。**比如1930年（第二十七期學生）的調查報告中有一份《中國農村的分析及廣東省農民運動》，作者是熊谷林之助（圖1），

內容整整200多頁，包括中國農村分析、中國農民運動、廣東省農會和農民運動等（圖2）。

該報告對當時的中國農村有非常細緻的調查，比如產量、僱工從地主這裏獲得的貸款等（圖3），

但最讓人驚奇的是他對於中國的階層有非常準確的判斷（圖4），

帝國主義、官僚和地主，是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在這張圖上很好地呈現出來了。實話説，我之前看的《民國時期經濟調查資料彙編》以及《民國時期社會調查資料彙編》這樣的官方材料，其質量上限也不能和他相比。比如這一份《武昌三十縣農村調查》，論來頭有一大堆，看內容主次不分，説起困難來倒是有一大堆（圖5、6）

1930年，正好也是毛澤東撰寫《尋烏調查》的一年。今天，《尋烏調查》被人們認為是證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代表性文章。而此時日本一名大學畢業生寫出的文章，雖然比不上毛澤東，但在抓住主要矛盾、提出正確分析的水平上，卻已經遠遠超過當時國民政府的官方調查報告。而這位「熊谷林之助」最後去哪了呢？我搜索了半天，卻一無所獲。似乎他真的只是東亞同文書院派向中國的4000位大學生中的一位，撰寫了畢業論文之後，就消失在了人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