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天才的最後15年，全獻給這部片_風聞

如果“考古學”也存在於電影領域，那麼發掘電影史上的幽靈傳説，正是它的主要任務。

2014年，三位製片人，在巴黎遠郊的一處封閉倉庫中，找到了1083卷膠片。

這些保存三十多年，包含8毫米、16毫米、與35毫米不同規格底片，正是電影大師奧遜·威爾斯未完成遺作——**《風的另一邊》**的原始素材。

就如《公民凱恩》剪輯師，執導過《音樂之聲》與《西區故事》的大導演羅伯特·懷斯所言，“奧遜·威爾斯，是他遇見過最接近上帝的人。”

光用傳奇一生，早已無法概括威爾斯偉大。

他不僅改變了電影史，也是美國乃至世界文化歷史上璀璨豐碑，三座終身成就獎完全無法涵蓋他的貢獻，是空前絕後的真正巨人。

將莎士比亞視作心中聖地的奧遜·威爾斯，曾站在41街舞台上，如了不起的蓋茲比一般，渲染了自我的神話。

他向世人發問，“當我可以一人千面時，你們為何是千人一面呢？”

的確，一生都在求索與否定的聖徒，創作了42部劇本，參演了一百多部影片，而最為人熟識的導演身份下，涵蓋了近40部作品，完美主義壓力，只有12部作品為他認可，其餘未竟與遺憾之作，不勝枚舉。

1985年，70歲的威爾斯，突發心臟病猝死在打字機前。

心中念茲在茲，還是那部耗盡了他最後15年生命，卻囿於資金缺口等各種問題，只留下兩段短片，與長達一百多小時素材的《風的另一邊》。

而相比猜測這部作品是否有望重見天日，總有勇士身體力行，試圖完成大師遺願。

天才總是多災多難，《風的另一邊》從創作中途夭折，到如今修復重組，都遍嘗磨難與辛酸。

2004年，彼得·博格丹諾維奇，本片主演之一，曾透露威爾斯在臨終前要他發誓，不管自己出了什麼事，都要完成這部作品。

2012年，位於洛杉磯的Red Road Entertainment公司，試圖接手這一**“不可能的任務”**，多方協力將本片版權從其女碧翠絲·威爾斯，主演奧雅·柯達，以及伊朗與法國的兩家公司那裏協商過來。

“《風的另一邊》作為威爾斯生前最後一部電影，如果不能讓它重見天日，便永遠無法完整地理解威爾斯的電影生涯和藝術遺產。”

三年後，彼得·博格丹諾維奇再次出山，他聯合《奪寶奇兵》與《諜影重重》製片人弗蘭克·馬歇爾，開始網絡眾籌。這次本打算在威爾斯百年誕辰之際，修復本片的計劃，依然尷尬收場。

200萬美元，最終只有2859名支持者，募集到的40萬美元，還不到目標一半。

一波三折，舉步維艱，《風的另一邊》似乎身纏詛咒一般，註定無法與影迷見面。

但假若如此，王老實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裏敲敲打打。

2017年，誰都沒有想到，流媒體巨頭網飛，突然發佈一則公告——他們買下了這部遺作的版權，且將包攬一切後期剪輯修復工作。

如此高風亮節與財大氣粗，值得大大點贊。

網飛在這一關鍵節點上，承擔了巨頭應有的責任。

首席內容官的一番話，也點出一二，“像許多看威爾斯作品長大的影迷一樣，這對我們來説也是夢想成真的瞬間。能夠將奧遜·威爾斯遺作帶給世界，是Netflix的驕傲。”

於是乎，2018年11月2日，遲到近四十年的這部**《風的另一邊》**，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與之同期發行，還有一部紀錄片**《獻給奧遜的最終剪輯：40年製作歷程 》**，點點滴滴包羅整部電影修復過程。

就如奧遜·威爾斯曾借《贗品》一片，試圖打破自己的光環與自嘲一樣，《風的另一邊》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算作是一部自傳。

故事源起自威爾斯與海明威，在1937年的一次“交手”。

是的，就是交手。那時年輕的威爾斯，在酒吧與海明威偶遇，海明威則嘲笑他是個娘娘腔。於是兩人大打出手，但終又舉杯暢飲，開始了一段長達二十餘年的友誼。

之後1961年，海明威吞槍自盡，威爾斯大受觸動，毅然決然開始帶有紀念性質的電影創作——關於一位偉人之死的真相。回到好萊塢之後，故事又融入了其本人與好萊塢及新浪潮的各種恩恩怨怨。

其演員班底，如今看來似乎不可置信。

《馬耳他之鷹》導演約翰·休斯頓，飾演男一；《最後一場電影》導演彼得·博格丹諾維奇，飾演男二；其餘莉莉·帕爾默、蘇珊·斯塔絲伯格等，隨便拿出一個都是震耳欲聾般的全明星譜系。

就如處女作《公民凱恩》，歷史兜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

這部電影更像是包含多重維度的個人自述：

曾經光環加身的老導演，被好萊塢冷落多年後，試圖東山再起，他誠邀數位電影新秀，包括導演、影評人與演員一同商議創作，但就在創意即將成形之時，他猝死在桌前。

就威爾斯本人來説，任何試圖對他電影進行簡單的歸納，本身就是一種妄念。這位令人難分虛實的電影魔術師，傾注最後人生都無法完成的絕響，後人想要復原，近乎痴人説夢。

要從這一千多卷膠片，以及大量的手稿筆記中，梳理出威爾斯的原意，首先就是令人焦頭爛額的分類歸檔。

所有原始素材，都要先進行4K掃描，然後重新剪輯，再完成配樂。這本身就是鉅額的工作量。

光是面對這整面牆的底片，就算最資深的電影人，也會頭皮發麻。

就像於深海打撈沉船，工作人員並不知道自己會在這座素材山中發現什麼。

每打開一盒底片，就像啓封一隻寶箱，而他們的參照物，除了盒上的潦草編號，就是手寫於40年前的一份古老清單。

他們還得回到古老的工作方式中去，像不存在數字電影時一樣，在放大鏡下，一格一格觀察膠片。

剪輯師莫亨利,承擔了這一重任，她是少數還在從事膠片剪輯工作的人之一，第一部作品，就是《大白鯊》。

這些膠片，無一例外要按照數字標號順序組合，再一一粘貼在導片上，進入數字掃描前，所有工作都只能在這些老式設備上完成。

不幸中萬幸，原始素材保存完好，掃描工作進展也較為順利。

但萬里長征這隻算第一步，團隊還得依靠當事人的回憶與字條來重塑故事。

工作組，不僅要從這無數遺物中發現威爾斯的真實目的，還要深刻理解他看待剪輯的態度，才能最大程度上接近原有意圖。

這不僅要求他們閲讀所有關於威爾斯的書籍，甚至連書信筆記乃至便籤都不能遺落，如此才能深入他的腦海。

甚至在便覽數次素材之餘，生髮出更多困惑，“它是一部電影嗎？”

威爾斯曾説，《風的另一邊》像是一幅帶邊框的畫，它是電影中的電影，從不同的角度距離欣賞，將呈現不同的多元維度。

這一令人難以捉摸的描述，暗示了威爾斯本人對真實與虛構的曖昧態度。

銀幕中那些混雜紀錄片，電視節目與現場學生攝像機中的片段而組合成的聚會，如一場戲中戲，干擾着觀眾的判斷。多種類型膠片的混雜運用，還間接譏諷了安東尼奧尼的新浪潮風格。

在劃時代的《公民凱恩》中，一條尋找玫瑰花蕊的主線貫穿了主人公人生始終。

而本片開始就以老導演的神秘死亡進入高潮，各色圈中人等，來來回回出現，如同一場舞會，拼湊出破碎與瘋狂的幻夢，在諷刺好萊塢式敍事之餘，一場狂歡隨之上演。

人工智能的參與，出乎意料解決了很多麻煩，能夠識別人眼興趣點的AI介入，在比較了兩萬億幀的畫面後，在三天之內，就完成了人類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而合成語音的技術，也讓大多數已經去世的演員，得以在片中原聲重現。同時，奧斯卡作曲家，米切爾·萊格蘭德主導了編曲創作，他曾經也是威爾斯紀錄片《贗品》的御用配樂。

那是威爾斯所生活年代並不具有的便利，也是這部電影最終得以完成的關鍵助力。

在原片中，我們也能從老導演的資金困境，窺見威爾斯纏繞一生的掣肘。

電影的拍攝過程中，製片被指控私吞預算，作為投資人的伊朗國王的妹夫，中途撤資還捲走底片，成就電影發展的工業制，也在時刻傾軋着創作者本身。

使至於此，我們的確無法斷定，這部終於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水落石出”的遺作，到底能夠重現多少奧遜·威爾斯的偉大。

我們也難以找到一個所謂真兇，把對天才的種種磨難，歸咎於其上。就如特呂弗説，“那些‘導’他的，都是一些才華還不及他十分之一的導演”。

但這些由凌亂破碎的過往，所拼湊而成的支離歷史，似乎更可能接近威爾斯在往日傑作中一以貫之的預言——

一個被拋棄被捧殺又被拾起的悲情天才，也許並不需要一個足夠完美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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