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南北中：唐宋遼金為何都要設立五個“京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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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有個獨特的現象，就是一個王朝在首都之外，再設置幾個陪都。這首先有中國領土擴張，疆域遼闊的原因，除此之外，也有城市規模與功能的聚集效應，而促使陪都出現的直接原因也不能忽略頻繁的戰亂。

實際上，設置五都的首創者並非唐朝。陪都制度或者説多個都城的制度，可以説起源於曹魏。

曹魏在首都洛陽外，又設有長安、譙、許昌、鄴四都。《水經濁漳水注》載：

“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五京之遺蹟，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

曹丕明確設立五京

曹魏設置五都，每個都城的功能非常清晰，之所以數字為五，應該與五行有關。這種設置多個都城的做法無疑成為了後世的參考範本。

唐代五京

因人而設

唐朝的五京為長安、洛陽、幷州（太原）、鳳翔、蜀郡（成都）。

唐代沿襲隋朝，以長安為首都，設洛陽為陪都，平衡關隴集團與山東士族，由集團本位轉變為天下本位。武則天在此基礎上，首次將幷州（今太原）提升為北京，與西京長安，東京洛陽並列。武則天的出發點應該與幷州是自己故鄉有關，但是後來的李顯、李隆基也沒有撤銷幷州陪都的地位，就值得玩味了。

首先，歷史上的中原王朝，除關中、河洛外，河東地區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戰略地位很高。經過西晉劉琨的建設，到北齊時代，成為霸府的晉陽城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晉王楊廣曾經做過幷州總管，李唐王朝龍興之地在太原，就是李隆基本人，也曾經做過潞州別駕（今長治）。

其次，太原經濟地位上升，在唐代，太原已成為全國的鑄幣中心之一，所產銅鏡、鐵鏡、硝石、瓷器、琉璃瓦、葡萄酒、汾清（也就是現在的汾酒），都是遠近知名的晉陽特產，有些還成為朝廷的貢品，李世民就特別喜歡美觀名貴的幷州扇。  

再次，太原人才眾多。在唐代，許多朝堂的輔弼重臣都出自山西，耳熟能詳的狄仁傑、威震高麗的薛仁貴，對李唐有再造之功的郭子儀；不僅如此，像王維、王昌齡、白居易等山西詩人還印證了當時太原的文化也很繁榮；此外，太原一時間也是佛教的中心，幾乎可與長安、洛陽爭輝。

太原地位的上升，隱約讓人感覺，這似乎會成為繼東、西兩京後的又一座國際化大都市，太原出土的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就是證明。可是安史之亂打破了這一切，唐玄宗拒絕前往太原，彰顯平叛決心的提議，安祿山倒是明白太原的重要性，不惜與李光弼鏖戰於太原城下。此後的太原也成為了滄海桑田古戰場，五代十國時期，很多強力武將都是由太原南下洛陽、開封。

五代的河東武德充沛

至於鳳翔與蜀郡，皆是唐玄宗、唐肅宗避難的場所，《舊唐書·肅宗紀》説：“（至德二載，即公元757年）十二月，改蜀郡為南京，鳳翔府為西京，西京（長安）改為中京。”五京中，鳳翔與蜀郡的地位遠不及其餘三京，發展也很不平衡，日後也沒有機會再次上升為都城。

宋代四京與行在

國防與法統

宋代的四京制度為東京開封府、北京大名府、南京應天府、西京河南府。

宋在五代基礎上，仍舊以東京開封府為首都，開封的軍事優勢並不突出，它成為首都，依賴的是具有便於漕運的優越條件，地處黃淮之間，控引汴河、惠民河、廣濟河和金水河。

清明上河圖生動的反映了開封的漕運發達

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就有意扶持洛陽為西京，甚至有觀點認為宋太祖一度想遷都洛陽，擺脱日益做大的晉王趙光義的勢力，但這個提議很快就被擱淺。因為經歷了安史之亂後的中國，南方經濟實力全面超過北方，此刻中國的統治者面臨的不是像唐王朝一樣平衡東西，而是需要兼顧南北。

直到宋仁宗年間，洛陽才成為西京。這一時期，遼國依舊伺機南下，新興的党項政權西夏也跟宋朝時有摩擦，洛陽北依邙山、黃河，南望洛河、伊河，西據秦嶺、潼關，東靠虎牢、黑石，地形利於防守，洛陽成為陪都，方便以備戰時之需。

成為西京的洛陽，卻意外成為了開封之外的重要城市，得益於距離開封較近和長安的沒落，此時的長安已經降格為雍州，一個普通的州府。而洛陽則不然，從朱温開始，到宋朝統治者，都有意扶持洛陽。

因為距離開封近，在東京入仕的官員們，紛紛選擇在洛陽安家置業。洛陽自然條件的優越，歷史文化因素的積澱，讓那些住在洛陽的官僚或其家屬，利用唐末五代以來的土地荒蕪無主等情況，儘可能地擴大對土地的佔有，其辦法就是興建園林，宅園結合，形成互相攀比的風氣，園林之盛由此而起。具體見諸於蘇轍、范仲淹的手札，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等著作。

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則是作為大宋王朝的龍興之地，具有象徵意義，同樣也以汴河北連東京開封，南接淮河，具有溝通江淮之利。北宋的國子監也設置於應天府，趙構後來即位，也是在應天府，應天府是宋朝合法性的外在表現。

影視劇中的宋高宗

值得注意的是，為應對遼國南下，宋仁宗在呂夷簡的倡議下，升大名府為北京的舉措。這表明，在澶淵之盟後，宋朝並非一直處於苟且議和的狀態。此舉固然是遼國南下，呂夷簡強硬姿態下的應急手段，但也可以看出，提升大名府的地位，不僅可以防守，也便於進攻遼國，大名府東臨齊魯，南接中原，北望幽燕，府城在當時京杭大運河的西岸，為南北水陸交通要衝。

我們不能揣測宋仁宗是否和宋太祖、宋太宗一樣想收復幽雲十六州，但至少可以看出，宋仁宗君臣“彈性防禦”的軍事思想，假設與遼國戰爭爆發，毫無疑問宋朝是處於防禦的一方，但選擇大名府作為前線指揮中心，可以利用戰場空間和時間因素，快速機動地指揮部隊和集中兵力，大膽穿插迂迴，攻擊敵人翼側和後方。

事實上，遼國在看到宋朝提升大名府的地位後，也非常識趣地退兵，而呂夷簡藉此機會大力營建大名府，為今人留下了一處旅遊觀光的遺址。

宋代在四京之外，尚有一個特殊的臨安府，南宋君臣定都臨安，但一直在臨安前面冠以“行在”。

在建康與臨安之間，南宋君臣曾經歷過十分糾結的拉鋸戰。

其中，積極主張抗金的張浚認為，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

但樓炤在高宗還在建康時説：“今日大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今蘇州）、會（今紹興），以養國力。”

後來，宋高宗確實有巡幸金陵（建康）的想法，洪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辨，回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張浚）嘗奏乞幸建康，而趙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

後來，南宋發生了震驚朝廷的“淮西兵變”。張浚的北伐計劃本就沒有得到四大將的全力支持，當時四大將之間互有矛盾，對北伐形勢的判斷也不盡相同，除了韓世忠表示配合外，岳飛明確反對，認為此時時機不成熟，而劉光世與張俊則消極抵制。張浚與趙鼎的居中協調也沒有奏效，於是張浚打算罷免劉光世來殺雞儆猴。結果劉光世的部下酈瓊不自安，率領全軍渡過淮河，數萬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士投降了劉豫，這給南宋的兩淮防線造成了巨大打擊。

南宋都城臨安城平面圖

由此，建康路線宣告破產。宰相趙鼎提醒高宗，這樣一來舉國上下會認為我們不想恢復中原了。高宗則表示，張浚的數年經營沒有為宋朝贏得任何領土，反而勞民傷財。而臨安佔據了最為富庶的江南，恢復迅速，與建康一樣，臨安同樣有長江天塹做保護，且有京杭大運河源頭這種不可取代的漕運優勢。從此，高宗放棄了積極抗金的策略，起用秦檜專意和議，同時也正式以臨安為行在所。

遼代五京

各族的自治中心

與北宋對峙的遼國，也設置了五京制度。存在爭議的是，五京制度究竟有無成為一級的行政區劃，遼國“因俗而治”的方針，也使得五京制度的機構設置比較複雜而不統一，甚至有説法，遼國的確存在五個重要的統治中心，但五京的觀點其實是宋代史學家比照自身給出的籠統説法。

遼五京 ，是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東南波羅城）、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寧城縣西南大明城）、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的總稱。

上京是契丹最早建立的京城。遼太祖建國之後，受漢人影響，於神冊三年創立皇都。在營建皇都的過程中，燕地漢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説，正是在燕人的協助之下，遼朝才將作為國家象徵的都城建立起來。（康鵬《中國社會科學報》）

耶律德光即位後，先廢東丹國（耶律阿保機滅渤海國，以長子耶律倍統治渤海國故地，稱東丹），又得幽雲十六州，所以他先將皇都改名為上京，設臨潢府；升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原渤海國東平郡升為東京遼陽府，三京同時成立。

東京是渤海國即粟末靺鞨人的自治中心。東京設立後，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就是它的地方長官具備獨立的外交權，與王氏高麗，甚至是日本都有過交往，醍醐天皇就曾有“本為渤海”的疑問，從使者口中，才知道渤海早為契丹所滅。但東京的地方長官之所以有這種權力，也和在契丹眼中，高麗、日本都是藩屬國，與宋朝才是平等交往的國家這樣一種觀念有關，至少在契丹眼中，自身不是蠻夷，至少是華夏外圍。設置東京，也有統治女真的現實需要，雖然它並沒能阻止女真的崛起。

渤海國是遼國的文化來源

南京與東京同時設立，也同樣基於軍事考量，東京需要面對在宋遼之間搖擺的高麗以及女真的威脅，南京則要直接面對中原王朝的壓力。中原王朝的體量優勢是華夏邊緣的政權不可比擬的，所以南京即使在澶淵之盟的宋遼和平期，也承擔着軍事職能。

如遼聖宗八年，“燕京留守蕭孝穆乞於拒馬河接宋境處置戍長巡察，詔從之。”南京的地方長官，也以南京兵馬都總管（後期稱南京兵馬大元帥）為首，個別甚至加以“天下兵馬大元帥”的虛銜，在遼聖宗以前，幾乎所有契丹儲君在登基踐祚之前，都有過天下兵馬大元帥的任職；聖宗以後，兼南北院樞密使加天下兵馬大元帥，是欽定的儲君無疑，如耶律洪基、耶律延禧；但若沒有南北院樞密使，只加兵馬大元帥，則是可能對皇位造成威脅的親王，如耶律重元（《天龍八部》中的那位皇太叔）。

南京這一特殊的體制，也許是契丹努力漢化而又與舊時遊牧習性矛盾的結果，從遼國皇帝來説，毫無疑問是想同中原王朝一樣，萬世一系，但傳統的世選制的影響依舊存在，折中的結果就是將儲君或者親王安置到南京。儲君可以從南京學習漢人先進的統治經驗，而其餘親王如果到南京，統治的都是漢人，又未必會支持他奪嫡。

今天的北京是遼國的南京

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還可以從中京的設置窺得端倪。中京地區本是奚族的聚居地，奚族在遼國境內保持着較高的獨立性。這在遊牧民族的歷史上是常態，但在遼聖宗期間，奚王獻地於朝廷，始有中京。此後，中京所轄區域開始向中原形態的州、縣轉變。在瞭解了中原制度的遼聖宗看來，在自己的所轄範圍內，是無論如何不能允許一個半獨立的政權存在的。

中京引發的爭論是，究竟是不是遼國中後期的首都，因為遼國雖然努力漢化，卻保留着遊牧的習慣，遼國的中樞機構是隨着皇帝四季遷移的四時捺缽制，可導致出現中京其實是遼國中後期首都的觀點原因何在？

我推測，中京在後期也承擔了外交職能，由於主要面對大宋，所以顯得格外特別。曾經出使遼國的大宋沂國公王曾等人，在從中原到達遼國皇帝的行在之前，總要經過中京，也留下了很多的文獻，導致人們認為遼國已經有了固定的都城。

雖然中京未必是都城，卻不能抹殺它的地位與作用，從遼國的版圖看，中京是一座交通樞紐，與霸州、雄州的榷場接近，遼聖宗又大規模遷徙燕雲的漢人至此，此處的農耕業特別發達，呈現出多樣化的活力，加上中京的營建參照了宋東京汴梁城，即使從單純的城市建築角度看，也非常考究。此外，遼聖宗幾次征伐高麗，是在中京轉運物資，調集部隊。

可見東京雖然比中京距離高麗近，但中京方便遼國快速應對四方的變化，不僅對高麗、女真，對宋朝、西夏也很方便，後來的高麗使者也出現在中京，表明隨着中京地位的上升，東京的外交職能也漸漸轉移到了中京。

西京的建立，軍事職能甚至比南京更為明顯。一開始，由於有北漢的存在，所以燕雲十六州的雲州等數州並不與宋朝接壤，燕雲的山西部分也歸南京，但這種狀況在宋太宗滅亡北漢後，變得不再適宜。遼景宗攻宋失利於滿城，在這個敏感時刻，耶律勃古哲向臨朝稱制的蕭太后請求“兼領山西路諸軍事”，燕雲地區開始變為南京、山西兩個獨立區域。

在西京建立之前，山西諸州作為獨立的財賦重地已經開始愈發重要，一來也與邊境榷場有關，二來與宋朝富庶的河東地區接壤，解州（運城）的鹽池供應了遼國的食鹽需求。

宋仁宗慶曆元年，宋軍於好水川敗於西夏，遼興宗趁機勒索宋朝，索取關南十縣地，宋朝派遣富弼議和，增加了歲幣。可是僅僅在第二年，遼興宗就征伐西夏，李元昊一面主動向宋朝議和，一方面積極備戰，大敗遼興宗。

遼興宗此前對宋朝有碰瓷行為，在大敗於西夏後，使得他很是憂慮，一旦面對西夏與宋朝的兩面攻伐，對遼國是不利的。西京就在這種背景下，呼之欲出了。

西京與西夏的版圖並無事實上的接壤，成立後還是主要面對宋朝，曾經出使遼國的包拯，非常具有戰略眼光，他講道：“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兵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並且提到他的憂慮，從雲州到代州一片坦途，如果遼國從西京南下，河東恐怕都有丟失的危險，日後宋遼兩國對山南、代北的爭奪也佐證了這一點。

前文提到的呂夷簡將大名府升為宋朝的北京，也是對遼國設立西京的回應，減緩西京對北宋的軍事壓力。

鑑於遼國的特殊體制，五京都有消費性城市、貿易性都市的特點，但突出的依舊是軍事職能，隨着宋遼關係的緩和，宋代君臣開始着力於攻伐西夏，五京的軍事職能開始讓步於經濟職能，成為了遼國的財政基礎。

金代五京

失敗的統治

金國的五京制度，多為承遼代制度，中間也有變遷，一般公認的説法是起初是上京、東京、西京、南京、北京，海陵王遷都後是中都、東京、西京、南京、北京。也就是説，金國曾建有六都，為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北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縣大明鎮），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中都大興府（今北京），南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

上京是金國龍興之地，金滅北宋後，將繁華的開封城洗劫一空，各種珍寶古玩都被帶到了上京，金熙宗即位後，開始了漢化的進程，上京也有了一批仿造中原建築的官邸、園林。

可是，上京遭受過一次破壞，海陵王完顏亮在遷都燕京的同時，又摧毀了上京。後來的金世宗雖然又通過優待宗室，加強兵備的措施使得上京又恢復了陪都的地位，但上京的作用已經僅僅侷限於祭祀等提高民族認同的象徵意義上了，當然，上京此刻依舊是東北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

金上京遺址

東京遼陽府，承遼制而建，此地在被契丹統治前是渤海國，渤海族民與女真血統接近，女真皇帝以及宗室往往與渤海族的高層聯姻，以達到尋求民族盟友的效果，同時，東京依舊承擔着鎮撫高麗的責任，這一點與遼國無二。

北京大定府，在遼中京的基礎上建立，也是女真統治者在遼國統治基礎深厚，契丹族聚居的地方設置的。契丹族善騎射不在女真之下，也是金國除女真之外的重要兵源，但是海陵王急功近利的風格，不僅令女真不滿意，也激反了契丹，契丹的這次大規模暴動，使得金國統治者，又不太完全放心，所以北京的作用是安撫，監控契丹。

金宋戰爭緩和後，蒙古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不斷對金國北部的邊防造成壓力，金宣宗時期，在北京設置行元帥府，金蒙戰爭的不斷白熱化，契丹反叛時有發生，導致在北京，金國一直駐有重兵。

西京大同府，同樣是承遼國西京建立。此刻的西京地位已經超過了原來的燕京，因為金宋邊境南移到淮河一線，燕京由邊境城市變為腹地城市，而大同則不然，金宋開戰的初期，元帥府就曾經設置在大同。

南宋宰相張浚為了分擔淮河一線宋軍的壓力，從四川、陝西方向對金國展開了主動進攻，這部分是北宋軍隊中比較精鋭的西軍，也引起了金國方面的高度重視，雖然最終擊敗了宋軍，但後來的吳玠、吳璘始終在這一方向對金的西北邊防保持着壓力。

而且當時的耶律大石雖然遠走中亞，也時刻想復興遼國，西京大同在各個戰線上方便籌措兵力與物資。即使金國的中後期，西京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因為它西南與西夏接壤，北面是蒙古諸部，東面即是海陵王遷都後的中都（燕京），可以説西京是處於漢人與胡人居住區的結合部，具有很大的統治意義。

南京開封府是唯一一個設置在原宋人居住區的京府。但無論是偽齊政權，還是汴京行台，軍事統治色彩非常濃厚。這是因為，金宋戰爭緩和後，南宋君臣矢志恢復的決心並沒有改變，金國也是一旦抓住機會就想南下，此刻的開封反而由北宋時期的大都會變成了一個軍事職能為主的城市，由於在蒙金戰爭爆發後，面對鐵木真的咄咄逼人，金宣宗遷都南京，開封成為了金國的末代都城。

中都大興府，承遼南京制所建。金國初年，首都在上京，燕京的軍事職能也較為突出，在滅掉北宋後，海陵王遷都燕京，改名中都。遷都的作用很明顯，因為在金國的統治境內，燕京比較在中部，交通便利，這對於急切漢化，加強中央集權與君主專制的海陵王來説無疑是最佳選擇。

金中都時期在北京西山興建大量寺院，大覺寺即當年的清水院

其實海陵王除了性格暴虐外，還算有作為的君主。假設金國首都依舊在遙遠的上京，那麼燕雲地區便會容易催生出強大的軍事貴族，海陵王遷都燕京後，首先就是廢除了元帥府和行台尚書省，代之以中央機構，消除了地方分治的殘餘。海陵王此舉，也代表着女真貴族走出舊制，高速漢化的新時期。

海陵王最後下場悽慘，可是日後的金國帝王卻沒有選擇將都城遷回上京，即使是在後期，也是選往更南方的開封。經過金國幾代帝王的經營，燕京城文物典章制度煥然一新，為日後的元、明、清定都北京打下了基礎。

唐宋遼金的五京制度，出發點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分擔人口壓力，活躍區域經濟，從內因與外因來看，都是為了更好得維護自身的統治。

五京中，都有每個王朝的龍興之地，其餘的多為軍事、外交職能，便於優先接待外國使臣，也可能作為偵探情報的前哨，多個都城，也有利於戰略縱深，但城市的聚合效應以及功能衍生是不可逆轉的，五京或多或少都成為了貿易與經濟的中心，這對於後來的行政調整與層級劃分也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