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現有社保體系不可持續 （還講了很多觀點）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家圈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今日在財新峯會稱，中國的社會保險體系呈現高度碎片化特徵，是不可持續的，“每年都要靠財政補貼”。11月份財政部網站公佈了2017年社會保險基金決算，顯示一年各級財政補貼各類社會保險收支補貼了12000億，而且每年的增長速度很大。他認為，**“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這12000億的補貼還會比較快地增長。”**在老齡化加劇的情況之下，無論是社會養老保險還是社會醫療保險的壓力都非常大。

無法也難以通過重啓大規模基建過關邁卡

目前中國在打破勞動力和土地的城鄉二元體制，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相適應的制度，建立高效並風險可控的金融體系，建設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等方面。進展仍然緩慢。面對這些基礎性制度性的深層次問題，樓繼偉強調，無法也難以通過重啓大規模基建的辦法過關邁卡，必須從根子上對症下藥，用改革激發內生的活力。

企業所得税和個人所得税的邊際税率存在降低的空間

企業所得税和個人所得税的邊際税率存在降低的空間。樓繼偉舉例稱，北歐高福利國家對財政方面的要求比較高，財政收支在GDP的比重可能達到40%，包含社會保險。但是北歐高福利可持續，是因為他們的增值税税率達到了20%以上，但是把企業所得税和個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下來，這樣企業仍舊很有競爭力。因為增值税，其實並不是企業的負擔，最終由消費者負擔。

中國經濟仍將維持6%以上增長

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不過是拉長L型曲線的底部，中國經濟還會維持6%以上的中高速發展。因為老齡化等問題帶來的拖累，為了避免可能觸發的危機，我們不能坐看風雲起。中國要按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路，繼續高擎全球化多邊組織的大旗，倡導通過對話協商整合各國利益訴求，通過攜手合作，共同防範風險。更為重要的是，要繼續堅定信心，苦練內功，推行基礎性的改革，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今天的美國情況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前夜

當初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社會陶醉於居者有其屋的美國夢，對風險不關注。華爾街更是情緒高漲，面對已經出現的風險，政府和企業、社會都不作為，最終釀就危機。樓繼偉指出，與2008年危機前的情況類似，如今的美國也是信心滿滿，無視可能觸發的危機。不同之處在於上次的美國政府是不作為，而現在卻是逆着歷史潮流而動。樓繼偉稱，“這使得人們不得不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景心生疑慮。”

社保改由税務徵收 為降低繳費率創造條件

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從機構設置的角度提出了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改革的措施，比如針對城鄉醫保分別管理政策不一致導致的問題成立國家醫保局統一管理，有利於推動破除城鄉二元體制，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將養老保險等社保繳費改由税務機關統一徵管，減少了地方自主管理的隨意性，有利於提升實際繳税率，也為進一步降低社保繳費的名義費率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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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繼偉：減税應減企業所得税和降低個税邊際税率》

中國基金報記者  應尤佳 整理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樓繼偉表示，減税應該多減一點企業所得税，降低個人所得税的邊際税率。他表示，剛剛公佈的去年社會保險基金的決算中，各級財政對社保收支的補貼達到1.2萬億元，而且每年增長很快。社會保險體系是高度碎片化的，每年都要靠財政補貼，這個問題不解決，補貼還會較快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以下為主要觀點：

當初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社會陶醉於居者有其屋的美國夢，對風險不關注。華爾街更是情緒高漲，面對已經出現的風險，政府和企業、社會都不作為，最終釀就危機。與2008年危機前的情況類似，如今的美國也是信心滿滿，無視可能觸發的危機。不同之處在於上次的美國政府是不作為，而現在卻是逆着歷史潮流而動。這使得人們不得不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景心生疑慮。

北歐國家福利較好，財政收支佔GDP比重達到40%，但實現了可持續。其做法是增值税税率達到20%以上，企業所得税和個人所得税税率比較低，這樣企業仍然很有競爭力，因為增值税其實並不是企業的負擔，而是最終消費者負擔，中國在兩個所得税上減税的空間是有的。

地方財政擴張空間不大，債務已經非常沉重了，而地方財政收入不如過去，再次啓動大規模基建，槓桿率就會越來越高，會把風險往後推，到時候再出系統性風險的麻煩就更大了。

剛剛公佈的去年社會保險基金的決算中，各級財政對社保收支的補貼達到1.2萬億元，而且每年增長很快。社會保險體系是高度碎片化的，是每年都要靠財政補貼的，這個問題不解決，補貼還會比較快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在建設公平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進展仍然緩慢，在老齡化加劇的情況下，無論是社會養老保險還是社會醫療保險，壓力都非常大，從中期看，並不樂觀。

通過一些財政工具對當前陷入風險的一些金融機構拆雷、降槓桿、去風險，財政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但這要求監管方面要有市場化的思路，監管如果不適當的管制，財政的一些措施是比較難出手的。

政府不主張“國進民退”，也沒有這一提法。無論是國企、民企、外企都應該自由在各自適應的範圍內活動。對外貿易中，國營的佔比越來越小，不到20%，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佔82%。與之相反，國有企業特別適合於在基礎設施或準基礎設施，或者説一些基礎性的產業。這些現象是市場競爭的產物，不應該説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而應該是平等對待各類市場主體，讓他們在競爭中去獲得各自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