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者即是正義” —— 再談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_風聞

◆《日本新華僑報》特約評論員  馮瑋

上世紀80年代初，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森島通夫寫了一本《日本為什麼成功——西方的技術和日本的民族精神》。什麼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是“和魂”。電視劇“Legal High”（中文譯《勝者即是正義》）中堺雅人扮演的律師古美門，就是“和魂”的忠實信奉者。因此，向強者學習，努力與強者為伍，貫穿整個日本歷史。日本認為，“勝者為王”，為了取勝，沒有什麼是必須固守、不能變更的，除了“萬世一系”的天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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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直將佐久間象山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技術”，和馮桂芬提出、張之洞全面論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進行類比，將“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視為對偶，但我認為，兩者有着質的差異：後者主張體制制度不可變，前者主張民族精神不可變。我認為，今天的中國，依然延續着“中體西用”的精神。改革開放後，旋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最好的證明。

中國在“秦皇掃六合”統一中國，以“郡縣制”取代封邦建國的“封建制”後，中國“封建社會”已名不副實。雖然中國有“易姓改號”的“王朝週期率”，但集權和極權的本質始終不變，皇權專制統治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內容雖有不同，但鞏固君主集權的本質始終不變，及至清朝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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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體制和中國迥然有異。表面上，天皇“萬世一系”，但實質上各時代的權力結構一變再變。奈良時代爭鬥不止，“政情混迷”，遑論集權專制。平安時代，“攝關政治”和“院政”輪流登場，天皇在政壇上似乎成為“看客”。從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到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歷時767年的武家政權時代，天皇只是一尊“偶像”。但是，按照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的福澤諭吉的觀點，“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的並存，是日本的幸運。因為，這避免了集權專制的產生”。地方上，日本在中世紀已存在“大名領國制”。“日本國”這個概念，遲至19世紀50年代的江户時代末期，才由坂本龍馬首次使用。之前的“日本人”，根本沒有“日本國”概念。正因為此，沒有幕府參政權的西南雄藩長州藩（山口縣）和薩摩藩（鹿兒島）聯手舉起“尊皇倒幕”的旗幟，天皇權力復歸，進而推行明治維新。江户時代末期，日本有276個藩。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隨着“藩主”變成中央政府地方官——“縣知事”，日本才真正完成中央集權。

最後必須強調，“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日本人對英國的關心日趨強烈。和日本一樣，同樣是島國，且面積和人口亦無大的區別，為何能以佔壓倒優勢的海軍力量和經濟實力稱霸世界？這一問題，自此被正式提出。認為英國富強之根本在於君民同治的立憲制的見解，開始出現。”於是，日本展開了一場如何變革政體的爭論。以福澤諭吉、小野梓為代表的“英學派”認為，應該仿效英國，“君民共治”，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為代表的“法學派”認為，應該“萬民共治”，學習法國，建立共和制。以井上毅、加藤弘之為代表的“德學派”認為，應該學習德國，“主權歸一”，建立以天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這場爭論能熱烈展開，本身就説明日本政界和知識界根本不認為“體制”不能改變，而是認為先進的體制才是國家強大的根本。他們所要堅持的，只是“和魂”，即以強者為師的民族精神。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