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的吃人藉口：從新生活運動説起_風聞

“又是新生活運動，聞重慶市警察強迫民眾清潔，民眾問垃圾倒哪裏去？警察答以‘倒在委座看不見的地方’”[1]。

這是陳誠日記1944年2月18日中的一段話。陳誠日記向來無趣乏味，充滿了冗長的工作報告和矯情的自我反思，所以當我讀到這句近乎俏皮話似的記錄時，情不自禁地想象起這位“革命清教徒”在寫下這句話時，臉上是怎樣哭笑不得的表情。

可是這句俏皮話中的玄機卻有不少，陳誠説“又是”，顯然暗示所謂“新生活運動”已推行過多次，這一國民黨政權領導下的“社會教育”運動，自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發凡》之演説以來，就被三心二意地推行着。據説蔣之所以突發奇想，是因為巡視時看見一個吸煙的小孩而感到國民生活狀態之不堪，固有奮發改進之動機。無論是否確有其事，這一社會運動確實旨在借國家機器之力，“矯正”公民之生活方式。

那麼要如何改良千千萬萬中國人代代沿襲的生活習慣呢？軍人出身的蔣當然希望這一場旨在革新民族身心的運動能夠如同暴風雨一般滌盪社會的污垢，即是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就以勸誡吸煙一事來説，軍警就成為國家意志，或者説蔣本人意志的執行者，介入到公民生活之中。在江西是如此，陳誠所説的重慶亦如是，軍警介入民眾生活的大義名分即是一種國家至上的邏輯：如果一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鬥爭，那麼個人的享受性消費（例如吸煙）就是不道德的，這種邏輯暗示着人們應該抑制自己的消費衝動並將其投入對於國家（特別是國防）的努力之中[2]。在一個國家主義至上的年代裏，這是很自然的想法。

可是諷刺的事情出現了，軍警是國家壟斷的暴力機器執行者，要運轉這一系統，錢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正是煙草税組成了國府收入的重要一環。所以財政機關首先跳出來反對這個運動。[3]軍警對個人私生活的介入同樣引起了公權力的界限之爭。汪精衞主張不應利用這種侵奪個人權利的運動，將蔣介石個人的權威加諸整個社會[4]。

當然這些反對意見並不能阻止蔣的道德主義，可是實際情況是，即是沒有上述的反對意見，國民政府也缺乏將道德主義落在實處的資源和動力。大人物生活無憂，足以為自己的革命清教理想買單，但是一般民眾只能苦惱於如何處理不讓丟棄的垃圾。對此，作為國家權力化身的軍警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只能給出“丟到委座看不到的地方”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説法，這也預示着新生活運動的結局。

國家負擔指導民眾道德的義務在中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對於人民進行道德教化始終是儒家仁政的重要內容之一。儘管不能説儒家的道德訓令是一成不變的，但是總體而言，按照詹明信的説法，還是屬於對若干典籍的“超符碼化”[5]，通俗來説，就是對一些被視為聖典的經籍（比如“十三經”，還有《聖經》、《古蘭經》、《梨俱吠陀》等等），不斷地賦予新的詮釋，這是中國文人從漢代一直到晚清都一以貫之的志業。不僅是文人，這種道德主義的擴散化在晚明尤為顯著，無論是“功過格”還是“人譜”，“省過會”[6]都顯示出道德主義在同一源流指導下的多元實踐。

這一趨勢在晚清受到了挑戰。西歐自信於已完成了用“實證主義”和理性為基督教道德“祛魅”的任務。儘管所謂的理性精神究竟和現代化是否存在因果關係還有兩説，但是帝國主義武力優勢帶來的“制度自信”讓文明開化的傳教士對自己代表理性，代表現代，以及代表新的道德，來到非西方社會佈施文明恩典，感到無比的自信。而民國時代大部分的知識分子也樂於接受，並希望能以身作則。

可是尚未解決的問題是，究竟哪些道德是適應現代化進程的呢？是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嗎？以例如勤奮，衞生和秩序來説，井上勝生在評論日本的“開化”時就辛辣地指出“與歐美相比，社會所必須的勤勉、規律和衞生，在江户民眾社會里，或許形態相異，但實際上是以成熟的形態存在着”[7]。而事實上骯髒和無序，在泰晤士河的惡臭事件和曼徹斯特的貧民區中同樣並不鮮見。那麼如果不需要根除這些被現代性所摒棄的特質也能成為“日不落帝國”的話，那借由講求改良社會習俗，追求潔淨、秩序為目的的“新生活運動”，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就是相當可疑的了。

進一步説，這或許是歷史的自我複製，即藉由“強大國家”這一圖騰而再一次的“超符碼化”。就像宋儒對經典的註疏洋洋灑灑而不太切題，用公民道德去訴求國家強大也是預設了公民道德和國家進步之間或許根本就不存在的直接聯繫。而這一假設關係如果被認可，那麼國家介入個人私領域的行動就有了藉口：“我干涉你吸煙（或者是生育、發表意見、閲讀某些書籍）是為了國家的繁榮富強”！多麼偉大的虛飾之詞，在這樣的藉口之下，一個耽美文的作者被判十年徒刑，也就“名正言順”了。好一幅殺人不髒手的白手套！

[1]國史館，《陳誠先生日記（一）》，台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502。

[2]劉文楠，《近代中國的不吸紙煙運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125。

[3]劉文楠，《近代中國的不吸紙煙運動研究》，頁140-143。

[4]劉文楠，《近代中國的不吸紙煙運動研究》，頁134-135。

[5]詹明信，《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27-28。

[6]王汎森，《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2014，頁240；332-338。

[7]井上勝生，《日本近現代史1：幕末與維新》，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頁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