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上）_風聞

【編者按】10月27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十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就“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主題發表演講。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哥德堡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鄭京海作點評。講壇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周紹傑主持。

本文根據胡鞍鋼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全文共計2.4萬餘字，分上下篇推出，今天推出上篇。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有機會就改革開放40週年這個主題做一個介紹，我的題目是“40年前：改革開放初始條件”。

如何去認識40年前，即1978年的中國？鄧小平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啓動了改革開放？我們來看一看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上海。這是1978年上海陸家嘴的一張圖，就是一個典型的大農村，是**“一個大城市和一個大農村”**。

 

第二張是1994年的上海，浦東新區已經開發。我在1991年去過陸家嘴，我們可以看到此時的上海是**“一個大城市和一個大工地”**，到了1994年以後開始成為全國金融中心，也包括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建設。

第三張是2016年的上海。陸家嘴被稱為是中國的曼哈頓，上海已經發展成世界級大都市。中國的世界級城市，不光有北京、上海，還包括現在的粵港澳等，這些城市或地區的發展變化，也反映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鉅變。

導論：

從“站起來”到“富起來”

今天我更多地從40年前講起，這就基於馬克思講的一段話。他講到：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能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1]

這是我們分析現代中國不同時期初始條件的理論依據。

能不能這樣講？將近70年前的1949年，毛澤東從蔣介石留下來的舊中國來創建了新中國，結束了“落後捱打”的時代，進入了“站起來”的時代。當時的中國是什麼情況呢？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做了經典概括：

“一窮二白”，“一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這表明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經濟、農村社會。“二白”，就是一張白紙，指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2]

我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三章，專門分析了1949年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

1978年，鄧小平正是從毛澤東繼承下來的新中國，作為新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創造了新的歷史，即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回顧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和歷史起點。

我用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理論刻畫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這樣可以比較清晰的看到中國國家發展的歷史過程。1840年之前的中國是**“古代中國”，也可以稱之為是農業之國、農業文明、農業社會；1840年之後是“近代中國”，從世界視角看它經歷了一個急劇衰落的過程，一直到1949年。安格斯·麥迪森的世界經濟數據庫數據顯示，在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總量的1/3；到了1913年，辛亥革命以後降到了8.8%；到了1950年又進一步下降為4.5%。這個曲線圖清楚地呈現了中國從農業經濟大國走到歷史高峯，而後在世界性工業化現代化背景下迅速衰落的過程。1949年以後，中國進入“現代中國”**，意味着中國進入現代國家發展生命週期。

**中國進入現代國家發展生命週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中國現代國家初步成長期，即毛澤東時代，為創建一個現代國家打下基礎，經濟增長率也達到了6%；第二個階段是1978年以後，進入到現代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關鍵時期，稱之為迅速崛起期或者經濟起飛期，經濟增長率超過了9%。2002年11月我在北京青年報社講座時，曾預言2020年以後中國將進入國家強盛期，這個強盛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我也受到美國發展歷史軌跡的啓發，**美國從建國特別是從1820年到1870年，也經歷了一個初步成長期。南北戰爭以後，從1870年到1913年進入到經濟起飛期，當時經濟增長率達到3.9%。當然中國在1978-2017年期間經濟增長率高達9.5%，遠遠高於美國。不僅如此，美國當時經濟起飛的時候人口只有4000多萬人，中國從1978年經濟起飛的時候已經達到9.6億人。美國用了43年時間，即從1870年到1913年發展成為世界第一，也成為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超級大國。中國作為現代化國家的後來者，作為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和信息化的後來者，發展經歷了至少兩個階段，即準備成長期和迅速成長期。從發展邏輯上看，先是“站起來”，後是“富起來”，今後將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是“強起來”的強盛期。當然，**中國現代國家發展生命週期不是美國的複製版，根本的區別在於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和共贏主義，**這是在1949年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時就已經確立了的建國方向和路線圖。

**這就需要討論幾個重要的問題：**1978年中國改革之初的國際背景是什麼？中國是如何利用國際環境變化所形成的天時地利來啓動經濟起飛？中國當時的改革是在什麼起點下基於什麼樣的基礎開始的？它的初始條件是什麼？這些條件哪些是有利條件？哪些是不利條件？哪些是發動因素？哪些是限制因素？

討論1978年的基本國情時，可以與1949年做比較，也可以與現在做一下對比，不僅進行歷史比較，還可以做橫向的國際比較。那個時候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改革初期相比有什麼有利的條件？還有什麼不利的條件，另外還可以和同類型的國家，如與印度比，有哪些有利的條件和不利的條件？

最後回答一個基本問題，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會取得驚人的成果。40年前沒有人預見到中國會創造這樣的經濟奇蹟、減貧奇蹟等，這些與初始條件有什麼關係？實質上是講前30年（1949-1978年）和後40年（1978-2018年）之間的關係。我們怎麼樣能夠更加客觀、歷史的唯物辯證地看中國改革開放所走過的歷程？瞭解中國現代化道路從哪裏來？怎樣走到今天？未來將走向何方？

**我想從五個方面給大家分享一下對這個問題研究的看法：**第一是改革開放的國際背景；第二是改革開放初期有利條件；第三是改革開放初期不利條件；第四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等領導人作為改革開放的發動者，也作為改革開放的引領者，他們是怎樣認識中國國情，是怎樣作出選擇的；最後談一下改革開放開始的條件和歷史的選擇，為什麼鄧小平首先從農村改革突破，而不像蘇聯和東歐國家從城市改革？為什麼從改革之初就提出要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後來又提出發展私營經濟，進而發動城市改革等方面。這與當時國情的有利的條件和約束條件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時間關係我儘可能把一些結論性的看法與觀點向大家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一、**改革開放的國際背景

70年代末，中國領導人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絕非是偶然的，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因素。

**一方面，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失敗導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我沒用“經濟崩潰”這個詞，在我的《中國經濟政治史論（1977-1991年》（即將出版）的第二章有一個詳細的分析。1976年工農業總產值僅增長1.7%，工業總產值增長1.3%，社會總產值增長1.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3.9%，[3]按GDP增長率看，下降了1.6%，是經濟劇烈波動，並不等同於經濟崩潰的邊緣。[4]事實上，整個國民經濟是因為兩次政治運動（指“批林批孔運動”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對經濟增長造成的外部衝擊，引起經濟劇烈波動。我認為用“危機”這個詞表達當時的情況更為準確。而經濟和社會危機又引發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變革。

另一方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世界範圍內興起的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主流中，中國不僅失去了參與的機會，而且與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也與周邊的“亞洲四小龍”的發展差距越拉越大，中國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國共產黨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

為什麼這麼講？按照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從1870年到1913年，是世界第一次經濟全球化，全球的出口貿易佔全球總產出比重是不斷提高的，從5.0%上升至8.7%；而後就出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大蕭條，就中斷了這個經濟全球化過程，甚至出現倒退，因為全球的出口貿易佔全球總產出的比重是下降的，從1929年的9.0%下降至1950年的7.0%。第二次是從1950年到1973年，這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全球化，創造了全球貿易增長值最高紀錄，也包括經濟增長值最高記錄，全球的出口貿易佔全球總產出的比重從1950年的7.0%上升至1973年的11.2%。[5]

受到美國帶頭制裁中國，以及後來中蘇衝突的影響，我們既沒有辦法進入到西方世界，也沒有辦法進入到東方世界。建國以來中國長期處於同世界相互隔絕又相互聯繫的狀態，毛澤東自稱

“我們這個憤怒的孤獨者。”（1969年），

這是有其外部原因的，其中美國是關鍵因素。中國能不能對外開放，能不能參與全球經濟或者説全球化，首先取決於中美關係的改善。

**70年代初毛澤東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舉措為70年代末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前提條件。**每一代領導人面臨的國際背景不同、歷史機遇不同，那麼歷史任務也不同。恰恰是由於毛澤東這個戰略決策，重點突破了中美關係，又相繼突破了中日關係、中國與西歐國家關係，才使得中國首次擁有了這樣一個戰略機遇窗口。特別是中國恢復了它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按照鄧小平同志後來講的，這就是中國的大國地位，這也是毛澤東同志給我們創造的這樣一個條件。從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對美的戰略決策，使中國向西方世界對外開放打開戰略窗口，鄧小平將其視為毛澤東同志的功績，鄧小平則邁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提出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成為中國開放之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參加了在美國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向全世界介紹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可以説這是帶有創造性的。鄧小平之後又正式對法國進行訪問，這也是中國領導人第一個訪問的西方國家，他切身體會到西方國家發生的變化。

1974年12月17日，鄧小平向毛澤東彙報時首次提出，今後十年工業總產值翻一番的設想，還談到爭取5年的國際和平環境，大力開展對外合作和貿易。當時毛澤東説：

“你這個想法好”。[6]

為什麼呢？因為1973年黨的十大政治報告提出的國際形勢是“天下大亂論”：

是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説是好事，不是壞事。它亂了敵人，分化了敵人。[7]

鄧小平回國後向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地彙報了西方國家的情況，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首肯。隨後鄧小平幫助周恩來同志，起草了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對外開放契機，就是“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會上週恩來同志重申了在本世紀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1977年9月14日，鄧小平率先提出，

過去老的戰略規定（指黨的十大政治報告）不符合現實了。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起碼希望23年（指到2000年）不打仗。[8]

這是鄧小平首次提出要創造一個國際和平環境，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的戰略思想。我們稱之為“中國大戰略”，它反映了中國核心國家利益和長期根本利益，是大膽的極富遠見的戰略構想。毛澤東為鄧小平創造了戰略機遇窗口，鄧小平抓住機遇作出了對外開放重大決策。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失去過兩次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機會，同時也失去了在世界經濟與貿易中的地位。**第一次是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是1950年到1973年。中國佔全球貿易的比例逐年下降，從1.8%下降至0.6%，[9]並在70年代達到最低點。從東亞地區來看，從60年代中期當中國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自己鬥自己”時，日本經濟繼續加速，亞洲“四小龍”開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對外開放，迅速追趕美國等發達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發展差距也在擴大。

**歷史告訴我們，只要封閉，就會大大落伍；只要對外開放，就會迎頭趕上。**鄧小平的歷史作用就在於打破長期以來中國與世隔絕、閉關自守的格局，大膽實行對外開放。這意味着，中國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封鎖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封閉的時代也已經成為歷史。鄧小平成為中國對外開放之父，他找到了使中國迅速發展、日益強大的道路。

**對外開放決策為我們創造了“天時”和“地利”。****鄧小平破解了兩大難題，做了兩大事件：**一是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二是實現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而且鄧小平帶頭走出去，先是亞洲地區，包括訪問日本（1978年10月）、新加坡（1978年11月），而且他訪問美國（1979年1-2月）回來以後，又路經日本（1979年2月）。因此，中國當時能夠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就像鄧小平所講，當時毛澤東同志沒有這個機會，現在有了這個機會，我們必須緊緊抓住這一戰略機遇期。

現代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了極其難得的“天時”和“地利”，與中國改革的“人和”相得益彰，互為因果。

**二、**改革初期的有利條件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有利條件是什麼？**歷史從來就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憑空而去，它是一個連續的不斷繼承前人的發展過程。正是有前人所提供的歷史起點，今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超過前人。而今人很快就會變為前人，成為後人的歷史起點，我們把它稱之為“接力棒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稱之為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一個機制。當然，後人也很快變成前人，就需要為後來的後人“種樹”，這是中國領導人治國理政的機制和邏輯，也是中國持續發展的機制和邏輯。

**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基礎，就成為鄧小平時代的歷史起點，而這個起點又遠高於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起點。**我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一書，專門一章介紹1949年新中國的初始條件，我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77-1991）》（即將出版）一書，專門一章介紹了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很顯然一對比，毛澤東時代所奠定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比較雄厚的物質資本基礎和人力資本基礎，成為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最重要的資產，創立了持續推動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的歷史起點。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突破發動工業化、現代化的資本約束，採用國有經濟的方式，國有資本的積累增長率之快在發展中國家差不多是最高的，年均增速為12.5%，全國資本存量增長了16倍，創下了歷史記錄。此外來看，毛澤東時代還提供了相當重要的人力資本基礎，包括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預期壽命，都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我為什麼用資本這個概念呢？無論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還應該包括制度資本，它具有長期的回報，也必然反映在改革開放中的物質資本紅利、人力資本紅利，特別是實行計劃生育帶來的人口紅利，也包括社會主義制度資本紅利。因此成為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最重要的資產，成為創立和推動或者説持續推動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的歷史起點。

我們來看一看黨中央當時怎麼判斷的？反映在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看一看毛澤東時代給改革開放奠定什麼樣的基礎？

第一，我們稱之為是制度資產，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當時我上大學時候，讀了這段話我還不太懂，但是現在回頭來看，制度資產是改革開放一個基礎性、制度性、長期性的資產。由於多次的重大決策失誤，沒有更好地體現出來，因此毛澤東的失誤不在“制（度）”，而在“政（策）”。[10]

第二，**在政治上，建立和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中國這種制度安排保證了政治上的統一，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這與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這是改革開放的政治條件。沒有政治穩定，就沒有社會穩定，也沒有經濟穩定。“天下大治”是最大的“公益性產品”。這也是中國為什麼可以保持40年的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和經濟穩定的重要原因。

第三，**在經濟上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經濟既包括計劃經濟，也包括國有經濟。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沒有像中國一樣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是很難能夠真正發展起來的。**而幾乎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完成原始積累靠的都是三大主義：**第一是殖民主義，在現在的非洲甚至還能看到這些資本主義的痕跡；第二是帝國主義，最典型的就是德國和日本；第三個是霸權主義。中國工業化與他們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我們不是靠侵略。中國如何才能完成這個工業化原始積累？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也包括當時的蘇聯援助，採用了計劃經濟體制，克服了原始積累的障礙，使得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明顯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利用了這樣的一個制度安排。當然這個體制也有它明顯的侷限性，就是效率不高。這也是為什麼後來要改革，但是這個改革不是“翻燒餅”變成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而是自我變革、不斷探索，先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後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四，在工業建設上，逐步建立了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非常重要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基礎。1956年黨的“八大”上，周恩來同志《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提出我們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在當時就受到挑戰：既然有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經濟體系（指經互會），我國是否有必要建立這個體系？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較富、需求很大的國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如此才能迅速改變國民經濟長期的落後狀態。從國際上看，中國需要建立強大的工業。因此那種以為不必建立我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11]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加了一句話，就是

“建立一個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目標。[12]

世界上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無論是印度還是印度尼西亞，包括巴基斯坦，都沒有能力建立這兩個體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旦改革開放，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工廠”，**這與這兩個體系的建立是密切相關的。實際上這個體系包括比較獨立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科學技術體系，提供了人力資本、技術資本、科學資本等多個方面。此外，還建立了比較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和國防科技體系。這是典型的“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機制和成功案例，也體現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內在動力，一旦改革開放就會發生巨大的推力作用。

第五，

在“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變化，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現在人口已近10億人，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我們用當時的數據算，中國耕地佔世界總量的7%（按照新口徑是9%），世界6.5%的水資源，要提供22%以上的人口基本生活問題，一個吃，一個穿，就涉及到棉花生產，涉及到生產布等，不要小瞧這幾句話。歷代王朝，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沒有解決，所以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説：

“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沒有一個政府使得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

對此，毛澤東做了批駁，根據中國解放區的事實，辦法就是****革命加生產，既能解決吃飯問題。[13]這是因為中國長期實行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方針。1978年糧食總產量相當於1949年的2.67倍，但是耕地面積比1957年減少了1244萬公頃，但是複種指數從141%提高至151%，有效灌溉面積從24.5%提高至45.2%。[14]當然，我們只能説是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有了這個農業基礎，一旦農村改革就會釋放更大的農業生產力。

第六個是與**現代化最重要的要素相關的教育、科學、文化、衞生、體育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在校生突破2億人，大中專學校培養了近900萬專門人才，**這就説明中國人力資本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人均受教育年限從1950年的1.0年達到了4年以上。這正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目的，即全體人民的現代化。

國際環境視角看，同世界12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具備了很重要的天時地利。1950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一年時世界上僅有25個國家承認中國，而1978年底已經同世界12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特別是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合法席位得到恢復。誠如黨中央所言：

這一切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這是當時（1981年）黨中央決議的一個歷史總結和基本結論。

**我們再進一步從歷史的視角討論當時的初始條件和背景。**表1列出了1949年和1978年的主要數據對比，進一步分析為什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歷史起點，大大高於毛澤東時代的起點。

表1 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初始條件和背景比較（1949年和1978年）

a：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Perspective .OECD, 2001:Table 2-22a；

b：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c：作者推算；

d：Crafts.“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1870-1990：Some Revised Estimates”.Enropean Review Economic History,2002(6).495-505。e：世界銀行數據庫。

**從發展水平看，**1978年中國人均GDP高於1950年。基於安格斯·麥迪森數據庫，1950年中國人均GDP是439國際元（1990年價格），很明顯低於1820年的600國際元。到1978年，已經達到了將近1000國際元。這就劃分了兩個不同的時代，一個是1820-1950年的傳統農業經濟衰落、現代經濟相當有限的時代，一個是1950年之後現代經濟發展時代。

**從總人口規模看，這是最關鍵的，**從1949年的5.42億人，達到了9.6億人，淨增加4.2億人。很顯然，一個國家需要解決龐大的人口的吃飯問題、穿衣問題、生活用品問題，還有掃盲教育、醫療健康等突出性的民生問題。

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取得重要進展，也意味着中國的現代化有了重要進展。毛澤東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有一個**“一九開”**的基本國情判斷，一是10%為現代經濟，二是90%為傳統經濟，與歷史上幾百年都差不多的所謂的農村地區。到1978年已經有所改觀，城鎮化率達到17.9%了，當然，我們也看到，中國城鎮化率大大低於工業化率，工業增加值比重從1949年的10%上升至1978年的44.4%，相當於提高了30多個百分點。**世界銀行在80年代兩個重要的報告，特別指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唯一最高的比重，不僅超過了發展中國家，也超過了發達國家。**為什麼？因為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上提出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將落後的農業國改造為先進的現代的工業國。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又提出了“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的目標，在蘇聯的援助下，加速了國家工業化，當然這一工業化也有自身的效率問題，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但是提供了一個真正的國家現代化的工業化基礎。

從農村的角度來看，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村貧困人口問題。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估算1949年的數據了。1978年農村國家貧困線人數達到2.5億人，按照國際貧困線（按2005年價格計算的每人每日平均生活費1.25美元），可能會在8億人以上。因此，中國經濟改革就必須從農村開始，優先解決農村人口的温飽問題，同時減少農村貧困人口。

從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看，鐵路里程從1949年的2.22萬公里增加至1978年的5.17萬公里，還包括公路、水路、航空、郵電、港口、橋樑等，這幾乎都是依靠自力更生、集中力量辦大事完成的，不僅具有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經濟意義，還具有幫助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社會意義，最主要的是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基礎設施現代化的條件。

從一個國家人力資本的發展角度看，相對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取得了更為明顯的成效。從人口（15-64歲）受教育平均年限的角度來看，我們推算，從1950年的1.0年到1978年的4.0年，相當於1950年的4倍。一方面反映建國初期人力資本水平之低，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水平增長明顯的高於人均收入等方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也能看出中國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人民現代化。而人民現代化主要是體現兩個重要的指標，一個是教育指標，第二個指標就是人均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41歲提高到65.8歲，高於世界平均水平（62.23歲），但是我們的人均收入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也反映了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因素，其中能夠在極低收入條件下，在農村地區實行農村合作醫療，並覆蓋了90%以上的農村人口，這被80年代初世界衞生組織、世界銀行稱之為醫療服務奇蹟，為改革開放奠定了人力資本基礎。

從人類發展指數（HDI）看，根據美國學者Crafts計算，1950年中國為0.225，當然也大大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但是到了1980年，根據聯合國計劃開發署提供的數據，中國提高至0.407。我們估算，中國人類發展總值（HDI與總人口之積，反映一個國家總人力資本或財富），就從1.24億人HDI上升為4.02億人HDI，相當於1950年的3.24倍，這是相當可觀的人類發展成果。

最重要的是一些其他的基本條件，這就可以從體制背景做一些對比。那麼從基本路線看，從階級鬥爭為綱轉向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所有制結構看，在城市以公有制經濟轉向混合經濟，從經濟體制看，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引入市場機制。

從國際背景看，改革開放之後，無論是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等方面，很顯然，都比毛澤東時代有更好的外部條件。再進一步分析，就是**毛澤東時代所奠定的中國現代化的基礎，我們有時候往往把它低估了，**我們還是要放在一個歷史發展的進程理解，處在一個現代國家生命週期的第一階段，即初步成長期，因此，有必要做國際上的比較和分析。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現代化基礎有：

**第一，中國已經進入到現代經濟增長時期。**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GDP，增長率超過1%，就可以視為進入現代經濟增長時代。在1949年之前，實際上是負增長，即便國民黨所説的“黃金十年”，也沒有超過這個數據。1952-1978年期間，按不變價格計算，GDP年平均增長率為6.1%，高於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6%），人均GDP平均增長率為4.0%，也高於同期世界人均GDP年平均增長率（為2.6%）。這就為改革開放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創造了條件，從現代經濟增長時期到高速增長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

**第二是農業的發展。**1952-1978年期間，農業增加值年平均增長率為2.1%，農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由51.0%降至28.2%，下降了22.8個百分點。從傳統農業生產之國（零增長或負增長）轉向增長型農業之國（持續超過1%的增長）。

**第三是工業的高速發展。**1952-1978年期間，工業增加值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1.5%，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由10%左右提高到44.4%。從“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狀態轉變為世界工業之國、世界工業大國。其中全民所有制的工業，企業固定資產達到了3200億元，相當於1949年之前的100多年積累的全部的工業固定資產的25倍。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躍居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成為世界工業大國。

**第四，中國創造了世界最大規模的就業崗位。**從1952年的2億就業人員上升至1978年的4.015億人，幾乎翻了一番。其中婦女就業參與率明顯提高，使總人口就業率從36.1%上升至41.7%。反映了婦女解放（能頂半邊天）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獲得了不僅是就業紅利，還包括性別紅利。當然，也要承認在農村還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這就為農村發展非農產業特別是社隊企業提供了勞動力來源，到1978年社隊企業就業人員約有2800萬人。

**第五，從社會發展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羣眾性的衞生運動和體育運動，在城市實行公費醫療制度，在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基本上消滅了烈性傳染病，大幅度降低了各類人口死亡率，提高了人口預期壽命，超過了世界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並且是在人均收入增長沒有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情況下實現的。

所有這一切，都是成為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資本。這都是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比較雄厚的物資資本基礎和人力資本基礎，此外最重要的是還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以及社會主義制度基礎，這些都成為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最重要的有形的無形的資產，從而創立持續推動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的歷史起點。

**當然，我們也承認，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如果不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錯誤的決策和重要的挫折，中國還會取得更大的現代化成果。

因此，我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最後一章做了一些所謂的機會成本的計算，這些計算也是非常令人吃驚的：1957-1978年實際GDP增長率為5.4%，明顯低於7.5%-9.0%的長期增長趨勢。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實際增長率才超過了9.0%的長期增長率。但是，我們要把不同歷史之間的邏輯關係講清楚的話，我就用一句話概括：**毛澤東的重大決策失誤，就成為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成功之母。**我們作為後人怎麼看待這個失敗呢？就是鄧小平的政治智慧，1988年他指出：

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15]

文化大革命看起來是一個壞事，我們要把它變成好事，把教訓變成財富。今天我們再從40年的視角來看，它確實變成了一個好事，也就是説那兩個重大決策的失誤（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就使得我們後人變得更聰明，就成為後人的成功之母。用這種歷史的辯證法、歷史的邏輯來看問題，才能使得我們真正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從經濟體制角度看，與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有許多改革的有利條件。

**第一，與前蘇聯等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中國計劃經濟主要覆蓋比率相對比較低。**蘇聯幾乎是100%，這在中國是做不到的，因為中國有大量農村人口和不同地區，不僅農民有自留地，還有大量的“社隊企業”、農村貿易市場，農村非農業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1/3，佔全國社會總產值的1/10。

**第二，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實行的時間相對比較短，**使中國經濟還沒有完全鎖定在計劃經濟的軌道之中，存在擺脱計劃經濟體制的可能性。當時中國的計劃經濟不是“鐵板一塊”，劉少奇、陳雲都主張，我們不能學蘇聯那樣，要搞大計劃、小自由。

**第三，中國的計劃經濟曾受到多次強大的政治衝擊，**是“有控制、無計劃”類型，常常“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特別是政治運動對計劃經濟的衝擊，只有“一五”計劃超額完成了計劃指標，其他五年計劃完成率都相當差，尤其是“二五”計劃徹底失敗。“三五”計劃完成率為82%，“四五”計劃完成率為59%，“五五”計劃完成率只有22%。中國並不是100%的計劃經濟，是以計劃經濟為主的，這就為大力發展非計劃經濟即市場經濟成分留下了很大空間。

**第四，中國的國有經濟比重明顯低於蘇聯、東歐等國家。**中國最高的比例是工業產值，國有經濟佔到了77.6%，而蘇聯、東歐國家國有經濟比例都高達90%以上，就業比重同樣都是90%以上，而中國不足20%。中國並不是100%的國有經濟，是以國有經濟為主的，本身就是混合經濟，這就為發展非國有經濟提供了更大的機會。

**第五，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並同時存在於兩種不同經濟體制之中：**在城市，計劃內經濟與計劃外經濟；兩種不同經濟所有制：在城市，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兩種不同經濟形態：城鎮經濟與農村經濟兩種不同就業部門；在農村，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在城市，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這種二元經濟社會特徵，給中國的經濟改革留下相當大的空間，也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會選擇“雙軌制”，形成了特有的漸進改革的路徑，**不斷地從計劃內經濟為主轉變為計劃外經濟為主，進而轉化為市場為主；從國有經濟為主轉變為非國有經濟為主，進而轉化為混合經濟類型；從城鄉經濟分隔轉變為城鄉經濟融合，從農業就業為主轉變為非農業為主，從鄉村就業為主轉變為城市就業為主，從鄉村人口為主轉變為城市人口為主。反映了不只是經濟轉型，還包括社會轉型。這一切轉型的起點，都與初始條件相關，也經歷了長達四十年的數量、結構、質量的演變。

（待續）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4頁，人民出版社，1972。

[2]《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43-44頁，人民出版社，1999。

[3]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頁、第26頁、第301頁。

[4]華國鋒：《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

[5]安格斯·麥迪森著：《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中文版，162-163頁，改革出版社，1997。

[6]《毛澤東同鄧小平的談話記錄》（1974年12月17日）。轉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1709－171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7]資料來源：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450/4429430.html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200-20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9]安格斯·麥迪森著：《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中文版，162-163頁，改革出版社，1997。

[10]胡鞍鋼等著：《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

[11]《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25-226頁，人民出版社，1984。

[12]《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39頁，人民出版社，1984。

[13]《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10-1512頁，人民出版社，1991。

[14]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彙編》，第39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15]鄧小平：《總結歷史是為了開闢未來》，1988年9月5日，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2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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