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對呼倫貝爾地區的開發長期緩慢_風聞

17 世紀末，歐亞大陸上興起的清朝、沙皇俄國和噶爾丹博碩克圖統治下強盛一時的衞拉特汗國，都在這個時段擴張到了蒙古高原的東部邊緣，黑龍江上游地區成為幾個政權拉鋸爭奪的地帶。從雅克薩之戰到《尼布楚條約》簽訂時，清朝將黑龍江流域其視為安全形勢最為敏感的區域，稱"黑龍江最為扼要"。

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二十九年 (1699 年)同噶爾丹圍繞克魯倫河、呼倫湖、貝爾湖與喀爾喀河的戰爭中，這一帶也被視為前哨要地，康熙皇帝特別指出"克魯倫河乃噶爾丹至要必爭之地"，結束中俄間戰事的《尼布楚條約》，與將衞拉特貴族驅回蒙古高原西部的昭莫多之戰，徹底終結了這一地區的緊張局面。

在此之後，幾代衞拉特貴族的勢力範圍逐漸收縮回漠西，而 18 世紀的俄國也開始把戰略重心放在了西向爭奪歐洲霸權上，額爾古納河與呼倫湖等處轉瞬之間成了遠離戰事之地。雍正十年 (1732 年) ，清朝在這一地區設立了呼倫貝爾八旗。

沙俄在這一地區的力量並不強大。從 18 世紀文獻《東西伯利亞古代教會》的報告來看，除外貝加爾當地各城堡之外，哥薩克人幾乎很難立足，並被包圍在異民族的文化環境中。外貝加爾哥薩克和周邊民族聯繫鬆散，受其影響。

這與建立了嚴密駐防體制的呼倫貝爾八旗迥然不同。即使從直接的事力量來看，沙俄在外貝加爾的投入力量也不甚多。按《外貝加爾哥薩克簡史》的記錄，整個外貝加爾邊區軍人身份的哥薩克，在 1734 年僅有 1521 人與此同時， 18 世紀的康雍乾時代中央政府對呼倫貝爾已然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視。

據《呼倫貝爾志略》所記，雍正十年，朝廷調撥索倫巴爾虎達呼爾鄂倫春等族兵丁 3000 人，雍正十二年 (1733 年)從車臣汗部調派 2484 名新巴爾虎兵丁。這是旨在加強邊界失控能力的重要舉措。但是，地理條件的不利最終影響了呼倫貝爾的建設和軍力發展。大興安嶺北部交通的不便，大大加深了呼倫貝爾長期駐軍的難度。大興安嶺雖然不是很高的山系，但北段地區幾乎沒有寬谷，山中又常有斷陷形成的峭壁。民國時期人們將其形容為"其形勢如海波奔馳，鮮交通往來之路雲"。

大興安嶺北部也是分水嶺最為狹窄的地帶，在扎敦河與諾敏河之間，根河與甘河之間，河谷幾乎相連一起。同經綽爾河以南通向松嫩平原的道路相比，從呼倫貝爾八旗到黑龍江各城的道路要更加艱辛。

這裏人跡罕至，交通不便，但作為官方驛路設立的區域，這裏幾乎是清代從黑龍江各城向呼倫貝爾調派八旗官兵的唯一路徑。難以克服的交通問題，加劇了清代呼倫貝爾開發建設的難度。雍正時期增派的各族兵丁，不久就因為倉靡不足、家小離散、牧羣缺少等問題，而被大量轉而調派他處。

到清末新政之前，清政府在呼倫貝爾所剩餘的行政和軍事力量較為薄弱。20 世紀初，在這片總面積計共 15.5599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駐守的八旗部隊只有領催 212 名，前鋒 42 名，甲兵 2583 名。

​同時，在呼倫貝爾向俄國總長約1500餘里的邊境線上，駐守這段邊疆的卡倫官兵長期以來總額不過二三百左右而已。光緒蘭十四年 (1908 年)宋小濡整頓邊務，將邊境卡倫"增設至二十一卡，每卡井一員，兵二十二名"，呼倫貝爾中俄邊界上的直接邊防力量僅超過 400 人。

此外，清末新政以前，呼倫貝爾的內地移民也寥寥無幾。中俄在額爾吉納河沿岸的邊界，幾乎是中方邊界地區防禦力量最薄弱的地帶之-。

呼倫貝爾

清代呼倫貝爾不僅兵力薄弱，所駐八旗部隊從生活習慣到武器裝備也比較落後。在光緒六年 (1880 年) ，呼倫貝爾的各族邊防官兵，仍然保持着遊牧獰獵人羣的傳統生活方式。

他們"畏暖喜寒，慣於露居野出，即雪夜冰天，亦只用毛匪蓬包席地而卧"，而不習慣駐紮營房。

1887 年秋季，俄軍上校加爾納克行至呼倫貝爾，眼中所見的海拉爾軍營空空蕩蕩，連中國士兵的聲音都聽不到。

儘管如此，直到 19 世紀上半期，清朝人眼中的額爾古納邊界依然以平靜之態為主。至 19 世紀中期時，外貝加爾地區還不是沙俄的駐兵重地，呼倫貝爾邊境上兩國直接的交鋒和糾紛較之恰克圖等處要少得多。俄國進入中國人的實際視域，是從清初中俄雙方在邊疆地帶碰撞開始的，清朝人對俄國的瞭解也是隨着邊疆談判和國家使節往來而獲得的。

也就是説，在直接交涉以外，清朝對俄國並沒有投入足夠的注意。在漫長而空曠的中俄邊界上，管理的協同一致與信息的有效傳播都變得困難。各地地方官員常常從局部地區的經驗出發去判斷邊境局勢，缺乏對沙俄整體戰略的宏觀判斷。中央朝廷和知識分子所看到的中俄關系形勢，往往也只是邊境上個別衝突的彙總，潛藏的巨大危機卻被忽略了。這種狀況直到咸豐朝依然如此。

中俄界河額爾古納河

日本學者吉田金一曾尖鋭地指出:在《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不久，何秋濤不久前所編中俄關系論著《北徽彙編》迅速得到了朝廷的重視，認識到沙俄威脅的咸豐皇帝還為此書親賜書名《朔方備乘》。但是，努力蒐集有關沙俄知識的何秋濤，所能瞭解到的距當時最近的知識來源，竟然是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年)圖理琛所撰的《異域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