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學在中國_風聞

       關於埃及的考古活動，似乎一直沒有中國什麼事情。上次説到中國與埃及簽署考古合作協議，中國考古隊將首次赴埃及南部卡爾納克神廟保護區的孟圖神廟展開考古挖掘研究工作。原來在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就組織了“埃及考古系列學術講座”，為大眾揭開埃及考古的神秘面紗。而中國與埃及考古的聯繫，比我想象的還要深遠。

       過去我認為中國考古學界與西方建立的埃及學之間遠隔重洋而缺少交集，其實是我孤陋寡聞了。清朝末年就有中國外交官從埃及購買文物，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埃及學研究的先驅、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夏鼐院士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期間，於1937年末參與了埃及艾爾曼特遺址和巴勒斯坦杜瓦爾遺址的發掘，並有幸見到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倫敦大學考古學院埃及學系的創始人），當面受到這位考古學大師的教誨。夏鼐在倫敦大學攻讀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時師從格蘭維爾教授，還在英國著名埃及學家伽丁納爾教授指導下，系統學習並掌握了埃及象形文字，成為中國識讀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位學者。他將古埃及語言文字與中國語言文字作比較，於1938 年寫成《一個古埃及短語在漢語中的對應例子》一文發表在《埃及考古學雜誌》上。夏鼐在進入博士論文寫作階段後，於1940 年夏赴埃及，在開羅博物館對古埃及的石珠做了系統的類型學研究。在此期間，他與在開羅博物館工作的一些國際知名埃及學家多有交往，並曾為英國埃及學家鮑姆伽特撰寫的《史前埃及文化》一書提供了部分資料。倫敦大學學院的埃及學博物館裏至今仍保存着夏鼐當年親手抄制的近2000 張卡片。這些卡片把該博物館藏品裏的1760 枚珠子按行制、顏色、材料、文飾、出土地點、所屬年代和用途一一登記抄制而成，其博士論文《古代埃及的珠子》長達433 頁，把古埃及的珠子按年代從史前到希臘、羅馬時期分為9大段，對各類珠子的分類井井有條，應用起來十分方便。 1979年，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在長春成立，林志純教授當選為研究會的第一任理事長，夏鼐為學術顧問。1985年在西安召開的西亞北非史分組學術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埃及學，與會代表就埃及學的成長、埃及早期國家的性質以及中西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研討。當時受聘於東北師大的聯邦德國埃及學專家漢尼希博士應邀出席會議，並作了《德國埃及學的發展概況和對中國埃及學發展的建議》的學術報告。他又於1987 年在《東北師大學報》上發表了《力爭使中國的埃及學研究達到國際水平》一文，建議中國應在條件成熟時在開羅創建中國埃及學研究所，並就具體問題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林志純教授聯合復旦大學的周谷城教授和武漢大學的吳於廑教授向國家教育部上書，要求建立我國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機構，培養我們自己的埃及學、亞述學和希臘羅馬史專門人才，並聯名在《世界歷史》上發表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在我國的空白必須填補》一文，指出：“埃及學、亞述學等等學科的文物，大部分被集中到西方各強國的博物館中，我們在這方面一無所有。解放前的學校和研究機關，根本沒有，也很少有人想引進什麼埃及學、亞述學等學科。結果，我們沒有埃及學，沒有亞述學，既無專門研究的人才，又無可供專門研究的圖書設備。可以説，這些古代史的分支學科對於我們都是空白學科……這些歷史科學空白點的存在，顯然同我們目前的國家地位是不相稱的，和我們作為一個有悠久文明歷史大國的地位更是不相稱的。” 埃及學在中國算得讓源遠流長。

       目前我國能夠培養埃及學後備人才的科研院所首推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該所現有埃及學教授2名，1名師資博士後，1名外籍教師。該所的埃及學注重古代埃及原始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並透過原始文獻對古代埃及文明各領域進行構建。而在古代埃及對外交往的研究上，該所的研究成果在我國的埃及學界也可成一家之言。 北京大學的埃及學研究側重託勒密王朝時期埃及文化以及埃及文化與希臘文化的融合，同時他們在古代埃及宗教上的研究也頗有建樹；首都師範大學的埃及學着力於記憶模式和世界觀念等古代埃及人精神層面上的構建；北京師範大學的埃及學則關注於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解構以及象形文字的造字原則與中國的六書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埃及學將研究重點放在古代埃及王權的內涵和儀式上。

       此外，吉林大學、四川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和內蒙古民族大學等亦有埃及學研究。 我國埃及學的研究成果多以論文形式發表在國內的一些重要學術刊物和部分高校的學報上，特別是我國史學的三大權威刊物《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和《史學理論研究》。早期主要有劉文鵬的

《古代埃及的早期國家及其統一》（《世界歷史》，1985 年第1 期）、

《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國家》（《歷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

《“治水專制主義”的模式對古埃及歷史的紐曲》（《史學理論研究》，1993 年第3 期）、

《埃及學的誕生、發展與現代的研究》（《世界歷史》，1994年第1 期）、

《論古埃及文明的起源——紀念恩格斯逝世100 週年》（《史學理論研究》，1995 年第2 期）、

《古代埃及的年代學與歷史分期》（《世界歷史》，1996 年第2 期），

《埃及學與中國》（《史學理論研究》，2002 年第1 期）；

劉文鵬、令狐若明的

《論古埃及的特性》（《史學理論研究》，2000 年第1 期），

劉文鵬、張曄的

《1989-1999 年埃及考古學的新發現》（《世界歷史》，2001 年第2 期），

顏海英的

《托勒密時期埃及奴隸制的評析》（《歷史研究》，1996 年第6 期）、

《羅馬時期埃及的奴隸制》（《世界歷史》，1997 年第4 期）、

《前王朝時期埃及的陶器刻畫符號》（《世界歷史》，2006 年第2 期）；

令狐若明的

《古埃及文字及其影響》（《世界歷史》，2000 年第5 期）、

《古埃及人的書寫材料和書寫工具》（《世界歷史》，2002 年第5 期）；

郭丹彤的

《納爾邁調色板和古代埃及的統一》（《歷史研究》，2000 年第5 期）、

《論古埃及人的創世説》（《史學理論研究》，2004 年第5 期）；

王海利的

《古埃及“只娶不嫁”的外交婚姻》（《歷史研究》，2002 年第6期），

王海利、劉文鵬的

《古埃及文獻，<能言善辯的農民>的多視角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 年第2 期）；

張曄、劉洪採的

《法老時代的埃及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世界歷史》，2004年第2 期）、

郭子林、李宏豔的

《古埃及“帝王谷”考古的新發現》（《世界歷史》，2004 年第1 期）。

       這些論文涉及到埃及學的歷史、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古埃及的年代學、語言文字、文學、宗教、建築、藝術和科技等領域。

       目前，中國埃及學研究人員年齡結構更加合理，學科建設趨於完備。現有教授博士生導師5位，他們中的1位的博士學位得自德國，其他4名均為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他們分別就職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和吉林大學。5位學者的年齡大多在四五十歲，這一年齡的學者學術思想日趨成熟穩定，又具有極強的創新能力，是做學術的最佳年齡。此外，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郭子林博士為代表的年齡在三十歲以上的青年教師有10餘位，他們均為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是中國埃及學的未來和希望。並且，自1985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創建以來，每年聘請來自美國、德國和英國等埃及學發展歷史早且研究水平高的歐美國家的專家學者來所講授古代埃及語言和歷史。他們的到來，為中國埃及學的國際化奠定了基礎。 已故埃及學家劉文鵬教授的《古代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學》是中國埃及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每一位埃及學學生、學者的必讀書目。

      中國埃及學者的研究或是運用第一手資料，也即原始文獻對各古代文明的或宏觀或微觀的問題進行探討，或是對用埃及象形文字等古代語言書寫的原始文獻進行整理、翻譯、註釋和研究，從而形成了我國世界史研究領域極具特色的研究團隊。 此外，中國埃及學者積極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988年,已故埃及學家劉文鵬教授應邀出席了在開羅舉行的第5屆國際埃及學大會,提交了論文在會上交流。隨後,吉林大學的令狐若明和北京大學的顏海英兩位教授相繼出席了第7屆和第8屆國際埃及學大會。東北師範大學的郭丹彤教授和北京師範大學的王海利教授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的第十一屆國際埃及學家大會，並分別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中國的埃及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與國外同行進行學術交流,既擴大了他們的眼界,又讓國外埃及學界認識了中國埃及學的研究水平。2015年，東北師範大學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埃及學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埃及學者20餘人參會，標誌着我國的埃及學研究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在學生的培養上，十餘年來，共培養出埃及學博士生10餘名；通過聯合培養的方式赴國外留學的埃及學研究生人數超過10人，並有多人正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埃及學專業的博士生先後在《世界歷史》和《世界宗教研究》等有影響的刊物上發表論文超過20餘篇。 在文字文獻整理方面，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郭丹彤教授編著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註》（三卷本）2015年由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首部對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進行系統整理、翻譯並註釋的專業著作[1]，是國內首項把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直接翻譯成中文，並對譯文進行詳細註釋的研究成果。該書選取了最為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其中包括歷史文獻、宗教文獻、科技文獻以及教諭文獻等。《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註》一書的出版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文獻史料，值得學界關注。  在語言文字研究方面，北京師範大學王海利教授在《揭開古埃及文字研究若干謎題》一文中認為：一源論被多源論取代，古埃及文字歷史地位受挑戰；古埃及文字體系完備能夠準確表達複雜信息；古埃及文字為最早拼音文字而非象形文字。王教授的另一篇佳作《限定符號與古埃及人的心理認知研究》通過對古埃及文字中的某些限定符號的系統考察和解析，指出限定符號可以為我們瞭解古埃及歷史、社會的變遷提供特別的視角。 中國的埃及學研究在政治史、經濟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傳統研究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發展的同時，向外交史、生態環境史、物質史、女性史及心理研究等新研究領域拓展。

       1、政治史領域

       政治史領域主要是對古埃及王權、法老和等級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在古代埃及王權內涵和儀式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郭子林副研究員在這一研究佳作頻出，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刊物上發表《“繼承神秘劇”的展演：古埃及王權繼承儀式探析》[9]、《古埃及國王的獻祭儀式及其社會功能》[10]、《古埃及新王國時期專制王權的制度化探析》[11]、《古王國時期古埃及專制王權的構建》[12]、《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社會結構與專制王權》[13]等，詳細論述了古埃及專制王權的構建、古埃及王權繼承儀式、古埃及國王的獻祭儀式以及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研究方法和觀點上都有所創新。另外，《<金字塔銘文>與古埃及復活儀式》[14]從古埃及宗教文獻《金字塔銘文》入手,解讀復活儀式與古埃及王權觀念的關係。 在古埃及法老研究方面：東北師範大學李曉東教授的《“復興時代”與古埃及文明的衰落》[15]提到，從歷史演進規程看，“復興時代”的基本政制建構是將法老的大權獨攬變成三權分立，其結果是埃及一步步走向衰亡，直至文明盡毀，古埃及歷史結束；內蒙古民族大學張思佳、田明的《古埃及最早的外族法老》[16]認為在古代埃及歷史上，希克索斯王朝，也是第一個由外族統治者建立的王朝，對埃及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我們更加全面的瞭解希克索斯人提供了有利條件。 另外，陳宏和田明的《羅馬—拜佔廷時期埃及的等級制度探析》對羅馬—拜佔廷時期埃及“四等人制”的等級制度進行了論述。

       2、經濟史領域

       經濟史領域主要包括對古埃及經濟特徵、經濟貿易、土地賦税等方面的研究。 在古埃及經濟方面，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金壽福的《論古代埃及經濟的特徵》[17]藉助古代埃及流傳下來的有限的文字、圖畫、文物等材料，就波蘭尼的“再分配”理論是否適用於古代埃及經濟進行辨析，並對古代埃及經濟的若干特徵進行系統地闡述，他認為古代埃及經濟總體仍處在初始階段，但含有一些現代經濟因素。 在古埃及經濟貿易方面，天津師範大學袁指揮副教授的《古埃及國內貿易論析》[18]認為，古埃及貿易可分為村社、地區貿易兩類，主要採取了以物易物的形式；國內貿易除了滿足人們的生活所需外，還能滿足人們追求利潤的訴求；國內貿易採用記賬單位估價，代表了貨幣演化道路上的較早的一環；商品的價格具有波動性，市場在價格波動中發揮了作用；國內貿易是古埃及國家主導的再分配經濟的補充，兩者具有某種程度的互補性；商人雖然依附於各種國家機構，但是在新王國時代呈現獨立的態勢。 在古埃及土地賦税方面，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郭丹彤教授的《法老時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現象研究》[19]以原始文獻資料為基礎，着力釐清古代埃及私有土地的來源以及基於土地私有化的以土地買賣、租賃和轉讓為代表的土地讓渡活動，深化了人們對古代埃及法老時代土地私有化及其程度的認識；郭教授的另一篇文章《論古代埃及的賦税體系》[20]介紹了賦税的形式和術語、賦税的管理、賦税的豁免和徵收以及賦税的繳納形式等，構建出了古代埃及整個的賦税體系。 另外，黃明輝博士的《古代埃及農業水利灌溉探析》[21]，漆懷梅的《埃及脱離拜占庭帝國的經濟原因探析》[22]以及梁姍的碩士論文《古王國時期埃及糧倉的行政管理研究》[23]都從不同側面對埃及經濟作出了闡釋。

       3、宗教史領域

       宗教史領域的研究比較繁雜，既有對宗教政策儀式等的整體性的研究，也有對黃道十二宮圖像及神廟外部空間等的專門研究，還有對古埃及早期神崇拜的研究。 在宗教政策儀式方面，郭子林的《古埃及宗教儀式藴含利益關係》[24]一文認為，雖然宗教儀式具有程式化和模式化特點，但它們畢竟是社會產物，不可避免地包含當時社會的現實和認知，而且古埃及人的宗教儀式顯然具有宣傳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意圖和功能；魯倩、田明的《托勒密埃及的宗教政策探究》[25]認為，托勒密王朝統治者對埃及神祇、祭司、神廟、喪葬習俗等方面進行整合，使埃及宗教傳統得以保留，在創新基礎上延續其宗教信仰，並且滲入希臘宗教、文化元素，進而使埃及宗教希臘化。 在專門研究方面，北京大學顏海英教授的《古埃及黃道十二宮圖像探源》[26]結合墓葬文獻及考古資料，分析黃道十二宮圖像與古埃及人來世觀念中的12小時之間的傳承關係，説明古埃及的黃道圖傳承自本土的旬星觀測及宗教儀式，揭示古埃及人的復活觀念是在對日月星辰等宇宙現象觀測、思考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獨特的生命哲學，是個龐大嚴密的知識體系；河北師範大學趙克仁教授的《古埃及神廟外部空間與園林特徵透析》[27]認為，古埃及神廟不僅內部結構複雜，寓意深刻，其外部空間也具有一定文化內涵，附屬園林獨具特色。神廟外部空間經歷了從天啓空間到聖域空間的演變、從世俗域開始逐漸發展到至聖域、從莊嚴神聖到聖俗融合的變遷。 關於古埃及早期神崇拜的文章，東北師範大學劉金虎、郭丹彤的《論古代埃及<金字塔銘文>中的早期托特神崇拜》[28]，東北師範大學南樹華、郭丹彤的《論托勒密時期奧西里斯神崇拜》[29]，南通大學徐昊的《古埃及的聖䴉崇拜》[30]，山西大學鄭帥、李模的《試論古代埃及阿蒙勢力的初期發展》[31]，南開大學劉成的《薩拉皮斯崇拜探析》，山西大學王玉鑫的《簡論古代埃及的塞特崇拜》[32]，這些文章都對早期古埃及神崇拜作了不同側面的論述。 另外，王亮、郭丹彤的《論古代埃及的神諭審判》[33]從新王國時期的神諭文獻出發，對神諭審判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從而梳理出神諭審判的發展演變過程及其發展變化的內在動因， 以期構建起古代埃及司法體系的基本框架。

       4、文化史領域

       古埃及文化的核心觀念是“瑪阿特”，具有多神崇拜、神聖王權、崇尚秩序、自然、和諧等特點。 東北師範大學李曉東教授《古代埃及社會主導意識的誕生及其歷史分期》[34]認為：重自然而輕外戰的英雄崇拜促使古埃及人產生一種崇尚秩序、平衡、公正的“瑪阿特”觀念。這一獨特的文化核心觀念決定了古代埃及文化的基本框架與細節，並在之後3000 多年的歷史中不斷鞏固發展。 郭子林副研究員的《古埃及文明根本特徵探析》[35]：古埃及的農業生產幾乎絕對依賴於尼羅河，這主要決定於其獨特的地理和自然環境。古埃及自始至終實施神聖王權制度。以特殊的文字為載體、以多神崇拜為背景的神聖王權觀念，則構成了古埃及人文化觀念的核心。 河北師範大學趙克仁教授《古埃及和諧文化探源》[36]認為，和諧文化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內容。在古埃及和諧文化形成中，自然因素是基礎，人文因素是靈魂。在人文因素中，灌溉農業營造了和諧的社會環境，法老的制度建設和宗教發展是構建和諧文化的中心內容。 另外，李曉東教授的另一篇文章《古埃及人的懺悔意識》[37]認為，古埃及人懺悔意識的扭曲很大程度上導致其歷史觀唸的缺失並與其他因素一同構成導致古埃及文明中絕的致命原因。

       5、對外關係領域

       古埃及時期，埃及人與迦南進行雙邊貿易，曾被波斯人統治，接受希臘文明，為埃及融入希臘化世界奠定了基礎。 中王國時期埃及與迦南的關係是目前學界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郭丹彤教授的《論中王國時期埃及與迦南的關係》[38]，運用近年來的考古和文獻資料新發現，較真實地梳理出中王國時期埃及與迦南關係的基本脈絡，認為中王國時期埃及與迦南的關係仍集中表現在貿易上。中王國時期的埃及與迦南的交往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古王國時期的兩地交往，更為新王國時期更大規模更多途徑的雙向往來奠定了基礎，成為古代埃及對外交往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郭子林的《波斯人統治埃及新探》[39]認為波斯人的統治為古埃及社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波斯人的統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傳統的文化認同，為希臘馬其頓人征服和統治埃及奠定了基礎，構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鏈條上的起點。 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後馬一舟的《論阿瑪西斯統治時期埃及與希臘的交往》[40]：阿瑪西斯開創了埃及與希臘交往的新局面。阿瑪西斯藉助希臘僱傭軍取代阿皮瑞斯成為國王，他極力發展與希臘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交往，特別是瑙克拉提斯城的繁榮，更是體現了他的親希臘政策。在他統治時期，埃及開始逐步接受希臘文明，為埃及融入希臘化世界奠定了基礎。

       6、其他領域

       在生態環境史領域，趙克仁教授的《古埃及生態教育及其現代啓示》[41]：生態文明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內容之一。具體表現在，法老政府通過埃及宗教中瑪阿特理論析生出的生態教育理念，加強對臣民的教化，對其進行生態教育。古埃及生態教育的主要途徑是通過神化自然、裝飾審美和宗教觀念加強民眾的生態意識。 在物質史研究領域，東北師範大學郭琪的《淺析古代埃及婚姻關係中的財物往來》[42]：古代埃及普通階層中的年輕男女從相識戀愛到走進婚姻殿堂,再到婚後生活甚至是離婚都離不開財物往來，即財物的贈予或分割。根據古代埃及當時的結婚習俗，結婚時男方要給予女方不同種類的財物以示誠意，來感謝女方願意嫁給自己，而女方也同樣要支付給男方一些財物，從而共同組建新的家庭。結婚後丈夫有供養妻子的責任，離婚時也會根據離婚條約，夫妻雙方分割財物。 在女性研究方面，吉林師範大學楊光《淺析古代埃及公主不外嫁的原因》[43]，公主不外嫁是古代埃及特有的現象，本文從埃及獨特的地理環境、古埃及婦女社會地位、古埃及王室內婚制度以及古代及宗教信仰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另外，還有東北師範大學的碩士論文：《論古埃及的女性教育》對古埃及的女性教育進行了專門系統的研究。 在心理研究領域，《限定符號與古埃及人的心理認知研究》[44]一文認為，對古埃及文字中的某些限定符號的系統考察和解析，其實是對古埃及民族心理認知的考察。它有助於我們瞭解古埃及人的心理認知特點，從而深刻理解古埃及文化所藴含的豐富內涵。

       為什麼考古學家對埃及情有獨鍾？古埃及文明前後3000年曆史，其延續性和多樣性成為了各種考古理論誕生和運用的聖地。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從墓葬的壁畫人物形象構建早期民族遷徙的脈絡，鳥類學家和氣候學家從墓葬壁畫和浮雕上精細刻畫的鳥還原非洲北部氣候變化的過程。而古埃及文物是絕佳的碳14測年技術應用樹輪年代學曲線校正試驗品（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運用該技術）。 迄今為止，中國的埃及學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的埃及學研究和考古學研究會走向國際，國際化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會促動埃及和中國學術界的直接交流，會為繁榮兩國的文化交流做出直接而長期的貢獻，即中埃考古合作將助力中國埃及學走向國際。 

註釋：　 　　

[1]劉金虎：《一部古代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資料彙編》，《外國問題研究》2016年第3期。  　　

[2]王海利：《揭開古埃及文字研究若干謎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月7日。  　　

[3]王海利：《限定符號與古埃及人的心理認知研究》，《外國問題研究》2016年第2期。  　　

[4]陰元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註>》出版，《古代文明》2016年第2期。  　

[5]趙徐州、曾江《中國學者首赴埃及實地考古》，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gd/gd_rwdb/gd_zxjl_1710/201612/t20161222_3354689.shtml。  　

[6]龍瑤、屈婷：《古埃及戰神神廟：中國考古隊要來了！》，新華社，http://sub.cssn.cn/sjs/sjs_rdjj/201701/t20170109_3375131.shtml。  　　

[7]閆勇、趙媛：《新觀念、新技術促進新成果(引) 埃及考古新發現座談會在京舉辦》，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hqxx/bwych/201604/t20160412_2962801.shtml。

[8]郭丹彤、劉金虎，《埃及學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述評》，《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2日。  　　

[9] 郭子林：《“繼承神秘劇”的展演：古埃及王權繼承儀式探析》，《歷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0]郭子林：《古埃及國王的獻祭儀式及其社會功能》，《世界歷史》2015年第3期。

[11]郭子林：《古埃及新王國時期專制王權的制度化探析》，《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12]郭子林：《古王國時期古埃及專制王權的構建》，《中東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

[13]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社會結構與專制王權》，《中東問題研究》2015年第1期。  　　

[14] 黃慶嬌 顏海英：《<金字塔銘文>與古埃及復活儀式》，《古代文明》2016年第4期。  　　

[15]李曉東：《“復興時代”與古埃及文明的衰落》，《外國問題研究》2016年第2期。  　

[16]張思佳、田明：《古埃及最早的外族法老》，《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17]金壽福：《論古代埃及經濟的特徵》，《世界歷史》2015年第5期。  　　

[18]袁指揮：《古埃及國內貿易論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19]郭丹彤：《法老時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現象研究》，《歷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0]郭丹彤：《論古代埃及的賦税體系》，《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21]黃明輝：《古代埃及農業水利灌溉探析》，《史志學刊》2015年第3期。  　　

[22]漆懷梅：《埃及脱離拜占庭帝國的經濟原因探析》，《昭通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23]梁姍：《古王國時期埃及糧倉的行政管理研究》，東北師範大學2015年碩士生畢業論文。  　　

[24]郭子林：《古埃及宗教儀式藴含利益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10日。  　　

[25]魯倩、田明：《托勒密埃及的宗教政策探究》，：《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26]顏海英：《古埃及黃道十二宮圖像探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27]趙克仁：《古埃及神廟外部空間與園林特徵透析》，《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28]劉金虎、郭丹彤：《論古代埃及<金字塔銘文>中的早期托特神崇拜》，《史學集刊》2016年第2期。  　　

[29]南樹華、郭丹彤：《論托勒密時期奧西里斯神崇拜》，《北方論叢》2016年第5期。  　　

[30]徐昊：《古埃及的聖䴉崇拜》，《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2月23日。  　　

[31]鄭帥、李模：《試論古代埃及阿蒙勢力的初期發展》，《學理論》2016年第5期。  　　

[32]王玉鑫：《簡論古代埃及的塞特崇拜》，《學理論》2016年第12期。  　　

[33]王亮、郭丹彤：《論古代埃及的神諭審判》，《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6期。  　　

[34]李曉東：《古代埃及社會主導意識的誕生及其歷史分期》，《史學集刊》2015年第2期。  　　

[35]郭子林：《古埃及文明根本特徵探析》，《外國問題研究》2016年第2期。  　　

[36]趙克仁：《古埃及和諧文化探源》，《中東問題研究》2015年第1 期。  　　

[37]李曉東：《古埃及人的懺悔意識》，《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38]郭丹彤：《論中王國時期埃及與迦南的關係》，《外國問題研究》2016年第2期。  　　

[39]郭子林：《波斯人統治埃及新探》，《史學集刊》2015年第3期。  　　

[40]馬一舟：《論阿瑪西斯統治時期埃及與希臘的交往》，《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41]趙克仁：《古埃及生態教育及其現代啓示》，《中東問題研究》2015年第2期。  　　

[42]郭琪：《淺析古代埃及婚姻關係中的財物往來》，《黑龍江史志》2015年第3期  　　

[43]楊光：《淺析古代埃及公主不外嫁的原因》，《黑龍江史志》2015年第1期。  　　

[44]王海利：《限定符號與古埃及人的心理認知研究》，《外國問題研究》2016年第2期。

資料來源：

令狐若明《中國埃及學的建設與發展》2008 年5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中國埃及學2015-2016年研究綜述》2017年2月 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