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識字往事：從何時開始，認字不再是件難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8字路口”（ID：crosseight）

1950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16軍的一個師，正在西南剿匪。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成立了，但戰爭還在繼續。

半年時間內，這支部隊輾轉2000餘里，一邊跟野獸、毒蛇較量，一邊殲滅土匪10萬多人，建立了縣、鄉兩級政權600多個。

剛剛，318團山炮營又打了一個漂亮的奇襲仗，獲得師部獎勵：一台嶄新的留聲機。

就在這時，團文化幹事祁建華接到一封上級發來的文件。看後，立刻就去找他的河南老鄉，山炮營營長鐵辛。

鐵辛還沉浸在剛剛奇襲得勝的喜悦中，聽着留聲機裏常香玉唱的河南梆子《花木蘭》，拍着大腿。

祁建華推門而入就直奔主題，原來那封文件是開展全軍掃盲運動的通知。祁建華想説服鐵辛，把山炮營當做他教戰士識字的試點。

鐵辛不以為然。“小日本滾蛋，國民黨逃跑，他們怕的是炮，不是字！”

祁建華只好私下裏教一些戰士認字。那個年代，戰士的文化基礎都很差，比如，一個從國民黨投誠過來的小戰士，想給兩年沒見的媳婦寫封信，可是不會寫，只會畫。自己屬豬，就畫了一頭正在吃食的豬。

祁建華教小戰士識字的方法，就是注拼音識字，將字典裏的字母拆分成聲母韻母，然後組合起來認字。這種方法現在看來很常見，但在當時，是新鮮玩意。他私下裏教過的戰士，很快都學會了識字。

很快，一紙調令下來，讓祁建華進京任職。周恩來主持會議，讓他坐在自己身邊，向全體與會者説：

今天會議只有一項任務，在全軍迅速推廣祁建華同志的《注音速成識字法》！

過了幾天，祁建華卻收到一封從家鄉勞改農場的來信，署名鐵辛。他覺得很奇怪，急忙拆開讀。

建華，你想不到我會在勞改場給你寫信吧？但這是真的。

你調往北京的第二個月，國家精兵簡政，我就轉業回鄉，安排在城建局當副局長，主管正在建設的汝河大橋。

新官上任，我急着想幹出一番事業為部隊爭光，後來沒有按照施工圖紙，雙向推填，結果當晚在橋下歇息的49名民工全部被拱橋側塌砸死，我也因盲目組織施工造成重大責任事故判刑10年。

我真後悔當初不跟你學文化。現在家裏斷了指望，麻煩你寄些錢給你嫂子母子渡過難關。

1

1918年，北大教授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圈炸開了鍋。

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説，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

錢玄同説，為了救中國，必須廢漢字。

這個主意今天看起來荒誕，在當時卻是大師們所討論的焦點。包括蔡元培這樣的大師在內，很多人都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漢字，走國際化路線。

因為他們覺得，漢字的難讀難寫，影響到了識字的普及，民眾的覺悟。無先進之國民，必無先進之國家。

大師們説話文縐縐，有的人更直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借徐特立之口，這樣描述30年代的西北農村：

除幾個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能讀書寫字。文盲幾乎達95%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你不曉得嗎？陝北和甘肅的人竟相信水對他們有害。

每到冬天農閒季節，陝甘寧邊區的農民們便會被組織起來讀書、識字。除了集體掃盲，還有個別教學、炕頭教學、送字上門、巡迴教學等多種形式，總有一款適合你。

那時的陝甘寧邊區，為了掃盲，正大力推廣一種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

毛澤東也是拼音文字的提倡者。

他自信地對斯諾説：

文盲問題，對於一個真正想要提高人民經濟生活水平的人民政府來説，並不是一件困難任務。早晚有一天我們不得不廢除所有的漢字，如果我們決心創造出一種羣眾能參與的新型社會文化的話。

1940年12月，邊區政府就頒佈法令，確立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之地位。為了配合新文字的學習，不僅出版了拉丁化文字的課本，還辦了一份用拼音文字寫成的《新文字報》，全部是拼音。不知道的打眼一看，還以為是英文報紙。

當時的拼音課本

但是，當時的拼音尚不完善，致命的弱點很快暴露出來：它無法標識音調。

比如，“wenzi(文字)”、shihou（時候）、yiwu(義務)，也可以理解成“蚊子”“事後”“衣物”，容易造成混淆。對文盲來説，經常需要早上學識字，晚上學發音。

沒過多久，這種新文字的推廣工作就停止了。大家還得從頭來過，走捷徑是不行的。

國民政府當然也一直在掃盲，有得有失。蔣介石在推行他的“新生活運動”，口號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名言“國之四維，禮義廉恥”。

對於當時廣大的人民羣眾來説，誰懂禮義廉恥什麼意思，大家只想吃飽肚子。另外，畢竟現在還在抗戰期間，也不可能有人站出來説：

同志們，八年抗戰還剩一多半了，再堅持堅持。

同樣在這一年，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一部系列動畫片的第一集上映了：《貓和老鼠》。

當時，美國的文盲率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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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中國鋼產量為15.8萬噸，約佔世界的0.1%，人口卻佔世界的25%。

正如毛澤東所説的：

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麪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當時中國的5.5億人口當中，至少80%都是文盲。別説鍊鋼，就是好好種地，提高農業產量，都困難。

有的人將肥料的比例配錯，毀壞了莊稼；新農具因不會使用而毀壞；記工分時不會寫字，只能劃橫道，時間一久就亂，引起爭吵；更有甚者，村會計利用農民不識字，胡亂記賬，貪污錢糧。

別説農民，幹部的水平一樣高不到哪裏去。河北省的西高大隊黨支部書記，到外村學習農業合作社的經驗。等回來向村民傳達內容時，看着自己本子上的圈圈點點，硬是想不起來記的啥內容，急得滿頭大汗。

不識字的人，遭遇的最大困難，並不是文字本身的用途，而是對世界產生的畏懼和退縮，進而喪失勇氣和獨立人格。

這年，村裏的幾個婦女到縣城開婦聯會議，因為不識字，本想買棉花，卻進了男廁所。她們再也不敢出門了，寧可在村裏待着。

為了改變這樣的局面，各地在編寫的掃盲課本上着實費了一番功夫。不同地區，針對不同人羣，都有不同的內容。

北京市婦聯編寫了專門給婦女學習的課本，從買菜，算賬，到如何看孩子成績，都有所教授。

但是，各地普遍教學的第一課，都是學自己的名字。

在識字率5%的年代，農民是不配堂堂正正有名有姓的。當年有個姓都是地位的象徵

因此，知道了自己何名何姓，也是成為一個獨立的人的開始。

一些識了姓名的婦女，嫌名字太土氣，請掃盲教師重新起個文雅的名字。好些年輕媳婦都改了名字，肖條條改成了肖麗秀，李桃子改叫李秀民，王欠欠改叫王菊蘭。

北京石景山的麻峪村，全村共有420多户，2957人，上過學的人寥寥無幾。而讀過小學的15歲姑娘李芳華，就成了村裏的知道分子，被拉去當起了掃盲教師。

給比自己大二三十歲的人上課，李芳華心裏也沒譜兒。每天上課前，她先帶着婦女們唱一遍當時紅遍大江南北的掃盲歌曲，《夫妻識字》：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寫字

放呀麼放光明

莊稼人為什麼要識字

不識字不知道大事情

舊社會咱不識字

糊里糊塗受人欺

如今咱們翻了身

受苦人變成了當家的人

這首歌唱的並不是愛情，更多的是一種勇於開眼認識世界，改變自我命運的勇氣。

20世紀60年代，王昆作為第二批中央農村文化工作隊陝西隊隊員為農民演唱

幾十年後，這首歌的演唱者——女歌唱家王昆，卻以另一種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勇氣。

從費翔到韋唯，都是唱了一輩子革命歌曲的王昆，發現和推薦到主流舞台的。

1986年5月9日，她組織了一場由一百名年輕歌手參加的演唱會。在這場演唱會上，朝鮮族小夥崔健唱了一首歌：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

在走台時，她已經聽過這首歌，還鼓勵了崔健兩句，批准他就唱這首。如果不是她，中國搖滾樂的誕生可能要晚上好幾年。

3

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全國建立了229所大學，12474所初中、高中，小學數達到547300所。

僅1957一年，參加掃盲學習的職工人數達763萬人，共有600多萬農民和居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根據當時制定的標準，農民識字1000，城市勞動人民識字1500，幹部和工人識字2000，就不算文盲。

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的喜悦，使全國上下瀰漫着趕英超美的願望。工業躍進，農業躍進，掃盲運動也要躍進。

1958年，全國掃盲協會會長陳毅，提出了5-7年完全掃除文盲的口號。

如果按照這個目標，就要一年掃除3000-4000萬文盲，這是以往速度的10倍。其實根本完不成。

這年1月，黑龍江省的寧安縣向省裏彙報：實現了基本掃除文盲的消息，省裏立刻提出“乘衞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

三個月後，黑龍江省向中央彙報，原文盲率達到85%的黑龍江省提前九年基本完成了掃除全省青年文盲的任務。

之後，各地陸續報捷。到10月中旬，全國79.7%的縣、市都成了無文盲區。

除了報喜訊，各地還彙報介紹神奇的方法。

四川彭縣辦起了“青年躍進班”，學員十人，苦戰十天，八人脱盲。麗春鄉辦起了“掃盲火箭班”18名學員，採用快速寫作法，突擊半天，能寫二三百字的短文。

也是在這一年，身為文聯主席的郭沫若首先響應，來了首打油詩：

文藝也有試驗田，

衞星何時飛上天？

工農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流連。

這樣，詩歌之風吹滿地，全國人民再躍進。五千年曆史上，頭一次寫詩的主力不是詩人，而是廣大的人民羣眾。

作詩的任務下來，各地區都嚴陣以待，一場羣眾運動又搞了起來，要求上自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下至七八歲的娃娃，都要寫詩。

詩歌下面還要註上拼音

不過，毛澤東還是清醒的。詩歌運動不到一年，他就批評道：

讓幾億農民寫多少詩，這違反辯證法，放體育衞星、詩歌衞星，統統取消。

也就一句話，全國各地都消停了。

1958年之後，大家肚子都填不飽，遑論識字了，一邊掃盲一邊作詩的熱潮也就停了下來。

4

1971年，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978年，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阿馬杜-馬赫塔爾·姆博訪問中國，尋求合作，接待他的是主抓教育和科技的鄧小平。

之後的事情都水到渠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的文盲率已下降到4.08%。

2013年，中國教育部副部長郝平擔任了教科文組織第37屆大會主席。這是中國人有史以來在教科文組織獲得的最高職位。

人生如一個8字，兜兜轉轉，循環往復，最終都會回到原點。想當年——194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倫敦成立之時，中國就是14個原始簽字國之一。只不過那時還是國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團長是胡適。

胡適

英美兩國為這第一任的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之位爭得不可開交，最後大家都認可胡適。

不過，那時的胡適心思可不在國際上。另外，中國當時的文盲率至少80%，當國際上管文教的，估計心也夠虛的。

胡適拒絕之後，第一任總幹事落在了英國人赫胥黎身上。對，就是我們課本上那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孫子。

就這樣，從1945年胡適和總幹事的職位擦肩而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長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當選，中國人足足走了68年。

這半個多世紀的錯過，也是中國艱難走過的掃盲之路。從40年代文盲率80%以上，到2010年的4.88%，既是我們走向現代化的側影，也是中國對世界文明史的貢獻。

5

趙本山説過一句話，他這輩子小品成就的最高峯，就是“昨天 今天 明天”。

那是1999年春晚，他和宋丹丹的一場對談。那一年，全國人民剛過了不得了的98年，正準備齊心合力跨世紀。

這屆春晚之後，李嘉誠投資港幣1600萬元，拍了一部40集的公益廣告，題為“知識改變命運"的公益廣告，在央視播出。

當河南省唐河縣教師馬景武介紹着他的掃盲教具和“識字歌”，與袁隆平、張藝謀等名人一起出現在電視上時，觀眾一片譁然：這個老頭是誰？什麼，50年代的掃盲模範？

從下鄉知青到棉紡廠工人再到張藝謀，他深刻懂得知識改變命運

中國人對掃盲這個字眼，已然有些陌生了。

歷史的車輪一直在向前。

曾經被周恩來讚揚的祁建華的注音識字法，在改良成漢語拼音後就一直留在《新華字典》裏，成為現在小學生們識字的必修課。

2009年初，成立了56年的中國教育部掃盲處被撤銷建制，各地區的掃盲工作組也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其他單位。

有人問曾任掃盲處處長的王岱：

是不是國家不重視掃盲工作了？

王岱一樂：

這證明我們的文盲快掃完了啊。

不過還沒高興一會，教科文組織對於新世紀的文盲有了新的定義，不會使用電腦進行學習、交流和管理的人，將成為“功能性文盲”。如果按這個標準，估計一些發達國家的文盲率也要攀升。

聽起來，中國倒是不用擔心。中國沒有錯過第四波互聯網的發展。文盲的減少，也間接促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用户市場。

今天的人們，恐怕已很難想象幾十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

此時的中國，已成為一片智能手機的海洋。

但正如文盲有了新的定義一樣，在義務教育普及的今天，識字已遠遠不夠，文化普及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