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識青年留在井岡山的足跡_風聞

一、“成建制”奔赴井岡山

據檔案記載：上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第一個方向是江西的井岡山。1968年4月，就有好幾批上海的中學畢業生來到井岡山農村；7月，華東師大二附中和南洋模範中學的24名畢業生，先後從上海步行到達新幹縣雞豐公社。接着，上海位育和淮海中學8人到達井岡山小通公社要求插隊。

同年，11月18日，上海一千多名中學畢業生“成建制”地赴井岡山插隊落户。這天，上海舉行了夾道歡送儀式，我也在行列中。第二天，《解放日報》以“到革命聖地井岡山去插隊落户”為題進行了報道。為什麼説是“成建制”呢？因為一列火車開拔下去時，就是編成連、排、班的，一個連到峽江，500人；一個連到新幹，504人(先行到達的32人亦正式編入第一批建制中)。

儘管這只是知青羣體中的一小部分，其道路、前途與命運，卻是全國千百萬知識青年真實經歷。我當時是副連長，連長是南洋模範中學的温星衍，後來他抽調到復旦去讀書了。峽江和新幹都屬於井岡山地區，峽江在裏面一點，新幹是最外面的一個縣，我們在一個叫雞峯公社的地方，因為那邊有一座雞峯山。到雞峯公社的人是最多的，500個人當中差不多一半在雞峯，還有一批在洋湖公社，主要是一批女將，是徐彙區市四女中的。

圖 | 1968年本文作者王戰（後排左）與鄰居鮑易明（後排右）同去井岡山插隊，離家前合影，後排中為王戰父親

我們位育中學批准去55人，其中一人是在走的時候家長不放，最後投親靠友去了。我們下去就是54個人，分在了四個生產隊，建制上就是四個班，我們這個村全部是姓姚的，300多户人家，1000多人，我當了10年知青排長，後來當大隊團支部書記、小學校長。為什麼叫我當知青排長，這裏還有高中生，比我大三四歲呢!就是要樹典型嘛。

因為我的手患有結核性關節炎，手腕只能活動15度，當時作為一個事跡報道了。現在想起來真有一點後怕，在那邊插秧後手就紅腫了，萬幸沒有復發。2003年時，我從美國到香港，再到青島，連續作演講可能累了，骨結核復發了。瑞金醫院説要把裏面的軟骨全部切除，再用鈦合金固定住，所以我現在這個手腕是殘廢的。我覺得這真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如果這個復發出在農村的話，就糟糕了。所以，我現在是沒法用電腦的。

圖 | 1968年10月，赴井岡山拿山公社插隊落户打前站的上海知識青年，途徑寧岡縣時在寧岡革命烈士紀念碑前的合影

圖 | 1968年11月上海知青赴井岡山插隊乘專列前合影，後排左為本文作者王戰

二、值得感懷的日子

我們小康片（公社下面還分片的），共有五個大隊，其中三個大隊最有名，一個是我們的陽團，邊上的小康大隊也有三四十個知青，此隊有一個高中生，在那邊待了20多年，先做婦聯主任，後來做了地區的幹部，前幾年退休了才回來。邊上還有一個梅峯大隊，有三十多個知青。梅峯大隊的知青潘維明當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此是後話。我們三隊就隔了5里路，大家經常跑來跑去的。有的時候，我們殺一隻豬會讓他們一起過來吃，看電影也是大家一起看的。所以，我們這一片的上海知青有一兩百人呢，很熱鬧。

記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曹香穠，她專門到我們這裏來組織報告文學《井岡山下的新一代》，裏面的故事都是很典型的。我大概寫了兩篇吧。一篇是全國的第一個農村氣象哨。是我們陽團知青任遠搞起來的，她的父親就是寫兒童劇《馬蘭花》的任德耀。當時，這個氣象哨很出名，是全國知青的一個樣板，印象非常深。

江西山裏邊的下午時常就是一陣雷陣雨，到收割的時候就很麻煩，因為打下來的稻穀剛剛攤開曬，雨來了來不及收，被雨一淋就發芽了，小區域氣象預報對農業生產就很有用。

圖 | 1969年，下放在江西省新幹縣雞豐公社陽團大隊的上海知識青年，在村裏辦起了全國第一個村級氣象哨，每天早中晚三次向村民們播報天氣預報，為農業生產提供氣象服務。氣象哨的上海女知青們被人們稱為“黃毛丫頭能管天”。（右起任遠、勞持平）

圖 | 陽團村氣象哨負責人兼觀測預報員任遠在觀測記錄有關氣象數據，為準確預報天氣提供科學依據

另外一篇寫了在當地當“赤腳醫生”的上海知青，後來他被推薦成了上海二醫的工農兵大學生，曾任二醫的學生會主席，現定居在加拿大。他的丈人曾是崑山地下黨的負責人，現在快100歲了。這個“赤腳醫生”在農村的口碑非常好，很遠的路出診都是一叫就到，有一些事情還真有本事，比如一個人手指斷了，然後幫他接活了，這個在農村是很稀奇的事情。我們這個大隊出了工農兵大學生大概有30個呢!

上海復旦、交大、同濟和師範大學都有，我是“留守兵團”，因為領導説你是排長不能動，你一動下面就散了，所以，副排長和班長就一批一批送走了，後來還要我紮根農村。

圖 | 50年前，農村缺醫少藥，陽團大隊上海知青赤腳醫生羅達三（左），深入田間和農家，為村民們扶傷治病，被老表們稱為“我們的羅大夫”

現在算起來，我們那個大隊的知青出了一批人，裏面有三個局級幹部，一個經信委副主任。上海文化局的局長賀壽昌，他現在是畫家了，最近還在開畫展呢。他是先到了上海戲劇學院舞美系學習的。還有一個局級幹部是中福會的秘書長，可惜了，50多歲得癌症去世了。我們隊裏還出了個三項鐵人的運動健將，他在農村並不怎麼出挑，回來後騎自行車從西藏到新疆，很活躍的。

當時當地的農活還是比較落後的，田地很多，種上就不用管了，到時候再去割，所以產量很低，就一二百斤吧。後來我們把良種引進去了，還搞了920肥料。

整個農村仍很窮，關鍵是增產不增收，當時的糧食價格是國家統一定的，壓得很低，低於成本，這怎麼會富裕呢？我一直在想：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副業，這樣農民的生活會不會好一點啊!我們這個大隊耕地是4000多畝，山地面積是1萬多畝，我每年都看到林業所把很多的木頭運出去。這些木頭運出去派什麼用場？

一個是礦山裏面的坑木，一個是鐵路上的枕木。我問了一下一根木料多少錢，3塊錢!這3塊錢是怎麼分的？把木頭伐下來，拖下來，堆在一起是1塊錢，很多都是江蘇、福建的人來伐木的，然後大隊拿1塊錢，還有1塊就歸林業所。我想只要好好設計加工肯定不止3塊錢。比如電燈泡插座就是一塊小木頭，我們去縣上問了一下，這個東西是1毛7分錢，一根木頭可以做多少隻？我們知青中就有小木匠，然後我們自己投錢，專門做了一個鋸木機，用來把木頭做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東西。

這個機器蠻重的，兩三個人一起扛到火車上運回來，這可以説是第一個自制設備，想搞一個小小的企業。但是，一搞起來就黃掉了，為什麼？原來有規定，林木產品是國家一類物資，除了縣以上誰都不可以碰，就是説我們知青不準幹這個事情。這件事給我們的打擊很大，我在農村11年，想盡所有辦法要讓農民富起來，讓這個村莊富起來，結果就是做不到。農民為什麼窮?原來是窮在經濟體制上。後來，我為什麼一定要學經濟學，和這個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我説插隊這一批人在改革開放來到時，有感覺，有想法，因為與我們的經歷和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在新幹插隊時，我們搞了全國知青的第一個鄉鎮企業，這是從兩架照相機起家的，事實證明辦得非常好。上海知青中有懂攝影的人，考慮到農民總是要到很遠地方才能拍照，我們就搞了這麼一個點，從拍照到修照，還弄了一台上光機。很受農民歡迎，真正是盈利的。

就此，我們也留下了不少有意思的“老照片”。

我的鄰居中也有人去黑龍江的，去上海郊區，或去其他地方的。聽下來最苦的地方就是江西，因為江西種兩季稻，而且江西這邊人少地多，又是丘陵地帶。所以説這個地方每個勞動力要負責好幾畝地，一人一天最多插一畝地，插完了腰都直不起來。每年7月天氣最熱的時候就是“雙搶”，第一季收完了就一定要種下去，這是在搶季節，誤一天都不行。

那時早上4點就要起來了，第一件事情是先到地裏割稻，你這邊割完了，那邊就有一批人耙田了，下午就要種了，晚上還要去拔秧，大概要幹到10點多，最好有月光，拔秧時有一點月光就可以了。這等於一天要幹三個事。

距離近一點的地還好，最遠的地要走7里路呢，而且是要挑着擔子，翻山越嶺走這7里路，一擔是140斤，真是非常的累。冬季時的兩個月，乾的活就是去修水庫，基本上都是泡在水庫上面。山上修小水庫，這對農村來説是一件好事情。

圖 | 上海知識青年是農村的一支生力軍，他們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奮戰在雙搶第一線。圖為上海知青靳新華（左）、孫旋櫻（中）、錢嶽明（右）在搶收早稻

知青在農村也不懂得怎麼持家，我們初中生就16歲，高中生是18歲，最小的15歲，是硬跟着我們來的。到生產隊以後，第一批菜是農民幫我們種好了，後面的菜都要自己種了。什麼時候施肥，什麼時候澆水，開始都不知道。

大家都出工了，家裏留一個燒飯，做家務。我們看着茄子一點一點大起來，辣椒一點點長起來，黃瓜一點一點長出來了，總覺得有好菜可以吃了。那天輪到燒飯的小女孩一邊燒飯一邊洗衣服，順手就把肥皂水往菜地倒，菜全部死了，結果吃了一個月的醬油拌飯。也有個別不負責任的，比如説今天輪到他燒飯了，恰巧這一天米吃光了。

按理他就要到生產隊的倉庫裏面去拿稻穀，然後還要把它弄成米回來燒飯。誰知他兩手一攤説今天沒有米沒有辦法燒，在地裏幹活的人最苦了，晚上回來餓着肚子怎麼辦？我只得連夜跑到生產隊，把保管員叫來，把倉庫打開來，最後弄到晚上十點多才吃飯。

剛下農村時，城市來的知青什麼都不懂，發生勞動事故和意外事故也是有的。記得我們下去的第二年，應該是1969年7月1日，這天記得特別清楚，大雨下了200多毫米，撲面而來什麼都看不清楚，山洪暴發，大家奔跑5里路全部上水庫。

要使水庫不潰堤就是人在裏面站成一排，外面打木樁。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江西的紅土很滑，一碰到水以後像油膩一樣，幸虧沒出事。有一件很可惜的事，一個上海知青游泳非常好，地裏勞動後人很熱，一看水那麼幹淨，跳下去就遊，結果出事故了。一是水庫裏有水草，被水草纏住了很難脱身；二是下面的泥是不能踩的，一踩腳就陷進去了，再用另一個腳做支撐，那個腳陷得更深了，這和城市的游泳池是完全不一樣的。

還有為了救火而死的。我有一次就很危險，因為那個時候失火了，大家都會往裏衝的。那次，我看到一家着火了就衝進去，大概在我前面一尺左右的地方，上面的梁燒塌了砸下來。現在我手裏面還有一個黑的印子，是燒過的東西留在傷口裏了。如果我再朝前面一點點，燒塌的梁砸在頭上就出事故了。

江西這地方是四月清明以後播種，之前有一個懶辦法是在冬天時把枯草全部燒掉，不然的話有很多害蟲，燒一下害蟲就會減少很多。但不當心就會引起山火。有一次真是發生山火了，我們知青不知道怎麼救，折了松枝就衝到山頂上往下面撲火。這個火一燒熱空氣就往上升，這是會拔火的，結果衝在前面的人的頭髮、眉毛都沒了，還好是這麼一陣，如果持續颳風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我還有一次爬拖拉機，差一點摔死。

這些事情都經歷了，也算是在這個社會課堂裏鍛鍊了。

總的來説，第一批去的人素質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多是自己報名去的。用當時的話説就是有一點革命的志向，或者説有一點理想主義，想着要建設新農村，這就會動腦筋做很多的事情。剛開始大家過的是共產主義生活，就是大家的東西都放在一起，工分也不是分到每個人手中，就是男女一起出工，計工分後錢就放在一起。

因為女的體力差一點，男的體力強一點，時間長了，如此搞平均分配就會有問題，搞了一年就搞不下去了。我為什麼要講這個？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知青上山下鄉有“正能量”的東西，也有實際的勞動和經濟的關係，不能搞烏托邦。

圖 | 1968年12月，農村冬修水利，插隊半個月的上海知青就參加了大隊組織的修建、加固水庫堤壩的強勞動。圖為陽團大隊上海知青排排長王戰在挑土築壩

圖 | 本文作者王戰在插隊所在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時記錄筆記

三、新幹有個習家村

2007年時，我才知道當年插隊的地方是習近平總書記“老家的老家”。有個習家村我們早就知道的。此村離我們約20多里路。一般知青去縣城就扒拖拉機，拖拉機手看到知青在後面就開S形，而我們會預跑，看到拖拉機隔50來米時就助跑了，然後一跳就扒上去了。快到縣衞生院的那個地方的對面就是習家村，它離縣城大概幾里路。

井岡山地區改成了吉安市，2007年吉安市黨政代表團來上海交流時，新幹縣的縣委書記當眾説，當年王戰就在新幹插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聽了問我：你在新幹插隊啊？我説：對啊!江西那個老家，習近平自己沒有去過。

鄧小平在世的時候，也沒有去過自己的老家。只是有一次習近平上井岡山，把新幹縣委書記約過去問了一下新幹的情況。

現在大家看《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講的是陝西延安，這真的是有緣，他的“老家的老家”江西新幹縣，是上海第一批知青“成建制”插隊的地方。

圖 | 1998年插隊落户30週年在新幹縣的活動結束後，部分老知青與上海東方電視台《重返插隊的村莊》攝製組成員來到革命搖籃井岡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

圖 | 1998年插隊落户三十週年之際，王戰等六十餘名曾在江西省新幹縣插隊的上海知識青年重返當年的村莊，這是在新幹縣的合影（第四排左起第六人為王戰）

四、如願以償回家路

粉碎“四人幫”後，形勢起了變化。説起知青“大返城”還是很感慨的，畢竟上山下鄉作為特殊歷史背景下的一個運動結束了。當時，農村裏抽調工農兵大學生、招工等已走了不少，因推薦是要講政治的，表現好的人才可以被推薦。

這之前的一條路就是病退，有的是真有病，很多是假病退。一個插兄家中比較困難，身體卻沒有病，怎麼辦？建議他裝“神經病”。一天晚上，他把林場人都叫起來，手上拿一把柴刀，叫大家把雞全部殺了，晚上的雞都在雞窩裏面，抓起來比較方便。殺完以後丟到一個大鍋子裏，説今天開“百雞宴”，然後拿把刀逼着大家吃，結果，弄了一個“神經病”的證明回去了。但這就留了一個話柄，後來的工作都不太好找。這種東西簡直都是可以寫小説的。還有的人怎麼辦？

拖拉機後面有一個掛鈎，就是在拖拉機開的時候手指伸進去，一開動就斷了。江西農村多水田，季季要插秧的，他説我手指斷了不能插秧了，就搞工傷病退了。還有一個是鄰近大隊的，因過幾天就要回去了，他想到山上弄一點好的木頭，帶回去做傢俱結婚，不小心手被生鏽的釘子弄破了，他只是用紅藥水塗塗，結果得破傷風死了。

當時剩下的只有兩撥人了，一撥是在農村結婚生孩子了，我們的一個插兄，到那邊第二年就結婚了，他和我差不多年紀，快有曾孫子了。還有一撥人就是有點不當行為，隊裏還剩下十幾個人，我作為參與隊裏領導的也是走不了的，我也做過一些家訪，這些人也是很苦，不容易的。經常和他們在一起，在一起打交道，大家的感情都不錯。

圖 | 1975年，本文作者（左）在井岡山茅坪與老紅軍鄒文楷（中）合影

直至“老三屆”可以考大學了，我才決定離開。當時説我是紮根農村典型，1977年就沒讓考,1978年到考試前的最後一個星期，公社黨委同意了，只有6天時間了，我們4位知青在一起復習。我當時就是要考復旦經濟系，分數下來離復旦的錄取線差4分，招生組就來徵求意見了，説可錄取江西大學，我説什麼系？説是政教系，我一聽就説不去。

其他幾個分別轉到了井岡山師範、江西財經大學等。我説複習6天才差4分，那麼我明年再考，這樣第二年就如願了。

圖 | 1979年本文作者王戰考入復旦大學後在邯鄲路校門口留影

我是1979年3月頂替我父親回來的，具體工作在海關招待所裏面打雜，這個所長是老幹部，大字不識的一個山東人。我還是想考大學，他一口山東話説小王沒有問題，你每天就把這6層客房的水泡完就可以去複習了。這樣，我兩個小時就泡完了，然後就埋頭複習，整整拼了3個月。到高考那3天，我發着高燒，每天中午一個麪包一瓶鹽汽水，撐了下來。

1979年不是先填志願，是考完後再填志願的。我一看正好復旦世界經濟系第一次招生，就將經濟系改成了世界經濟系，我更用心的專業是世界農業，因為我不想前面11年在農村的插隊經歷浪費了。1983年畢業時，我想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去工作。

因為世經系是復旦的第一屆，學校不放要留校，我就留到了世界經濟所，做比較城市經濟學的研究。人生的軌跡在改革開放中轉了彎，而插隊經歷給我的好處，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學的東西要派什麼用處。我當時的想法是：因為在農村待過，世界經濟應該包括中國經濟，有了世界經濟的知識背景，再來研究中國經濟有一個對照，應該比較好。

我在江西新幹插隊落户整整11年，1968年11月最早一批下去，1979年3月最晚一批迴來，可以説是完整地經歷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全過程。這段經歷使我懂得了天高地厚，一輩子受益無窮。

圖 | 2008年，插隊落户40週年，上海老知青們又回到了久別的插隊村莊，王戰（中）與老表們拉家常，共同描繪美好的明天。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同時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50週年。這個週年確實很重要，很有意義，我想如果能做一個課題也會有價值，或者在那個地方搞一個“知青博物館”，當年的知青朋友手頭上有不少的資料，包括下去時發的票證，還有那邊的工分本，可見每天是怎麼記工分的等等。1998年10月，為紀念插隊落户30週年，我曾與20多名當年的知青朋友，重返了江西新幹的生產隊，重温當年的勞動生活。

為了那裏的孩子能夠健康地成長，我們還捐資5萬元設立了“教育資金”。當年，我在農村時曾是村辦小學的校長，六七位老師都是上海知青。建校後，學生有一百五十多名，輟學率為零。自2003年起，我每年都委託知青兄弟將收入中節餘的一些錢送到村裏，給老人們過年。總之，中國知青研究可以成為很重要的課題，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實際上，十年“文革”及後來的上山下鄉運動，給後面的改革開放啓動了一個反作用力。就此，我們的國家，我們這一代人才走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