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秘書回憶錄出版始末_風聞

【孫小琪 《現代家庭》雜誌原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記載兩代人悲歡離合的一本書

梁立言（1912-2005），出生於廣西臨桂縣兩江鄉梁村，後留學日本，受年長自己20歲的大哥梁志高的影響，在李宗仁任司令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路軍總司令部徵詢處供職，先後任第五路軍總政治部少校編譯員、第五路軍司令長官部秘書等職。戰火中顛沛流離，梁立言娶妻、生子，儘自己作為丈夫、父親責任的同時，以愛國青年的一腔熱血，積極追隨李宗仁抗日。1938年2月，26歲的梁立言“著作兼發行”了《如何認識抗戰》一書。1941至1943年，梁立言擔任《陣中日報》主編。《陣中日報》是國民黨官方報紙，前期報社曾有十多位中共地下黨員擔任要職，有幾十位著名進步作家為其撰稿。晚年他曾回憶，“在《陣中日報》這兩年，是我一生中正正經經做了點事的兩年”。

或許因為與李宗仁兩代人的長久淵源，梁立言在各種政治勢力的錯綜複雜中，始終選擇跟隨李宗仁，直到1949年國共和平談判破裂。何去何從，“在台灣和家鄉之間，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家鄉，在最後的關鍵時刻，直覺告訴我，我必須和家庭在一起，和孩子們在一起” 。新中國成立，梁立言即去見解放軍首長，表示正式投誠。

後被安排在桂林中學當教師，有過一段雖然短暫，但很振奮而有成效的教師工作。只是好景不長，1952年，梁立言作為歷史反革命被捕入獄，身陷囹圄18年，直到1970年刑滿釋放，回到老家梁村，開始獨自務農生活。那還是“文革”時期，梁立言雖已刑滿釋放，仍被列為“被管制分子”，一個58歲的老人，在社會生活中遭遇種種最基本的生存困難。直到1978年秋天，他與分離26年的妻子王文儀、孩子有了聯繫，進而回到上海，與妻子復婚。

梁立言（左一）在日本留學時和同學合影

梁立言被徹底平反後，1981年被聘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史館館員，1984年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生活安定後的梁立言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把點點滴滴在波瀾壯闊大潮裏的水珠撿拾起來。年輕時的閲讀和歷練幫助了他，他寫滿了3個本子。2000年，88歲的梁立言開始為自己的故事錄音。在他2005年去世時，上海文史館的悼詞，對於他在抗戰中的貢獻和晚年的老有所為，給予高度評價。

1952年，已懷孕的王文儀在丈夫被捕後，帶着三個兒子到了上海，妹妹王文華夫婦經組織批准收留了他們，一起住在虹口區山陰路。王文華和丈夫梁廷錦，解放前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建國後分別擔任了黨的領導職務。王文華夫婦沒有生育，王文議便將小兒子榕寶過繼給了妹妹。

王文儀雖已和梁立言離婚，仍被“反革命家屬”陰影籠罩，王文華因為收留了姐姐一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牽連而屢受影響，“文革”中更是遭到殘酷鬥爭。榕寶（即梁曉）在爸爸媽媽和姨媽（實為生母）的呵護下長大，一直自認為自己是“革命幹部子弟”。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才從繼母口中得知自己生身父母的真實情況。與同時代的大多數激進青年一樣，梁曉積極投身於“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鬥爭”中。

一面是“歷史反革命”生父給他帶來的陰影如影隨形，一面是繼父繼母被揭發被批鬥的現實苦難，居無定所，他依然努力投身“革命”，直到因“出身不好”不得不退出。1969年1月，為了表示自己的人生志向，也為了遠離這個家，梁曉在全市率先組織上山下鄉戰鬥隊，去了安徽蒙城插隊務農。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梁曉家人的命運鉅變，儘管團圓的路走得艱難，最終，在梁曉自己也為人父時，三代人得以相認。

梁曉所著《從梁村到山陰路》（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講的就是這個真實的故事，全書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篇“立言爸爸的回憶”是作者生父梁立言的回憶，根據梁立言生前的回憶文字和口述錄音編撰而成。

故事始於北伐戰爭，經歷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後的國民黨潰敗、新中國成立後的入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轉機。下篇是榕寶（梁曉）的回憶，出生於1949年的梁曉，3歲時隨母親移居上海，之後就有了和大多數同齡人相彷彿的經歷。因為母親和養母的特殊關係，以及這幾十年政治運動帶來的巨大壓力，梁曉的內心衝突和掙扎無一不鐫刻着時代烙印。

全書上、下兩篇無法割裂的內在聯繫，使這兩個回憶成為一體，作者試圖通過一個真實故事，反映兩代中國人在兩個鉅變的時代裏是怎樣走過來的。

1969年上海知青去安徽淮北插隊落户，到達蚌埠前在列車上做“早請示”的情景。紅圈內的人是梁曉

誠如林達在前言中的評價：“梁曉父子兩代人的回憶，最可貴之處，是時代感。梁立言的回憶，完全保留了民國的原汁原味，梁曉竭盡誠實、毫不掩飾地寫出了當時的自己身上折射的時代和教育。這讓我們看到了真實的歷史演進。

民國遠非是一個完美的年代，它脱胎於一個帝制古國，加上辛亥之後的兵患匪患，天災人禍。但是它是自然發展的、豐富的，有社會探索和演進的巨大空間；一九四九年後的一段彎路，恰是簡單地追求觀念簡化和社會純淨，沒有給民間社會和社會探索留下空間。而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正是在試圖恢復一個豐富和容許探索的社會。”

而這本書的面世背後，梁曉所付出的心血，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身患絕症的梁曉奮筆疾書

梁曉曾是上海復興中學六七屆高中生，比我高兩屆。我們坐同一列火車去安徽蒙城縣插隊落户。當時復興中學同去的有好幾十人，之後雖然散了，有時也會見到。梁曉1973年入讀上海同濟大學路橋專業，1978年分配在上海市政設計院工作，1988年定居聯邦德國，1992年進入聯邦德國許斯勒工程公司從事橋樑設計工作。

梁曉的妻子和我的弟弟是復興中學比我低一屆的同班同學，當年也是坐同一列車去蒙城的。我的母親建國前在共產黨領導的十八民校做教師，建國後一直在小教系統工作，王文華是虹口區長期分管教育、衞生工作的副區長，互相就比較熟悉。

梁立言著作《如何認識抗戰》封面

2014年春節過後，梁曉發郵件來，説要開始寫作，那時他被確診肺癌晚期已兩年多。開始他的設想是，把父親梁立言留下的筆記錄音等，一章章整理出來，每個章節兩三千字。或許是因為我長期的編輯職業和從學生時代起的多年相同經歷，梁曉想每週寫一章，寫完就發給我看，“聽聽你的意見”。我覺得蠻好，我可以從編輯的角度提點建議，這點工作量，對我也不是負擔。

每次發文之前，他總要客套一番，説如果你精力可以的話如何如何。當時，我因2009年被確診乳腺癌手術，還在每天服用副作用較大的內分泌治療藥物，每週去醫院是新常態。看稿的事，開始時是從容輕鬆的。但很快，我便被那些文字吸引了。梁立言留下的歷史細節真實細碎，非常難得，伴隨着他的人生軌跡，我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風貌有了不少具象感覺。

例如，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後，曾讓梁立言冒充沙千里的弟弟沙千駒去探監遞送消息，梁立言的回憶描述很簡潔。這是記入歷史的大事，我找出鄒韜奮關於這一事件的若干敍述，就覺得兩者所述氛圍很切近。我不知道這樣的內在把握和文字功底是不是就是那個時代讀書人的底色。上篇結束，一個堅韌、平實、不屈不撓一步步走在人生路上的形象在我心中站立起來。

我的看稿，除了文字敍述方面，對於歷史真實的甄別、總體的謀篇佈局、人物行為和內心思維的邏輯推理、標題的設立和章節的分配等等，都會產生種種想法，自然也會及時反饋給他。這期間，梁曉還在服用靶向藥，除了一直有的一些副作用，並無更多的不適。

​這樣的寫作節奏一直保持到了上篇寫完。2014年的九十月間，他説他要開始寫下篇了。他想改變方法，等全部完成了再給我看。我自然都可以的。幾乎與此同時，梁曉血檢查指標出現異常，靶向藥開始失效。大約2015年初，他説寫好了，發來，16章。 

上篇是28章，每章都有紮實的情節。下篇16章，不只是在體量上不匹配，整體感覺，彷彿一個精心編好用來給孩子講的故事，結尾是——“結局好，一切都好！”因為梁曉和生父終於相認。

是這樣嗎？我覺得莫名的痛楚。那是一個多麼沉重，沉重到幾乎令人窒息的兩代人的生存故事。就這樣“結局好，一切都好”了？！且不説下篇對於重大史實的迴避，單就文本形式而言，上、下篇無論在故事容量、內容深度還是一般敍述方面，與上篇都是不匹配的。

我明白梁曉是着急了。我也着急，事到如今，不僅是都已經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總想能有個圓滿結果，還因為，我越來越感覺把這兩部分寫完，以個體命運還原歷史真實，對親歷的兩代人都是十分有價值的。我們彼此心照不宣，常有意無意小心或刻意迴避的，首先是梁曉的病，總覺得好像有一把劍懸在頭頂，不知何時會劈下來，中止，或是終止一切。

他已開始按德國醫生的方案用新的藥化療，不知前路還會出現什麼。我開始和相熟的出版界朋友聯繫，一趟趟跑，打印，送稿，溝通。在一年半的時間裏，每天早晨起來，郵箱裏總有梁曉的郵件等着。上海和德國的時差是7小時，他幾乎每天晚上也就是我們這裏的深夜寫了發出，我在早晨看到。

梁曉去國近30年，在德國一直從事藍領技術工，思維習慣和感覺方面，常常會停留在當年。現在，要寫完這本書，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我們早已不再客套，爭取成書的心願蓋過了一切。那天，在語音通話中，他有點發火了：“我現在眼睛也睜不開，還在用藥，沒有精力了，要改你去改……”梁曉素來講究隱忍，控制不住自己這是唯一的一次。我愣住了。那天，通話沒有繼續。之後我和梁曉聯繫，問他能否把梁立言最後幾年的相關資料都發給我看一下。

於是，我看到了上海市文史館的追悼會和悼詞，看到國家最終對老人的公正評價，看到了老人的遺言和為自己撰寫的輓聯“自幼立志愛國 烽火歲月曆盡艱險猶奮鬥；晚年潛心學習 筆書春秋著述未盡辭人間”。我甚至聽到了老人在90歲生日時的家宴上，那蒼勁的歌聲：“日落西山滿天霞……要打鬼子可就顧不了她。”這一切，彷彿是一把無形的棰，重重地敲打着我的心扉。所謂歷經艱辛初心不改，這便是了！

1991年10月梁立言（右三）參加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在千鶴賓館舉辦的館員祝壽活動

梁曉最終還是選擇了再一次修改和補充，要拼盡生命的最後時光把父子兩代的故事寫得儘可能完整些。許多細節，彷彿包在一個軟管裏，擠一下，就會出來很多。這一稿，大量細節補充和重新佈局、立意調整，擴充了10個章節。上篇的第一章改為“引子”，末一章改為“尾聲”，這樣，上下篇都是26章，在體量上就匹配了。梁曉在這本書的後記裏説出自己寫作的心情：“我不是專業作家，沒有駕馭虛構的天分。之所以敢寫這個故事，首先是因為它的真實。

……一般來説，只有名人才留下回憶錄，但我和立言爸爸都只是普通人。但我最後還是決定寫下它，除了感到在它的背後，是那些實在無法忘卻的時代以外，就是想試一下，如果一個普通人的回憶，忠實地再現了那些不尋常的時代，那麼這書作為這段回憶的載體，會不會得到讀者的認可。”

隨即，梁曉又請當年同為復興校友的林達寫了序言，加上我之前為這本書寫的推介文字和作者的“後記”，各自有自己所處的地域標記，為全書增添了歷史的厚重感。書名定為《從梁村到山陰路》。虹口區，山陰路，大字報大批判，下鄉到蒙城當知青……三十多年感同身受的場景，一幕幕，連着永不會忘卻的記憶重現了。眼見付印在即，9月，天安門舉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大閲兵，排在最前面的是坐滿抗戰老兵的車隊方陣。

耄耋老兵，有一位從頭到尾舉着右手，是標準的軍人敬禮，這一幕讓我心頭翻起波瀾，也讓我深深感受到《從梁村到山陰路》這本書的價值和意義。

梁曉決定要在兩次化療的間隔中回來一次，他想要有個新書發佈會。四位老人已走了三個，他想為生母王文儀慶祝百歲生日。因為生病，他已經5年沒回上海了。

梁曉是2015年10月金秋回到上海的，為防不測，老同學甚至聯繫好了醫院的救護大隊。不久，書印好了。蒙城的知青插兄插妹們聞風而動，兩次新書活動，首批500本書，一下子被爭搶完。重病的梁曉，看到自己的新書，又被濃濃的親情友情包圍，興奮無比。11月3日，我和蘇秉公陪他一起去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那是文史館員梁立言最後得到尊重的地方。

拿到新書，王文儀老人即開始一頁頁閲讀，彷彿迫不及待要回望自己和親人的一生。家人用一塊板擱在她面前，把書攤在上面，中間用線繃住，每看一頁翻過去再用線繃住，結果，她幾乎先於家裏其他人看完了全書。不久，老太太病情迅速惡化，12月19日，辭世。

時隔不久，梁曉妻子葛小林2016年發來消息：“3月11日德國時間16點，梁曉安詳地離開了我們。停止呼吸的一瞬間，他流淚了，一定是捨不得我們。”

梁曉是回到德國兩週後出現了腦轉移。他寫了遺囑，要捧着他的書火化。按照他的遺願，骨灰撒在萊茵河畔的森林裏。

那一年半中，梁曉和我來往的郵件總數有1000多個。還有那些長長的語音通話，為了講好這個兩代中國人的故事。梁曉後來曾揶揄：“早知道這樣（指這一年半的忙活），你大概就不會做了。”我卻總想，幸虧堅持了。這段難忘的經歷，是在和生命賽跑。梁曉母子在《從梁村到山陰路》出版後的相繼辭世，總讓我感覺驚心動魄。

梁曉的二哥梁正，在父親辭世後，費了周折在吉林省圖書館找到梁立言所著《如何認識抗戰》一書，他給了我影印本，是2016年夏天的事。打開，前言中話語鏗鏘：“我們是不是要接受這奴隸的枷鎖呢！……不，絕對不，中華民族沒有失敗和投降，我們只有上前與反抗，我們要在艱難的解放鬥爭中，用血肉打出前面的光亮！”梁曉寫的時候，還沒有看到過這本書。

2016年清明，我和家人去福壽園給我的父母掃墓，也去看望了不遠處的梁曉生父母和養父母，那兩座一模一樣的墓，靜靜地站立在春天温煦的陽光裏，綠樹環繞，邊上有一條小河緩緩流淌。王文儀和王文華，梁立言和梁廷錦，一輩子的姐妹、連襟，現在，他們可以不被打擾地比鄰而居，長眠。

梁立言最後告別的詩篇刻在他的墓碑上：“歷經滄桑志未酬，空有文章寫春秋。寄語後生須勤奮，精忠報國當遠謀。”這首詩，和他遺言中所説“不必為我而悲傷，應勇敢接下社會進步的接力棒。我當為你們的成就告慰”，充滿着我自幼熟悉的向未來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