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思想論戰的“始作俑者”與起火時刻_風聞

汪暉 /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導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分化”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典型特徵，很難再用整體性的思想傾向或某種共識加以概括。隨着對“現代性”反思的逐步展開，“激進”-“保守”爭論、現代性-後現代性爭論、民族主義-世界主義爭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爭論、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知識分子的爭論，構成了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中國思潮爭論的基本圖景。作為90年代思想大論戰的主角之一，汪暉先生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曾引發軒然大波，被視為後續一系列爭論的導火索。在本文中，他回顧了導火索被引燃的時刻，認為重新解讀歷史，破除了簡單的傳統/現代的對立框架，有必要從反思“現代性”出發，對發展主義和與此相關的生態、平等等問題加以探討。在此過程中，要避免任何標籤化的做法，防止思想討論異化為不同陣營的勝負之爭。文章原發表於“三聯學術通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1998年四五月間，我被邀請去參加一個關於啓蒙的命運的討論會。我去晚了，進會場時，李慎之先生正在發言批評我的一篇文章，他説：“去年《天涯》雜誌第五期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要害，就是讓中國脱離人類300年來走過的共同道路。作者就是現在《讀書》的主編。《讀書》《天涯》，南北呼應，是新左派的大本營。”

鄭仲兵先生主持會議，他看到我進來了，用胳膊輕觸李先生。李先生不知何意，繼續批評。鄭先生只好大聲説：“汪暉，你坐到前面來！”

我和李先生算是熟悉的。他看見我，語氣緩和地談了一些看法。大家叫我發表意見。《讀書》其實什麼觀點和立場的文章都有，但作為編輯，我對於有關《讀書》的批評和建議一向秉持傾聽的態度。至於李先生對我文章的批評，我只是説：離開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和探索中國的發展之道，我不知道如何討論人類300年來的共同道路。

我明白李先生所説的是啓蒙理想，但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和英國是共同道路嗎？販賣黑奴的時候，非洲、歐洲和北美是共同道路嗎？這300年來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如今都以現代化或“現代”的名義出現，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反而變成了“前現代”，怎麼理解這個新啓蒙視野中的所謂“共同”？

李慎之先生説的那篇文章，就是1997年發表在《天涯》上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發表之後引發軒然大波，是後續一系列爭論的導火索。

在那篇文章中，我對80年代以來的主要思想派別都提出了批評，比如三種不同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新啓蒙主義”思潮，以及“儒教資本主義”“鄉鎮企業的現代化論”和“中國後現代主義”等論述。批評的核心，是認為它們在不同程度和方面缺少對“現代性”的足夠反思，中國知識界為現代化意識形態所裹挾，在“中國/西方”“傳統/現代”的二元話語中無力分析新一輪全球化所產生的矛盾和中國面臨的新問題。文章結尾，我批評了一些人不加反思地為中國提供資本主義現代性答案。

這些看法如今算不上新鮮，但在90年代的氛圍中，聽起來有些異樣。無論李慎之先生這樣的老一代啓蒙派，還是新一代的“自由派”，都對我的言論不滿，他們對“全球化”充滿了美好的想象，我卻從近代歷史的脈絡出發提出了不同的分析。

那天開會爭論得很激烈，我一説話，就被打斷，很像是“圍攻”。但也有兩位老先生主張讓我説話。李慎之先生與我觀點不一樣，但坦白，什麼意見都擺到桌面上來説，就這一點來説，我很尊敬他。

其實，那篇文章是1994年就完成的。1993年底，我從哈佛大學訪學結束回國，正在北京的韓國朋友李旭淵讓我寫一篇介紹當代中國思想狀況的文章，他要拿回韓國發表。答應了以後，我就想，該寫些什麼關於當代的問題？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三四年，對我們這一代人是非常大的震盪。我先是在北京，然後下鄉到陝西商洛，1991年回北京辦《學人》雜誌，1992年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從遠遠近近的角度，觀察劇烈變化的中國和世界。該怎麼理解這一切？那篇文章就是對我那幾年的很多斷斷續續的想法所做的記錄，是一篇思想札記而非學術論文。

除了中國國內的大事，那幾年國際也發生着劇烈的變動。80年代末，很多中國年輕人的心態，認為美國是我們最遙遠的未來，近一點的就是由戈爾巴喬夫領導正在進行政治改革的蘇聯。可短短兩三年，形勢急轉直下，被我們寄予厚望的蘇東改革，迅速垮台。儘管和蘇東不同，但中國也在經濟領域迅速進入全球化的過程。

記得1993年，我們一些人開完會到聖彼得堡遊玩，和李澤厚、劉再復一起轉到涅瓦河畔，港口停泊着打響“十月革命”第一槍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再復感慨：“十月革命帶來了這麼多的問題，整個20世紀，給我們帶來了那麼多災難。”這是那時許多人的感慨，我能夠理解，但對於如何分析19至20世紀的進程，我心裏有並不成熟的不同意見。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我曾説，從1911年辛亥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是20世紀的核心，這是漫長的革命，但也是一個短促的世紀。80年代可以算作這個“短20世紀”的尾聲，90年代是一個真正的逆轉。革命的20世紀終結了，但它不是一個可以被簡單否定的歷史。如果告別意味着不可重複，我部分同意，但如果告別等同於否定，則是不顧基本歷史條件的宣言。

90年代，新的世界秩序到來了，我們不但可以感受到日益露骨的不平等結構，而且不平等關係是以完全正當和合理的形式迴歸的。經過了一輪否定之後，彷彿20世紀想要衝破的19世紀又回來了。

在聖彼得堡，我們這些深受俄國文學影響的人都覺得這座城市輝煌美麗，甚至比巴黎更壯闊。可到了晚上，城市是昏暗的，因為經濟不好，電力匱乏。我們去看世界一流的《天鵝湖》芭蕾演出，黑市上13美元一張票，以美國標準實在很便宜了。可第二天路過售票處一問，全本《天鵝湖》實際售價55盧布，當時的匯率呢，1美元兑換1300盧布！怎麼能讓人不感到心酸。以前都覺得蘇聯不好，換掉就完了，市場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沒想到實際的社會變遷是這樣的。

結束旅行，我回美國。先到芝加哥，鄰居住了兩位葉利欽的顧問，對於蘇聯的分裂，他們似乎並不心痛，覺得俄國終於是一個俄羅斯人的民族共同體了。這讓我很詫異。然後回哈佛，即將離開之際，發生了“莫斯科十月事件”。葉利欽用坦克轟擊國會大樓，終結了總統與議會之間的權力鬥爭。美國媒體和國家政策完全站在葉利欽一邊，明確地支持暴力，説葉利欽是在“清算前共產主義分子”。為什麼美國這次的反應和他們對待中國那麼不同？美國對外政策的實用主義暴露得一覽無遺。

這些事情接連發生，促使我反思社會主義實踐和新的全球化秩序，那些札記也是自我反思吧。就在這時，李旭淵來找我約稿，我就把這些筆記整合成了一篇文章，先是發表在韓國，然後在香港。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住了整整一年。來香港之前，我已經應邀擔任《讀書》主編，考慮到文章發表可能引發的爭議，我先用了筆名在《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發表了一稿。但我並不習慣用筆名，總覺得有點古怪，覺得應該對自己説的負責，沒必要閃躲。那時韓少功在海南辦《天涯》雜誌，幾次約稿，我就把這篇文章給他了。

少功給我回了一封很長的信，説現在很需要這樣的文章。他非常有勇氣，但也極其謹慎，對文章做了必要的技術性處理，發表在1997年《天涯》第五期上，很快引起了預料中的爭議。這篇文章曾經有另一個標題，叫《市場社會的誕生與思想的潰敗》，暗示到了90年代，隨着社會的變遷和市場的誕生，知識分子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全球化的能力。一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自命，拒絕任何對現代性的反思，用啓蒙的教條對全球化進行着玫瑰色的理想化敍述。

這篇文章檢討了不同思潮，其實我也是自我批判，因為我的思想也是在那樣的脈絡中發展而來的。我並沒有把自己當成那個時代的審判者。

回頭看這篇文章，它算是我對現代進程進行反思的一個開端，也是對當代思想討論的一個介入。我在其中把現代進程加以總體化和再思考。這些抽象理論的東西有它的非常現實的價值。我記得《讀書》組織討論科學主義和環境問題，于光遠先生跟我説，生態環境這都是發達國家才討論的，中國現在不需要討論這個。現在再看呢？即便是討論很現實的問題，也需要一定的理論視野，才能將尚未成為問題的問題問題化。重新解讀歷史，破除了簡單的傳統、現代的對立框架，從反思現代性出發，對發展主義和與此相關的生態、平等等問題加以探討，也算是順理成章吧。

實際上，在這篇文章形成前後，知識界已經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這篇文章也對這些聲音做出了回應。由於文章帶有歷史分析和綜合描述的特點，於是以此為契機，知識界開始了持續不休的爭論。有人將之稱為“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爭，我自然是他們眼裏“新左派”的代表。我從未以此自稱，因為任何標籤化都會使問題簡化，進一步發展為不同陣營之間對勝負的爭奪，不再是思想和理論的討論，但思想爭論也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它發生了，可能還會繼續發生。

我一直處於爭論和爭議之中，被攻擊了一番又一番。開始很不適應，但漸漸坦然。爭議如果有價值，最終人們會慢慢進行再認識的，可惜的是有質量的批評很少。這篇文章於我始終只是一篇札記，我的更多的工作集中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研究和撰寫過程之中，在這部四卷本發表之後，我又開始了對20世紀若干重要事件和思想較為系統的研究。我對當代問題的思考和介入多半是在研究歷史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