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七雄中除了秦國，還有哪些國傢俱備統一的實力？_風聞

最不喜歡指點江山了，可偏偏有讀者們喜歡，就當給之前文章的一個註釋。

問題如下：

戰國七雄中除了秦國，還有哪些國傢俱備統一的實力？

回答如下：

這個問題不簡單，答案卻很簡單，就只有半個——趙國。

理由很簡單，戰國七雄的對抗，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秦國的最終勝利，並不在於他對比其他對手如何“先進”，而在於其特殊地緣位置而“輸得起”和“等得起”。

其餘六國，在戰國時代都曾強盛一時，卻因為各種原因而中衰，而這種強盛，距離能夠統一天下，又相去甚遠。

具體來説：

魏國

戰國初年魏國最為強盛，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魏國實現了東壓齊、西破秦、南御楚，並在龐涓掌兵的時代，包圍韓、趙都城，可謂武功赫赫，但這並不代表魏國的國力已經達到單挑六國的水平，而是從魏文侯時代就確定了“和合三晉”的戰略，三晉聯軍對抗齊、楚，西河之地獨立對抗秦國。

魏武侯時代，魏國不滿足於這種“後春秋時代”的爭霸戰爭，而是轉為拓地之戰，其對手也轉向了三晉內部，取得了一些戰果，可也破壞了原本牢固的“三晉聯盟”。

到魏惠王繼位時，韓國和趙國的干預，險些讓魏惠王喪命，也將魏國本身的“雙政治中心”問題暴露無遺，魏惠王時代開始，魏國併力東南，拋棄了原本需要經過“三晉”借道的黃河運輸線，而轉向對宋國、楚國的侵攻，以大梁為新的政治、經濟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時代，哪怕魏國最強盛時，對付楚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也需要聯合三晉，自己一家是不夠的。

從結果上看，魏國始終不具備滅亡“七雄”中任何一個的能力，齊國“圍魏救趙”、“圍魏救韓”的戰例，都説明了這一點。

同時，戰國初年的“霸主”魏國根本沒能力支持“兩線作戰”，它的強盛一時，實際上是“伐交”的成功。

楚國

楚國非常有意思，自春秋被吳國攻破都城之後，一直與吳、越在長江上拉鋸，自己內部也不斷髮生王室內訌，乃至區域性的叛亂。

在吳起南下楚國之後，楚國短期內消滅了陳、蔡的獨立勢力，又向南、向東打敗了越人，短期內凝聚了力量，北上直至梁門，打到了黃河邊上，楚王甚至在洛陽王畿中尋找建設新都的地點，這可以説是楚國整個戰國時代爆發得最大的一次進取。

短短一年後，楚王死去，吳起被殺，接下來50年，楚國不復向北。

直到楚懷王的時代，楚國與秦國反目，國君被扣，鄢郢被佔，根基在江漢流域的楚國被驅逐到了江淮流域，原本橫跨東西，西到巴蜀，東至於越的大國被打斷了脊樑骨，成為避居江淮的二流國家（人口大幅削弱）。

楚國的根本問題在於封君太眾，地盤很廣，離心力太強，甚至在丟失鄢郢之後，發生了“莊蹻之亂”，讓楚國裂而為三四，自己的統治問題尚且沒解決，更何況滅國大戰後的消化。

齊國

齊國是春秋以來的傳統強國，卻在戰國初年發生了“田氏代齊”，內亂頻仍，被三晉按在地上打，政治基本穩定，要等到齊威王的時代。

齊威王之後，建立了“五都、四鄙”的兵制和地方管理體制，以五個大邑作為動員中心，實際上是自守的體制，並嚴重依賴於都市的商業發達。

所以，在齊威王、齊宣王、齊閔王的強盛時代，齊國趁着燕國內亂，可以短暫佔領燕國，最後在趙國的外部壓力和燕國內部的反抗下，灰溜溜地退出，最強的時代，還需要聯合魏、楚才能瓜分掉二等強國宋國，當然，這個聯盟也是與秦、趙、宋三國聯盟的對抗。

即便如此，齊國在整個戰國時代，極少有勞師遠征的情況，作為僻處泰山、濟水之間的大勢力，卻明顯缺少與其國力匹配的動員能力，更是提供了“滅國”失敗的案例，很難讓人寄予過高的期望。

趙國

趙國的崛起，卻與上述幾家完全不同，其基礎是趙襄子之後，繼承人大戰以及大宗小宗之間的爭鬥，持續了近100年，直到趙肅侯的時代，趙國才結束了這一系列的折騰，開始走向正軌。

**而趙國的一步步強盛，恰恰是踩着被滅亡國家的屍體進行的，包括準一等強國中山國，二等強國代國，草原民族林胡、樓煩，**甚至在五國伐齊的戰爭中也是主導者，更是燕昭王復國的後台老闆。

歷史課本上往往過度放大有“改革”之名的“胡服騎射”，這也是近40年教科書編撰的常例，趙武靈王最強悍的，並不是換一條有褲襠的褲子，而是他高超的外交手腕。

與秦、宋的三國同盟，穩住燕、齊，使趙國可以安心地向北大規模擴張，到趙惠文王時代，經歷了“沙丘之變”動盪的趙國，又介入了對東方霸主齊國的滅國之戰，形成了事實上的燕、趙聯盟。

哪怕是在長平之戰大敗，損失了40萬青壯後，仍舊能夠在鄗代之戰中大敗燕國的60萬大軍，在邯鄲之戰中重挫秦軍，其實力和底藴絕非其他五國可比。（質疑《史記》數字的就別bb了，你們找到其他數字記載再説。）

然而，正是長平之戰的大敗，讓趙國失去了秦國對等爭雄的能力，所以，它也只能算“半個”有統一可能性的國家。

至於其餘的韓國、燕國，地峽人寡，沒有任何可能性完成統一的逆襲，能活下來就不容易了。

結論

對於熟悉戰國時代史實的人來説，一個基本情況完全可以理解，即戰國七雄中任何一個階段性強權的產生，在記載上，往往與“國策”與“外交”有關，對於近現代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者至為關心的土地所有權、人身依附關係的變革，反倒極少着墨。

所以，記載有限的魏國“盡地利之教”和秦國的“商鞅變法”就被拿出來大談特談，然而，在同時代人，以及後世不遠的秦漢人的筆下，這些“歷史性的變革”彷彿根本不存在，為什麼？

就以“秦粉”最愛拿來“反駁”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貴族奴隸制”説法來説，如果秦國曾經爆發出如此神奇的、離經叛道的“大變革”，為什麼當時人不在意，不關心？

要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商鞅變法”本質上，只是把關東六國的先進經驗搬過來，山寨了一遍，又參考《墨子》中對於百姓基層組織控制和軍事化編組的手段，進行了符合它落後社會現狀（《史記·商君列傳》：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的野蠻管制升級（告奸連坐）。

所以，到秦末大亂時，關東人對於秦朝“苛暴”指責的共鳴，並不多，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總結下，即勞役繁重、税負過多、嚴刑苛法、父子相疑，可真是沒提“解放奴隸”、“平分土地”之類的説法，看不出來什麼社會革命的成分。

綜上所述，秦國正是由於擁有山河之固，才能有效避免與關東各國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爭鬥，得以好整以暇地出關奪地，哪怕戰敗，也只是讓人堵住函谷關就到頭兒了，關中根本不丟，仍可以休養生息捲土重來。

關東各國的滅亡，根本上是地緣政治的劣勢導致的互相消耗，並不是秦國就比他們先進了多少個世代，從社會複雜程度和文明發展來説，秦國恰恰是一直在後面追趕來着，等到驟然滅亡六國，反倒是落後、野蠻的管理體制與先進的被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摩擦、摩擦，擦其的熊熊烈火，可不就把統治者先燒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