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英國教授19年前在印度貧民區的牆上挖了個洞，神奇的事情發生了！_風聞

幾天前，一個在柬埔寨暹粒賣旅遊紀念品的小男孩，驚呆了全球網友。

他的語言天賦簡直讓人望塵莫及：會説至少9國語言，而且不只會簡單用語，還能隨意切換，對答如流。當被問到是如何學會這麼多語言時，小男孩表示是跟各國遊客學來的。

不用説，小男孩也是為了生存才培養出了這樣的技能，事實上，這恰恰是自我組織式學習的一個生動案例。

前幾天，庫叔和15位鄉村校長一同赴夏威夷檀香山市參加“2018未來學校大會”。

這個會在當地非常知名，每年一屆已經辦了十年。

在這屆會上，來自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教育、交流和語言科學學院的教育技術教授蘇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為大家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他風靡全球的“牆中洞”實驗（The Hole in the Wall）。

蘇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

正是這個“牆中洞”實驗，讓自我組織式學習的概念從此進入人們的視野。

庫叔深受啓發，也對全球各類教育實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無論這些實驗時間長短，所處背景有多各異，或多或少對中國當下的傳統教育都能產生一定的啓示作用。

文 |  庫叔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牆中洞”實驗

蘇伽特的實驗其實很簡單。

20多年前，蘇伽特受聘擔任印度國家信息技術學院（NIIT）的首席科學家，具體負責“公共空間智能終端機”（相當於現在高鐵站裏的自動售票機）項目的開發工作。

印度國家信息技術學院位於新德里的辦公大樓緊鄰着卡卡基貧民區。辦公大樓的旁邊是一片荒地，當然，這片荒地也是附近孩子的板球場。

為了試驗“公共空間智能終端”項目的可行性，同時也為了檢驗他在1988年寫的一篇論文（其中提到可以讓孩子在無人協助的情況下自己玩電腦），1999年，蘇伽特決定在辦公大樓的外牆上安裝一台只能通過鼠標操作的電腦，屏幕面向荒地，電腦離地一米左右，外罩金屬蓋子，既確保電腦安全，也方便孩子們使用。

安裝好後他就在一旁觀察。

他發現，成年人路過的時候一般都是視若無睹，而孩子們不一樣，他們會停下來，指指點點，甚至上去摸兩把。

但也僅此而已。蘇伽特馬上意識到自己在旁邊待着可能比較礙事，於是他藏了起來。畫風有點奇特。

這似乎也不是長久之計。再後來，他安裝了一個監控器，之後就離開了。

過了三個月再回來，他驚奇地發現，從沒接觸過電腦、也不會説英語的孩子們竟然無師自通地學會了瀏覽網頁、下載，甚至還掌握了一些生物、遺傳學的知識。

手腳沾滿泥巴、滿臉好奇的拉金德就是這些孩子中的一員，如今他已是小有名氣的電腦高手。當時他只有八歲，父親是泥瓦匠。剛開始時他還有些害怕，他用小黑手往屏幕上一戳，看到上面的箭頭移動後，嚇得一哆嗦。不過很快他就喜歡上了這個神通廣大的“傢伙”。拉金德和小夥伴們在網上“鼓搗”一番後，竟然找到了一首印地語兒歌，大家欣喜若狂。由於學習能力強，拉金德很快就成了孩子們的“老師”。

拉金德還琢磨了不少用印地語傳授心得的法子。他不是用電腦屏幕上使用的英語，而是用印地語把箭頭稱為“針”，他指點小夥伴們：“看，‘針’刺到哪兒，哪兒就有反應。”他還把電腦上的沙漏計時器説成是個“鼓”，因為沙漏的形狀很像他們常見的一種鼓樂器。他指導夥伴們一定要有耐心：“等一下，鼓裏碎沙都掉下來之後，你要看的圖畫才能出現。”

蘇伽特在印度各地重複這個實驗，也反覆在南非、柬埔寨等很多地方去做這個實驗，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

於是他得出了一個結論：給孩子們一個工具，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他們可以自學上網，學習新知識。沒有教師，沒有課堂，學習照樣可以進行。這就是“自我組織式學習”（Self-Organized Learn****ing）。

之後，蘇伽特把問題難度逐步提高，嘗試幫助孩子們學習越來越困難的內容。他曾經問8、9歲的孩子非常複雜的問題，孩子們都給了他很多難以預料的有趣答案。

2

“雲端學校”實驗

蘇伽特曾經在社交平台發佈這樣一個招聘廣告：

“有沒有老奶奶每星期來幫我照顧一下孩子們？老奶奶不需做任何專業指引，只在孩子做完事情後，滿懷愛心地讚美一聲——太棒了，再做給我看看！”

這就是“奶奶雲”（The Granny Cloud），為什麼用“奶奶”這個稱呼呢？因為奶奶就是常用這種方式來鼓勵孩子的。

2013年，蘇伽特獲得了100萬美元的TED獎金，開始研究一個項目，將自我組織式學習和“奶奶雲”結合在一塊兒，稱作“雲端學校”（The School in the Cloud），但它其實是一個實體學校。

除了現場有老奶奶志願者給孩子們提出問題，並提供鼓勵外，其它一切都靠遠程實現。雲端學校更像日常教育的補充，像學習的“網吧”——僅在週末和放學後運營。

蘇伽特的團隊一共建了八個雲端學校，五個在印度，兩個在英國，一個在美國。

這是印度最偏遠的一個校址所在——恆河入海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芒果林，這個地方有很多孩子，他們條件非常艱苦，沒有電沒有保健沒有學校。

這裏的雲端學校有六台電腦。三年之後，在這個叢林中間，孩子們學會了上網，學會了英語，學會通過網絡搜索任何信息。孩子們會主動問蘇伽特：“你知道芒果為什麼對地球很重要嗎”這樣的問題。

這是另外一所學校，教室周圍是透明的，外面可以看到教室裏任何東西。這裏只有一個工作人員，他的工作就是早上來開門，晚上來關門。孩子們在這裏的電腦上提出各種問題，或者自問自答。

雲端學校究竟能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蘇伽特説：

**它可以極大地提高學生的閲讀理解能力。**不管任何語言，他們都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讀寫，不需任何附加材料。因為互聯網並不知道閲讀者是孩子，它會給孩子呈現各種信息，孩子們不知道哪些適合讀，所以什麼都讀，反倒提高了閲讀理解能力。

通過廣泛的閲讀，還提高了孩子們的幸福感，他們覺得自己很棒，每天都在迅速進步。因為惡劣的學習環境，他們能夠把所有東西都記下來，迅速學會溝通和協作；因為沒有人幫他們，他們只有彼此幫助，互相協作。

**它也開始影響學校老師，推動了他們的改變，並明確自身的角色定位。**老師們發現，“雲端學校”的真諦，不是讓老師遠遠地走開，而是跟着孩子，陪他們到他們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蘇伽特一直在持之以恆地進行着他的實驗。“20年的工作只拿到了三個圖表。”他自嘲，“好在大學付給我工資”。

3

“八年研究”實驗

更早向傳統教育發起挑戰的是美國。

20世紀30年代，美國進步教育協會(EPA)發起一項大規模教育實驗——“八年研究”(the Eight-Year Study)，又被稱為“三十所學校實驗”，目的在於通過實驗建立中學與大學的有機銜接，協調中學升學與就業的雙重目標，驗證或確立進步教育所提出的教育目標。“八年研究”是上世紀30年代進步教育協會興盛和發展的主要標誌之一，也是進步教育一系列教育實驗活動的延續。

三十所學校的教育目標是在實驗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實驗的初期，三十所學校制定的教育改革目標十分豐富，也有許多共同的目標，但缺乏一個突出的主要目標。所以，人們很難在合作學校的早期實驗報告中找到明顯一致的主要目標。1937年，合作學校的主要教育目標開始逐漸清晰，成為學校教育實驗的重要思想基礎。這個目標來源於美國社會生活方式和民主理想，那就是：美國中學的全部教育活動都應該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化身，任何學校改革所追求的目標都不應偏離保持和促進美國社會的生活方式。

於是，合作中學在教育目標的兩個方面達成了一致：滿足青少年的需要；保護和延續民主的生活方式。

大蕭條時期男子喝粥度日

“八年研究”中的課程改革被視為“20世紀五項最有意義的課程事件”之一。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許多中學畢業生面臨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只好又回到中學註冊。他們既沒有進入大學學習的準備，又缺乏相應的就業能力。面對這種情況，許多美國中學和校長提出或贊成重新制定中學的課程和教學計劃，同時又避免使學生完全失去升入大學的機會。課程改革的過程中，美國現代課程的基本理念也逐漸清晰，那就是課程開發是實現教育目的的手段，課程改革本身並不是結果，手段永遠不能同目的相混淆。

此外，在“八年研究”中，教師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合作中學的教師始終都是實驗研究的主力軍，學校所有的實驗計劃都和他們息息相關。**教師不再是遠離學校事務的聘用人員，而是共同承擔着學校各項任務和工作的合作者。**他們不會只教授固定的教材和內容，會主動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他們開闊了眼界，豐富了生活，越來越充滿自信。

從1936年9月開始，合作中學的畢業生陸續進入了合作大學，“八年研究”開始了第二個最關鍵的階段——對來自合作中學的2108名畢業生進行了長期跟蹤研究，300餘所大學按照協議接受了這些不參加傳統入學考試的學生。

結果顯示，從整體上看，合作中學的畢業生無論是使用大學的標準來衡量，還是用實驗的指標或同齡人的評價來評判，都比對照組要好一些。

從某種意義上講，三十所學校在“八年研究”早期最富有意義的經驗就是研究和確定了學校所期望獲得的成果。這些目標可能是，學校期望幫助學生了解自身情況，學會如何與別人一起工作，明智地閲讀並通過語言和寫作恰當地表達自我，學會如何進行問題研究和調查，接受教師的指導，以及能夠激發和擴展學生的興趣。

“八年研究”是美國教育史上實驗規模最大、實驗組織最嚴密、實驗涉及範圍最廣的教育實驗。令人遺憾的是，“八年研究”沒有得以繼續進行下去，實驗中發現的許多問題還有待研究和驗證。當時美國國內形勢全面轉向應付戰爭，美國社會的注意力從國內轉移到國際，戰爭的陰影籠罩在整個北美，一切教育實驗活動都讓位於為國家總動員做準備。所以，“八年研究”的報告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沒有使實驗本身形成一種持續的推動力。

4

“寬鬆教育”實驗

沒能繼續進行下去的還有日本的“寬鬆教育”實驗。

2016年5月10日，時任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宣佈，日本將實行“去寬鬆教育”，朝着“教育強勁化”的方向發展。在很多人看來，這意味着日本正式宣告“寬鬆教育”失敗了。

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提出“寬鬆教育”的理念，到80年代將“寬鬆和充實”寫入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到90年代在《學習指導要領》中規定削減學習內容和學校時間、增設大量“綜合學習時間”，並於2002年在中小學全面實施，再到2016年全面終止，“寬鬆教育”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顯著增加，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訴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經濟條件優越起來的家長對激烈的競爭壓力導致高強度的學業要求產生質疑。圍繞教育如何適應經濟高速繁榮，日本社會進行了大量公共討論，減輕學業負擔、改革大學入學考試的呼聲甚至成了政治上的關鍵問題。

一個集中的質疑就是：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了，我們的孩子為什麼還要學得那麼苦？

學生學習負擔過重，怨聲載道的社會情緒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發佈教科答覆報告《關於改善小學、中學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指出“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這個答覆報告直接依從了民眾緩解下一代學業壓力的訴求，成為著名的“寬鬆教育”的標誌，也成為此後主導日本基礎教育30年的方針。

30年間，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大體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縮減課本）、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例如將小學至高中的總課時從5821課時減少至5785課時，《中學指導要領》的冊頁從261頁減少至123頁，公立中小學每週上課5天（原本6天），學生報考公立中學不能填學校志願，只能按片區隨機入學等。問題是，這些直接減負的政策手段根本沒有達到減負的效果，還產生了一系列副作用。

由於寬鬆教育政策只能約束公立教育部門，民眾的升學需求和競爭態勢並沒有變化，可想而知，對於更有競爭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過私營辦學機構來滿足。在日本，私立學校的教育費用通常是公立學校的2-3倍，更不用説課外補習學校的花銷。由此，“寬鬆教育”政策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教育供給，日本中產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進，勢必付出巨大。

除了經濟壓力，“寬鬆教育”政策整體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標準，看似學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選擇學習的空間，其實這個年齡的學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瞭解社會需求，甚至不夠了解競爭遊戲規則。自主選擇適合的教育資源既超出了學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數家長的見識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會規則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多數家長在為孩子做學業選擇時手足無措，心態焦慮。私營培訓機構的營銷誘惑、家長間的模仿與攀比、恨鐵不成鋼和病急亂投醫等心態都會造成超量教育、過度補習，結果又加重了一重學業負擔——不僅無效，更可能適得其反。

“寬鬆教育”政策降低了達標的底線要求，卻完全不為最優秀、最努力向學的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榮譽感——因為寬鬆教育反對大規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整體學力連年顯著下跌。而日本的中產家庭承受着最大的學業競爭壓力，他們本身對下一代也抱有最強的通過受教育來維持階層或向上流動的願望，因此生育率也越來越低。這些都是當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徹底放棄“寬鬆教育”。

最初，改善填鴨式學習的初衷，是希望把日本的下一代從沉重的教育包袱中解放出來，賦予他們“思考力”、“想象力”和“生存力”，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年輕人競爭。

**結果，10多年的實驗結束後，出生於1987年到2004年、接受“寬鬆教育”長大的“寬鬆世代”被當做失敗作品。**大人們常揶揄“所以説寬鬆君們不行嘛”，隨意就給他們貼上了“腦袋不好使”、“想法好幼稚”、“沒有責任心”、“缺乏社會性”這類標籤。

5

“優等生”實驗

如果把日本的“寬鬆世代”都送到新加坡去，他們大概會面臨更加殘酷的考驗。

新加坡教育實行全國性分流制度，通過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殘酷的分流制度下，優等生和差生形同陌路。

具體怎麼分的呢？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每個學校全年級的學生會進行統一考試，按成績分班，好的越好，差的越差。通過分流，優等生和差生涇渭分明，他們即使在一個學校也基本沒法交流，更不可能成為朋友。這樣的“優等生”教育引來了很多人的質疑。

網絡上流傳着一段採訪視頻。

一個新加坡的孩子説自己的父母告訴他要好好學習，將來可以當個牙醫或者律師，這樣一個月就可以掙很多錢，不然就只能去開垃圾車。

即便如此，優等生和差生為什麼交不了朋友呢？

一位差班的學生説：“我們不交流是因為大部分尖子生都瞧不起我們，他們根本不想搭理我們。”

一位優秀的女生説：“我們課外活動和高年級交流的話，也是非常優秀的學生，很少能接觸到差生。”

有男生説：“我有一個朋友，但是平時很少交流，因為我們都挺鬧騰的，他們就比較安靜了。”

優等生表示：“如果分在一個班，反而會讓情況更加嚴重。萬一這些學生跟不上進度，可能乾脆就放棄了。”

還有學生覺得優等生和差生相比，不管是學習，還是説話方式都是不一樣的，“他們的英語溜到起飛，而我的英語糊穿地心，看到他們看不起自己就很生氣。”

大概，學生們只是為了避免這種尷尬，所以寧願各自疏離。

6

中英教育大PK

不過，在由英國廣播公司（BBC）拍攝的一部中英教育大PK的紀錄片當中，英國卻有和新加坡截然相反的例子——好學的學生在成績相對較差的學生裏也會自卑，甚至感覺上課積極回答問題也會害怕被其他人説。只能説明這其中的平衡點實在是太難找了。

2015年，BBC播出的紀錄片《我們的孩子夠堅強嗎》（《Are Our Kids ToughEnough？Chinese School》）風靡一時。

紀錄片的主人公是5位經過層層選拔的的中國教師和50位英國九年級的學生，他們共同組成一個完全用中國模式教學的班級，學生在中國老師的指導和要求下接受中文、數學、自然科學和化學等科目的學習，並於四周之後進行各科測試，然後與其他由英國老師教導的班級成績對比，從而凸顯中英不同教育模式下的教學成效。

四周後的結果是：

數學，中國班平均分67.74，其他班平均分54.84；

漢語，中國班平均分46.88，其他班平均分36.46；

科學，中國班平均分58.33，其他班平均分50。

中國班完勝！

針對片中師生的表現，中英網友有着諸多不同的看法。

大部分的英國網友贊同中國老師嚴格要求紀律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老師的教育方式是沒有錯的。“在英國，老師沒有老師的樣子，學生沒有學生的激情，英國政府應該對此負責。”該言論在英國的社交平台上獲得了4600多個贊。

當然，也有部分英國網友認為，中國式的教學模式乏味單調，學生們機械地記憶概念而不能真正理解一門學科。

而**在中國，討論則更多集中在對本國教育體制和模式的思考。**不少網友吐槽中國死板的教學方法，認為填鴨式教育限制了學生的個性與自由發展，也磨滅了學生對於知識的興趣，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中國學生到了大學階段之後往往表現出突破和創新能力的不足。

但也有網友指出，**中國的教條式教育也許確實在一定階段限制了孩子的創造性思維，卻使得孩子基礎知識更紮實，**究竟孰利孰弊很難定論。

拋開那些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簡單化評價邏輯，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找到中英教育精華的融合，給孩子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鄉村校長遊學夏威夷

從上述種種案例我們可以看出，所有教育實驗的核心都是學生。以學生為中心開展的教育，將是未來學校發展的靈魂。

“我們是否真正站在學生的角度來聽聽他們的聲音呢？”一位鄉村校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此次前往夏威夷訪學並參會的15位鄉村校長分別來自四川、甘肅、貴州、陝西、內蒙古、雲南、浙江、河南、河北、湖南、江西等11個省、區，他們均是首屆“馬雲鄉村校長計劃”的獲獎校長。這是他們第二次到訪美國，也是首次在國外參加學術會議。

他們希望瞭解夏威夷鄉村教育的情況，並把國外值得借鑑，開展得比較好的教育、教學方式以及國外中小學在學生德育方面的先進經驗等帶回自己的學校。

鄉村校長們是“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希望他們能夠學有所成、學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