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的神奇地位_風聞

作者丨鮑德里亞

美拉尼西亞的土著人曾經被天上飛行的飛機攪得心醉神迷。但是，這些東西從來沒有在他們那裏降落過。白人每次都成功地將它們接收。因為他們在地面的某一區域佈置了相似物，用以引導飛機的飛行。於是，土著人便用樹枝和藤條建造了一架模擬飛機，精心劃出一塊夜間照亮的地面。他們耐心地等待着真飛機前來着陸。

毋須把當今遊蕩在城市叢林裏的類人猿的狩獵冠以原始狀態(為什麼不呢?)，人們就能夠在這裏看出消費社會的寓言。消費中受過聖蹟顯示的人也佈置了一套模擬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徵的標誌，然後期待着(一位道德主義者很失望地説)幸福的降臨。

問題不在於從中看出分析的原則。它只是關係到個人和集體的消費心態罷了。不過，人們可以在這個相當大表面的層面上大膽地進行這樣的比較：這是一種決定消費的神奇的思想，是一種決定日常生活的奇蹟心態，是一種原始人的心態。這種心態的意義是建立在對思想具有無比威力的信仰之上的：這裏所信仰的，是標誌的無比威力。富裕、“富有”其實只是幸福的符號的積累。物品本身所提供的滿足感等同於模擬飛機，等同於美拉尼西亞人縮小了的模型，也就是反映了潛在的極大滿足、十足的富裕以及最終受到聖蹟顯示者背後的狂喜。其強烈的希盼使得日常生活的平庸得以延續。這些最小的滿足還只是一些驅魔做法，還只是一些獲取、祈求完全舒適與幸福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消費的益處並不是作為工作或生產的結合來體驗的，而是作為奇蹟。當然，在美拉尼西亞土與坐在電視機前轉動開關、等待着全世界圖像的觀眾之在着一種差別：一方面，因為相同的心理佈局使得土著人奇信仰從未被摧毀(如果不是這樣，那是因為人們沒有做須要做的東西)，另一方面，電視機的奇蹟不停地作為一跡永遠得到實現，——通過技術上的恩賜，它消除了消費識中社會現實原則本身，即通向形象消費的漫長社會生程。因此，同土著人一樣，電視觀眾在神奇而有效的方式這種佔為已有的手段視為騙取。

貨船的神話

消費材料於是充當了騙術，而不是充當勞動產品。更進一步地説，豐富的資料一旦與客觀定義相分離，便被視為一種自然的恩賜，視為天上掉下來的好處。美拉尼西亞人——還是他們——在與白人的接觸過程中發揮了對救世主的崇拜，對貨船的崇拜：白人生活富足，而他們一無所有，原因就在於白人知道如何騙取或侵吞退居到世界邊緣的黑人祖先留給子孫們的貨物。倘若白人的騙術一旦失敗，他們的先輩便帶着神奇的貨物返回來，他們也就再也不知道什麼是需求了。

因此，“發展中的”人民把西方的“援助”視為期盼中的、理所當然的、早就屬於他們的東西。視為靈丹妙藥——與歷史、技術、持續發展以及世界市場毫無關係。但是，只要稍為仔細地看一看，西方發達的被顯示過聖蹟的人，是否都以同樣的方式行事呢?消費大眾有沒有把富裕視為一個自然結果呢?他們被科加尼地區的幻影所包圍，在廣告性的禱文作用下，相信一切都事先給了他們，以及他們在富裕方面具有合法的、不可讓與的權利。對消費的美好信仰是一個新成分；新的一代代人從此變成了繼承人：他們繼承的不再僅僅是財產，而且有豐盛的自然權利。因此，貨船的神話在美拉尼西亞走下坡路的時候，反而在西方復活了。因為即使豐盛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它仍舊作為日常的奇蹟來體驗，因為它不是表現為生產出來的、搶奪而來的、征服而來的、經過歷史的和社會的努力而得來的東西，而是表現為在有益的神話懇求下所贈予的東西。我們是其合法的繼承人：技術、進步、發展等等。

但這並不是説我們的的社會，客觀上首先絕對是一個生產社會，一個生產範疇，一個政治經濟戰略的地點。而是説消費範疇混雜其中，即表示控制的範疇。在這個層面上，一條平行線(無疑是冒險性的)可通過神奇的想法勾畫出來，因為這二者都靠符號而且在符號的遮蔽之下存在。當今社會愈來愈多的根本方面屬於意義邏輯範疇，屬於象徵規則和體系範疇——但它並不會因此而成為原始社會。這些意義和規則的歷史的生產問題仍然絲毫沒有解決——作為延伸理論，這種分析應根據物質和技術生產過程逐條地加以陳述。

災難的完美誘惑

使用符號的做法總是存在着心緒矛盾的，其作用總是牟取。牟取這個詞具有雙重含義：一是先讓符號(力量、現實的東西、幸福等等)出現，然後再攫取；二是先提出某事，然後再加以否定與擊退。人們知道，神話的神奇思想就在於牟取變化和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圖片、新聞和信息的普遍消費也在於牟取現實符號中的現實，在於牟取變化符號中的歷史等等。

不管怎麼説，我們帶着距離提前或過後消費着現實。這裏的距離是符號距離。譬如，當《巴黎競賽報》表現保衞將軍的密探在警察局的地下室練習開衝鋒槍時，其圖片並不作為“信息”來讀，也就是説，要人們考慮到政治背景和實際發生的事：對於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來説，它傳輸着一次絕妙的暗殺企圖，一個驚人的暴力時間企圖；暗殺要發生，即將要發生。圖片是某種先兆和事先得到的享受。所有的邪念都實現了。這裏得到的與對貨船裏奇蹟般的豐富的期待，是恰恰相反的同一個結果。貨船或災難，總是有一種完美的誘惑結果。

確實，可以説我們的幻影來到圖片裏自我顯示，並在其中自我消費。但是與這種心理面相比較，令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為了同時被消費、被後置的東西：現實世界、事件和歷史。

使消費社會帶上特點的，是大眾交際中社會新聞所具有的普遍性。所有政治的、歷史的和文化的信息，都是以既微不足道又無比神奇的相同形式，從不同的社會新聞中獲取的。它整個地被加以現實化，也就是説，用戲劇性的方式加以戲劇化——以及整個地加以非現實化，通過交際的中項產生距離，而且縮減為符號。因此，不同社會新聞並不是其他範疇中的一種，而是我們神奇思想中的、神話中的主要範疇。

這種神學建立在現實性、“真相”和“客觀”的更為貪婪的要求上面。寫實電影、新聞報道、快迅、爆炸性照片以及證詞資料等隨處可見。但到處所尋求的，是“事件中心”、“爭論中心”、活生生的東西、面對面的東西——親臨事件發生現場所產生的頭暈目眩、親身體驗時所產生的劇烈寒戰——也就是説又一次奇蹟，因為確切的説，所見到的、拍上電視的、錄進錄音帶的事實真相，指我並不在場。但卻是最真實的，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換句話説，就是實際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實。再換句話説，就是幻影。

我們從大眾交流中獲得的不是現實，而是對現實所產生的眩暈。或者説，沒有文字遊戲，現實就產生不了眩暈，因為亞馬遜平原的中心、真實的中心、激情的中心、戰爭的中心，這個作為大眾交流的幾何地點並令人頭暈目眩的、令人傷感的“中心”。確切地説，它們是什麼也沒有發生的地方。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號。符號令人產生安全感。

因此，我們在符號的掩護下並在否定真相的情況下生活着。奇蹟般的安全：當我們觀看世界形象時，有誰把突然闖入的現實與不在場而產生的內心快樂加以區別呢?形象、符號、信息，我們所“消費”的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心中的寧靜。與外界產生的距離則鞏固了這份寧靜。對真象的強烈影射並沒有損害它，只是騙了它罷了。

信息的內容、符號所指的對象相當微不足道。我們並沒有介入其中，大眾傳媒並沒有讓我們去參照外界，它只是把作為符號的符號讓我們消費，不過它得到了真象擔保的證明。這裏，人們可以給消費生產力下個定義。消費者與現實世界、政治、歷史、文化的關係並不是利益、投資、責任的關係——也非根本無所謂的關係：是好奇心的關係。根據這種簡圖，可以這麼説，我們在此已經明確的消費尺度，不是對世界認識的尺度，也不是完全無知的尺度，而是缺乏瞭解的尺度。

好奇心與缺乏瞭解，指面對真相所產生的同一個整體行為，是大眾交流實踐普及和系統化了的行為。因此，這也是我們這個“消費社會”的特點：在空洞地、大量地瞭解符號的基礎上，否定真相。

藉此機會，我們可以給消費地點下個定義：它就是日常生活。後者不僅是日常行為舉止的總和。平庸和重複的一面是一種詮釋體系。日常性是整個一個生產力在超經驗的、獨立的、抽象的範疇(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以及在“個人”的、內在的、封閉的和抽象的範疇裏產生分離。工作、娛樂、家庭、關係：個體重新組織這些時，採用對合的方式，並站在世界與歷史的這一邊，把嚴密體系的基礎放在封閉的私生活、個人的形式自由、對環境佔有所產生的安全感以及缺乏瞭解之上了。從整體的客觀角度來看，日常性是可憐的、剩餘的，但是在使“內用的”世界完全自治與重釋而所做的努力中，它卻是起決定作用的，令人安慰的。個人日常性的範圍與大眾交流之間深刻的有機聯繫就在於此。

作為封閉(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沒有世界的幻影，沒有參與世界的不在場證明，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它需要這種超越所產生的一些形象和符號。我們已經發現，它的寧靜需要對現實與歷史產生一種頭暈目眩的感覺。它的寧靜需要永久性的被消費暴力來維繫。這就是它自身的猥褻之處。它喜歡事件與暴力，條件是隻要後者充當它的同室戰友。誇張一點地説，就是在越南戰爭圖像前感到輕鬆的電視觀眾。電視圖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間的反向窗口，世界殘酷的外在性在這個房間裏變得親切、熱烈，邪惡般的熱烈。

消費在這個“感受”層面上，把對世界(現實的、社會的和歷史的)最大範圍的排斥競變成了最大的安全係數。正因為壓力消化得不夠，它才瞄準這個幸福的。但是它碰到了一個矛盾：即新的價值體系導致的被動性與社會道德標準之間的矛盾。從總體上看，社會道德仍然是意志、行為、效率以及奉獻的道德。由此便產生了與新的享樂主義行為相伴隨的強烈的犯罪感，以及“慾望戰略家”認為不要把被動性視為犯罪的緊迫感。對於千百萬安居樂業的人來説，是不應該把被動視為犯罪的。大眾傳媒戲劇性的誇張(社會新聞或災難被視為所有消息的常見類別)就在於此：要想解決清教徒的道德與享樂主義者的道德之間的矛盾，這種個人範疇的寧靜必須像被剝奪的價值一樣，經常受到災難命運的威脅與環抱。只要有外部世界的暴力和不仁道，安全就會如此被更進一步加以認識(在享樂經濟中)，就會時時刻刻覺得如此被選擇是不無道理的(在拯救的道德經濟中)。命運的、激情的和命定性的符號，只有在有所防禦的區域周圍大量地湧現，才能使得日常性重新獲得偉大與崇高，而實際上日常性恰恰是其反面。**命定性就是這樣處處被暗示和表示，其目的正是為了使平庸得到滿足並得到寬恕。**電波中、報刊上，以及個人之間的和全國性的討論中，有關交通事故的異常收益證明了這一點：這是“日常命定性”中最為美好的不幸，人們之所以懷着如此的激情去挖掘，是因為它具有一種集體性的主要功能。再者，能與死於車禍嘮嘮叨叨的敍述相抗衡的是天氣預報：這兩者是一對神話——太陽帶來的困惑與有關死亡的冗長敍述是無法分開的。

因此，日常性提供了這樣一種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適和被動性所證明出來的快慰，與有可能成為命運犧牲品的“猶豫的快樂”攪到了一起。**這一切構成一種心理，或更恰切地説，一種特別的“感傷”。消費社會宛如被圍困的、富饒而又受威脅的耶路撒冷。其意識形態就產生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