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侯麗 | 大慶油田的設計革命：共和國革命與建設之張力_風聞

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的是澎湃新聞對侯麗老師的專訪。訪談中，侯麗老師就大慶建設所體現出的共和國革命與建設的張力、試驗性的設計革命、大慶與設計師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講解。圍繞大慶油田建設這一個案，侯麗老師“認真探索了毛澤東時代的設計/規劃與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確立之間相互映照且邏輯共通的過程”，這種近乎譜系學式研究集中體現在侯麗老師於今年出版的英文專著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為了石油的建設：大慶與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裏。該書依照時間線索，用建設者的生活史貫穿起冷戰局勢、國家政策的運作、空間和地理的政治佈局、油田的設計實踐、乾打壘建築的試驗，及系列的政治運動，而侯麗老師也曾在演講中提到：探討石油的歷史總是不可避免地同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民族的身份和危機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與近乎譜系學式的方法為我們的共和國曆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鑑。

本文原載於公眾號“澎湃思想市場”，感謝其授權保馬推送。

大慶油田的設計革命：共和國革命與建設之張力

訪談對象 | 侯麗       採訪 | 劉燁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規學院副教授侯麗成長於山東東營的勝利油田，父親是石油工程師。作為一個根正苗紅的“石油系統子弟”，她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讀博期間開始反芻她對家鄉的雙城格局（即石油系統在西城，地方政府在東城）。這得到了她的老師瑪格麗特·克勞福德（Margaret

Crawford）的支持。這位老師的母親便是在美國芝加哥的企業城（指20年代美國開始的由大工廠專為僱員建立的新城）長大的，這類城市空間也因此成了瑪格麗特的興趣，她後來著有Building the Workingman’s Paradise: The Design of American CompanyTowns（《建造工人的天堂：美國工業城的設計》）。而當時侯麗開始深入後發現，東營的格局源自一個更大的模本，即大慶油田。這讓她的思路一下打開了，如她説，“大慶是我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生人的重要集體記憶”，而東北作為中國重工業的最早基礎，也有着日本早期殖民痕跡和蘇聯在50年代大規模工業援助的共同形塑，是一個沉積着獨特政治內涵的區域。侯麗因此它決定從大慶進行挖掘。

Building the Workingman’s Paradise: The Design of American CompanyTowns一書封面

尋找油田是在中國漫長的石油工業道路上的一以貫之的重擔。大慶並非中國的第一個油田，在它之前，新疆的獨山子和甘肅的玉門都或多或少地生產着中國幾乎僅有的原油。但其產量嚴重受限，不僅無法滿足中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的能源需求，也為新生政權帶來不可控的戰略風險。1959年，在建國十週年大慶前夕，在黑龍江安達、薩爾圖一帶成功打出了工業化油流，大慶油田得以命名（而大慶市命名已是1979年）。對於與蘇聯關係惡化，並希望在冷戰格局中希望提供一種全新的發展方案的中國來説，大慶的重要性不僅在重要能源上予以根本保障，其本身的探勘、設計與建設也成了一種國家自我建構的想象力和經驗的關鍵起源。

在侯麗關於大慶的博士論文完成於10年後，基於論文的專著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為了石油的建設：大慶與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刊行（哈佛-燕京學社專著叢書）。對侯麗她來説，大慶研究是一個能將她的學術興趣和成長經歷密切結合的課題，“我覺得我最大的貢獻是既有客觀的講述也有主觀的記憶——再宏大的國家問題，都要回到地面上解決，跟每個家庭息息相關，宏大的歷史也需要具體案例來講清楚，選擇大慶非常符合這一對待歷史的態度”。

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一書封面

**作為關於大慶油田建設的設計史和生產史的深度個案研究，這本著作依照時間線索，用具體的建設者（書中的“華某”和她的丈夫“宋某”，1960年大慶草創期間前往工作的同濟大學建築規劃類畢業生）在大慶的生活史將冷戰局勢、國家政策的運作、空間和地理的政治佈局、油田的設計實踐、乾打壘建築的試驗，及系列的政治運動貫穿起來，實現作者所説的宏大歷史的落地。****侯麗認真探索了毛澤東時代的設計/規劃與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確立之間相互映照且邏輯共通的過程，類似的研究在當今學術界並不多見，這本書為我們提供的近乎譜系學式介入共和國曆史的啓發。**本書英文版出版之際，澎湃新聞採訪了侯麗，以期帶領讀者更好地理解建國“前三十年”國家在處理知識、技術及其人員的政策上帶有某種約束性和強制性的根源，以及在革命與建設之間長期保持張力的激進性。

革命與建設的張力

澎湃新聞：大慶畢竟不是憑空出現的，它與之前中國石油工業上的漫長探索——比如新疆的獨山子和甘肅玉門——有着什麼樣的繼承性嗎？

侯麗：獨山子方面由於在1942年盛世才失勢後停止了開採，技術和人員的積累都不夠，因此力量很弱。當時大慶主要有石油開採經驗的隊伍都是來自玉門的技術工人，此外的組成部分是大批從朝鮮戰場上撤下的退伍軍人，以及剛從大專院校相關專業畢業的學生。當然，玉門的經驗主要不是技術性的——大慶在勘探和開發技術上依舊是蘇聯直接的影響較大，而更多體現在社會的組織、勞動力的動員和工業文化建設方面。老工人和新工人之間帶學徒的方式就借鑑玉門經驗。還有樹模範的方式——鐵人王進喜在玉門時已是勞動模範，在大慶更發揚光大了。還有“騎紅花”，模範身戴紅花坐在馬上游行，由領導人為他們牽馬墜鐙。這實際上在早年蘇區的組織動員模式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追溯到早期蘇聯的工業文化裏，你也能看見這些現象的高度相似性。

澎湃新聞：大慶為當時的中國在建設形式和甚至空間形態的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案，這是一種偶發、權宜的事件，還是有着知識積累的連貫性？它對中國其他地方發生的一切——比如同樣是強調艱苦奮鬥的“三線”建設——是否構成某種譜系的開端？它的意識形態、精神、制度是怎樣轉移或遷移的？

侯麗：我們常説的建設社會主義，就是指中國共產黨從革命的組織者到建設的領導者的轉變。但這個轉變的過程不是突然的。建國初期，黨在建設領導中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沿用了過去在革命戰爭中的狀態，那時處於一個特殊的歷史轉折點，中國一五計劃結束，大規模建設剛走上正軌，但中蘇關係開始破裂，同時處於三年困難時期中，在這一系列社會-經濟危機下，大慶所凸顯的是過去模式的應用和現時探索的某種權宜性組合。事實證明它是很有效的，這為當時的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啓示，即中國可以自己創造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案。這也被看做是對長期奉行的“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蘇聯模式的反省。當然，早在毛澤東在1956年八大上已經提出了不要走蘇聯的彎路，也進行了小規模的改革，但很快無疾而終，接着是1958年的大躍進，但遭遇了重大失敗。我們可以説大慶身上還是帶着大躍進的基因，但是它更好地注重了現實約束，天時地利人和，因而它成功了。

在大慶模式剛確立不久後，三線建設開始提上議程，從領導層來説，三線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事實上就是餘秋裏所帶領的由大慶會戰成長起來的幹部（時稱“石油幫”），兩者大的佈局和意識形態上是一致的。

**大慶體現了一個革命到建設的過渡，但這種建設也是革命性的。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如果按照常規的模式很難取得突破，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建國後的建設其實是另一場革命。**在那個時期，一個非常規的方法起到了特殊作用。建國到改革開放那三十年的多種震盪，有着個案或偶然性，但總體上正説明傳統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種種陣痛和衝突。大慶展示的這一面，説明革命和建設不是截然分開的階段。

石油大會戰

澎湃新聞：那麼大慶模式對蘇聯道路的超越，是不是跟之前的大躍進強調的羣眾力量和技術革命（“鞍鋼憲法”）所推崇的的幹部-專家-工人三結合的方式是一種同構的實踐？

侯麗：跟很多東歐國家相比，中國社會主義起源的一個特殊性在於它是主動選擇的，而非蘇聯“強制”推行的。所以，中國領導層在一開始就很警惕，對蘇聯模式是否合適中國產生過質疑。中央政府在大躍進之後變得更加謹慎了，領導層中應該能感受到這樣的氛圍並吸取這樣的教訓。

大慶建設的最初階段是石油勘探和地質普查等技術密集型勞動為主，技術要素含量非常高，這不是單靠工人力量就能完成的，而主要還是靠技術人員和專家——所以今天好多做科技史或地質部的老專家常常説發現大慶油田真正的功臣是他們，他們才是動腦子的，可最後的獎勵和榮譽都給了“幹苦力”的。大慶這一時期的現實情況反映出，修辭上的對專家和工人相結合的強調和實際工作中是存在差異的——這是我在研究大慶中體會很深的一點，即在文本上的“工人階級”話語，和實際工作中對先進技術的遵循、充分的科研探討是同時的存在的，這當中的複雜性需要注意。

而後來到了真正的開採階段就不同了，工人起了主要的作用，地質學者只是拍腦袋説“應該在這兒附近”，但真正能下去鑽探的還是靠工人。**要勞動大軍體現出組織性、紀律性、為社會主義大生產創造出的新的工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前提——這就是為何大慶模式在當時起到重要表率作用。説到底，還是需要有人去建設、流血流汗，這不是靠技術精英就能完成的。**大慶進入正常生產以來，無論是鑽探、開採、煉化都是勞動密集型，對勞動強度和質量要求很高。在這一層面強調工人階級的領導尤其有現實意義和價值。當然，意識形態自不必説，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它必然強調無產階級領導權。比如王鐵人後來擔任“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副市長，後來所有的生產單位都是政治領導、技術領導和工人領導相結合的模式。**換句話説，在大慶，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現實需求是匹配的，這是它成功的地方。用我們建築學的術語説，即它的形式和功能是一體的。**從領導層的組合上就能看清楚，部長是政治領導，老革命、老紅軍。副部長是技術官僚——當然是又紅又專的技術幹部。實際的、日常的管理是由後者在推進的，政治的宣傳和動員上由前者完成，非常經典的搭配模式。社會平等是毛時代重要的價值觀，大慶也在踐行平等主義，但並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大慶已經做到人人平等了。就以住房分配體系來説，現實中，層級是存在的。比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分到的房子就比普通工人要好，只是差別相對較小，尤其是幹部和精英階層的條件被嚴格限制，這是大慶在平等原則上的具體體現。

澎湃新聞：如書中所説，大慶某些“顛覆性”的設計思路，比如亦工亦農、非城非鄉，書中説乍看跟蘇聯早期先鋒建築師的烏托邦式的設計有相同之處，但區別在於蘇聯方面是基於觀念，而中國是迫於現實？這個現實是指什麼？僅有現實的原因嗎？

侯麗：我覺得是現實主義居多，因為他們在勘探早期還有很多情況不明朗，在極其緊急的情況下，面臨生產目標的壓力，容不得按部就班，而是勘探還沒完全完成的時候就已經進行鑽探了，鑽探剛鑽出兩口井，就準備要投入生產了。如此的高強度和快節奏，稱“大慶石油會戰”是名副其實的。他們同時也汲取獨山子和四川失敗的經驗。獨山子一開始建的是高標準的居住區，後來發現實際生產的規模和工人的預期數量完全不能比，造成巨大浪費。四川當時動員了幾十萬人已經調過去，幹了一年多，但發現其實只有氣沒有油，又是一場空。石油部因此也非常謹慎。另外是資源的極度稀缺，當時已經是三年困難時期，國家沒有資源進行城建。在這之前，由於根本上的資源稀缺和力量薄弱，國家建設並不連貫，實際上是幾個突出的小高潮。五十年代真正大規模建設的黃金時期是1952年前後，55-56年又是一個，及後來的大躍進，到1960年時，中國已經沒有能力建設一個石油城市，更何況他們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油田，不敢貿然投入。六十年代始終處於危急時刻，基本沒消停過，真正的穩定是到了1973-74年時期，之前每年的原油產量以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速度遞增，這一增長量非常驚人。你如果有過任何組織生產的經驗，你就知道這一定是一種毫不停歇的全負荷狀態，根本沒有餘力做城市建設。但1973-74年模式相對穩定，生產比較成熟之後，大慶內部的確有討論過是否應該增大非生產性投入，比如改善生活進行城建，所以還是選擇了堅持既有模式的做法，雖然有小的灰空間的變化，但總體方向是沒有改變的。這時的決策並非基於經濟考量而是基於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大慶模式作為國家建設的某種原型，是一種對蘇式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的改革，它在合適的時機，合適的政治條件下，滿足了當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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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性、設計革命

 澎湃新聞：大慶的設計規劃有沒有從1958-1959年人民公社設計規劃熱潮中受到啓發？

侯麗：這個在設計思想上的確是有聯繫的。人民公社的規劃在全國範圍內有着差異。比如山西大寨成為一個樣本，而清華大學在河北徐水的設計也比較激進。但南方比如在上海的人民公社規劃還是現實些，做些城鄉結合，有些還參照西方的田園城市模式，多少與建國前積澱的一些現代主義傳承有關。總的來説，這些實踐都是希望探索怎樣突破資源極限、打破資源瓶頸，實現革命性的發展。

上海青浦縣人民公社規劃圖

大慶的這一批設計師就是在人民公社設計熱潮當中完成的教育，比如1962年分到大慶的人是大躍進期間進校的，在那之前，高校的建築學教育都還是書本為主。只有在大躍進期間，大家繁忙地參與了大量實踐，有的剛入學就參與實踐了——即人民公社的實踐。等到他們畢業的時候，人民公社運動在社會動員和經濟組織上來説成了一個失敗的教訓，但是在設計訓練上是留有痕跡的，大慶在規劃、工農村的設計規劃原則，與田園城市、人民公社的大地田園化相連的，這本身也是學科意義上的本土學習的一個新階段。

澎湃新聞：現代意義上的建築學通常都和城市聯繫在一起。在這之前應該很少有建築師或規劃師把主要工作面向農村吧？

侯麗：人民公社的設計的確是一種新嘗試。不光在紙面上，設計師也開始接觸現實鄉村的發展和實踐，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從設計的行業來講，他們之前接觸的都是書本知識，而且還是西方舶來的書本知識。到了五十年代開展的大規模實踐中，這些書本知識又嘗試結合蘇聯標準投入到建設中，但和本土及現實的結合一直不充分。從這角度説，當時對建築從業者的批評有極端和激進的傾向，但某種程度上是中肯的——如當時所謂的“三脱離”，即脱離政治、脱離實際、脱離羣眾。

在當時無論是大學的建築規劃類師生，還是大慶的設計人員，在批判運動中都被要求住到鄉下去，與農民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勞動，進行長期實踐——不僅是實踐設計，而且是更基本的、更直接的生活和生產。這使他們認識到現實存在的約束，瞭解基層的想法和智慧。這樣説來科學乾打壘的探索確是改變設計界長久作為一種舶來品的現狀的學習過程，設計師得以真正接觸到現實。

澎湃新聞：乾打壘建造法是怎樣從大慶起源的？

侯麗：科學乾打壘被推而廣之，作為一種建築的模範形態是從大慶起源的。中國建築學會開展對學院派的批判，梁思成從理事長的職務上下台了，延安年會要求建築工人和年輕技術人員上台演講。在1966年的大會上，大慶的設計師是光芒萬丈的。“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口號在學院派看來當然是糟糕的，但對現代主義來説則有某種親和性，更不必説在當時的現實性。科學乾打壘所完成的設計非常貼切地體現了這樣的原則，從設計圖紙可以看出大慶建築師們在設計過程中並沒有放棄對美的追求。他們一方面學習了很多農民本土的、基層的經驗，但另一方面並沒有丟棄學院訓練中的本能，比如房屋的結構和比例，尤其屋頂的弧線——我一直希望做更深入的瞭解那批設計師的嘗試。我覺得有它簡樸的美。荷蘭導演伊文思導演七十年代在中國的系列紀錄片《愚公移山》裏也有一集專門講大慶的。我還想去找伊文思太太聊一聊，在影片中挑一些圖片做插圖，但他始終關注的還是人，不是建成環境；後來我還是在宣傳圖片裏挑出比較合適的。

乾打壘建築試驗樣板圖

澎湃新聞：大慶設計院所試驗的“科學乾打壘”，到底“科學”在何處？取得技術成功後，以小型手冊的形式分發和推廣，這好像是毛時代常見的一種知識生產和傳播方式？

侯麗：方案花了一年時間來做試驗，邊設計、邊建造、邊調整。它的科學突破主要在兩點，一個是“淺地基”，在有着凍土帶的極寒地區，民用建築通常必須打很深的地基，這樣建設成本和工期都比較長，而他們試驗了實現保温和堅固基本效果的淺地基住房。另一貢獻是改善通風條件，拓展室內空間，使室內淨空高度達到了夯土建築的極限。我在調研期間在設計院裏看到保留的幾棟科學乾打壘，和傳統乾打壘相比，有着明顯的進步。那時候的推廣方法帶着革命的精神，注重技術普及教育和跟羣眾相結合，遺憾的是我一直沒找到當時的手冊，無法深究，可能太年久了，沒人留着了。

《愚公移山》中的乾打壘居住區

澎湃新聞：那麼當時的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自行建造、無產階級美學等方針和當今建築學界的綠色建築、生態建築、沒有建築師的建築等思想有無相通之處？

侯麗：所謂生態、綠色、本土建築的確是設計史裏的一種流派，起源於對工業文化的某種反思，至今也是一種重要的呼聲，如要求普通人蔘與設計過程。今天的這套理論既有真誠的探索，也不排除一些炫技的噱頭。中國當時的做法有着來自意識形態的號召，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呼籲，有國家意識在內。當然，那時生態、綠色等概念不是考慮的重點，更多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吧。兩者都是強調普羅大眾的智慧、自覺性和自動力。在城市規劃裏也是這樣的，依然有部分理論認為最理想的社區規劃是不需要規劃師的，完全可以靠居民自下而上的做法完成，這至少是一種理想。

澎湃新聞：1964年秋，由谷牧向毛澤東提議，並由後者發起了全國性的“設計革命”，對當時建築和設計界產生了巨大震盪。如果從大慶主事者、石油部長餘秋裏和谷牧在“小計委”的共事經歷來看，那場“設計革命”的起源是不是大慶的諸種實驗經歷？餘秋裏早在1962年在大慶就已經有過類似“設計革命”的表達了，這是不是因為在大慶那樣全新的氣候和地理環境（荒原、極寒）突顯了設計師的“三脱離”？

侯麗：總體而言這是一個大趨勢。谷牧、餘秋裏是在“小計委”，那時李富春依舊在主持國家計委，餘秋裏等人被調進去就是為了革原有體制的命，所以他們必然要提出一個新的模式，這應當會參照成功的大慶的經驗，將某些準則向全國推廣。應該説大慶具體的設計革命舉措和後來全國性的設計革命運動推廣是存在邏輯關係的。餘秋裏是孤兒出身、窮人家的孩子，後來是紅小鬼，少年時期已經爬雪山、過草地，打過仗，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人物，非常強悍，他是真正的革命幹部。他的思維方式毫無疑問是非常現實和靈活的。這與當時的建築師形成巨大的反差。最早到大慶的建築裏有一位陳老師。他受的學院派的教育——因為他老師就是賓大畢業生。他是一個南方人，在大慶設計的房子開窗太多，不懂要適應地域氣候特徵，被嘲諷為“五門八窗”，在極寒地區設計那麼多窗户，人們都驚呆了。這是一個經典的故事讓後來的設計師意識到自己以往教條的設計並不符合當地氣候及資源條件。設計領域的革命在大慶當然就順理成章的開始了。

大慶與設計師

澎湃新聞：似乎今天健在的一些老專家對當時的“設計革命”持批評態度居多？

侯麗：我回國後曾想把在大慶的部分訪談資料發到學術期刊上，但我能察覺到我們一些老先生心裏不舒服，因為這正是他們當時被批判的一個“種子”。他們把自己歸結於政治的犧牲品。對於“設計革命”，可能建築師還更願意探討這樣的問題，比如夯土建築、本土建築、草根建築等，這些都是今天挺時髦的話題。但是那個年代的規劃師很難做，他們如今對當時的判斷是非常負面和標籤化的。規劃學科的取消是階段性的，196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李富春説今後三年不搞城市規劃，把規劃師隊伍解散了，原先的設計院成了研究院，都到下邊去做調研整理工作了。真正徹底的解散要到1969年，全國戰備，全國疏散隱蔽，規劃師唯一的工作就在三線。真正的全面恢復是在唐山大地震的重建中，規劃隊伍又被召集回來。可以説是規劃重建的新起點。今天對唐山重建的討論很少，但其實它意義重大，我看過一些少量的材料，特別強調公眾參與，是否可以説是大慶精神的延續？但這一點上我沒有深入研究。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華和宋為代表的受過專業教育的城市規劃師（知識分子）在大慶生活工作前後的思想及認識上的轉變？他們一方面有着各種各樣的不適，但華在1964年乾打壘大規模建設的調研中開始明白了城鄉差別和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情緒”。後來她寫的文章、會議的發言都做類似的表述，但在她離開大慶後似乎又發生了變化。

侯麗：總的來説，不同的情緒都在，但64-66之間的轉變是非常真誠的，的確是體會到了自己的特權，這在當年那批青年知識分子的轉變中是非常典型的，你看很多那代人的回憶錄裏能看到這一點。當你直面巨大的城鄉差別的時候，你才能體會到你一直享受着某種結構性特權。在她看來，大慶模式最真實的時期就是開創的年代，到現在回憶起當時的工作和生活依舊帶着浪漫主義的情感，華當時是發自內心的認為科學乾打壘的做法是適合大慶的——她甚至被看做是極左的代表，比如在1966年中國建築學會年會上喊出了要一輩子住在乾打壘，她在場的領導很尷尬地糾正了她的説法，説我們要永遠堅持乾打壘的精神，但不一定是乾打壘的房子。從四清運動開始，時局在1964-1966年都還處於搖擺的狀態，時而緊張時而寬鬆，直到1966年文革在過去積累的矛盾中爆發，此刻華的理想主義依舊不改，他們在文革中也組建了自己的造反團體，認為大慶原有的革命精神已經慢慢變味兒了。

華和宋在乾打壘住房前的合影

我書的後面多次談到，這種革命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包括對自己過去的否定，很難一直延續下去。華的轉變，一個是她返鄉時在温州埋下的種子——她在温州看見大規模武鬥，很多年輕人莫名地失去生命，讓她開始反省革命理想主義的代價；另一個是日常生活的力量，有了家庭，一旦有了孩子，住在一個邊遠的乾打壘村就顯得很不方便，想想你要看病，小孩要上學，這時你的熱情就容易從革命轉到關心個人和家庭生活的舒適性上。這期間華慢慢地疏離了激進的革命浪漫主義，從革命者轉為凡人，由青年進入中年。那時大慶的物質條件已有一定的積累，其實不用再建乾打壘了，但是大家的生活都還是被人為地固定在最初的模式中，大慶模式也出現了異化，因此人們的生活和認識都慢慢發生了改變，產生了壓抑的扭曲的情緒，我覺得這兩種轉變必須同時考慮到。大慶和大慶人的激進的狀態曾經是真實的、有效的，但一旦固化下來，也就往往難以持續。

澎湃新聞：這也就是1979年的“生產生活大辯論”中，大慶自辦的報紙《大慶戰報》出現繼續強調堅持“先生產後生活”論調的原因吧？

侯麗：對的。在必要的條件下堅持艱苦奮鬥的精神，這是一個取得共識的原則，那麼如何去詮釋艱苦、客觀條件何時發生轉變，大家存在着不同的認識。儘管大家都共用一套語言，但出於認識的差異和政治考量，也就會有不同的側重和對程度的理解，後期進行生產生活爭論的時候現實的、經濟的考慮少一些，還是反映了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一些分歧。比如，當你指出模式老了，但體制的第一反應是拒斥，就像説一個人生病了，他第一反應會是下意識的否認。

澎湃新聞：今天的建築師/規劃師該怎樣理解大慶模式？

侯麗：訪談了很多不同的人羣——不知這樣説是否合適——但我的觀察是知識分子總是愛發牢騷的。對他的過去存在諸多不滿，覺得受了冤枉和不公正的對待，當然也有可能是與作為訪談者的我處於同一階層，有理解和信任，因此他們願意説出來。但我訪談大慶工人和家屬，他們的確很少説慘，可能從過去走到今天的對比太強烈了，相對的滿足感更強，更認命。尤其是我接觸到的40年代出生的一部分人。

**必須注意到的是，大慶模式對生活和個性的壓抑，如果看整個大慶的設計史，就能意識到設計師在這當中是沒有個人身份的，始終是一個集體，沒有個性。**整個設計院就只做這一個方案，你可以想象這背後一定壓抑了多樣性和衝突。設計師幾乎不存在自由發揮的餘地，與其説是設計師，不如説是成了工程師，只按照一個規範標準去執行。民用設計也沒得做，全都改做工業設計了，如廠房、機械等“生產性”設計。華的先生就做過輸油管道的儲藏結構設計這樣的基礎設施。他唯一的建築作品是他快要離開大慶時參與設計了大慶“鐵人紀念館”。除此之外，最有意義的作品就是回老家時在包裏用報紙疊的架子，可以放最多的為孩子帶的雞蛋，這是他作為建築師唯一覺得有成就感的時候——這句話在訪談中我印象最深刻，感覺到那種個人在大時代當中的無力感。人是不可能長遠地按照固定的模式去生活的，即便能在特殊情況下短期危機中壓抑人性，但我們畢竟是人類，人性釋放是必然的。

對大慶模式的敍述容易非黑即白，過去對大慶有很多誤讀的地方，當時很多樣板工程都在今天面臨這樣的難題，我前些年去河南紅旗渠參觀也是這樣，都幾十年過去了，但你發現展覽中講述的語言和方式還是直接照搬過去的，早就和今天的認識與社會脱節了；另一方面是隱含的對那個時期的全面否定。在書裏面能看到我不同時期寫作態度的轉變，博士論文期間可能更強調大慶現實主義和經濟主義的一方面，但在整理出版時更深刻地意識到它壓抑和沉重的一面，又在另一個層面上去反思它。我們學者能做的是要用今天溝通性更強的語言提供更豐富、更新的、更當代的認識角度。至於怎樣尋找中國國情的設計和規劃方法應當始終有所意識、有所探索，同時應注意到這樣的方案也不應固化，而需不斷地進行檢討和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