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發展邏輯生變：京滬人口負增長，二線城市迎來最好時代_風聞

文丨西部君

城市人口話題，這幾年格外受到關注。

尤其是自去年開始的城市間“搶人大戰”，將之推向了一個新的高點。這個被形容為是二線城市向一線城市發起的反攻，目前拐點已現。

近日北京公佈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情況中期評估報告顯示，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規模比2016年減少2.2萬人，自1997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嚴格説，這不算新消息。因為早在今年2月，北京2017年發展統計公報就已經透露上述數據。並且還進一步指出，北京户籍人口也比上年末減少了3.7萬人。

從全國範圍內來看，北京並非孤例。2017年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共有6個出現負增長，其中3個就是直轄市，除了北京，還有上海、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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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北京、上海這兩個一線城市，都開始進入了常住人口負增長區間。

當然，從原因看，前面説這是“搶人大戰”的拐點，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北京、上海常住人口減少，主要還是主動控制的結果。

但不管原因如何，這都預示着新的城市發展格局正在出現。

多年來，大家都在講產業、資源從一線城市轉移、分流。但其實，人口的變化才最能説明問題。因為產業、資源的流動，人永遠是最大的驅動力。

由此，綜合各種跡象判斷，隨着京滬人口增長“告負”，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二線城市，正迎來屬於自己的最好時代。

具體主要有以下幾大機遇：

01

一線城市人口和功能的分流、紓解

北京、上海的人口分流，其實始於多年前。因為人口增速早就已經放緩。

與人口分流幾乎同步進行的，還有城市功能的紓解。

北京在幾年前就已提出紓解非首都功能；上海《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中，也明確要求，提升全球城市核心功能，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

顯然，無論是非首都功能，還是非核心功能，一線城市在這方面鬆綁，對二線城市來説，都藴藏着包括人、產業、資源等多方面的紅利。

這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顯性的變化，是近幾年一些國際活動舉辦權，不再完全由一線城市壟斷。

像杭州、廈門、武漢、成都、西安、鄭州、蘇州等二線城市，近年都獲得了在國際和外交活動中充當主場的機會。

02

產業下沉＋調整窗口

人口流動變化，自然能帶動產業佈局變化；產業佈局變化又將繼續鞏固人口的變化格局。

以華為從深圳遷東莞，小米擬南遷武漢、南京為代表，近年越來越多的科技企業，考慮把總部或第二總部遷往二線城市。

而隨着一批二線城市、省會城市在招商引資、優化營商環境上的集體發力，其中一些已經在創新產業發展上展示了自己的實力和特色。

典型如杭州的電商經濟、貴陽的大數據產業等。而像A股上市公司數量，杭州、蘇州已超過廣州。

另外：

成都、蘇州、南京、武漢和西安，成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快速成長型”城市，數字人才正在從ICT基礎產業轉向融合產業，部分城市如蘇州已經在製造業積累起突出的數字人才優勢。

同時，移動互聯網平台也正緊抓下沉市場，二三線城市正成為這種趨勢的最先和最大獲利者。

並且，當前全球都進入了一個大的產業調整週期，新產業的孕育，將打破過去過度依賴中心、頭部城市的格局。

仍處於成長期、擁有更多可能性和活力的二線城市，將獲得比以往更多的機會。

03

政策賦能＋強省會戰略

城市的發展，固然要靠自己奮鬥，但也離不開外部政策的賦能，特別是在中國。就這點來看，二線城市、省會城市，也正迎來風口。

目前已經批覆的九大國家中心城市，除北京、上海、廣州外，其餘都是二線。這可能是第一次，一二線城市在國家層面被劃入同一政策等級之列。

以“搶人大戰”的名義，一大批二線城市都降低了落户門檻，這其實是對於户籍制度的間接突破。也可看作是通過巧妙的方式，破解阻礙城市發展的限制因素。

近年已成為一種普遍趨勢的強省會戰略，也為二線、省會城市的強壯提供了支撐。並且這已不僅是城市及其所在省份的自覺，而隱約上升到了國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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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標誌性的一點是，前不久，濟南、青島、廈門、南京、哈爾濱、大連、瀋陽被點名“引領帶動作用不夠”。

具體要麼是“龍頭作用不夠”，要麼是“省會作用不夠”，要麼是“中心城市作用不夠”。

無論是哪種定位都説明，從地方到國家層面都意識到，要推動一個地區的發展，需要區域內“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

而這個重擔，當仁不讓就落在了一大批二線城市的肩頭。顯然，這是任務，也是機遇。

04

“大基建”機遇

一二線的差距，除了城市功能、發展機會的差別，很大一部分也表現在如對外連接度、對內基礎設施等硬件上的差距。

現階段，一線城市基礎設施，特別是北京、上海已基本趨於完善，而二線城市將進入一個較快改善的上升通道。

比如地鐵建設，從建設規劃和已開通運營里程看，可以預期，未來五到十年，都將是一批二線城市的重點建設時期。

這對於縮小一二線城市的公共設施水平，將發揮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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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主要城市在對外交通上，也還有明顯的改善空間。比如，最近渝湘高鐵重慶至黔江段正式開工，重慶米字型高鐵架構邁出實質性一步。

不要小看交通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同樣在最近，作為一線城市的廣州，在一天內就開工了6條地鐵，同時在打造交通樞紐地位上也有大動作。

更重要的是，當前及未來幾年，在改善交通設施方面，二線城市面對的不只有發展空間，更有外部機遇。因為未來幾年將又是一個“大基建”時期。

過去一線城市已經享受了這樣的幾輪機遇，現在輪到二線城市了。

小結

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紓解非核心功能，分流人口，一定程度上象徵着中國城市發展邏輯的微妙變化。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城市發展邏輯，是政治、經濟、交通等各個方面資源都高度以極少數幾個城市為中心來分配。

未來，一線城市當然將繼續扮演“核心”作用。但正如國家中心城市的“擴容”所預示的，告別“單極化”的發展邏輯，未來中國城市將會更加重視培育多中心格局。

無論是為加快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還是中國經濟總量的繼續增加，都需要更多能夠為國家分擔的中心城市。

所以也可以説，未來中國內部的城市競爭，搶人，搶政策，搶資源，將主要在二線城市之間展開，而不再是二線VS一線。

經濟學家管清友，有一個著名的觀點，中國需要八個一線城市，“這種首位度城市人口超過2000萬，但中國現在只有三個半，廣州只能算半個。”

其實，不管需要幾個，或者説人口是不是一定要到2000萬，毋庸置疑，這都意味着是二線城市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