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連“轉基因食品”都沒整利索呢，“轉基因人”就這麼來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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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這看起來像是又一個謊言。

“人民網深圳11月26日電：來自中國深圳的科學家賀建奎在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峯會召開前一天宣佈，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也意味着中國在基因編輯技術用於疾病預防領域實現歷史性突破。”

來自官方新聞網站的報道 [1] ，充滿了人們所熟知的那種樹立先進典型的口吻，跟之前引起爭議，隨後又被撤稿的韓春雨教授的初試啼聲非常相似。

[1] http://gd.people.com.cn/n2/2018/1126/c123932-32331758.html （發稿時該鏈接失效）

今天（11.26）中午，眾多報道此事的國外媒體都是引用了中國通訊社的報道，並沒有自己增加新的信源，同時用了“Claimed”（自稱）來表達他們的懷疑。

但是越往下看，這件事情為真的可能性，和它的荒誕之處一同開始增加。

“改革”是對倫理問題的中國解釋

CRISPR 技術現在已經不算是最前沿的科學話題，通過大量科普（韓春雨事件在其中功不可沒），已經到了像我一個文科生都能來插一腳評論的程度了。

這項技術並非中國獨有，或者是中國完全領先於其他國家，而是説國外其他地方沒有做，只是單純的因為他們認為技術不成熟，從倫理角度過不去。

這次“人體實驗”是怎樣通過了國內醫學倫理評審而最終實施的，也就成為事件最大的關注點所在——而無關所謂“中國科學家技術實力超英趕美”什麼的。

比我們普通人更瞭解基因編輯技術的一羣人——包括果殼、知乎上的藍V認證用户，《知識分子》公眾號等等，則與部分國外媒體一樣，在第一時間體現出嚴厲的批評和質疑的態度。

批准本次實驗的倫理委員會從屬於一家所謂的“莆田系”醫院，這家醫院的地點在深圳。做實驗的是南方科技大學的一位教授——這家學校剛成立的時候，曾經以一種跳脱體制的姿態飽受外界關注和期待。教授有自己的公司，既不缺技術，又不缺錢，缺的可能只是找個倫理委員會的一聲令下。

這種種情況的累積，並非只是偶然或無意義的文字堆砌，而是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事情會這樣發生。

深圳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審查申請書上籤下名字的倫理委員會成員（假設簽名不是偽造的 [2] ），本質上做了和40年前在安徽小崗村的一張紙上按手印的幾十個農民一樣的事。

[2] https://weibo.com/1644489953/H4sOx1axz

不論其成敗、動機、後續影響——兩件事所需要的決心、勇氣和心理素質，完全可以相提並論。

很多想把此事包裝成為一個先進典型的國內記者們，可能也是抱持着同樣的想法。因為在歷史上又不是沒發生過：八九十年代人人腦袋頂着個“信息鍋”，世紀之交各種“中華鱉精”、“珍奧核酸”都是央視廣告標王，這種事情可以説從來就沒有走遠。

甚至於，就算是比更改基因後果嚴重不知多少倍的歷史上的人類學、社會學“實驗”，擁有“悠久歷史”和“無神論”兩大法寶的中國人，也都會抱着“看淡了治亂循環”的心思輕輕放過。

所以我們跟一些其他地方的人士相比，看待同一類問題時候的眼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還有，我們不能排除有人看了學術圈的集體質疑和反對，就着急説“這是見不得中國進步”這樣的話……

中外對照時，若是使用了兩套不能兼容的話語和評價體系，這種根本上的衝突，很難通過讓“後進”一方掌握現代的科學技術和研究方法，並且試圖與國際接軌，就能夠彌合。這是意識形態的深層次差異，就像很多原本對華友好的美國智庫，都逐漸的意識到中美全面競爭難以避免一樣 [3] 。

[3]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149

所以看這個問題，一定需要尋找一個就算是以中國話語，也能夠講清楚説明白的角度。

“轉基因”既然不能給人用，為什麼可以給人吃

CRISPR 是一種基因編輯技術，而被一些中國人視為“洪水猛獸”的轉基因食品，也是採用了基因編輯技術（雖然具體技術分支有差異）。如果用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不嚴謹的比方，對人體的胚胎進行基因編輯，相當於是做了個“轉基因人”。

不過要是説起“轉基因”，“吃瓜羣眾”們恐怕就更熟悉，而且更覺得科學家不可理喻了。

一方面，科學界主流聲音支持農作物、飼養動物的轉基因大量使用，並且跟以崔永元為代表的“反轉”羣體形成鮮明對比。但另一方面，同一批人又要極度的反對將這項技術用於人類自身。

這樣做屬於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嗎？既然不能給人用，為什麼就可以給人吃呢？

這其中的問題在於，當我們在説“轉基因食品”更好，更適合人類需求的時候，我們並不是把被“轉基因”的動植物作為跟人類同等地位的個體來看待的。

我們是將自己放在了一個主體的位置，而將那些被我們消化、娛樂、使用的動植物放在了客體的位置上。人類與那些他所驅馳的東西之間關係並不平等。因此也可以任意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無需感到倫理上的壓力。

幸虧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都認同，我們沒有必要給（除了瀕危動植物之外的）世界上其他的生物以平等的“動物權”，否則我們的生活將會少了很多樂趣和便利。

比如説享用肉食。我們有大規模的現代化工廠生產白羽雞，它們 60 多天的短暫生命是人類賦予的，而這生命旅程唯一的歸宿就是成為人類的盤中餐。

我們都這樣做了也不會有什麼心理壓力，那麼很自然的，在進行動植物基因編輯的時候，對於那些“殘次品”和“半成品”，就可以隨意的銷燬它們，而不必承受精神上的壓力。

也因此，這樣經過多次實驗的轉基因技術，才稱得上是千錘百煉，在嚴格的驗證之後，最終達到適合工業化大生產，足夠安全有效，適宜人類使用的程度。

那麼，你能説我們對一個人類孩子做基因編輯，是要ta更適合人類使用嗎？這怕不是從非洲食人族的角度來看問題。

再説了，我們也會忠實的保留那些未經人類之手編輯的“非轉基因”的種子，既滿足一部分“反轉”的消費需求，又存在所謂的“種子庫”當中，以防將來人類的需求出現變化，或者地球環境變化的時候，我們還能從之前造物主指定的起點重新開始，再一次去選育到那個時候更適合人類需要的作物。

基因編輯中出現“半成品”和“殘次品”對那些不幸的胚胎來説當然不公平，那麼一旦大規模出現了所謂“強化”的人類基因，我們要不要為了物種多樣性，為了防災備份，而保留一些“非轉基因人”或者“純種人”呢？這些生下來就不如其他人天賦高尚的人類，是否獲得了一個公平的起點呢？

你也許理解不了倫理，但一定能理解公平

好吧，我們終於説到了公平問題。

我認為，作為廣義的倫理爭議的一個大的子集，公平問題是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能完全理解的——畢竟，人類社會的“終極進化形態”共產主義，就是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問題。

我們將每一個由人類所生養的胚胎，視為同等具備人權的個體，他們都是這個星球上的最高主人。他們按照聯合國公約的規定和現代大部分國家的共識，理應擁有生而平等的基本權利。

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論其家境貧富，也不論其人種，性別，血型，性取向，所操語言，智商水平，以及是否具有先天缺陷。

一個先天性心臟病、唐氏綜合症、乙肝病毒或（這次 CRISPR 所要避免的）艾滋病毒（HIV）攜帶者，只要這個孩子已經生出來了，我們就只能負責到底，對其平等對待。

我們知道，人的先天稟賦就是不平等的，有些人註定生下來就比另外一些人在智商上更佔優勢，或者長得更高，或者更健美，或者更符合當代人的審美。那他們就會對另外一些人形成天然的“碾壓”。

這種先天差異最重要的表現就是，現在儼然成為一個“看臉的社會”。不管你怎樣努力，都會因為容貌的差異，而體會到人情冷暖的重大區別。小時候就受到歧視的孩子，甚至會擁有伴隨一生的心理陰影。

如果有個辦法能一勞永逸的根治先天性的不平等，人類當然會很渴望這樣的辦法。整容技術就是這樣一種“逆天改命”的辦法。

有文章介紹説 [4] ，整形手術的歷史幾乎和人類有醫療記錄的時代一樣長。早在中世紀消毒麻醉等技術還不成熟的時候，還使用柳葉刀和放血療法的原始醫療行業，已經敢於對面部動刀。

[4]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40942

“醫學史學家瑪格麗特·佩林認為，這與當時的文化息息相關。損傷或醜陋的相貌在當時不僅要多讀書，還會被認為是醜惡內心的外在體現。（患者）為了不被污名化而選擇手術，例如因為梅毒導致的面部潰爛，就需要手術移植皮膚。”

——其實跟現在是完全一樣的。如果不是遭到歧視受人欺負，感受到世界的惡意，主動選擇整容的人遠遠不會那麼多，這東西也不至於成為一種產業。

你可能覺得整容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真去選擇整容的人，他們日常生活承擔的代價之大，遠高於做整容要承受的代價。

據《新京報》報道 [5] ，本次“基因編輯”實驗給家長的《知情通知書》上寫的是這是一個“艾滋病疫苗”實驗。雖然實際孕育孩子的家長不一定是 HIV 感染者，但招募不願孩子染病的家長，想來相當“合情合理”。

[5]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11/26/524940.html

此前，來自中山大學的問卷調查顯示 [6] ，HIV 感染者對基因編輯技術的期望值，比普通公眾更高。

[6] https://mp.weixin.qq.com/s/x7BRorMMGYc5KKJqxniqig

現已成熟的母嬰阻斷，僅僅能做到讓 HIV 感染者的孩子健康出生，而不能讓他們至少擁有一個可以確定的未來——一個他們絕不會感染艾滋病的未來。

有人擔心，“轉基因孩子”會在班上受欺負；但如果説這些“艾滋病”的孩子本來就很可能受欺負，再加一個“轉基因”的頭銜並不會讓他的境遇更惡劣。

而孩子及今後的後代永遠告別艾滋病魔咒的誘惑，卻是完全可以抵消家長們的付出和顧慮的，對那些特殊的家長來説，是完全值得，甚至夢寐以求的。

我嚴重懷疑，實驗招募 HIV 感染家長做其中一部分被試，就是利用了這些人絕望的心理，為的也是“逆天改命”，實現對這些家長的“公平”。

本是救濟不平等，卻註定會創造更大的不平等

只是，基因編輯技術和整容相比，有一個最根本的不同——基因編輯的結果一般來説都是可以遺傳的。人類現在對 CRISPR 技術的利用程度還非常原始，遠沒有到給繁殖增加一個“開關”那麼發達的程度。

這點還跟“轉基因”農作物有一點不同：一部分由於廠商盈利的需求，農作物種子裏面的轉基因性狀一般不能維持到下一代，要麼是種出的作物無法繁育。

所以，基因編輯帶來的性狀改造將會是“世襲”的。冒着後代發育畸形，或者其他什麼不可知的風險，最早嘗試生一個“轉基因人”的家長，萬一真的實驗成功了，可以説就是“富貴險中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而不管是先吃螃蟹的人，還是之後大家都擔心的有權有勢的人，共同造成了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早通過基因編輯“變美變聰明”的局面，這個原本是用來救濟生來不平等的方法，必然會造成更大，更本質的生來不平等。

一般來説，我們將這種在長相、智力以及其他方面的生來不平等，作為一種不可抗力的後果。有神論的國家會認為這是上帝或真主的安排，即使是無神論，也會把它當作是地震、洪澇一樣的天災來看。

這種東西是以人類的力量不可以預防，也很難在事後補救的，我們能做的只有接受這種傷痛，並且試着與它和平共處，建立起自己在心理上的強大防線。

至少在中國我很自信是如此——小孩子羣體裏，最怕的是跟別人不一樣，因為老祖宗傳下來的基因告訴我們，跟大家做一樣的事，才有更大可能繁衍後代。

這種樸素的觀念發展到現在，就是根植於普通人心中的對平等、公平的訴求。但是，這種訴求是被動的，是建立在災害已經發生，或不可避免的基礎上的補救措施。

與此相關的一個例子是自動駕駛帶來的倫理問題。當自動駕駛的正確率到了可以上路的時候，顯然，系統偶爾還是會發瘋的，機器可能還是會失靈的，或者是出現現在意想不到的狀況。

當一個經過國家測試的自動駕駛設備出了事故，死了人，那是造車廠應該負責，還是設計軟件的工程師應該負責？是負責年檢的國家部門負責，還是購買這輛車的車主應該負責？

車禍的直接責任人是司機。當直接責任人被移除之後，這個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也會成為一個像天災一樣的倫理學困境。

在未來世界，車禍可能極為罕見，每年因車禍死亡人數甚至有機會少於10人。屆時，真的有人因為車禍而死，恐怕也只能是類比地震等天災，家屬找不到什麼合適的責任人，不得不獨自消化這個殘酷的現實。

然而——如果説有一個人，他能為汶川地震，東日本大地震，或者最近的加州山火什麼的——負起主要的責任，我們希望對他施加什麼樣的刑罰呢？

如果有人“逆天改命”的，實現了自然都不一定能幫你做到的事情，能夠將人們原以為是不可抗力的東西，重新放歸到人力能左右的範圍之內，那麼隨之而來的，是責任。這個人必須對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負責。

我們人類會帶着温馨與祝福的心態，來面對經過基因編輯的新人類的誕生嗎？不會的。

他們和他們的家長，做手術的醫生等等，只會被施加以史無前例的仇恨。甚至不誇張的説，千百年來人們因各種不可抗力所忍受的苦難，都會變本加厲的施加到這個人身上。

有些人反轉基因，是樸素的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今不如古。不過我想，面對作用於人類的基因改造技術，我們應該不至於抱有這種樸素的想法。

最主要的是，它的出現，帶來了一種我們能理解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有責任人的，也就是説，有人可以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負責。

那麼很顯然，他就必須負責。

我相信，以這樣的思路，即便對“倫理”問題沒什麼感覺的中國讀者，恐怕也會認同對人類自身進行基因編輯並不是一個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