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兩封信：紀念一位68年前犧牲的年輕人，和他的父親_風聞

  昨天，是一位偉人的兒子犧牲68週年。

  有同學告訴我她很關心現在的社會熱點問題，尤其是“腐敗問題”。    

  因為工作忙這忙那，只是匆匆回覆了幾句，一直沒有機會好好和她談一談這些問題。    

  昨天還是忙，現在總算有點兒時間了——也真該寫些什麼。

  其實，我對這些也沒有什麼很成熟的見解。但我想，如果實在要談一下的話，也許可以從這位年輕人寫給親友的兩封信談起吧。        

  他叫毛岸英。

  我們都知道他是誰的兒子，1950年11月25日犧牲於抗美援朝戰場，時年29歲。 

  曾經有一段時間，對毛澤東同志的詆譭在某些角落裏可以説形成了烏煙瘴氣乃至黑雲壓城之勢。毛岸英同志也成為別有用心者造謠污衊的一個重點對象。       

   西人有云：   “唯有弱者才沒有敵人”。自古英雄人物，譽滿天下，謗者喧然，本屬尋常。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一生馳騁天下，文韜蓋世，武略無雙，征伐寰宇，橫挑強梁，犁庭掃穴，滅敵無數，他一家也都是為革命事業殞身不恤的滿門英烈，雄強如此，被敵人銜恨負痛，對影狂吠，更是不足為奇。       

   所以毛主席自己説過：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風必摧之，就是人必罵之。——人不捱罵，不好。”       

    但令人有些“驚奇”的是，這樣的毀謗和污衊，有相當一部分並不是來自明面上的“敵對勢力”，而是來自執政黨內部的某些人。許多製造傳播政治歷史謠言的輿論事件都一再表明：有一部分披着“共產黨員”甚至“黨校專家”、“領導幹部”外衣的人，在其中起到了縱容、放任，推波助瀾乃至興風作浪的作用。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解釋只有一個：因為在這些人看來，毛澤東及其一家、及其思想和風範的存在和巨大影響力，對他們這一撮人的利益，是個巨大的威脅。       

   這個威脅來自哪裏呢？       

   我今天要講的毛岸英同志寫的兩封信，或許能夠讓我們看出其中的端倪。       

   瞭解毛澤東的人可能都知道：如果説毛澤東一生也曾對不起誰的話，那這個人就是他的第一任夫人楊開慧同志。        

   在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的艱苦歲月裏，楊開慧同志一直在老家長沙板倉開展地下工作，並且含辛茹苦地照料三個年幼的孩子：岸英、岸青、岸龍。                                                 

   由於戰爭關係，這期間毛澤東不但無法照顧妻兒，而且只和楊開慧經由湖南省委的交通站通過一次信。後來因為誤傳出楊開慧的死訊，以及很多其他原因，毛澤東在井岡山上與賀子珍同志結合了。而此時，楊開慧正懷着對毛澤東的深深眷戀，和母親向振熙、保姆陳玉英（被她們稱為“孫嫂”）帶着三個孩子在敵人屠刀下堅持鬥爭，直到被反動軍閥何鍵逮捕入獄，寧死不屈，英勇就義，時年29歲……. 

   從此，毛澤東和毛岸英對和楊開慧有關的一切，包括楊開慧的家人、親友，以及和楊開慧母子一起坐牢的保姆孫嫂，都有着一份特別親切、深厚的感情。        

   解放後，毛澤東特地叮囑毛岸英去湖南為楊開慧掃墓時要探望楊母向振熙老夫人，並説：

   “告訴你的外婆，就説毛澤東永遠是她的兒子。”         

   毛澤東也曾兩次把已經回鄉務農的孫嫂接到北京，感慨地説：       

   “看到你，就像看到了開慧一樣……你以後就是我的家人了。”        

    那麼，成為人民共和國開國元首毛澤東的“家人”，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以下這封信，就是解放後不久，毛岸英同志寫給孫嫂的——記得江蘇衞視的《見字如面》欄目裏，《楚喬傳》裏的“宇文玥”林更新（我沒有看這個劇，是同事告訴我的）朗讀過這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孫嫂：    

   這信有的地方寫的太潦草和太文，你要舅母幫你念一下。 

    你的來信我前天才看到，這是因為我自你們那裏返回北京後，馬上又被公家派到別的地方去了，前天才回來。 

    你在信中感謝我照顧你，這我決不敢當，我對你並沒有絲毫特殊，組織上對你照顧，是把你當作對革命有一定功勞的人看待的，這是你二十幾年前在敵人威嚇面前，在敵人監獄中捱罵捱打，堅定不屈的應有代價。 

    這是你的光榮，但你可千萬不要以此自高自大，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你就會把你自己的光榮歷史污辱了。 

    我想你不會這樣的，你將仍是一個老實的，樸素的，對眾人好的，為眾人做事的，因而為眾人所尊敬的孫嫂，起碼我是希望你自革命勝利後變得比從前更好。 

    你的女兒進保育院一事，組織上已答應代你辦，不需要你出錢（因為你自己沒有錢），如果一定要你出錢，而你確是沒有錢，那麼請你拿着這封信要舅母同你一起去見交際處劉道衡部長，他會正確處理問題的。（他是個老革命同志） 

    我的身體比以前好一些，岸青不久前在醫院割了扁桃腺，身體好多了。 

    你的身體也要注意，同時又要好好在自己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覺得解放後你們有“後台（？）”就不聽話了，不好好工作了，這是不對的。我們是勞動人民，我們以此而光榮，但因此我們永遠應當是世界上最忠實、最純潔、最勤勞、最樸實、最剛強而又善良的人們。望你永遠不失這種偉大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寶貴這種偉大的優良品質，去掉一切不好的非工人階級的品質。

    信已寫的很長了，就此止筆。祝你愉快！ 

    岸青問你好，我父親也問候你，並望你決不退步，跟着大眾前進！ 

                                                                     岸英  上     

                                                                                   8月19日      

    我們不難想像：在父親南征北戰幾乎杳無音訊的日子裏，這位勤勞、厚道、樸實、能幹，和自己一家患難與共、相依為命的孫嫂，在毛岸英幼小的心靈中，和媽媽、外婆一樣，就是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最親近、最可靠的人了。      

   毛岸英當然十分珍視這種感情。但是，和20多年前那個七八歲的小男孩不同的是，共產黨員毛岸英此刻已經懂得：   

   正因為珍視這份情感，正因為熱愛當年同甘共苦的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孫嫂，所以一定要講清楚，這份情感的真正可貴之處究竟在哪裏。   

   這份情感的可貴，就在於當年的苦難和鬥爭，考驗出了一個“老實的，樸素的，對眾人好的，為眾人做事的，因而為眾人所尊敬的孫嫂”，一個“在敵人威嚇面前，在敵人監獄中捱罵捱打，堅定不屈”的孫嫂，一個充分體現了勞動人民“最忠實、最純潔、最勤勞、最樸實、最剛強而又善良”的本色的孫嫂。    

   這樣一個孫嫂，才是當年讓楊開慧一家人感到那麼温暖、可靠、可敬的孫嫂，也才是能夠在新的社會里以不卑不亢的主人翁姿態去創造新的生活，和人民大眾一起前進，永遠不脱離人民大眾，也因此能夠永遠和毛澤東一家相知、相親、相惜的孫嫂。

   相反，如果“攀龍附鳳”、作威作福，就是污辱了自己的光榮歷史，因為這樣一來，和當年打你、罵你、殺害“開慧先生”的那些讓你萬分仇視和鄙視的敵人，還有什麼區別呢？當年你拼着性命幫助“潤之先生”、“開慧先生”鬧革命，還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不要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予取予求，不要有“朝中有人”、手眼通天的派頭，珍重革命的情誼，就要珍重自己那種在鬥爭中錘鍊出來的寶貴品格，繼續做一個踏踏實實的“為眾人做事的”普通勞動者，才能頂天立地、理直氣壯地活着，也才是最有前途，最讓人放心的活法。——這就是人民領袖的家庭，對“自家人”的殷殷關切，對“自家人”的一片深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句：   

  “我們是勞動人民，我們以此而光榮，但因此我們永遠應當是世界上最忠實、最純潔、最勤勞、最樸實、最剛強而又善良的人們。”      

  這一句裏的三個“我們”，值得打上着重號細細品味。    

  前些時候有同學一直要我談談對反腐電視連續劇《人民的名義》的看法。因為我並沒有看完這個劇，一直沒有談。然而此刻，雖然我還是沒有看完這個劇，但有些話似乎可以略微談一談。    

  記得《人民的名義》裏，侯勇扮演的大貪官趙德漢在落網時對檢察官侯亮平求饒説：   “我也是農民的兒子……”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他在這個時候説出這種話，想來潛意識裏大概不外是這麼三層意思：   

  1.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窮怕了，我很可憐，所以貪，情有可原；   

  2.我是農民的“兒子”，但我現在已經“出息”了，不再是“農民”了，所謂“一躍龍門身價百倍”，所以我不可能再和“農民”一樣，所以還是要請組織體諒一下我：人往高處走，環境變了嘛！

 3.我是“農民的兒子”，所以我奮鬥到今天不容易，我這一輩子勤勤懇懇往上爬，簡直夠拍個勵志影片了，就是結尾稍微差了點兒，還請組織上對我一分為二，看到其實我的“主流”、“本質” 還是好的呢！     

  而毛岸英同志説的是：   

   1.“我們是勞動人民。”——我們不但是勞動人民的“兒女”，而且我們自己就是——也永遠是——勞動人民；   

   2.“我們以此而光榮。”——“勞動人民”這個身份並不讓我們感到卑微，感到需要被人憐憫，更不會讓我們感到需要用貪婪的攫取來挽回自己所謂的自尊。相反，這個身份是天底下最讓人感到光榮、自豪、有尊嚴和力量的身份；   

   3.“但因此我們永遠應當是世界上最忠實、最純潔、最勤勞、最樸實、最剛強而又善良的人們。” ——但這個身份的光榮和尊嚴究竟在哪兒呢？這份光榮和尊嚴，決不在於讓我們在“一躍龍門”、“華麗轉身”，成為“權貴”、“大款”、“精英”、“上等人”之後，得意洋洋地拿出自己當年穿過的破衣爛衫來説：“瞧瞧！老子這就是寒門出貴子，吃得苦中苦，終成人上人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凡是有這種心態的人，並不是珍惜自己勞動人民的身份，而是沾沾自喜於自己擺脱這種身份的“本事”、“機遇”、“個人奮鬥”，陶醉於那種“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出人頭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逆襲”的成就感，而這就已經為他們此後的蜕變、腐化、墮落，埋下了種子，或者更確切地説，這就是他們思想變質的開端了。相反，這個光榮和尊嚴，在於那種“最忠實、最純潔、最勤勞、最樸實、最剛強而又善良”的品質，在於“永遠不失這種偉大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寶貴這種偉大的優良品質”，因為只有這種品質，才能讓我們“找得着北”，才能擺正自己個人在黨和人民事業中的位置，才能在人生的大道上光明磊落地越走越寬敞，而不做那種狹隘、愚妄、可笑、可憐、可悲的暴發户心態的俘虜——那種所謂“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志得意滿、趾高氣揚的“奴隸總管”，其實不是什麼“主流”是好的只是不幸偶爾失足，而是靈魂永遠跪着的最不光彩、最沒有骨氣、最自輕自賤的人。   

  顯然，對“農民”、“勞動人民”的理解上，真實的毛岸英和和這位虛構但並不虛假的趙德漢（以及同樣出身寒微的祁同偉等人）之間存在着完全針鋒相對的天壤之別。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   

   1949年10月，毛岸英同志聽説舅舅楊開智（楊開慧同志之兄，其獨生女兒楊展同志參加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英勇犧牲於華北戰場）想通過毛澤東的“關係”在湖南謀一個“廳長方面的位置”，寫過一封長信給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的表舅向三立。全文如下：     

 三立同志： 

  來信收到。你們已參加革命工作。非常高興。你們離開三福旅館的前一日，我曾打電話與你們，都不在家，次日再打電話時，旅館職員説你們已經搬走了。後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沒有提到你們的下落。本想復他並詢問你們在何處，都把他的地址同信一一齊丟了(誤燒了)，你們若知道他的詳細地址望告。 

  來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慚愧。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經極端落後了，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的原因外，正在於此。皇親國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根本的勝利。而對於這一層，舅父恐怕還沒有覺悟。望他慢慢覺悟，否則很難在新中國工作下去。翻身是廣大羣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而不是個別解決。大眾的利益應該首先顧及，放在第一位，個人主義是不成的，我準備寫信將這裏情形坦白告訴舅父他們。

  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當然對於自己的近親，對於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層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的。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並努力倡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於人民的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範圍並與人民利益相牴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後者方面的，即“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 

  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許現在在罵我“不孝”，罵我不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我決不能也決不願違背原則做事，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於父親，他是這樣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因為這種做法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與人民大眾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 

  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羣眾觀點與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個人觀點的矛盾正是我們與舅父他們意見分歧的本質所在。這兩種思想即在我們腦子裏也還在尖鋭鬥爭着，只不過前者佔了優勢罷了。而在舅父的腦子裏，在許多其他類似舅父的人的腦子裏，則還是後者佔着絕大優勢，或者全部佔據，雖然他本人的本質可能不一定是壞的。

 關於撫卹烈士家屬問題，據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經轉組織部辦理。但你要有精神準備，一下子很快是辦不了的。幹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會拖一下，請你記住我父親某次對親戚的話，“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不可個別解決”。這裏所指的生活問題，主要是指經濟困難問題。而所謂整個解決是指工業革命、土地改革、統一的烈士家屬撫卹辦法等，意思是説應當與廣大的貧困大眾一樣地來容忍一個時期，等待一個時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別人好，當然，餓死是不至於的。 

 你父親寫來的要求撫卹的信也收到了。因為此事經你信已處理，故不另復，請轉告你父親一下，並代我問候他。 

 你現在可能已開始工作了罷，望從頭幹起，從小幹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負個什麼責任。先要向別人學習，不討厭做小事，做技術性的事。我過去不懂這個道理，曾經碰過許多釘子，現在稍許懂事了。——懂得應該為人民好好服務，而且開始稍許懂得應該怎樣好好為人民服務，應該以怎樣的態度為人民服務了。 

 為人民服務説起來很好聽，很容易，做起來卻實在不容易，特別對於我們這批有小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沒有受過鬥爭考驗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

 信口開河，信已寫得這麼長，不再寫了，有不周之處望諒。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0月24日

    信中的這樣一段話，道出了毛岸英之所以有那樣的想法的原委：    

   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的原因外，正在於此。皇親國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根本的勝利。        

   在毛岸英看來，新中國的成立，本質上絕然不同於中國幾千年來的改朝換代，而是意味着“皇親國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個時代裏，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是光榮的；而指望靠着自己是“皇親國戚”而享受特權，“仗勢發財”、“一步登高”，則是非常可恥，令“我非常替他慚愧”的。     

   在這個時代裏，勞動者不再是卑微如草芥的奴隸、牲畜、螻蟻，而是有了崇高的主人翁地位，也因此而對自己的每個成員，對自己的政黨、政府、領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澤東父子正是自覺到了這種要求，所以他們希望孫嫂、外婆、舅舅等親朋好友都能意識到這個要求，都能明白在一個親人和同志們為之灑盡熱血的乾坤朗朗的嶄新社會里和全中國人民一同站起來當家做主的光榮與責任。

   當然，我們在“趙德漢”、“祁同偉”、“高育良”層出不窮的今天看來，毛岸英同志當年的憧憬，或許還是顯得太樂觀了一點兒。     

   而這一切已經是他所不知道的了。    

   因為一年之後，他這位”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終究還是享受了一回作為毛澤東兒子的特權：     

   強敵壓境，國難當頭之際，毛岸英同志通過父親反覆“説情”，終於當上了彭大將軍麾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第一位戰士。     

   一個月後，他成為長眠在朝鮮的18萬志願軍烈士的一員。    

   一年前，他説：      

   “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的原因外，正在於此。”     

   一年後，他終於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這個“不同”。       

   記得去湖南省第一古村落——江永縣上甘棠村——參觀的時候，同行的一位遊客問一位給我們當導遊的村民：      

   “你們村真是風水寶地，歷朝歷代出了那麼多進士、大官。按説現在你們也應該還是出了不少幹部吧？”       

   “有啊。現在我們村在省內外當官的人也不少啊。”       

    這位遊客好奇起來，問道：       

   “那他們對自己村裏就沒有什麼特殊照顧嗎？”       

   這位四十多歲的漢子一愣，想了想，搖着頭頗為遺憾地嘆息道：      

  “唉！大姐，如今這共產黨領導的時代，社會制度和以前不同了呀。你説他們當共產黨那個官，哪裏是為自己家、自己村當的喲！”       

    這位大哥口中的“不同”，不就是毛岸英同志用生命證明和捍衞的那個“不同”嗎？ 

    也是為了這個“不同”，為了保持這個“不同”，毛岸英的父親竭盡了自己晚年的全力，直到最後一息。

    而他的父親之所以至今還在遭到自己黨內某些人挑動和縱容的詆譭和謾罵，也正是因為這個“不同”，因為他的父親為這個“不同”所做的一切，像緊箍咒一樣束縛着執政黨的某些不再喜歡這個“不同”，而希望並在試圖推動這個國家、這個黨徹底資本化、權貴化的成員。       

    我們的總書記曾經談到社會主義蘇聯解體的教訓。      

    美國學者大衞·科茲在其所著的《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一書中指出（為了避免屢次遇到的麻煩，我採取截圖的方式引用該書的某些片段），蘇聯變色、解體的關鍵，並不在於蘇聯經濟崩潰（雖然蘇聯經濟到最後的確遇到了很大困難），也不在於蘇聯人民不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雖然他們對蘇聯社會的確有很大不滿），而在於蘇聯黨和國家領導層中的不少人認為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儘管很不完善）妨礙了他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於是和“知識分子”、“經濟學家”、“私營企業主”一起組成了以終結社會主義，徹底實現“自由化”、“私有化”為目標的“親資本主義聯盟”：        

     

             

   這樣的一個“聯盟”，在當今的中國是不是也可以找出它存在和活動的端倪呢？     

   還是拿前面提到的《人民的名義》一劇來説吧——這部劇儘管有着種種主客觀條件的侷限，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身在黨政隊伍中卻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的龐大勢力及其構成成分、相互關係和演變輪廓：     

   第一，就是以並未出場的“副國級”趙立春，其子趙瑞龍，以及直接攀附上這條線的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公安廳長祁同偉為代表的已經貴族化、世家化、門閥化的高層權貴集團。從祁同偉對侯亮平發表的一番“英雄決定一切，人民什麼也不是”的“演説”可以看出，這個集團已經連人民的“名義”也不要了，已經完全不把黨的立場、信念、宗旨乃至組織領導核心放在眼裏，甚至公開半公開地走上了組織政治宗派、策劃政治陰謀和進行政治顛覆的道路，因此他們對攫取政治權力的野心甚至要超過對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的貪慾；     

   第二，就是以丁義珍、程度等人為代表的僱傭化、乃至黑社會化的中下層腐敗集團。這一集團往往充當前一集團的打手和爪牙，直接對基層羣眾吃拿卡要，作威作福，但他們很少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沉湎於酒色財氣，粗俗蠻橫，吃相難看，信奉的是“有奶便是娘”，聯結他們的紐帶就是“現金交易+哥們義氣”；     

   第三，就是以李達康為代表的所謂“能人”、“專家”組成的看似不問任何政治路線的為招商引資，發展經濟而“埋頭苦幹”的技術官僚集團。他們看似“勤政”、“廉潔”（當然也不可能是真廉潔，但大概比上述第二集團的吃相要多少上得枱面一點兒）， 實際上不過是不顧一切地用GDP給自己刷政績。他們之所以如此表現，是因為他們不甘自居於“品位過低”的第二集團，但又還沒有門路擠入第一集團——或者説，第一集團的政治風險係數太高（無論是第一集團與黨和人民的較量，還是第一集團內部各個派別之間的坐地分贓勾心鬥角，都還是前途未卜、吉凶難料），所以他們還不敢輕易下注，只能是先“兢兢業業”地攢分數，等機會。     

    當然，劇中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對中國政商學界的滲透，也沒有表現在理論界、教育界、學術界、媒體界為這第一集團（背後往往還有西方反華勢力）改旗易幟而舞文弄墨、搖唇鼓舌的“文化精英”、“學術大腕”、“有良心的歷史發明家”，等等（高育良的夫人吳惠芬雖然身為大學歷史教授，但正如侯亮平所説，她只是一個沒有自己的政治理念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心只想利用名存實亡的官太太身份給自己鍍金撈好處，所以並不屬於這一類人）。——至於這種忽略是因為什麼，那就見仁見智了，而我的猜想仍然是：立場問題、感情問題，會讓創作這部劇的那些同樣以“文化精英”自居的小説家、劇作家看不到自己不想看到的東西。     

    毛岸英同志不愧為開國領袖、大哲學家毛澤東主席的兒子，當他説“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羣眾觀點與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個人觀點的矛盾正是我們與舅父他們意見分歧的本質所在。這兩種思想即在我們腦子裏也還在尖鋭鬥爭着，只不過前者佔了優勢罷了。而在舅父的腦子裏，在許多其他類似舅父的人的腦子裏，則還是後者佔着絕大優勢，或者全部佔據，雖然他本人的本質可能不一定是壞的”的時候，實際上已經目光如炬地點出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的實質，只不過在今天，兩個階級、兩種思想、兩條道路的鬥爭，已經遠遠不只是在個人的頭腦裏，而是變得巨大、尖鋭、複雜得多了。

   面對已經這樣嚴峻的鬥爭，我們該怎麼辦呢？    

   在《人民的名義》裏，祁同偉當年還是緝毒英雄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説他隻身偵查毒穴，被武裝毒販圍追堵截、逼入絕境的時候，憑着一首兒歌，找到了人民，終於化險為夷，勝利完成了任務；     

   後來侯亮平怒斥他説：    

  “你有難的時候，找到了人民；人民有難的時候，你在哪裏？！”      

   其實，只憑着一首兒歌，是找不到人民的，而人民有難的時候，也不能指望從天而降的救世主。

   毛岸英的那位偉大的父親，在兒子犧牲十年以後，曾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留下了一部密密麻麻的讀書筆記，其中有老人家講的這樣幾段發人深省的話：

   “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瞭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裏，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於權利的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裏，對於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係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裏，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裏，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必須自己管理上層建築，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     

   毛澤東就是帶着這樣的思考，走進了他一生最後十餘年的蒼茫風雨。                          

   在毛澤東思考的延長線上，今天中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們仍然在進行着與上述三大集團完全針鋒相對的不懈探索。       

   外經貿大學陽和平教授指出：     

   “社會主義社會黨的領導和羣眾監督這一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人民內部矛盾的集中表現。這一矛盾只有在階級和國家的消亡後才會克服。所有其它試圖用僅僅強調一方面的方法來克服這一矛盾都是徒勞的。光有黨的領導，抵制或反對羣眾的監督，黨一定會變質，走向反面;光有羣眾的監督，抵制或否定黨的領導，羣眾運動必定要走上歧路，被壞人利用，打派仗，造成無產階級政權的喪失。”     “黨的領導和羣眾監督是社會主義社會矛盾中的一個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在基層處理這一矛盾的一個具體方法或內容就是界定各自的權限。 

　　温室和學院裏培養不出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他們也只有在羣眾運動中，在……鬥爭中才能成長壯大。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一個人民羣眾學會如何當家做主的過程。只有那些正確處理了黨的領導和羣眾監督的人才有可能成為新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歷史證明別無它路。    

…… 特權是官僚掠奪剩餘價值的起點，羣眾喪失監督的權力是資產階級上台的標誌。

　　將來無產階級的政權如果一方面能夠從一開始就嚴格地、自覺地、堅持不懈地限制或剷除官僚特權，另一方面又把羣眾的監督以自發、半獨立的組織形式常規化，也就是把巴黎公社的兩項原則現代化，那麼無產階級政黨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不大容易，無產階級專政就有可能大大地得到鞏固。”     

這樣正在進行中的思考、探索與嘗試，就像我們現在要全面推進和深化的改革一樣，誰也無法保證它的絕對正確，而且在今天的思想輿論空間實際上已經被右派佔領大半的形勢下，它們其實是地地道道的“非主流”——然而如果不進行這樣的思考與探索，要我們的黨和國家“不忘初心，保持本色，增強活力”，就會是一句空話。

    同學們如果真正有心的話，不妨關注一下這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