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難飽：道路之爭 無法讓步_風聞

主席將於11月30日至12月1日出席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三次峯會。

一

   2018年10月5日，新華網刊發“中國工商界發表聲明反對B20政策建議文件”

   大家都熟悉G20峯會，全球GDP排名前20的國家首腦峯會。B20是啥意思？B20，全稱“20國集團工商首腦峯會”，是G20峯會的“預備會”，一般在G20峯會召開前1個月召開，各國工商界有頭有臉的人物在這個會上達成“B20政策建議文件”提交給20國首腦，供G20峯會參考和討論。

   “聲明”稱，今年的B20政策建議文件罔顧中國工商界的正當關切和合理訴求，片面突出國有企業扭曲市場競爭等議題。中國工商界堅決反對以B20名義散發未經共識的文件，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向20國集團領導人提交該政策建議文件。

   20國集團由美國、中國、日本、法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俄羅斯、澳大利亞、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韓國共19個國家和歐盟組成。中國是20國中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國家。

   B20峯會將“國有企業扭曲市場競爭”作為主要議題之一，並形成“B20政策建議文件”，這個議題會在20國首腦間討論。

    2018年11月19日，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署公佈“針對關鍵技術和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體系框架”，向公眾徵詢意見：

 1. 生物技術，例如：

(i)     納米生物學；

(ii)    合成生物學；

(iii)   基因組和基因工程；

(iv)  神經科學。

2. 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技術，例如：

(i) 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例如，腦模擬，時間序列預測，分類）；

(ii) 進化和遺傳計算（例如遺傳算法，遺傳編程）；

(iii) 強化學習；

(iv) 計算機視覺（例如，物體識別，圖像理解）；

(v) 專家系統（例如決策支持系統，教學系統）；

(vi) 語音和音頻處理（例如，語音識別和製作）；

(vii) 自然語言處理（例如機器翻譯）；

(viii) 規劃（例如，安排，遊戲）；

(ix) 音頻和視頻處理技術（例如，語音克隆，深度偽造）；

(x) AI雲技術；

(xi) AI芯片組。

3. 定位、導航和定時（PNT）技術。

4. 微處理器技術，如：

(i) 片上系統（SoC）；

(ii) 堆疊在芯片上的存儲器。

5. 先進計算技術，如：

(i) 以記憶為中心的邏輯。

6. 數據分析技術，例如：

(i) 可視化；

(ii) 自動分析算法；

(iii) 上下文感知計算。

7. 量子信息和傳感技術，如

(i) 量子計算；

(ii) 量子加密；

(iii) 量子傳感。

8. 物流技術，如：

(i) 移動電力系統；

(ii) 建模和模擬系統；

(iii) 資產總體可見度；

(iv) 基於配送的物流系統（DBLS）。

9. 增材製造（例如3D打印）；

10. 機器人，如：

(i) 微型無人機和微型機器人系統；

(ii) 蜂擁技術；

(iii) 自組裝機器人；

(iv) 分子機器人；

(v) 機器人編制系統；

(vi) 智能微塵。

11. 腦機接口，如：

(i) 神經控制界面；

(ii) 意識-機器界面；

(iii) 直接神經界面；

(iv) 腦機接口。

12. 高超音速空氣動力學，例如：

(i) 飛行控制算法；

(ii) 推進技術；

(iii) 熱保護系統；

(iv) 專用材料（用於結構，傳感器等）。

13. 先進材料，例如：

(i) 自適應偽裝；

(ii) 功能性紡織品（例如先進的纖維和織物技術）；

(iii) 生物材料。

14. 先進監控技術，如：面印和聲紋技術。

以上內容，涵蓋了大部分中國計劃發展的高科技產業。

2018年11月19日，美國前副國務卿，基辛格智庫事務所副主席羅伯特.霍馬茨到訪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作交流，他説：

“在過去10年中，兩國經濟相互依賴越來越緊密。美國推動這一進程的動力是基於華盛頓共識，認為中國深度融入國際經濟秩序會帶來中國內部的改變，變成市場導向的社會，在制度設計方面也會變得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更接近，……。現在，我們發現，美國人這個想法太天真了。我們現在才明白過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保持中國特色，並不會讓中國在制度上學習西方。

……

目前，在很多方面，中國的高科技已經領先美國了，尤其是數字經濟領域。**美國在相關領域沒有任何工業政策、補貼或開放市場方面的限制。**所以，中美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兩國在規則、規範、標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且互相不理解，兩國都在以自認為正確的方式行事，而且兩國之間並沒有就此進行行之有效的對話。

……

關於G20，如果兩國沒有任何協議達成，將會是很糟糕的；如果兩方將分歧公開，這將更糟。

……

即便是對中國看法最負面的美國人，也沒有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中國，沒人把中國當成以前的蘇聯。美國人長期以來堅持認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帶來繁榮發展，但中國成了反例，……，這在很大程度上衝擊着美國人的認知，需要花時間去消化解決這個問題。我不認為這是意識形態分歧，這僅僅是兩國關於何種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爭論。”

二

上世紀九十年代，蘇東劇變，蘇聯解體。俄羅斯模仿美國搞起了民主制度，配以“休克療法”，國家陷入全面混亂。中國也差點着了道。那時，美國一極獨大，如日中天，風頭無兩。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懷着志得意滿的豪情，寫下《歷史的終結》，認定美國發展模式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從此之後，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就不再進步了。

1990年，中國GDP3,945億美元，美國59,795億美元，中國僅為美國的6.6%。

經過近30年發展，2017年，中國GDP122，504億美元，美國191，261億美元，中國佔美國的64%。

按西方主流觀點，中國取得的經濟發展成績，一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二是勞動力無限供給，三是2001年加入WTO以後融入國際市場，獲得穩定有利的國際經貿環境，開放型經濟迅速發展。這三點都與美國的支持、幫助分不開。

起初，由於勞動力無限供給和以環境過度破壞做代價，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比較優勢是中低端製造業；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要是高端製造業等領先產業，形成互相銜接的全球產業鏈，儘管有小摩擦，總體説來，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發展至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環境破壞也到了不得不治理的階段，繼續在國際分工中從事中低端製造業的發展模式走到了盡頭。2015年，中國提出“中國製造2025”，要在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牀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十大領域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美國坐不住了。主要因為兩方面：

其一，在發展模式方面，原本認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帶來繁榮發展，但中國成了反例。”

“認為中國深度融入國際經濟秩序會帶來中國內部的改變，變成市場導向的社會，在制度設計方面也會變得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更接近。現在，我們發現，美國人這個想法太天真了。我們現在才明白過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保持中國特色，並不會讓中國在制度上學習西方。”

其二、在產業方面，中國如果按“中國製造2025”搞下去，全球分工體系將發生巨大改變，中國不再是低端、廉價產品的全球供應基地，而是高中低端產業通吃，搶美日歐飯碗。

於是，美國以貿易戰為切入口，對中國進行壓制。

 

有些條件，比如美國提出的中國要進一步擴大開放、縮小兩國貿易逆差、保護知識產權等，對美國有眼前的實際利益；對中國來説，好處與否不論，發展到目前階段，應該這樣做。所以，中國並不反對。

關鍵在兩點：

其一、要求中國不能給予高科技產業補貼。“中國必須立刻停止對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涉及行業，造成市場扭曲的補貼和其他政府支持”。因為“美國在相關領域沒有任何工業政策、補貼或開放市場方面的限制。”

其二、“國有企業扭曲市場競爭”。

這兩點結合起來看，美國認為中國擁有大量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有國家參與其中，其行為不按市場信號做反應，不是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同時，中國通過補貼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使中國企業在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換言之，中國採取了非市場化手段，使歐美企業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這樣的發展模式，在中國處於國際分工中低端產業的時候，美國可以不計較。中國要發展中高端產業，與歐美中高端產業形成直接競爭，就必須不能以國有企業的形式、不能以補貼或其他政府支持的形式扭曲市場，而要在同等條件下公平競爭。

為了貫徹上述意圖，美國國會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14大類高科技產品出口，並在“B20峯會”着重提出國有企業扭曲市場議題，以備“G20峯會”討論。

三

“美國在相關領域沒有任何工業政策、補貼或開放市場方面的限制。”嗎？

為追趕英國製造業，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主持制定了美國製造業發展戰略。1791年發表的《製造業報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不僅主張關税保護、而且戰略性使用以下措施支持民族工業發展：補貼、出口退税、禁止出口關鍵性原材料、政府採購、制定產品標準和移民政策。

亞伯拉罕.林肯主持制定了旨在促進收入和財富增長的“美國製度”（The American System)。其中包括，高關税保護戰略性產業，低價土地轉讓降低投資成本，政府採購為其提供市場。

整個19世紀，直至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工業化都是在高於主要國家平均關税30%情況下進行的。

從20世紀初開始，政府採購、公共機構正規科學培訓、制定產品和工藝標準，是美國建立和發展大工業的關鍵做法。比如，聯邦政府通過對航空信收費方式補貼民航業，通過政府採購方式創建了早期的飛機制造業和先進的化學工業部門；一戰後通過《亞當法案》，組建致力於應用試驗和產業升級的公共實驗室；政府直接參與美國無線電公司投資，促進廣播和電視網絡發展。

二戰以後至今，美國政府依舊推行有選擇的產業政策，在民用核能、電腦、晶體管、芯片技術、激光技術、人工智能、火箭和衞星等方面主動投資和政策支持，占主導地位的方法包括：由政府出面支持大量實驗室從事基礎性研究，與知名企業簽訂長期政府採購合同，以及補貼、投資擔保等多種救助措施。

2012年3月，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吉恩.斯柏林（Gene.Sperling)宣稱，復興國家制造業將強烈的捍衞美國利益。這是奧巴馬政府關鍵人物第一次公開談到要使用產業政策推動製造業發展，然而，這個演講很快沒有痕跡地消失了。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對“產業政策”的兩面性。

一方面，“市場原教旨主義”言論長期支配美國公共政策話語權，不僅用新古典經濟學為其提供理論依據，而且還以“自由、民主、精英、上帝設計的自然次序”等不易引起懷疑的字眼為自己辯護。一提到產業政策，則冠以“政府幹預”、“經濟硬化”、“致命的自負”、“通向奴役之路”等話語來描述。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事實上實施了比官方話語多得多的產業政策。這些產業政策包括了從推進主要技術創新到特定部門產品應用，再到農業推廣和製造業推廣服務（Block and Keller,2011;Weiss,2014）。在某些部門、某個時段，政府領導着市場：在私人部門不可能單獨從事投資的領域發揮創始人作用；在另一些部門、另一些時段，政府追隨市場：對私人企業已經投資的產業追加投資或給予補助。同時，對中小企業的特殊信貸或對研發活動的補貼也從來沒有停止過（Wade,1990)。

《應許之地：一部美國經濟史》的作者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總結説：“20世紀最具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是美國政府。聯邦政府發明或開發了核能、計算機、互聯網和噴氣發動機。……。事實上，在IT和社交網絡上取得成功的風險投資商，他們所利用的商業化技術——從晶體管到互聯網技術，最初都是美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產物（Lind,2012)。”

只是當美國本土企業具備了國際競爭力之後，國家才降低保護的規模。同時勸説其他國家也同樣削減保護，以利於美國資本進入別國市場。同時，對於本國領先的產業、產品出口，政府還設置了相當嚴格的審查制度，防止他國學習和模仿。

四

特朗普政府為什麼尤其反對“中國製造2025”？

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國政府支持中高端製造業對美國構成直接競爭原因以外，還有以下原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在公共政策的爭論中，“自由市場可以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這種以交換為核心的思想成為美國佔支配性的意識形態。由於將產業政策描述為毒藥，美國政府隱藏了其產業政策的實踐，以至於連非意識形態的學者都聲稱：美國沒有產業政策，或者説只有壞的產業政策。

美國共和黨想要更小的政府和更多的自由，而民主黨卻想要更大的政府和更多的平等。上世紀80年代，羅納德.里根上台，“更小的和更有限的政府”理論逐步興起。2008年金融危機後，一家知名基金宣稱：由於奧巴馬政府新的管制、公共工程項目和新建立的政府機構，美國正面臨着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自由和繁榮的最大損失（Koch,2009）。

紐特.金格里奇曾在1995-1999年擔任美國眾議院議長，按照美國總統繼任程序，其地位僅次於副總統。他在2010年出版的《拯救美國》中説，奧巴政府“就像納粹德國或前蘇聯曾經發生的一樣，它代表着對美國的巨大威脅”（Gingrich,2010)。

這些右翼理論對美國公共政策具有很大吸引力。於是，產業政策被廣泛地看成是“豬肉桶政治”（porkbarrel politics）、“尋租”、“公司福利”、“擠出私人資本”、“挑選贏家”、腐蝕企業家文化、破壞市場競爭效率等“有毒的”政策。

我們都知道，特朗普是共和黨人，他周圍是一幫共和黨理念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這一屆政府，至少在口號上，反對搞產業政策、政府投資和補貼。在特朗普看來，美國不能搞，中國也不能搞；中國搞，扭曲市場、不公平競爭，美國吃虧了。

五

   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國家對先進產業給予支持的“產業政策”，怎樣看待國家對特定產業的投資、政府採購、補貼和擔保？

   反對方認為，政府這樣做會“擠出”私人投資。

其實不然。政府選定的投資領域往往是代表未來方向的基礎性產業，這些產業投資規模大、週期長、是否能夠成功不可知、未來利潤難預測，私人資本對這些產業沒有投資能力，也沒有投資興趣。從一般意義上講，不存在“擠出”問題。

   反對方認為，人的認識能力有限，政府無法預測未來哪些產業具備真實的前景，鉅額投資和補貼往往失敗，資源浪費，並喜歡舉韓國、日本部分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來説明這一點。

張維迎教授是這一觀點的擁躉，近幾天還寫了篇《知不知，xiaoping也》，提到，“遺憾的是，由於不理解哈耶克的認識論，時至今日，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負’不能自拔。他們或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或者假裝自己無所不知，貌似’藝高人膽大’，實則是’無知者無畏’，一會兒建議搞產業政策、一會兒沉迷於刺激總需求，結果是，根據他們意見制定的政策不僅扭曲了中國的經濟結構，而且使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受到傷害。”（張維迎，2018）

   其實不然。我們用風險投資（VC）來理解這個問題。VC機構，投資10個項目，能有1-2個成功就是成功,1-2個項目的收益可以彌補8-9個失敗項目的成本還另外有賺頭。

   人的認識能力確實有限，但並非沒有一點認識能力。對未來，還是能模模糊糊看個大概方向。

   國家層面的產業政策，類同於VC。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對於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可以模模糊糊看個大概。

   從結果看，可能最初確定的10個、20個產業方向，國家投入了許多資金、給了很多補貼，最終只成功了2-3個。這很正常、很合理，大部分都成功才荒謬，違反人的有限認識能力。

   然而，國家必須要這樣做。國家不做，私人資本沒有能力和意願做，先進產業如何才能發展起來？

六

   中國比美國更有條件通過國家意志推動先進產業發展。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簡要回顧一下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市場效率的論述。

   肯尼斯.阿羅和傑拉德.德布魯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市場只有在這些假設下才是最有效的的資源配置者：1、市場價格信息充分，2、消費者和生產者作為既定價格接受者的完全競爭市場，3、均衡狀態。這些條件僅存在於理論，並不能夠為反對產業政策提供依據。

   政治經濟學家彼得.霍爾（Peter Hall)和大衞.索斯凱斯（David Soskice）提出，正是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1、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分權，2、聯邦、州和當地政府間的分權，影響、削弱了產業政策的有效性。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同樣認為，大部分產業政策失敗是由於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三權分立導致的。人們很難達成一個讓總統、內閣、國會兩院、最高法院和五十個州（每個州也存在同樣使權利支離破碎的三權分立制度）都滿意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當他們屬於不同政黨的時候。”（Mann，1997）

   只有在巨大的危機面前，產業政策才會獲得不分黨派、大多數人的同意。比如説，2008年金融危機後，2009年《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獲得通過，其中包括：國家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健康產業、清潔能源、電池、先進材料、基礎設施通訊、運輸和能源等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2010年後《法案》又補充了幾項以製造業為中心的項目，包括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材料基因組計劃和機器人技術中心。在岸製造商享受20%所得税抵扣。2010年，國家出口計劃加大了對出口企業的支持力度。

   在美國政府推動技術創新的產業政策中，最明顯的是“先進技術計劃”（ATP）。“先進技術計劃”的最終命運也會讓我們看到在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政治環境中，產業政策是怎樣演變為“失敗”的。

   “先進技術計劃”是1988年由直屬美國商務部的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創設，主要為應對日本在高科技領域的強勢競爭。該計劃相當有成效，比如説：1、相比於申請“計劃”卻沒有通過的企業，接受“計劃”的公司研發週期比前者縮短50%；2、參與者表示，“計劃”的介入帶來了之前達不到的、與其他公司更深層次的合作；3、催生出大量新產品，比如小型磁盤驅動器、平板電腦和植物性生物降解塑料。

   在看到“計劃”高調的“政府幹預”後，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從1994年開始對其發動攻擊。通過眾議院操作，不斷減少“計劃”預算，到2007年，布什政府和共和黨議會成功大幅削減了該計劃的經費。

   與美國相比，中國具有權力集中的中央政府，產業政策的制定、實施，可以做到各級政府戮力同心，並保持一貫性、持續性。這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中國更有條件通過產業政策推動先進產業發展。

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白，無論是“國有企業扭曲市場競爭”問題，還是對先進產業給予補貼問題，其實都是美國政府壓制中國先進產業發展的手段。

   產業政策，無論是從認識論，還是從實踐的角度，都具備可行性。美國的政治制度侷限了產業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中國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通過產業政策推進先進產業發展。（微信公共號：高難飽）

   這是經濟發展“兩條道路”之爭，也是中國作為追趕型國家必須走的道路，中國無法讓步、無需讓步。

   G20峯會，特朗普一定還會提這個問題——他在貿易戰時就明確提出來了。依目前來看，這個問題沒有徹底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可能的結果是，邊打邊談、邊談邊打，互有妥協。正如別指望“重慶談判”能最終解決和平問題一樣，經濟發展道路問題，最後還是經濟發展説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