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家裏的陌生人：清中葉的朝鮮面對西洋_風聞

引子：嘉慶六年的一份報告

嘉慶六年的歲末，在西曆算來，已經是1802年的年初了。依照舊例，朝鮮要向大清帝國派出賀歲使，趕在正月初一以前到達北京。這一年的賀歲使又兼陳奏使，正使叫曹允大，副使徐浩修，書狀李基憲。除了一年一度例行禮物和賀信之外，這次，他還帶來了一份朝鮮新國王給大清皇帝的報告。

這份報告題為《討邪逆奏文》，抄錄在李晚秀（1752—1820）《 車集》裏(1)。裏面説到，這幾十年來，突然出現一些“兇醜匪類，倡為西洋之學”，從京城到全羅道，他們聚集了很多信徒，“或曰父，或稱教友，變換姓名，各立標號”，讓人想起了古代中國的黃巾軍、白蓮教。這一年（1801）的三月份，由於漢城府截獲這些人的來往書札和傳播天主教的邪書，於是開始大規模地搜捕。其中，邪書是丁若鍾所撰，而參與其事的上層士人，有李檗、李承燻、丁若鏞、丁若銓等人。

為了説明事情的嚴重性，這份報告裏面還説到一箇中國人，他是江南省蘇州府的周文謨，“所謂周文謨者，約會邊境，扮作驛夫，晝伏夜行，混入國都，多年匿置，為伊等之渠帥”。據説他慫恿朝鮮人勾結洋人，要顛覆朝鮮王朝。

朝鮮的李氏王朝對西洋人和本國人加上清國人的內外勾結相當震驚，他們覺得必須讓清朝政府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可是，讓朝鮮人始料未及的是，這份報告上呈清廷沒幾天，正使還沒有參加元日賀歲，清朝內閣就滿不在乎地把報告打發回來，還訓斥了朝鮮使者一番。對於他們通報朝鮮叛黨和在北京的西洋人勾結的説法，他們居高臨下地批駁，大大咧咧地説：“京師向設有西洋人住居之所，只因洋人素通算學，令其推測廛度，在欽天監供職，從不準與外人交接。而該洋人航海來京，鹹知奉公守法，百餘年來，從無私行傳教之事，亦無被誘習教之人。該國王所稱，邪黨金有山等來京傳教一節，其為妄供無疑。自系該國匪徒潛向他處，得受邪書，輾轉流播，及事發之後，堅不吐實，因而捏為此言，殊不可

信。”(2)

這個時候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好不容易剛剛把和珅之案、川楚之亂、洪亮吉案大體擺平的嘉慶皇帝，或許是不願意節外生枝，或許是對應付西洋還有自信，所以他並不覺得，或者不願意覺得京城裏西洋傳教士的存在，會有什麼大問題。儘管從康熙年間起，清帝國對於西洋傳教士在華的宗教活動日益限制，但是，從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到嘉慶，既沒有像日本嚴禁天主教那樣，為捍衞文化純潔性而大動干戈，也沒有像內亂紛爭的朝鮮王朝那樣，為宗教叛亂引起的政權危機而驚慌失措，倒是很寬容地讓他們住在北京的四堂，也放任他們四處訪客交友。朝鮮人恰恰就是通過朝貢、賀歲使臣們，在北京逐漸認識西洋天主教的。按照一種説法，西洋事情和西洋宗教傳入朝鮮，這些“訪京使”是最重

一 乍逢異邦：誠是一種別般人物

從十七世紀上半葉起，日益衰落的明王朝和新近崛起的清帝國在中國北方打得不可開交，朝鮮夾在舊恩主和新霸王之間，日子覺得很難過，只好陽奉陰違，一面抄海路嚮明王朝輸誠進貢，一面對清帝國軟語諛辭進行撫慰，好不容易才穩住了西邊。不料想，在隔海的東邊也不平靜，自從豐臣秀吉進兵朝鮮以來，那個由德川氏漸漸統一起來的東鄰，對朝鮮也是虎視眈眈，想方設法地再度窺測朝鮮半島，想在大陸找到一個立足點。

清帝國奪取大明政權的那一年（1644），德川日本對天主教的禁絕運動已經進入尾聲，這一年，長崎處決了最後七名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同時又殺死了最後一個傳教士小西(4)。第二年（1645），日本人藉着搜查逃亡的天主教徒名義，越過對馬海峽，三番五次地試探朝鮮人的反應(5)。這一年，一個叫做成以性的官員正在奉命陪同賀歲正使坪麟大君李 、副使鄭世規一同往中國進發，半路上收到後方傳來的諮文，説日本人“以其叛臣耶蘇宗文［門］之黨，必入朝鮮地方，願得小舸，自來搜捕，且欲得遠近島嶼之圖，又令水使搜探諸島，每節馳報日本”。

進入鄰國自行搜捕，要求得到鄰國的地圖，迫使鄰國代自己搜捕還要常常彙報情況，這好像是一個宗

主國對附屬國傲慢的規訓，這當然讓一直認明（清）王朝為宗主而對日本相當鄙夷的朝鮮人很不高興。朝鮮國王回絕了滕智繩的要求，只是心裏還是有一些惴惴不安，畢竟幾十年前戰亂的陰影，還在心頭徘徊(6)。

不過，日本對於天主教的嚴禁和追捕，卻鈎起了朝鮮人對天主教和西洋人的好奇。雖然從明代後期起，朝鮮人已經從中國漸漸瞭解到有一個西洋世界，也知道那裏有天主教、西洋曆法、西洋利器等等(7)，但是，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前，他們並不特別在意，畢竟那是一個遙遠的異邦，其有或無，與朝鮮不關痛癢。但是，日本嚴厲禁教捕人這件事情，倒讓朝鮮人知道了西洋國和天主教進入日本後的命運，這些一直銘記豐臣秀吉入侵之辱的朝鮮人，反而對那些被倭酋追捕的耶穌之黨，產生本來並沒有的同情。也許正因如此，他們的使者到北京來，都要好奇地專程看看這個天主教，究竟是什麼模樣？

從順治到康熙，北京東南西北四堂漸漸開放，在朝鮮燕行使者的日記中，遭遇西洋人的記載漸多。乍見陌生人，通常第一印象常常來自外表，對於異域和異教，朝鮮人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們美輪美奐的教堂。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業（1658—1721）和崔德中到北京，就曾經特意去參觀宣武門外的天主堂：

外門扁書天主台三字，門內有台，其高三四丈，南面開一虹門，入其中，北壁掛一像，其人散發袒臂，持火珠，面如生，其上有“天地真主”四字。又“敬天”二字，即皇帝筆。左右壁各掛一像，其貌似北者壁。虹門左右，石面週迴書二十方位，中插鐵針，所以看日影者也。其上懸大小鐘，鍾各有撾，在中央者最高，而大渾天儀在其上。

虹門左旁，又有一虹門，門上亦書十二方位，門之內立四薄板為門，粉其面，畫之守者，以竹杖分開兩板，藏於左右壁。其內又有二層，朱門而上，二扉下四扉，次第開之。中有物如柱椽如竹者，□立無數，大小不一，而皆金銀雜塗之。其上橫置一鐵板，其一邊鑽穴無數，一邊如扇形，俄見日影到其方位。台上大小鐘，各打四聲，中央大鐘打六聲。此是自鳴鐘，不足為異，所怪者鍾才止，東邊虹門內，忽有一陣風聲，如轉眾輪，繼而樂作，笙簧絲竹之聲，不知自何處出，律呂合度，宮商成調，通官輩雲：此中華之樂。良久而止，又出他聲，其如朝參時所聽。

通官輩雲：此今之樂。良久而止。復出他聲，其聲急促，通官輩雲：此蒙古之樂。亦良久而止。樂聲既盡，六板門皆還閉，此西洋國使臣徐日升所作也。(8)

接下來，趙榮福（1672—1728）、俞拓基（1691—1767）、李頤命（1658—1722）、金舜協（1693—1732）、李宜顯（1669—1745）、韓德厚在康熙末到雍正年間，先後到北京，也都一

個接一個地特意去看天主堂：石台高可二丈餘，上安日影，後有天主殿，殿內安天主像，復以皂錦袱。殿柱欄户，皆用漆塗木作朱白色文若異石，天主像安在彩龕中，兩龕左右皆作金龍攀楹狀。殿壁四圍，畫許多天神像，生氣勃勃，不類丹青。

殿之南楹有樓，上設機懸自鳴鐘，按時自擊，不差毫分。又有一機，若引之則笙簧自鳴其中。適值主者出他，不得試，其結構之奇麗巧壯煥爛炫耀，殆不可以文字勝記。(9)

四壁必畫人，或有翼者，或有披髮者，以紗帳垂蔽，而列牀桌什物，窮極侈巧，眩人眼目，難以形容。(10)四隅皆作虹鯢門，層層造上。最上頂極圓，正畫天形。其四隅有書，曰萬有，曰真元，曰無始，曰無終。四壁上皆畫人物，而活動如生，不分真假，闔一眼而視之，屋宇人形皆浮動……(11)

入門便覺丹碧炫耀，目難定視，既是象天上者，故其高几摩星漢，其畫日月星辰固也。壁上多畫陰鬼，有同禪房十王殿，見之幽暗無陽明氣象，可怪也。(12)

他們不僅注意到了天主堂的華麗和壯觀，而且還驚歎於西洋繪畫的精美，甚至還以為他們之所以能夠畫出立體感很強的人物，是因為他們有陰陽水，“故能畫陰陽於一幅之上，所以如此云云”。他們不僅和“深目高準，虯髯長頰”的麥大成（Jean-Francois Cardoso）、蘇林（JosephSuarez）、戴進賢（Ignace Kogler）、穆敬遠（Jean Mourao）以及費隱（Ehrenbert XaverFridelli）見了面，還在自己的玉河館接待他們來訪，全然不顧清帝國的禁令。

他們甚至覺得西洋人們“雖着胡服……辭氣殊覺雅潔”。他們不僅接受了他們贈送的禮物如千里鏡、吸毒石、石鏡、畫圖、綾花帛等等，還有各種曾經被清帝國和日本國嚴禁的書籍，如《萬物真元》、《闢妄》、《三山論學記》、《主制羣徵》等。在他們好奇的眼睛裏，這些都很新鮮，“（西人）送示其國

文字三大卷，字形非梵非倭，不可曉。每葉有圖，畫宮闕城池人物禽獸之狀，輒用文字細書數三十行，俱用白紙印出，濃淡深淺，恰如工描，纖悉奇巧，非中國所可擬，而人物禽獸，亦多不

可解者”。

興宣大院君李昰應

當然，西洋天主教的教義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往中，漸漸進入他們的視野中，他們開始知道了西洋的“耶穌”和“瑪利亞”(13)，也聽説，天主教好像“講道理與《中庸》、《大學》有同處”(14)，

只是還不太明白天主教的教義，僅僅知道，這個天主教和佛老有些不同，直到看了《萬物真元》和《闢妄》以後，才大體上知道“所謂‘萬物真元’者，天是萬物之元也，則主於天為正理也；‘闢妄’者，釋氏之常誦阿彌陀佛，誠無意義，此何足以破地獄而躋天堂乎？妄之無雙，闢而廓如者也”(15)。

所以，他們記錄説：“大抵西洋人之學，闢佛廓如，而所宗主者，上天與正理，然亦一異端雲”，“西洋之道，以事天為主，不但與儒道背異，亦斥仙佛二道，自以為高”，“天主教者，未知昉於何年代，而自雲只奉天無偽，斥老佛為外道雲。書肆已未聞有此書，未審其宗有法門如何也”(16)。

不過，到底是有了文化震撼，他們隱隱約約地發覺，這些人物和這些思想，看來並不一般，好像和他們所有歷史經驗和記憶中的人物都不一樣：

要之，雖中國之大，若此類未必多也。大抵此國人皆形貌精悍，碧眼尖鼻，唇紅而薄，鬚毛屈盤，誠是一種別般人物也。(17)

二 隔岸觀火：在北京看西洋景

在清帝國，天主教的命運真是一波三折，康熙和雍正兩朝，先是寬容，後是嚴厲(18)。乾隆在位的六十年裏，也許是自信滿滿的緣故吧，對西洋人又用了寬猛相濟的方法，除了嚴禁傳習天主教外(19)，並不太管他們在北京的其他活動，只是把這些西洋傳教士限制在歷算和繪畫上，讓他們在宮廷裏畫畫，在欽天監任職，卻不讓他們從事他們本來最希望進行的傳教事業。

對於一心想來中國弘教的西洋傳教士來説，這可能很彆扭，也可能很難過。不過對好奇的朝鮮使者來説，卻完全沒有感覺。他們好奇的，最初並不在宗教，除了精巧百出的天文儀器，最有興趣的就是精美異常的繪畫(20)。在乾隆年間，朝鮮使者絡繹不絕地到天主堂參觀，想方設法和天主教傳教士談話，甚至私下裏和傳教士交換禮物，為的常常是好奇。這些朝鮮使者對於異文明的第一印象，還是來自眼睛，在天主堂看到最震撼的是壁畫，所以頗佩服西洋人的繪畫技藝：四壁皆畫本國所尊奉之神，千態萬形，不可名狀。人形之外，各樣儀物，奇奇巧巧，天然似真，迫而細審，乃知其為畫，絕可異也。(21)

堂內廣闊，四壁皆畫，畫工合神，真天下奇畫矣。……世稱西洋畫之奇妙者，非徒然矣。(22)

壁圖畫樓殿山嶽鳥獸花草之狀，活動神奇焉，見之如真境。(23)

有一兒眼睛直上作驚癇之狀，一婦人撫摸憂愁，一老翁恐懼攢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雲氣圍繞小兒，出頭雲中者，不知其數屋，大抵三楹，而第一楹北壁刻木障如佛幢，又畫婦人救護病兒之狀。上有一白鳥張翼，口吐白氣，直射婦人之頂。左右兩壁又各設三木障，或畫婦人傳雙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懸小兒欲墜老人以掌向天若將承之。恍惚悠怪，令人不樂。蓋病小兒所謂天主耶穌也，其憂愁夫人耶穌之母也。(24)

不過，這一時期，他們到底越來越多地知道了西洋人信仰天主教，原來這是與中華頗為不同的另一個文明。乾隆二十年（1755），一個現在也搞不清楚姓名的朝鮮使者，曾經和欽天監正劉松齡（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有過筆談，他在正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去拜訪西天主堂，便記錄下來這樣一席話：

西洋國有大小西洋，距中國為九萬餘里，而本國之人以中國為東洋雲。地方幅員比中國尤大，而其間開國基者，又有三十二國，各有君長，不相統攝。而男婚女嫁，互結姻戚，故自相親和，不甚戰爭。刑法制度，一以天道為尊。言語文章與中國大異，書如蝌蚪，言從土俗。嫁娶則適一無二，居喪則一年乃除。祭祖宗必置畫像，飾威儀則必尚端雅。人品敦厚，顏容精白。燕居則束髮如冠，公會則被髮跣之。且其為人深目大鼻，頗類鄂羅斯矣。(25)

不過，他對於西洋的天主教，還是沒有搞明白，還以為是洋“道教”，説他們“自古遠居海外，不知儒佛，專尚道教。來往燕京者，俱是道家者流，自幼時不食肉，不娶室，存心修戒”。而乾隆三十九年（1774），另一個朝鮮使者則從一個叫張元觀的讀書人那裏聽説，“利（瑪竇）本系西域人，其教如今喇嘛相似，與佛教又稍異，與天主教不同。天主之談，理不可通，利教又近理，幸中國不行”。大概是這個張元觀也是臨時抱佛腳，對天主教耶穌會並不清楚，於是過了幾天又補充説：“喇嘛別有經咒，善醫方，不戒殺，與天竺教同，其法行於蒙古、回部最靈，故奉事唯謹。利泰西所著論説，言及心性，不如天主教之荒唐。天主教不奉佛，亦從不叩拜正神，及五祀祖宗，俱無祭享。”(26)而朝鮮人也把它一

一當真地記錄下來。

但是，也有人漸漸明白了，像洪大容等朝鮮使者，對天主教已經有深入一些的瞭解。他在和傳教士的對話中，詢問如果説“儒尚五倫，佛尚空寂，老尚清靜”，那麼天主教的宗旨是什麼？劉松齡這樣回答：“天主之學，教人愛天主萬有之上，愛人如己。”他又追問：“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別有其人耶？”劉答：“乃孔子所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並非道家所講玉皇上帝。”又引了中國經典説“《詩經》注不言上帝天之主宰耶？”這就好像開始有點兒真的進入實質性的探討了(27)。

雖然，這種討論好像還深入不下去，但是，當他看到陳哥，一個五十九歲的山西商人“素篤西學，每五更往拜天壇，雖風雨不敢費，已三十餘年”，還是有些感動。但回過頭來一想，又不免有些疑問不能釋懷，他覺得，如果天主教也像佛教那樣勸人“叩頭唸經，將以求福於後生”，“令人不萌惡念，言與心相應”，那麼，儒家孔子之教，也同樣這般教人行善，為什麼我們還要特別去信仰這個外來宗教呢？篤信儒家學説的他，覺得有些想不通。想不通歸想不通，到底他們知道了這是另一

個世界，“暗想之，則西洋國特一別天地矣”(28)。

不過，儘管他們從直覺上發現這是“別一天地”，但他們是好奇心多，畢竟，這還是一個遙遠的宗

教，就算是異端，也只是在清帝國裏搗亂。對於朝鮮來説，就好像隔岸觀火，對於鄰居來説是禍災，對於他們來説是西洋景兒。任何西洋景兒對於他們來説，都只是看個新鮮。

三 好奇與好感：漸漸消失的友情

乾隆以來，到嘉道間，在朝鮮使者的筆下，和他們有過交往的北京西洋傳教士，除了前面説到的戴進賢、劉松齡之外，還有鮑友管（AntoineGogeisl）、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d’Almeida）、湯士選（Alexander de Gouvea）、李拱宸（Jose Nunes Reberio）、福文高（Dominicus J. Ferreira）、高守謙（VerissimoMonteiro Serra）等等。

照理説，清帝國是有禁令的，不允許朝鮮使者和西洋傳教士隨意接觸。不過，禁令歸禁令，好奇的朝鮮人常常自己跑到教堂裏去，而志在傳教的洋人，也常常主動接觸這些清國東鄰的使節。他們不僅筆談，還互贈禮物。前面提到康熙、雍正年間朝鮮使者就常常從傳教士那裏得到過各種禮物和書籍，這種禮尚往來的習慣在此後依然照舊。乾隆二十年（1755），朝鮮賀歲使到天主堂帶着禮物，去拜訪了劉松齡，“酬酢良久，日已向暮，作別還歸”。第二天，劉松齡就按照東方的禮節，派人回贈禮物，使者接過，禮單封面寫“大大人榮升”，內一面書“來儀謹議，不敢自專，謹謝並候近祉”，一面書“謹具洋畫四張，呂宋果四枚，吸毒石二個，洋鏡一方奉上”(29)。

而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五歲的洪大容（1731—1783）和李德星去拜訪天主堂的劉松齡和鮑友管，他們先以禮物和書信投遞，很快，劉松齡、鮑友管回以紅帖，是請人代筆寫的，落款是“年家眷弟劉松齡（鮑友管）頓首拜”，另書紙“領謝”二字，算是禮尚往來，而且很快就約定了見面的時間。

一次又一次的見面，一次又一次的筆談，真的使朝鮮人多少知道了“天外有天”，中華之外別有一世界，也讓朝鮮人對這些異邦產生了一些好感。正如很多研究者已經指出的那樣，一些西學知識和信仰因此傳到了東鄰，這裏包括西洋的醫院把疾病分為三類，西洋學校教育分若干科，西洋人的衣食住行(30)，包括西洋人對於日月星辰、地球的天文觀察(31)，當然，也包括天主教那些關於崇拜和信仰的教義，甚至還思考了天主教為何不能在朝鮮流傳的原因(32)。

王府井天主堂

這些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新東西，使得朝鮮國王也對這些鄰居家裏的陌生人感到好奇。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鮮使者嚴 從北京回到京城，朝鮮國王就特意詢問天主教傳教士劉松齡的消息，“上曰：不見西洋人劉松齡尚在否？賤臣曰：即天主堂，三使同往，則劉松齡發怒於從人之數多，深閉不出，故只見天主供奉之處而歸。”(33)

劉松齡藉故不見朝鮮賀歲使，是什麼原因？現在還不很清楚，究竟是真的嫌朝鮮人多了很煩，還是受到了清廷不得私見外國使者的警告？我們很難判斷。不過，朝鮮人自己也説到了西洋人嫌厭的一個原因，洪大容説：康熙以來，東使赴燕，或至堂求見，西洋人輒歡然引接，使遍觀堂內異畫神像及奇器，仍以洋產珍異饋之。為使者利其賄，喜其異觀，歲以為常。惟東俗驕傲，尚誇詐，待之多不以禮，或受其饋，而無以為報。又從行無識者，往往吸煙唾涕於堂中，摩弄器物，以拂其潔性。近年以來，洋人蓋厭之，求見必拒之，見亦不以情接也。(34)而正在這個時候，西洋人和朝鮮人遙遙對望產生的好感，也因為天主教真正進入朝鮮，而終於走到盡頭。

四 真正接觸：卻釀成鉅變

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冬天，權若身、丁若詮、丁若鏞、權相學和一些其他士人在鶯子山的走魚寺裏討論哲理，後來被稱為朝鮮天主教“開教聖祖”的著名學者李檗，也聞訊連夜趕去，和他們一道連續十天討論天、世界、人性等學説，也討論朝鮮使者到北京帶回來的關於天學、歷算、宗教等等耶穌會士的著作，包括《天主實義》、《性理真詮》和《七克》等等。

此後，這些西洋新説成了他們討論的中心。接着，乾隆四十九年（1784），丁若鏞的妹夫、李檗的義弟，二十七歲的李承燻（1756—1801），到北京南堂見到了湯士選（Alexander Gouvea），接受了耶穌會梁神父的洗禮，並帶着很多宗教書籍、十字架、天主教繪畫等等回國，回國後不僅傳播了天主教的教理，而且給權日身和李檗等一批人士施了洗禮，從此在兩班階層中，也在普通民眾中開始了真正的傳教活動。文學理論中常常説審美要有距離，的確如此，當彼此不太瞭解的時候，就彷彿霧裏看花，

朦朦朧朧地看上去很美麗，但是真正定睛凝視的時候，卻發覺了這也許就是洪水猛獸。天主教還沒有真正進入朝鮮的時候，朝鮮的君臣上下，都多少有些好奇，但是，天主教真正來到朝鮮，並且在朝鮮兩班士人那裏開始生根的時候，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最初是在1785年，李承燻等人被告發，一些熱心傳教的人表面“悔改”，暫時得到免罪，但李承燻和丁若鏞等人依然四處講習經典，傳播教義，而信徒尹持忠更以西洋之禮治其母親的喪禮，在篤信《朱子家禮》的朝鮮，既不穿傳統的衰絰喪服，又不接受傳統的弔問，弄得輿論譁然。終於，這一新宗教和舊傳統，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引起了激烈的衝突，新宗教遭受到致命打擊，信奉朱子學説的上層對於這些違背傳統儒家倫理，改信異教的信仰者，就像當年的日本德川家康一樣，進行了嚴厲的禁止。這一年的十一月，虔誠的信徒尹持忠和權尚然被處死。

據説，在到達刑場的時候，他們被詢問到是否願意對祖宗的木主進行世間禮拜，而拋棄外國宗教？在給予否定的回答後，他們高呼耶穌和瑪利亞的名字被處死。這就是所謂辛亥教難。恰恰就是在這一年的十二月(36)，前面我們提到的中國蘇州人周文謨（Jacques Vellozo），又奉北京主教湯士選之命，通過東北的朝貢路線，穿着朝鮮服裝，混在朝貢使團中，經柵門到達朝鮮，在朝鮮再一次開始艱苦的天主教傳教活動(37)。

當時的朝鮮，政局相當動盪，士人分成老論、少論、南人、北人幾派，其中政治權力，多在老論、少論手中。而叫做南人的一派，又分裂成蔡濟恭為首的一派和洪義浩為首的一派。信奉天主教的李承燻、丁若鏞、丁若詮等等，都是蔡派南人，他們曾經得到過國王的信任，不過，並沒有多少實權。

至於小北派，則是附在老論和少論的後面，更沒有什麼權力。當時，掌握實權的老論分裂成時派和僻派，彼此角逐。當1800年老國王正祖去世，十一歲的純祖大王即位，實權落在垂簾聽政的金太妃手中的時候，政權被僻派人士控制，而信奉天主教的這些士人因為支持反對派，終於在第二年即1801年，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38)。

前面提到，嘉慶五年（1800），朝鮮國漢城府查得“邪黨往復書札及邪書”，於是便大規模地搜捕和誅殺天主教徒。此年正月，金大妃發佈嚴厲的禁教令，第二年的十月又發佈了《純祖辛酉討邪教文》，裏面一一點名斥責説，李承燻隨赴燕京使團到北京，購來邪書，併入洋堂師事異類，丁若鍾把全家都引上邪路，使兄弟一起受難，權哲身的一鄉姻戚都走火入魔，經歷了這一次反亂。

同時，又系聯到這批人的政治後台蔡濟恭，説他眼中沒有國家，把反對邪教的人視為仇人，扶植逆黨。並説，天主教的道理至詭至淺，行事至潛至妖，“空談靈説，啜拾釋氏之糟粕，妝神幻鬼，彷彿巫史之派流”。説他們誑世惑民，以敗滅倫常，“今所謂邪學，無父無君，毀壞人倫，背馳教化，自歸於夷狄禽獸”(39)。

據統計，在這場教難中，三百多人被處死或下獄，其中權哲身、丁若鍾、李承燻等被斬首，丁若鏞、李致燻等被流放。也許，其中罪名最重的，是他們不僅作亂，而且要向洋人乞師顛覆朝鮮王朝。據朝鮮官方説，他們搜到朝鮮天主教徒黃嗣永給洋人的書信，寫着“轉報太西諸國，請來東海，舶數百艘，精兵五六萬，多載大炮等利害兵器，直抵海濱，殄滅此邦”，還寫着“妝送教中一人，移家開鋪於柵門之內，要作伊等交通書信、指畫謀議之階”(40)。這就是指的黃嗣永所謂“帛書”。

在這份原來想送給湯士選的萬字帛書中，黃嗣永不僅向洋教士訴苦，而且提出了六項建議，包括讓朝鮮

人到北京天主堂教朝鮮語，以便傳教；包括請教皇寫信給清朝皇帝，迫使朝鮮國接受傳教士；包括讓清朝合併朝鮮，令清帝娶朝鮮宗室女，使天主教像清朝一樣，在朝鮮有合法性；甚至還包括請西洋出兵，迫使朝鮮接受天主教等看上去很“狂悖”的建議(41)。

而且朝鮮官方還説，那個叫做周文謨的中國蘇州人，居然奉了西洋天主教的命令，在朝鮮組織人謀反作亂，直到嘉慶六年（1801）五月自首被殺。這一下子，把天主教徒的活動形容成了一個國際陰謀，而且事涉清國、朝鮮和西洋三方。他們説，這不僅是顛覆政權，而且是顛覆文明，因為他們“慢天侮聖，背君蔑父，廢其祭禮，毀其祠□。以堂嶽之説，誑惑愚氓；以領洗之法，嘯聚兇黨。潛藏私書，則同符讖之術；廣結女流，而有禽犢之行。或曰神父，或稱教友，變換姓名，各立標號，如黃巾、白蓮

之賊，暗相物色，公肆煽動”。現實的危機，引起緊張的心理；緊張的心理，產生內在的恐懼，這種恐懼把原來對西洋傳教士的種種好感一掃而空，東鄰與西洋的關係，也頓時緊張起來。

尾聲：嫌隙終生仇恨

回到開頭。這一年的歲末，朝鮮王朝派出使者曹允大、徐美修，並寫了那份叫做《討邪逆奏文》的報告送到北京。推想朝鮮方面的心思，一方面大概是因為案件涉及中國人周文謨而擔心清帝國不快，一方面是希望讓清朝皇帝明白朝鮮危亂情況的嚴重性。可是，因為現實危機還沒有波及到大清帝國，清廷的上上下下都頗不以為然，因此便有了一開頭我們説到的那件語詞嚴峻的奏疏和大大咧咧的回答。

可是，儘管嘉慶皇帝和他的輔臣們一開始對朝鮮人的驚慌失措有些漫不經心，覺得朝鮮人在大驚小怪。但是形勢比人強，到了嘉慶十年（1805），在清帝國本土發生的意大利傳教士德天賜私遞西字書信和中國地圖給中國教徒陳若望一案，卻很讓清人相當吃驚。供詞中，教徒們承認四堂的先生都曾出去外省傳教，而北京就有很多教徒，這中外勾結的案子才終於讓清廷也像東鄰一樣緊張起來。於是，禁令漸漸嚴厲起來。先是發佈上諭，嚴禁西洋人刊書傳教(42)。同時制訂《西洋堂事務章程》，限制傳教士的活動。接着許可奏請，禁止北京四堂私買藥材，説防止他們“購求異物，暗配邪藥”(43)。並且要求各省負責

宣傳的學政撰寫通俗勸文，“喻以利害，明白淺近，使農夫販豎皆可聞而動心，發交各州縣官刊刻印刷，於城市鄉村廣為張貼，務使家喻户曉”(44)。

終於，在十八世紀的開頭，朝鮮王國、大清帝國對傳教士全面關閉了大門，包括外在的國門和內在的心理之門，對他們的傳教活動有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禁止(45)。可是，這只是一時的現象，船堅炮利的洋人卻終於在若干年後打破了朝鮮和中國的封鎖，你把國門關上，我卻強行打開，正像日本的鎖國最終變成開國一樣。一個甲子以後的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一個作為正使柳厚祚助手的朝鮮使者，在北京看到了另外一幕：在這個時候，也就是鴉片戰爭以後，清朝首都北京不再只有傳教士了，西洋人也不再只住在天主堂了：

有西洋館，而己亥洋人四名出我之後，有我人禁入之命，故不得入玩。洋人出遊之路上者，皆眼睛黃鼻頭尖矣，又能馳馬，女則衣素裳□如我女裳，攜稚子往來如常矣。(46)

這當然是後話。

 (1) 李晚秀《 車集》，載《燕行錄全集》第六十卷， 533—540頁。此文又名《討逆奏文》，收在《李朝實錄》中，見吳晗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 料》下編卷十三，5036—5038頁。注中説明“大學李晚秀制”，可見就是李晚秀的這份刪節稿。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 活動檔案》（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三八， 819頁，嘉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2年1月30 日。

 (3) 關於這一點，過去山口正之《清朝に於ける在支歐 人と朝鮮使臣》有詳細的論述，轉引自浦川和三郎 《朝鮮殉教史》（東京：國書刊行會，1973），28 —30頁。

 (4) 日本宗教史年表編纂委員會編，山折哲雄監修《日 本宗教史年表》（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4）， 383頁。 

(5) 相反，這個時代，耶穌會也曾經因為在日本受挫， 想到朝鮮傳教，據説曾經派出身於朝鮮的傳教士權 嘉兵衞（Vincent Kouom Cafioie）返國。但等待七 年，仍一直沒有成功。 

(6) 成以性（1595—1664）《燕行日記》，《燕行錄全 集》第十八卷，149頁。

 (7) 比如李晬光在1590、1597、1611年三次到北京，並 在1614年完成的《芝峯類説》卷二“外國”條中，已 經通過一些中國文獻（如《吾學編》）等，向朝鮮 人介紹了世界地理，已經提到歐羅巴、利瑪竇、 《天主實義》和《交友論》的內容，以及焦竑等的 評論；參看鈴木信昭《朝鮮儒學者李晬光の世界地 理認識》，朝鮮學會編：《朝鮮學報》（日本天 理，2004）百九十二輯，31—84頁。此外，又如 1631年鄭鬥源以陳奏使的身份，由海路到達北京， 曾見到傳教士陸若漢（Joaunes Rodoriguez），其手 下李榮和鄭季吉，曾學西洋之天文歷算和火炮知 識，並在第二年將其贈送的天文、地理、歷算等西 書、紅夷炮、千里鏡、自鳴鐘等器物，攜歸朝鮮， 進獻給仁祖。再如，1644年後朝鮮王太子在北京為 人質，結識湯若望，並獲贈天球儀、天主像和世界 地圖，後這些西洋物品也被攜回朝鮮。關於這一方 面，也可以參看李元淳《朝鮮西學史研究》（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王玉潔、樸英 姬、洪軍等譯本，23頁。 

(8) 金昌業《燕行日記》，《燕行錄全集》三十二卷， 110—111頁。 

(9) 俞拓基《知守齋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 八卷，96—97頁，105—106頁。 

(10) 趙榮福《燕行日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六 卷，91頁。參看金舜協《燕行錄》，《燕行錄全 集》第三十八卷，357頁，367頁。

 (11) 韓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下 冊，533頁。 

(12) 李宜顯（1669—1745）《壬子燕行雜識》，收在 《庚子燕行雜識》下，《陶谷集》卷三十，《燕 行錄選集》下冊，516頁。關於朝鮮使者在北京參 觀天主堂的情況，可參考黃時鑑《朝鮮燕行錄所 記的北京天主堂》，載其《東西交流史論稿》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07—424 頁。

 (13) “耶穌之一名陡斯，斯造天地萬物，無終始形際之 言。漢哀帝二年庚申，誕自如德亞國童女瑪利 亞，而以耶穌稱，居世三十三年死，死三日生， 生三日升去，其死者明人也，復生而升者，明天 也。陡斯以七日及降生昇天等日。”金舜協《燕行 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八卷，426—427 頁。

 (14) 李宜萬《入沈記》，《家山全書農隱遺稿》卷二 十，《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卷，217頁。

 (15) 見金舜協《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八 卷，376—377頁。 

(16) 金舜協《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八 卷，359頁；李宜顯（1669—1745）《壬子燕行雜 識》，《陶谷集》卷三十，《燕行錄選集》下 冊，516頁；至少在雍正年間，朝鮮人對於天主教 的知識還是不多的，P.de.Halde神父的《中國紀 事》中曾經提到：“最近（1720—1730），從朝鮮 來與我們見面的人，通過漢文筆談，對我們有所 瞭解。但是，在朝鮮不曾宣傳過天主教，儘管朝 鮮人中也並不是沒有在北京受過洗禮的，但是， 在朝鮮的長期傳教，卻需要清朝皇帝的批准，得 到這種許可是很困難的。特別是雍正二年 （1724）禮部發布禁教令中國的教會剛剛全部瓦 解以後，更是如此。只是天主有不可思議之奇 跡，如果中國可以基督教化，那麼像朝鮮、滿洲 這樣文化上追隨和尊重中國的國家，無疑在幾年 間就會效仿中國。”可見天主教傳教在當時的朝鮮 還不成功。轉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鮮殉教史》第 一章《朝鮮天主教先史》，34頁。

 (17) 韓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記》，此書記雍正十年 （1732）赴燕京事，《燕行錄選集》下冊，534 頁。

 (18) 雍正年間嚴厲禁止天主教傳教，與蘇努事件有 關，參看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中《有關雍正與天 主教的幾封信》的宋君榮（1689—1759）第42 號、43號信，141—169頁。

 (19) 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查獲白多祿等私自 傳習天主教的西洋人，導致乾隆下諭各地嚴加訪 緝，並處決白多祿，四十九年（1784）因湖北襄 陽抓獲傳教士，下令嚴究所有接送、傳信、留宿 傳教士者。參看吳伯婭《乾嘉時期清廷的西方文 化政策》，《暨南史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 社，2004）第三輯。

 (20) 中國人對西洋繪畫也同樣感到震驚，他們的反應 和朝鮮人相似，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長 沙：嶽麓書社重印本，1987）下冊第四編第九章 第三節《明清間國人對西畫之讚賞與反感》，910 —913頁。

 (21) 李喆輔（1691—？）《丁巳燕行日記》，《燕行 錄全集》第三十七卷，474頁。

 (22) 未詳撰人《燕行日錄》（卷首有乙亥紀年，當是 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九 卷，58頁。

 (23) 李在學（1745—1806）《燕行日記》，載《芝圃 遺稿》卷十一至十三，見《燕行錄全集》第五十 八卷，187—188頁。

 (24)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六十七《入燕記》下， 《燕行錄全集》第五十七卷，317—318頁。黃時 鑑指出，這記載的是《天主耶穌降記》、《聖母 領上主降孕之報》等圖，見前引黃文，414頁。

 (25) 未詳撰人《燕行日錄》（卷首有乙亥紀年，當是 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九 卷，58頁。 

(26) 佚名《庚辰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六十二 卷，141頁，149—150頁。

 (27) 洪大容《湛軒燕記》“劉鮑問答”，《燕行錄選 集》上冊，243頁。

 (28) 未詳撰人《燕行日錄》（卷首有乙亥紀年，當是 乾隆二十年1755年），《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九 卷，60頁。

 (29) 未詳撰人《燕行日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 九卷，62頁。

 (30) 李 （1737—1795）《燕行紀事·聞見雜記下》， 《燕行錄選集》下冊，676頁。

 (31) 樸趾源《熱河日記》卷四《鵠汀筆談》中記載樸 氏與中國人關於月亮借日而發光、地球為圓形等 等天文地理方面的對話，222頁。又，洪良浩《與 紀尚書書》關於西洋“十二重天、寒熱濕三帶之 語，日月星大小廣輪，即是吾儒之所未言”的議 論，見洪良浩《耳溪先生集》（首爾：民族文化 社影印本，1992）卷十六，331頁。這一段資料， 黃時鑑在《紀昀與朝鮮學人》一文中也已經提 到，見其《東西交流史論稿》，399頁。

 (32) 洪大容《燕記》，《湛軒集》卷七，《韓國曆代 文集叢刊》2604冊，136—137頁。又洪大容《湛 軒燕記》，《燕行錄選集》上冊，244頁。

 (33) 嚴 （1716—1786）《燕行錄》，《燕行錄全 集》第四十卷，292—293頁。

 (34) 洪大容《湛軒燕記》“劉鮑問答”，《燕行錄選 集》上冊，240頁。後來金景善（1788—？）《燕 行直指》卷三《留館錄》之《西天主堂記》照抄 了這一段，《燕行錄選集》上冊，1033頁。

 (35) 更詳細的敍述，參看本書附錄2《十九世紀初葉面 對西洋宗教的朝鮮、日本與中國》。

 (36) 據説，在此前的1791年，北京主教Gouvea曾經派 澳門出生的中國人神父吳約翰赴朝鮮，但未得到 接應，只好返回。

 (37) 周文謨曾經為正祖大王的庶弟之子，常溪君的妻 子宋氏、媳婦申氏傳教，深得宋氏信仰，而宋氏 即後來在1849年即位的哲宗的祖母。

 (38) 以上可參看川浦和三郎《朝鮮殉教史》第三章 《辛酉の大教難》。

 (39) 《李朝實錄》之《純祖實錄》卷二，4頁。

 (40) 見前引《討邪逆奏文》。又，1802年7月，那個親 自把周文謨派到朝鮮的北京主教湯士選有一封書 信，其中説到了這兩年朝鮮對天主教的殘酷迫 害，説到三十名殉教者，説到了攝政大妃的禁教 令。據他説，前一年的十月，有一個信徒受派 遣，要把迫害情況報告給他，並要求派遣新的神 父，可是使者在經過國境的時候，被官府逮捕， 押送國都，和兩位堅守信仰的同伴一同被斬首， 而這封縫在衣縫中的書信，也很可惜被沒收了， 這就是黃嗣永帛書。 

(41) 此帛書現存羅馬教皇古文書館，但是究竟這份帛 書如何到達羅馬的，還是一個需要研究的歷史。 而前面提到朝鮮國給清朝進呈的《討邪逆奏文》 中，引述並不很全，也許是朝鮮人摘錄的。所 以，又被稱為“陳奏使謄本帛書（偽帛書）。參看 本書附錄2。

 (42) 《上諭檔》（嘉慶十年五月二十日）警告民眾“讀 聖賢書，遵守倫常，釋道二氏尚不可信，況西洋 教耶”。並説信教是“背本從邪，自不齒於人類”。 轉引自莊吉發《清代前期對天主教從寬容政策到 禁教政策的轉變》，《歷史與宗教》（台北：輔 仁大學，1992），324—325頁。

 (4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 華活動檔案》第二冊，832頁，840頁，852—855 頁。

 (4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 華活動檔案》第三冊，1074頁。關於這一時期天 主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情況，可參看徐宗澤《中國 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書店《民國叢書》影 印1938年土山灣印書館本，1990），266—267 頁。 

(45) 但是，好像北京的天主堂仍然允許朝鮮人蔘觀， 金景善（1788—？）《燕行直指》仍有參觀《西 天主堂記》和《東天主堂記》，見《燕行錄選 集》上冊，1033—1035頁。徐有素《燕行錄》在 道光二年（1822）也有關於西堂和李拱辰、福文 高、高守謙的記錄，《燕行錄全集》第八十一 卷，232頁。但是這個時候，對於天主教的傳教活 動，尤其是中國人中間的傳教活動，查處就嚴厲 得多了，如對於順天府道光九年關於張成善、張 文恭被捕表示悔改以後，“仍用舊時邪教音樂，收 藏經卷”，“復有藏匿未交之經卷與十字架具”，就 格外嚴厲，連皇帝也對刑部只是流放的寬容處分 有嚴厲批駁。見姜時永（1788—？）《 軒續 錄》，《燕行錄全集》第七十三卷，332頁。 

(46) 佚名《燕行日記》（原題柳厚祚，誤），《燕行 錄全集》第七十五卷，3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