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禮立：只有中國人才能建設發展中國_風聞

彼得.德魯特

21世紀是中國管理哲學與西方管理科學相結合並獲得發揚的世紀，兩者缺一都將寸步難行。西方企業管理經驗與中國式的智慧相融相通是對我們中國現代職業經理人的建設的新的要求與新目標。

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盤古智庫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上海市海外經濟技術促進會秘書長張禮立，文章來源於張禮立博士個人公眾號。

為何德魯克會認為那些優秀的領導者（企業家）是那個世紀的英雄？為何德魯克會有如此多的管理戰略思維？我想，每位尊敬的朋友老師可能都有您自己的答案。

我的理解，或許是他身臨了二戰的殘酷，切實體會了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再加上對商業管理的天賦。從《旁觀者》中，我深切感受到多源文化環境對德魯克最後成為現代管理大師所起的作用。讓我更相信DNA的重組需要蛋白質的改造，多源融合所產生的智慧是無限的。我們身處數字化時代的啓源時期，機會難得。

11月19日是彼得·德魯克誕辰109週年。讓我想起我讀的第一本大師的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感受震撼並且深受其影響，直到現在很多話都讓我記憶猶新。我想借此短文分享幾點我的感悟。

除非立刻努力踐行，否則計劃只是美夢   - 彼得 德魯克

“計劃本身無足輕重，但規劃卻至關重要”，這是美國第34屆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句名言，而事實上他的原話是“我發現備戰時所做的計劃往往無用，但規劃必不可少。”從企業架構的角度來看，結論竟然高度一致。

計劃是做規劃的成果，而規劃過程則是讓企業去理解追求的目標是什麼、為什麼要追求這樣的改變、改變的途徑又有哪些。也就是説，企業管理，我們既需要戰略，也需要戰術應對。

企業管理之父彼得·德魯克認為，“除非立刻努力踐行，否則計劃只是美夢”。如果將艾森豪威爾關於做規劃的觀點同這一觀點結合起來看，我們似乎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那就是計劃只有在實踐後才有價值。因此，對於任何着手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而言，企業架構不僅能提供調整企業結構的規劃過程，同時在實現改變及期望的結果所需的活動中指導所有人。

戰略和戰術是兩個源於軍事活動的概念，戰略的一般理解是比喻決定全局的策略，而戰術則是比喻解決局部問題的途徑。戰爭是在戰略層面，而戰鬥屬於戰術層面。從實踐角度來看，這似乎並非完全正確。企業的管理層可能將商業項目看作是支持戰略層面的戰術元素，指揮具體項目的項目經理也有戰略，還要將戰術看作與各個業務利益部門相關的戰術。

諸葛亮在赤壁之戰前見吳主孫權時説了這樣的開場白，“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諸葛亮的這三言兩語暗藏玄機，將戰術與戰略融為一體，堪稱經典。另一個從軍事用語引入商業的戰略元素的人便是德國軍事戰略家克勞斯威茨，他提出“重點突破戰術”或稱之為“主要聚焦”。

當我們跨步進入工業4.0和智慧互聯網時代，企業要做到人人互聯、物物互聯、產品與服務互聯、公眾與政府互聯，全產業鏈環節都要有競爭力。**效率不僅是成本，更在於要有一本萬利的潛能。**經營模式的創新必須與生產方式緊密結合，參與全球競爭。

管理者的工作必須卓越有成效，而有效性是一種自我訓練。- 彼得 德魯克

能夠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的一定是主動精神而不是運氣。 

今天的企業管理者們很多似乎都在為90後甚至是00後的團隊管理而煩惱。90後、00後團隊沒有60後和70後的那種“責任感”，也沒有

80後的“追求感”，這樣的團隊日漸成為了當下企業的主力軍，企業家們應該主動探索如何面對這樣的一個新常態，在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大時代機遇下，探索如何主動尋找適合的創新管理思維。

我們要不斷去找聰慧者，要找我們的“啓蒙”老師作為指導，而不是“啓蒙”老師來找我們，如果“啓蒙”老師指出我們的缺點和錯誤，就應該積極主動地去接受，去改正。

數據在未加工過、未經分析的事實之前被稱為裸數據。大數據時代的初期是網羅裸數據的天下，畢竟數據分析模型是需要行業的累計和沉澱。於是，再多的裸數據對管理者來説很多時候是沒有什麼直接用處的，只有經過分析和處理後才可變成信息。達標管理思維在目前不同來源的信息系統和多個孤立的管理平台的背景下很有可能對企業管理就是治標不治本。

大部分的企業管理者都對此有共識，才會有企業家提出“去KPI化”的想法。我們從信息系統運維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錯誤是問題的一種狀態，然後要對已知錯誤進行控制，進入到“錯誤控制”的階段。錯誤的確認要從找到問題的根源開始。但是找出問題的原因，僅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只有知道和掌握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才能使“知識”轉化為“行動”，知識才能變成力量。

但是信息還不是“知識”。“信息”是指知道一些事，而“知識”卻是指“知道如何去做”，是“使行動達成的能力”。我們的企業管理層每天有大量的工作是在做錯誤控制的動作，是為最終解決問題尋找辦法或方案，它是回答“怎麼辦”的，其關鍵是解決方案可靠有效。它實質上是使信息最終轉變成知識的過程。問題就在於“問題控制、錯誤控制”都屬於反應性管理思維，是“亡羊補牢“式的被動管理思維。

這裏我並不是建議大家放棄掉所有的“問題控制、錯誤控制”的方法和機制，而是建議學會“0＋1”的思維和考慮，結合企業利益至上的精神，秉承開放思維，把提高團隊戰鬥力做為企業的生命力，鼓勵勇於開拓、勇於進取的管理新思維。主動式的管理思想注重分享，在一個開放的平台上分析運行趨勢並找出那些潛在事件，以“明天會比今天好一點點”的改善思維來不斷提升企業的方方面面，包括成本結構、質量和效率。

經理人是企業中最昂貴的資源，而且也是折舊最快、最需要經常補充的一種資源。- 彼得 德魯克

建立一支管理隊伍需要多年的時間和極大的投入，但徹底搞垮它可能不用費多大勁兒。

為何德魯克非常強調職業經理人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呢？

西方文化以科學為主要支柱。科學的精神在於求真，管理重視真實性。現代企業需要求真精神，使它特別重視對事物的分析性探究，在思維模式上善用分析性思維。於是捕入人們眼簾的是與“分析”有關的概念：分部、分類、分層次、分科、分目、分型、分級等等，可謂細緻入微。 

另外一方面， 西方管理科學由於善用分析方法，其結果是越分越細，更重視事務的細節，於是細節管理應運而生，“細節決定成敗”的命題成為警示名言。而重視細節勢必導致重視細節的量化。於是分析過程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既是定量分析就要拿數字説話。

於是科學研究就與數字化，數據庫結伴而行。因此，凡科學就必須量化，量化的精確度越高其科學化程度就越高。西方科學相信用數字説話，因為數字式顯性的看得見的而且可以測評、比較，於是各種參數、指標紛至沓來，再根據這些參數、指標去給管理流程定製標準。定下標準，就可以評估工作是否達標，是否存在誤差，然後又考慮怎麼可以糾偏和補救誤差，這就又導出了控制的管理思想。

職業經理人是現代企業良性發展的基石。

新時代發展，隨着創新創業的持續推動，現代中國企業對職業經理人的人數必將不斷增加。 企業無論是從對經理人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着史無前例的高需求。

企業的目標能否達到，取決於經理人管理的素質，也取決於如何管理團隊與員工。基層幹部主要也取決於高級經理人的管理能力。 

中華文化以道德和藝術為基石，以求善為主。人心向善，求善事人性化的要求。老子説：“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認為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中之一。中華文化歷來重視人的地位，中國管理哲學也是以人為本的管理哲學。求其不一定能達到善的層次，但求善應該以求真為基礎和前提，善的層次高於真。

世界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多元化是必須的，是宇宙生長的動力，但不能違反宇宙定於一的自然規律。我相信，21世紀是中國管理哲學與西方管理科學相結合並獲得發揚的世紀，兩者缺一都將寸步難行。西方企業管理經驗與中國式的智慧相融相通是對我們中國現代職業經理人的建設的新的要求與新目標。

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

只有中國人才能建設中國，只有中國人才能發展中國。

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