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博弈與未來十年的中國文學_風聞

編者按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的綜合實力不斷上升，與之伴隨的是國際博弈形勢的日趨激烈，這種變化勢必會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造成影響，那麼中國文學應該以何種方式進行回應呢？當代中國的文學拓展了世界視野，既在探索人性方面又在歷史深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面對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文學響應當代中國現實的號召，呈現出更為深廣的文藝姿態。在未來的十年中“如何容許並鼓勵中國文學乃至文藝以充分的誠意、恰當的形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融文化自信於文化自省，則是中國文化在未來十年面臨的首要挑戰之一”。

本文原刊於《文藝報》（2018年8月17日），保馬轉載自公眾號“經略網刊”，感謝本文作者李廣益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文 | 李廣益

進入2018年，中國人清晰地感受到了國際形勢的變化。朝韓破冰，“金特會”提上日程，金正恩連續訪華，半島對峙局面在令人絕望的僵滯暗夜中透出了曙光。正當東北亞格局風向轉好卻仍變數叢生時，更大的衝擊撲面而來。中美在貿易問題上針鋒相對數個回合之後，美國終於以制裁中興的方式祭出了殺手鐧，從而引發了中國社會對“芯”病的普遍擔憂，以及對於IT產業、科技研發乃至國家發展方向的全民熱議。

 無論中美貿易爭端是加劇還是休戰，這一衝突都是表象。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長期高速的經濟發展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大提高，世界格局也為之逐漸改變。和歷史上所有的霸權國家一樣，冷戰之後獨步天下的美國對於挑戰者保持着猜忌、警惕和防範，最近終於將矛頭明確指向中國。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首份國情諮文中，將中國明確地界定為美國的“對手”（rival），而不是此前政治辭令長期沿用的“競爭者”（competitor）。或許我們傾向於對“大嘴”特朗普的修辭付之一哂，視之為討好選民的政治表態，但若對一段時間以來的美國輿論有持續的追蹤和觀察，不難發現美國各界對華態度的整體性轉變。美國社會主流認為，中國既具備不斷接近美國的整體實力，又有不受後者控制的獨立主權品格，對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體系構成了事實上的“威脅”。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出台了《台灣旅行法》，這是觸碰中美關係紅線的嚴重舉措，但在美國國會通過時卻異常順利，由此亦可管窺美國對華戰略的動向。未來7到10年，既是“中國製造2025”全面推進、中國切實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時期，也是美國多方發難以阻遏中國真正成為製造強國的時期，如何鬥而不破，周旋應對之餘步伐不亂，將是對中國戰略智慧和定力的重大考驗。

包括中美競逐在內的國際博弈日趨激烈，這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或者説中國文學能夠以怎樣的方式去回應呢？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當代中國的文學書寫在探索人性與歷史深度方面的能力和成果，明顯超過了拓展世界視野的成就。走馬觀花的獵奇式遊記散文，並不能帶來對於異域的真知灼見；除了張承志等極少數作家，我們很難在當代中國文學中看到對宏觀世界的敏鋭感知和深刻認識。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科幻作家，因為科幻文類的獨特屬性對作者的整全意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幻作家陳楸帆指出，“科幻自身的類型特點，決定了它是從人類文明整體出發來思考問題、響應危機，比如《三體》作者劉慈欣的很多作品便是如此。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科幻寫作一直以來的立場，從這個角度看，科幻比純文學更具世界性。”在科幻作家的全球化視野中，一個村莊不再是簡單地自成一體的鄉土社會，而是置身世界市場，受到林林總總諸如新技術應用、能源價格變化、國際衝突與妥協的影響，從而召喚着新的知識、修辭和想象。未來一段時間，我們很可以期待在格局開闊的科幻文學以及網絡文學當中看到更多對於國際博弈的直接想象和思考。

 當然，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博弈並不僅僅是各國政要的折衝樽俎和戰亂之地的鮮血硝煙，而會在一個國家內部充分顯現其效應，這就使得一般意義上的現實觀察和書寫，也可以具備回應大時代的力量。前段時間，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的時候，我曾經聽到一位“的哥”感嘆，不知會有多少人失業。事實上，比起懲罰性關税之類貿易戰手段，中國產業自身的轉型升級對就業狀況的衝擊要大得多。為了提高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改變中國製造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大力推動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衰落是必然之事。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增長使得不少跨國公司產生了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衝動，工業自動化程度的提升又會使多數企業打消這樣的念頭——畢竟，別的國家很難像中國一樣具備完整的產業鏈、高效的物流體系以及優越的政策環境，更不用説世界第一的大市場。當企業越來越多地使用工業機器人來完成流水線工作，乃至更深入地利用人工智能來運作和管理，不僅藍領崗位會大大削減，白領的失業風險也會增加。製造業實力的提升，一般而論當然是強國利民的好事，是中國應當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實現的功業，但因此而產生的失業之類社會問題，也無法一笑了之。在當代中國，人工智能所代表的生產力進步，能否使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對社會變動最缺乏預見力和抵抗力的底層人民普遍獲益？膨脹的失業羣體，將面臨何種困難，進而造成怎樣的社會問題？“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這樣的困境會因為製造業勞動力需求的降低而加劇，還是會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因進一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應用而緩解？這些饒具現實意義，關係着千千萬萬國人身心如何安頓的問題，很值得文學追問。

 國際博弈以高科技競爭的形式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還體現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層面。當代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顯現，莫過於智能手機。自從2007年iphone初代掀起智能手機風潮以來，短短十年間智能手機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革命性的變化，低頭族、移動互聯網、APP、搶紅包、羣主、王者榮耀、語音輸入、主播……從2G到4G再到即將到來的5G，通訊技術及其載體的日新月異已經成為社會變遷的原動力之一。上至民族產業走向世界的象徵，下至菜場飯館的移動支付，智能手機在中國人日常用品中的高光程度已經首屈一指。亦因此，我們需要思考，逐漸成為“中國驕傲”的華為等國產品牌手機，以及個人電腦、穿戴裝置、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等，能否在“萬物聯網”的5G時代擺脱國外廠商的技術鉗制，創造一種更能滿足廣大中國人民身心需求的生活樣態？物聯網在帶來更多便捷的同時，在個人隱私、家庭關係、社會交往、青少年成長等十年來變化與問題叢生的方面會帶來怎樣積極和消極的影響？一個性價比糟糕的外國品牌擁有足以營造虛榮乃至誘人賣腎的高附加值，這種情形會不會發生逆轉？容易成為黑客攻擊目標的物聯網設備，在國際博弈以及往往因之而興的恐怖組織威脅下，又會暴露出怎樣的漏洞？儘管上文提到的智能手機等科技產品在當代中國文藝作品中舉目皆是，但劉震雲的《手機》（2003年還是前智能手機時代）問世十五年來，似乎並沒有真正有分量的文學作品對現實生活因科技應用發生的變化進行過深入的思考。事實上，在今天這樣一個高技術社會，尤其是多數作家生活其中的大城市，進行這類書寫並不需要太多未來學式的想像力，考驗的仍然是寫作者的觀察能力和知識儲備。

 如果説扣住科技去書寫社會仍是一個較高的要求（其實對於有抱負和雄心的作家來説並不過分，馬克思所謂能從《人間喜劇》中的經濟細節方面學到比上學時從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東西更多，便是此意），未來十年間的社會情緒則是任何意義上的“文學者”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去把握和呈現的東西。國際博弈從未停止，只是未來我們的感受可能更為切近和真實。中國社會由來已久的結構轉型和階層分化，可能在山雨欲來的國際形勢以及中國的騰挪應對中，藴蓄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高企不下的房價，緊鑼密鼓的軍改，反腐工作不斷深入，國際爭端此起彼伏……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是民族復興大步向前的時代，也是諸多尖鋭問題無從迴避的時代，是中國更深地參與世界的時代，也是世界更多地寄望於中國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當代中國以其無比廣闊而豐富的現實，召喚着與之相稱的深廣文藝呈現。如何容許並鼓勵中國文學乃至文藝以充分的誠意、恰當的形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融文化自信於文化自省，則是中國文化在未來十年面臨的首要挑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