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始於何時？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短史記”

圖：表現馬嘎爾尼訪華的漫畫，乾隆高高在上

問：求短史記考證一下天朝上國的價值觀從什麼時候出現的，唐宋時期有嗎？不會也是明清造就的吧？

撰文/楊津濤

所謂“天朝上國”價值觀（即本文所説”天朝意識“），源自中國古代以“華夷之辨”為核心的儒家“天下觀”。

以平等關係為恥

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已有多種關於“天下”的構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分天下為“九州”和“五服”，由“天子”統治，是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下之內，因文化差異，又有“華夏”與“蠻夷”的區別。在古人看來，華夏處在天下的中心位置，是謂“中華”；其“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統稱“四夷”。

在不同語境下，“天下”既可以指“中國”，也可以指“世界”。然而無論何時，自稱華夏者，都自視擁有無與倫比的文化優勢，是“天下”的當然領導者。

圖：有關“五服”的示意圖（見於“不勞客”的博客）

此種“天下觀”，在歷史上的具體呈現，乃是秦漢以來建立起的“朝貢外交”。兩漢時期，烏桓、扶余，及西域各國等，都先後向中原王朝納貢。

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時期，一些較大的政權也維繫着朝貢制度。比如，曹魏建立後：

“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滋、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①

隋唐時期，中原王朝實力雄厚，有過朝貢關係的國家遍及四方，重要的有高麗、百濟、鐵勒、鄯善等。一度被稱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説：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雖然大多數時候，四方“夷狄”對中原王朝都只是表面臣服，而維持事實獨立，但此種特殊的對外交往模式，還是讓中原統治者及士人階層逐漸產生一種“天朝意識”。

如著名學者陶晉生所言：

“傳統中國思想家和史家大都視統一帝國及其維持的朝貢制度為理想，而以與外族建立平等關係為恥辱。”②

因此，在古代中原王朝的“朝貢外交”體系下，其他國家或民族，只能是敵國或藩屬，不存在平等的友邦。為了維護此體系，中原王朝往往拒絕平等和議，不惜延長戰爭時間。即使被迫接受和議，中原王朝也要在文書詞句上施展花招，保全“天朝”面子。

“天朝意識”勃興

北宋立國之初，意圖恢復“漢唐舊疆”，實現“華夷一統”。但隨着雍熙北伐的失敗，這一目標變得遙不可及。北宋只得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對“蠻、夷、戎、狄，舍耶律氏則皆爵命而羈縻之”，即通過和遼國以外的其他政權建立朝貢關係，明確“華夏”地位。

此時，由於遼國同樣自稱“華夏”，和北宋爭奪對周邊政權的冊封權，最終和北宋建立起穩定朝貢關係的僅高麗、歸義軍等幾個政權。③

圖：中國歷史教科書中的北宋時期地圖

即便如此，宋人對“華夷之辨”理念的熱情，還是遠超漢、唐。

台灣學者傅樂成認為，其主要原因有兩個：

“科舉制度與文人政治造成士大夫的自尊，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竭誠崇拜和擁護，因此自然卑視外族文化。”

“加以契丹、女真等外族的侵凌，遂使宋人對異族卑視之外，益以仇視。”④

經學家石介的名作《中國論》，很好地展現了宋人的“天朝意識”。他在文中説，“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中國各方面都代表着文明，而四夷的習俗則是“被髮文身”“毛衣穴居”。石介希望，“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

在對外文書中，宋人更是自命為華夷共主。高麗曾是北宋的忠實藩屬，宋朝發出的國書當然都要顯示“天朝”威儀。有意思的是，高麗在北宋後期，改奉遼為正朔後，宋朝給高麗的國書，依舊稱“敕”或“詔”，視高麗國王為臣子。

西夏、交趾等，都是事實上的獨立政權，在內部並不遵守宋人定下的朝貢體系（如使用宋朝年號等），但宋朝給他們的國書，使用的也完全是君臣口吻。靖康年間，北宋滅亡在即，西夏趁亂入侵，宋欽宗給西夏的國書，尚且自居君主：

“朕惟卿明允篤誠，世濟忠孝，主於西陲，藩屏帝室。”

高昌、于闐、占城等國，對朝貢體系幾乎沒有瞭解，但不妨礙宋朝像對高麗一樣，給他們居高臨下地發國書。甚至遠在西亞的大食國王，都成了大宋皇帝的“卿”。

為讓“華夷秩序”內外一致，宋朝不惜替各政權代寫國書。比如大理和宋朝間不存在朝貢關係，宋人就杜撰一篇《代嗣大理國王修貢表》，滿是“拜章北闕”的漂亮話。⑤

這些政權的使者，或者入朝進貢，或者隨行封禪，幫大宋實現了“四夷懷服”的理想。

“天朝”走向崩潰

以上所説的“天朝意識”，在明清時期發展至頂峯。

為重塑想象中“華夏”“扶馭萬國”的歷史，明太祖“分遣使者奉詔書往諭諸國，或降香幣以祀其國之山川，撫柔之意甚厚“。明太祖還親自寫有一首《太清歌》，其中道：

“萬國來朝進貢，仰賀聖明主，一統華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東西。託聖德，勝堯王，保護家國太平，天下都歸一。”

後來，鄭和下西洋，更是利用各種手段，讓各國前往明朝納貢。 ⑥

按照《明史》等留下的材料統計，和明朝有朝貢關係的國家，多達148個；其中，明太祖又將朝鮮、琉球、安南等15個劃為“不徵之國”。

為吸引這些國家前來朝貢，明朝起初制定了非常優厚的回饋機制，除了會給予賞賜，還會按照高於市場幾倍的價格，收買使團帶來的其他貨物，給明朝財政帶來極大負擔。後來明朝決定對使團所帶商品徵税，前來朝貢的國家很快就變少了。

明朝這種“貢市合一”的制度，讓拒絕納貢的蒙古無法和明朝正常通商。蒙古為獲得布帛等物資，不得不對明朝邊境進行擄掠，為了應對蒙古入侵，明朝每年要花掉數百萬兩白銀的軍費。縱使如此，以楊繼盛為代表的大臣，還是反對和蒙古平等貿易，認為“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馬市”，是有損國體的奇恥大辱。

直到隆慶年間，明朝才和蒙古達成“和議”。按照明朝方面的史料，蒙古俺答汗嚮明朝稱臣，並接受“順義王”的冊封。事實上，當時明朝和蒙古簽訂的應是平等協議，上報朝廷的國書很可能被明朝使臣動了手腳，偷偷將蒙古納入到“朝貢外交”體系。⑦

同樣受“華夷秩序”的制約，明朝遲遲無法和滿洲簽署和議，被遼東戰事拖累至滅亡。

相較於明朝，清朝在朝貢問題上更加務實，不再將朝貢和貿易捆綁。但是，清朝在“華夷之辨”的問題上，絲毫也不含糊。1792年的馬嘎爾尼使團、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團，都因不願在禮儀上遵從清朝堅持的“華夷秩序”，最終無功而返。

為了讓妄圖平等交往的英國切合“華夷秩序”，清朝施展明朝故技，篡改英王喬治三世的國書。英王國書中，既稱讚自己，也恭維乾隆，希望兩國能平等地開展貿易。在當年上呈乾隆的中譯本里，英王被降為“藩王”，國書開頭就是“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敬奏中國大皇帝萬萬歲”。國書中英王對自己的讚譽都被刪去，對乾隆的恭維則被改寫的更加誇張，如：

“如今聞得各處惟有中國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風俗禮法比別處更高，至精至妙，實在是頭一處 , 各處也都讚美心服的。故此越發想念着來向化輸誠。” ⑧

此種翻譯，被葛兆光形象地稱為“天朝式的翻譯”。

當古代中國的“天朝意識”走向極致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接踵而至，清朝不斷被“夷人”打敗，想要被西方國家平等對待都已無可能，更不要説維繫朝貢外交了。 ⑨

至此，作為一種理念的“天朝上國”，徹底崩潰了。

圖：1864年，總理衙門資助印行《萬國公法》，標誌着中國正式現代外交模式

註釋

①王小紅、何新華：《天下體系：一種建構世界秩序的中國經驗》，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年，第74—83頁。

②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第4頁。

③⑤黃純豔：《宋代朝貢體系研究》，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331—351頁、第352—379頁。

④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第372、373頁。

⑥李雲泉：《萬邦來朝：朝貢制度史論》，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160頁。

⑦王泉偉：《天朝意識與明清中國的朝貢外交》，《國際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⑧王輝：《天朝話語與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書的清宮譯文》，《中國翻譯》2009年第1期。 

⑨張立勝 ：《試論天朝上國觀念在晚清的崩潰》，《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