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岳飛、民族主義_風聞

   隨便説説兩個有關民族主義的話題。

    去外地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有學者談到了明末湖湘大哲王夫之（號船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

    但問題是，王船山的民族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大概可以分為三種類型：血緣的民族主義、政治的民族主義、文化的民族主義。

    學界對於船山民族主義的性質其實有很多爭論，主要的觀點是説他不僅是文化民族主義，而且有血緣的和政治的民族主義，強調政權在漢民族之內“可繼、可禪、可革”，而不可使“夷狄”居之，並且區分“一人之正義”、“一時之大義”和“古今之通義”，認為維護民族利益，不讓外敵入主中原是最高的“古今之通義”，要高於一家一姓的君主利益。

   我自己對此瞭解不多，不能輕易下論斷。我只是感到這個問題特別複雜，尤其是中國古代的民族觀和國家觀，當然與近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的民族國家觀念有所不同，但更不同於什麼有人説的“酋邦、部落聯盟"或是什麼沒有民族意識的“普遍奴隸制的專制帝國”——這些人如同北大馬克垚教授指出的，就是要把中國説得古里古怪，停滯落後得不堪描述。

    我所讀的不多的一些資料和研究著作表明，其實早在周朝時期，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人民就有了“諸夏親暱，不可棄也”的民族共同體意識。這種意識，一開始的時候，大概跟血緣關係以及周天子分封諸侯，大家奉天子為天下共主有關。

    然而，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數百年發展和內戰外爭，一方面血緣關係和尊奉周天子的意識都逐漸淡化而只有一種象徵性的意義；另一方面，這些諸侯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心理方面又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共同點，這些共同點日益成為華夏民族意識的實質性內容——但以前的那種血緣意識以及對“共主”的記憶依然保留着，促使着這些諸侯國儘管互相攻伐，但目的還是為了追求成為一個統一體。

    秦的統一，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這種意識和追求的結果，而又反過來大大加強了這個意識，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構造了一個地域上和政治體制上的穩定核心。

   我還注意到，有些學者（如鄧廣銘）指出，大概正是從宋代開始（我的猜想是可能更早），中原人民開始有了一種天下不是君主一人的天下，而是一個大家共有的民族共同體的意識。南宋高宗趙構欲對金屈膝投降時，御史方廷實上書勸諫，認為皇帝無權這麼做，因為“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羣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胡銓也曾上書高宗力抗金，説：“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南宋宰相杜範也説：“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這裏其實都體現了超越君主個人統治之上的民族共同體意識。

   所以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結構複雜，內涵豐富，內核穩定，而不是像西方近代國家那樣是在文藝復興前後幾百年時間裏形成的比較單一的結構。

    西方近代民族國家以語言互相區分，內容多是由一個封建王國演變而來的資產階級國家，習慣於種族主義思想為指導來征服掠奪歐洲之外的其他弱小民族，並由此確立和張揚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因此，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針對西方近代這樣的民族國家指出“工人無祖國”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一論斷用於東方特別是中國，就需要特別慎重了：

   一方面這是因為，反抗西方侵略壓迫的民族意識，正是喚起東方特別是中國工人階級覺醒的重要原動力（想一想“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五四運動正是中國工人階級獨立登上政治舞台的開始，我們就明白了）；

    另一方面，中國人的民族和國家觀念確實遠較西方豐富而深厚，與資產階級統治和對外掠奪並無特別關聯，相反，倒很可能與“天下大同”、“三代之治”的理想追求有密切關係。

     可以説，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中，血緣和種族色彩很早就被淡化或抽象化、象徵化了。從中國長期以來的歷史實踐看，國家統治更多地被看做一種維護安全，存進和諧的具有道德色彩的力量，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並不被全然看作一種經濟軍事上的競爭性的關係，而是一種以文化紐帶維繫的有道德意義的秩序。

   馬克思曾經説過，在適當條件下，俄國村社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的起點。在古代以及近代，中國古代民族國家觀念的積極意義受到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能充分彰顯，但是在現代條件下，中國式的民族國家觀念，很可能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最重要起點。因此，古老而年輕的中國的崛起更加具有不可估量的世界歷史意義，很可能將意味着近代民族國家歷史走向終結和新的人類共同體的逐漸成型。

     另一個問題，是某些網友向我提起的“現行教科書否認岳飛是民族英雄”的問題。

    我的回答是，現行教科書沒有否認岳飛是民族英雄。

    現行的初中歷史課本都指出岳飛是民族英雄。

    2011年南京師範大學編寫的高等院校歷史專業本科教材《中國古代史教程》第360頁，將岳飛稱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復旦大學《中國通史》教材，也是在指出岳飛侷限性的同時，仍然肯定他“贏得了中國人民的景仰，成為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民族英雄。”

     這些教科書強調：金作為一個奴隸制政權以軍事征服者姿態野蠻入侵中原，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女真貴族發動的掠奪戰爭不僅是針對宋朝漢族封建統治者的，也是針對宋朝各族勞動人民的，帶有民族壓迫性質。因此岳飛的抗金斗爭是維護民族利益的正義戰爭。岳飛保衞中原和南方各族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功績、威名和民族氣節，都使他成為傑出的民族英雄。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反抗民族壓迫和掠奪（哪怕他所反抗的掠奪者所屬的民族後來也融入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鬥爭中湧現出的傑出人物，是可以被稱為民族英雄的。

    照我理解，復旦大學《中國通史教材》以岳飛為範本，實際上為判定這種古代民族英雄提出了標準：

  1.在其所處的時代反抗異民族壓迫和掠奪，保護本民族及其政權所控制區域內其它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2.以這種反抗為他一生的主要功績（岳飛也鎮壓過農民起義，但在他一生中處於次要地位）；

  3.並沒有主動掠奪屠殺其他民族；

  4.在這種鬥爭中功勳卓著，或者雖然失敗，但表現出了極其高尚的品格和氣節，為後人所景仰。

   符合這四個條件的，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

     岳飛如果不是民族英雄，那麼中國古代史幾乎很難存在民族英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就會成為一件難以解釋的事情。

      而且我們説我們中華民族自古就是英雄的民族，有着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同時又説我們近代以前幾乎沒有民族英雄，也無真正的“國”可愛，這是十分矛盾的。這實際上並不是尊重我國當今的少數民族，而是硬拿西方近代形成的資產階級單一民族國家的形式往自己頭上套，認為不符合這個標準的共同體就不配是真正的國家，也不願承認它們與當代中國的連續性，而認為那些只是“族羣”、“專制朝廷”等等，彷彿我們一直沒有國家觀念，是西方人教會了我們什麼是國家。

     岳飛、文天祥等人被稱為民族英雄，本身就是中國近代禦侮救亡，在新的意義上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需要。這個新共同體無疑是比以前的共同體更為廣闊、真實、牢固，但又是一脈相承的，其中漢族是起到了主體作用，承認這個主體作用與承認各民族平等是並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