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虧於潰——一戰爆發前約瑟夫•霞飛失敗的法軍條令改革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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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雖然是戰勝國，但是國內輿論卻對戰爭英雄法軍統帥霞飛大加指責，捱罵的程度一點不比其對手小毛奇遜色。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普法戰爭的慘敗令法國人意識到自己的身邊崛起了一個人口和經濟實力遠超自己的德意志帝國。法軍將領時刻牢記昔日的屈辱，參照德國的軍事預算和兵力作為自身的標杆，密切關注着德軍採用的新技術和新武器，力圖讓法軍和武器裝備在質量上壓倒德軍。

隨着摩洛哥危機（1905年）和巴爾幹戰爭（1911年）的爆發，法國人驚恐地發現不久的將來與德國難免一戰，當德軍於1912年再次開始擴軍時，絕大多數法國領導人都認為德國對自己構成了最嚴重的威脅。雷蒙·普安卡雷在1913年成為法國總統後，高舉“對德復仇”的大旗，上台伊始就就設法通過了“三年兵役法”，以此作為德國擴充常備軍的回應。不過，普通民眾顯然與政府和軍隊領導人的意見相左，40年前的那場戰爭留給普通法國人的屈辱已然逐漸淡漠，僅僅是為了愛國的名義而投入一場戰爭，顯然遠不如和平安寧的生活有吸引力。1914年初的兩次選舉似乎證明了多數法國民眾對“三年兵役法”和進一步增強法俄軍事同盟缺乏熱忱，甚至有相當程度的反感。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顯然在政治手段耗盡之前誰也不願意輕啓戰端。考慮到法國難以單挑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國，於是法國的外交官們盡心竭力地改善對英和對俄關係，希望能以更加有效的戰略態勢來應對德國的威脅。俄國顯然是最佳結盟對象，法俄結盟將使德國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昔日俾斯麥在位時通過熟練的外交手腕在整整二十年內避免了這一窘境的產生，但隨着“鐵血宰相”的離職，德國的外交官員們已然玩不轉這一套了。法俄兩國的關係迅速打得火熱，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很快就表明了態度，於是兩國的軍事同盟在1894年之前就確定下來了。

從此，法國人在制訂戰爭計劃的時候都按照這樣一條基本思路：一旦開戰必定要讓德國陷入兩線作戰的絕境。兩國的總參謀部在制訂戰爭計劃時必須互相通告，召開商定會議，並建立起有效的聯絡機制。他們都相信，再強大的德國也難以同時在兩條戰線上取得勝利，“無論何種情況下，擊敗德國軍隊均是聯軍最優先並且最急迫的任務”，戰爭的最後勝利不會屬於德國人。在1910年的會商上兩國進一步確定瞭如下原則：兩國軍方代表均認為德軍將會集中全力對付法國，，而以一支規模較小的部隊牽制俄軍。法方代表強調，法國希望俄國在戰爭爆發初期就立刻對德國發起全線進攻。在1911—1913年的幾次會商中，這一點又進一步得到了確認。

相比法俄之間好的蜜裏調油的關係，英國和法國的關係則顯得更加微妙且不確定，直到兩國間解決了殖民地問題上的紛爭，兩國軍方才逐漸走近。最初，英國人只願意提供海上支援，但1911年之後法國提出一旦戰爭爆發，英國最好能派出一支大規模的遠征軍進入歐洲大陸參加地面戰鬥。雖然英國人原則上表示同意，但法國人始終覺得英國人的承諾有點不靠譜，到時候英國佬只要找藉口拖延一下，法國人就得在一段時間內獨自面對德軍在西線的壓力，因此相比之下法國還是覺得俄國的承諾更容易兑現。

在意大利承諾保持中立之後，法軍的戰爭計劃只剩下比利時這一變數了。霞飛就任法軍總參謀長後，曾態度鮮明地向普安卡雷總統表示一旦戰爭爆發，法軍要在第一時間入侵比利時和盧森堡，從北側繞過德軍經營良久的防線，獲取戰略主動。雖然法軍領導層極力向政府領導人灌輸先發制人的思想，但最終未獲批准，有意思的是，政府相關人士反對入侵中立國的理由並不是為了尊重國際法，而是顧忌英國民眾及其政府的反應，最高國防委員會決定只有在德國入侵比利時後法軍方可進入比利時境內。

法國軍方對政府領導人的態度略有失望，但他們覺得實際上影響並不大。以當時的戰爭模式來説，如果德法之間要爆發戰爭，德軍必定要預先完成部署並展開所有部隊後才能發動進攻，到了那時法軍也該完成集結並確定主攻方向了。霞飛判斷德國人肯定會入侵比利時的，屆時英國人也必然會站在法國這一邊，因此他制定的法軍展開方案中仍然含有一套法軍提前進入比利時的預案。

由於法國領導人始終擔心軍隊內部出現一個類似拿破崙似的強人，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地分散並削弱職業軍人對軍隊的影響力，更竭力避免在和平時期將法軍交由某個將軍統一指揮。這樣的頂層設計雖然讓文官政府牢牢掌握着軍權，但分割的職權和互相獨立且互不統屬格局顯然將法軍指揮權置於分散且低效的層面。不過，普法戰爭慘敗的結局也讓法國意識到參謀軍官的重要性，為此從1876年起，法軍開始挑選高素質的尉官進入最高戰爭學院深造。培訓結束後，這些軍官將在在野戰部隊和後方參謀崗位上定期輪換，並每年進行長時間的參謀旅行作業，因此最高戰爭學院的畢業生在制訂計劃、部隊機動、後勤補給和蒐集分析情報等方面表現出了絕佳的軍事素養。

法軍參謀部先後制訂了17份戰爭方案，不過這些方案實際上都是有關軍隊動員、集結及部署展開的計劃，並不是軍隊展開後所採用的具體作戰指導計劃。早期的法軍集結方案均以防禦為主，主要是依託法德邊境的默茲河和摩澤爾河的眾多支流進行，普法戰爭失敗後法國丟掉了阿爾薩斯—洛林，因此整個19世紀80年代法國人都在忙於構築北起凡爾登南至貝爾福的新要塞體系。與此同時，從巴黎到法國東北邊境的鐵路網也被整修一新。隨着法俄軍事同盟的締結，自1891年的11號方案起，法國的集結方案開始傾向於進攻德國。

隨着情報的獲取和比利時地位的日漸重要，法國人發現德國人也在打比利時的主意，並進一步斷定德軍將會在下一場戰爭中入侵比利時。1914年5月，法軍情報部門在得到了俄軍情報部門提供的大量情報後，研究了德軍在東歐的戰略和戰役選擇，最終他們也得出了德軍“將首先擊碎法軍，然後轉向俄軍”的結論。

1911年7月28日，當時還名不經傳的約瑟夫·霞飛中將出任新一屆最高戰爭委員會副主席——也就是戰時的法軍總司令。從霞飛的個人經歷來看，工兵軍官出身的他能擔任這項職務實在難以令諸多法軍高級將領理解和信服，他此前的職業軍人生涯大多在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度過，並未進入最高戰爭學院接受進一步的教育，甚至於愛好數學遠勝於研究前人的軍事著作和為將之道。

為了彌補自身的短板，除了在工作的過程中不斷學習之外，他還啓用了一羣接受過良好參謀訓練的年輕人擔當助手協助自己工作，達到取長補短的目的。霞飛固執的個性和他的出身導致他在軍隊內部不這麼受歡迎，就連，英國著名軍事評論家李德·哈特都嘲諷他的“遲鈍和毫無戰爭研究經驗……霞飛不是一名將軍，而是一個國家精神上的鎮靜劑”。

不過，霞飛並非真的一無是處，首先他於政府領導人相處融洽，並擅於同議會和民眾打交道。其次，他對政治家們的訴求很敏感，從不會將他們置於窘境中，這在軍界和政界關係相當緊張的年代是可遇不可求的。儘管霞飛的履歷貌不驚人，卻是當時法國特有的國內外形勢下還算不錯的選擇。直到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月，霞飛將大量極不稱職的法國將軍解職之後，那些政治家才意識到，原來看似其貌不揚的霞飛暗含着一顆堅定無比的心。

戰爭部長阿道夫·梅西米始終對霞飛充滿信心，在他看來，霞飛的種種缺點都會被他的優點所彌補了。為此，梅西米甚至做出了自1875年第三共和國立國以來最為大膽的行動：將原先分散的軍權進行了史無前例的集中，將軍隊“完全毫無保留地交給霞飛指揮”。霞飛出任法軍總參謀長後，陸軍參謀長只在人事和軍隊後勤補給方面向戰爭部部長負責，其他事務一概聽霞飛的。

總動員開始後，陸軍參謀長就演變成了霞飛和戰爭部之間的聯絡官角色。1912年，陸軍參謀長一職乾脆被取消，而戰爭部將軍隊後勤及人事任命權全部交給了霞飛，“霞飛成了自拿破崙以來在法國軍隊中最有權力的人”。

法軍統帥約瑟夫·霞飛

霞飛的任命正值“第二次摩洛哥危機”達到頂點之時。由於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制訂新的計劃，霞飛決定修訂16號方案中的主要缺陷，再將其作為新一輪的集結部署計劃。在霞飛看來，第16號方案仍舊將太多的部隊（18個常備軍中的15個）部署在巴黎—梅斯一線以南，對可能經比利時展開包抄的德軍防範不足；12個被丟在第戎（Dijon）、蘇瓦松（Soisson）等國境縱深地區的預備師，只能起到極為次要的作用；德法邊境上，法軍只能集結出42個師來對抗德軍的65個師（該數量為當時法軍對西線德軍的預估值）。

除此以外，將主力全部壓在法比邊境西段的舉措也過於激進：法軍在洛林地區只剩下2個軍，很容易被德軍從正面突破；法軍中央同樣薄弱，法軍缺乏足夠的部隊將戰線從瑞士邊境一路鋪開至英吉利海峽，如果按此強行展開，勢必導致某些地段兵力嚴重不足，進而被德軍直接突破。在進一步研究了第16號方案後，霞飛得出結論：這一方案過於誇大了德軍繞道比利時的危險，反而使法國腹地面臨更大的威脅。

霞飛修改後的這一計劃於9月6日生效（被稱為“16號方案改”）。在這項計劃中，霞飛大膽地將法意邊境的2個軍調往東北邊境參與對德戰事，並將原先的預備師部署在更靠近邊境的地區，這就使法軍在對德戰事開始時有58個師可用。若情況允許，還可以抽調法意邊境剩下的2個軍。這樣一來，法軍就能湊出63個師，與當面德軍的數量幾乎相當。沙勒維爾－梅濟耶爾（Charleville-Mézières）以西的法軍左翼得到了額外的3個騎兵師、第4預備師集羣和可能到來的第19軍。1個殖民地軍（法軍中的精鋭部隊）被部署在更靠近比利時邊境地區，原先作為總預備隊的第6集團軍被部署到較靠近一線的蘭斯（Reims）附近。右翼部隊的主力則在更加靠近法德邊境的地區集結，以便完成集結後迅速攻入洛林。

1911年秋摩洛哥危機得到緩解後，霞飛開始着手製訂一套全新的戰爭計劃——這就是日後著名的17號方案。在他本人的回憶錄中，霞飛這樣描述當時自己制訂方案的基本思路：基於下一場戰爭不會持續太長的大前提，我們應竭盡全力集結一切可用兵力投入到戰爭伊始的決定性會戰中，以起到“一戰定乾坤”的作用。所有動員完畢的常備部隊必須全部投入一線戰場，以便同時參加第一場會戰，不應等到局勢需要時再將遠離戰場的預備隊調上來。對我來説，指導我的首要基本原則，就是將所有可用兵力投入戰鬥，次要原則是奪取主動權。首先，（法軍先奪取主動權後）法國領土將不再受到侵犯，不再會淪為第一輪會戰的主戰場；其次，我們將獲得行動自由，不被德軍的行動牽着鼻子走；最後，對奪取主動權的考慮要與法俄總參謀部會議協商的精神一致。

昔日作戰方針的指導綱領是遲滯德軍的推進速度，等待英國遠征軍的到來，為俄軍贏得在東線集結的時間。霞飛對這一方針嗤之以鼻，他決心“毫不猶豫地發動所有可用部隊向德軍進攻”，儘可能禦敵以國門之外。

因此，霞飛下令棄用在法國西南的要塞地帶展開防禦的計劃，起草新的進攻方案。這份新方案與舊方案相比可謂其截然相反，強調“採取全線攻勢”。與以往“將部隊縱深配置，靜觀德軍動態，隨後作出反應”不同，新方案讓各集團軍佔據靠近邊境的位置，一經動員完畢立刻發起進攻。這一戰略上的驟變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一部分是法國本身特有的，另一部分則是列強的通病。

​首先，當時歐洲各國皆認為一場耗時數年的全面戰爭帶來的只有劫難，無論輸贏都會造成難以計數的傷亡和損失，如果戰爭難以避免，自然越短越好。其次，普法戰爭的失敗就是由於法軍秉承戰略防禦的策略，整體缺乏“進攻精神”的法國軍隊只能在要塞裏坐以待斃，無法將戰術勝利演變成了戰役和戰略大勝，因此“進攻”的重要性被擺在了首位。

霞飛上任後，加速了法軍自上而下的軍事條令改革，在法國陸軍一批年輕的激進軍官推波助瀾之下，帶有“進攻崇拜”烙印的戰術條令新鮮出爐，希望能以此法國軍隊和法蘭西民族的偉大精神。霞飛寄希望於在軍事體制改革後“將權力集中於我手中，以有效地推進軍力的進步”，他拿出了手中的三樣“法寶”：最高戰爭學院、高等軍事研究中心以及軍隊條令教範的制定來促進“較為健康觀念”的迴歸。

他深信改革之後的法國軍隊將煥然一新，昔日懶散頹唐的法軍高級將領將重煥活力，如果對方跟不上新變革，就將被淘汰掉。與此同時，霞飛組織了大量的演習和圖上作業，想要通過兵棋推演來檢驗各級軍官和參謀人員的訓練狀態及技戰水平。

正如歷史上的任何改革者一樣，霞飛試圖變革法國軍隊的做法受到了來自軍內的諸多阻力，但他的支持者同樣存在，陸軍參謀部作戰處處長德格朗邁松就是其中之一。善於演説的德格朗邁松是法軍中第一個認識到在軍事學説中應該分出戰役層面重要性的人，而在此之前甚至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法國的軍事學説一般也只採用戰略—戰術的二分法。德格朗邁松認為高級指揮官使用的條令必定和基層使用的條令截然不同，他的這一觀點也對霞飛產生了影響，法軍的1913年野戰條令就被分為了戰役級別適用的條令和戰術級別適用的條令。

德格朗邁松盡其所能向法軍高級將領推銷他在戰役層面的“進攻思想”，其核心思想可歸結為四點：第一，進攻必須全線同時發起，足夠強大的壓力可令敵方顧此失彼難以做出準確回應；第二，全線進攻很可能導致敵軍將領指揮失當，敵方無力針對全線進攻及時做出反制措施，比如集結部隊對進攻部隊的側翼發起反擊；第三，快速突破中的進攻部隊已經徹底打亂敵人的陣腳，己方相鄰的部隊間無需再維持連續戰線，從而可以進一步加快進攻速度；第四，邊打邊撤的戰略是不可行的。

實事求是地説，德格朗邁松的思想稍稍領先了整個時代，1940年德軍在西線打出的閃電戰恰好完美地實踐了他的軍事思想，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大批法軍將領是想象不出幾十年後的這一場面的，對他們來説，“進攻的動能要高於側翼安全”、“進攻就是防禦”這些説法顯然過於荒謬了。在“保持連續戰線”和“保證側翼安全”大於天的時代，在進攻部隊行軍速度受限於徒步士兵和馬拉大車速度的年代，德格朗邁松遭到將領們的諸多冷遇和抵制也就不奇怪了。

實際上，德格朗邁松所説的內容是戰役層面的軍事行動，而非那些將領認為的連排級的步兵戰術。他的話針對的是法軍高級指揮層完全缺乏進攻意願的現象，他認為這是法軍在普法戰爭中慘敗的主因，而他們的對手亦是同樣這麼認為的，他們説“法軍高層顯示出過度的謹慎，缺乏進取心”。

德格朗邁松的思想對霞飛制定《1913年野戰條令》影響頗深，他在1915年戰死沙場，自然無法在戰後為自己的名譽進行辯護。那羣在邊境會戰中因為表現不佳被霞飛撤職的將領為了泄憤，將德格朗邁松當作替罪羊肆意攻擊，卻全然忘記了自己在戰前曾強烈反對進行戰術革新，結果被德國人在戰場上打得滿地找牙。

回過頭來看霞飛的戰術和戰役條令的制定工作時，有必要再瞭解下當時與此相關的一些背景。在1914年，陸戰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野戰和要塞攻防。1913年，法軍已經擁有了兩種頒佈於1909年的涉及要塞攻防的條令——《攻城作戰指南》和《要塞勤務指南》。由於要塞攻防的特殊性，工兵、重炮兵等特殊兵種均按照要塞攻防的標準進行訓練，但問題就出在了這一點上：野戰工事的攻防既不屬於要塞攻防條令範圍，也不完全屬於野戰條令範圍。對法國人而言，更糟的是他們的軍隊也被分成了總司令霞飛手下的野戰陸軍和戰爭部部長手下的要塞守備軍。

霞飛日後受批評最多的兩項條令均為野戰條令：一項是1913年10月頒佈的主要討論戰役層面問題的《大型部隊運用條例》；另一項是討論戰術層面部隊具體作戰的《野戰條令》。如前文所述，霞飛希望借這兩項條令進一步推廣自己的戰術戰役觀，能在法軍內部達成上下一致。

那麼，這些條令到底説了些什麼呢？《大型部隊運用條例》的開頭為霞飛等人向戰爭部部長梅西米遞交的報告，其中包括一些被後世批評家反覆批判的“名句”，最著名的莫過於“研讀歷史教訓給我們帶來了豐碩的成果，法國陸軍將重歸其光榮傳統，不承認除了進攻以外的任何作戰方式”，以及“給予戰役以強大的攻勢動能將作為戰爭指導的支配性原則”。

《大型部隊運用條例》的第一章第三條指出，下一場戰爭將為期不長，建議“以儘可能短的路線尋求快速解決”，隨後就展開了三段論式的論證：戰爭持續不長，只有發起進攻方能確保戰爭的勝利，因此必須採取進攻，進一步削短戰爭時間以獲取快速勝利。隨後的第五條也按此邏輯進一步總結了整個條令的基本指導原則：為了獲取勝利，我們必須強行突破敵軍陣地，即便必將遭受慘重的傷亡也得毫不猶豫地發起進攻以達成突破。

其他任何方式均將被視為對戰爭本性的背離，一次機動可以為勝利奠定基礎，但無論怎樣有效的方案，單靠機動均無法確保戰鬥的最終勝利。毫無疑問，這一條令強調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在第一章第八條寫道：戰鬥歸根結底是精神上的鬥爭，勝利的希望不復存在之時即為戰敗不可避免之日。勝利並不屬於傷亡較少的一方，而是屬於士氣更加高昂和決心更加堅定的一側。這一略帶浮誇的説法的確不像正常的野戰條令中的措辭，反倒令人想起二十多年後西班牙內戰期間法西斯長槍黨的著名口號——“死亡萬歲”。

《大型部隊運用條例》後面的部分遠沒有開頭部分那般極端，整個格調回到了野戰條令所特有的那種技術性：第123條討論了戰役中防線的構築，第117條強調靈活運用炮兵以減少步兵的傷亡，甚至還討論了邊打邊撤這一阻滯作戰的運用。誠然，這項條令並未以完全科學及可預測的手段去指導戰爭，但也絕非單純強調精神勝利和步兵的刺刀衝鋒。考慮到條令面向的是法軍高級軍官，指責它造成了戰爭初期法軍一線步兵的慘重傷亡，顯然是與事實相悖的。

現在我們將目光轉向《野戰條令》，這是一項針對師級部隊及其下屬單位（旅、團、營、連等層級）的戰術級別條令，於1913年12月2日生效。它是《大型部隊運用條例》的補充條令，也是如何展開“全面攻勢”的一份具體説明。隨後我們將會看到，這實際上是一份相當出色的條令，其中的很多內容甚至經歷了時間的考驗沿用至今。

條令第二章詳細討論了步兵和炮兵的行動，關於步兵部隊的行動是這樣描述的：火力和機動的有機結合是步兵作戰的立足之本，當代武器的猛烈火力已經使任何以密集隊形在白晝發起的進攻變得毫無成功的可能。我們只能使用靈活的隊形儘可能地減小己方損失以維持進攻能量。而炮兵的任務則是“摧毀當面一切阻擋我方步兵前進的阻礙，完成支援步兵的任務，步兵和炮兵間緊密持久的配合是絕對必要且理應運用在每一次進攻中的”。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戰後廣大軍事愛好者的經典言論——法軍在受“進攻崇拜”浸染的新條令指導下，無視現代武器火力，以密集隊形發起進攻並遭到慘重傷亡——是徹頭徹尾的偏見。

《野戰條令》同樣強調了防禦的重要性，用了一整章內容討論防禦作戰的實施，也有許多強調防禦措施的內容，如建立一系列防禦支撐點的觀點即使到現在仍不過時。與一些流行説法恰恰相反，這一時期法軍完全認識到了及時構築野戰工事的重要性，霞飛非常自豪地在回憶錄中聲稱，這是法軍歷史上第一份將野戰工事單獨列為一節進行討論的野戰條令。

最為不幸的是，霞飛苦心孤詣擬定的新條令並沒有得到認真地研究。懶散頹唐的法國陸軍官僚們甚至沒有將條令中的任何一部分（哪怕是第一章）完整地瀏覽一遍。當時在各大報紙軍事版上屢屢發表文章的謝爾菲斯（Cherfils）將軍就極為不屑地譏諷霞飛的《大型部隊運用條例》，稱“這不過是一份給高級軍官看的理論小冊子，如果集團軍指揮官需要學這些東西才能勝任，還不如找一羣已經擁有相關知識的其他軍官來擔任他們的職務”。

1914年戰爭爆發後，絕大多數法軍將領均用自己年輕時學到的那些早就過時的經驗來指揮部隊，卻在戰後一致譏諷霞飛的新條令給自己指揮下的部隊帶來了慘敗。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羣懶散的法國將領在戰前根本就沒有閲讀過這本小冊子及《野戰條令》，只通過條令上的“進攻”二字，聯想到德格朗邁松關於戰役指揮的演説，將這些斷章取義的理論不分青紅皂白地應用於一切場合。在遭到慘敗被霞飛果斷解職後，他們只會將責任推給霞飛的條令，推給已為祖國獻身、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的德格朗邁松，來掩飾自己的懶散無能、不思進取給法軍官兵帶來的慘重傷亡。

由此可見，霞飛的兩大條令並沒有惡化1914 年法軍的作戰準備，但這兩份條令連同霞飛的改革都為時過晚，無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對法軍上下產生足夠大的影響，也無法在訓練中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