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之後,進步還有什麼希望?_風聞
大忍怀里的垃圾君-书读越多越反动2018-11-27 15:03
華勒斯坦作為“年鑑學派”的第三代代表性人物,師承布羅代爾,著有《現代世界體系》三卷本皇皇鉅著,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不過頗具左派傾向的華勒斯坦在其作品語言上卻並非一臉嚴肅的學究,反而給人以尖刻、辛辣之感,這與左派歷史學家的語言風格幾乎是一脈相承的,而今天推薦的這本《自由主義之後》(After Liberalism)即使這一風格淋漓盡致的發揮。
當然作為一篇書評,我沒法再現華勒斯坦那充滿辛辣與睿智的反問和措辭,但是在語言風格之外,華勒斯坦對於19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拷問與反思,同樣值得我們的注意。
華勒斯坦對於現代性的討論也始於法國大革命,這與霍布斯鮑姆一致,華勒斯坦認為“現代性是由一種特定的社會現實與一種特定的世界觀結合而成……而意識形態,即是對於現代性的反應”[1],試圖回到過去或保持現狀的是保守主義,試圖全面落實現代化要求的是社會主義,而自由主義站在中間,時而同保守主義者結合保衞私有財產權,時而同社會主義結合推動社會“進步”,當然,在20世紀時也出現了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而成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而這三種意識形態雖然都或多或少的站在社會的立場上反對國家,可是無一不借重國家的權力以推動自己的計劃。
自從法國大革命後主權理論上從統治階級轉移到“人民”之後,就揭開了是否有任何國家能夠反映人民意志的問題,華勒斯坦指出,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核心,也就是完成了工業化的西歐和北美,事實上是保守主義接管了愛國主義的大旗,統合自己國內“危險”的無產階級,這一進程在一戰之後得以完成,而在世界體系的邊緣,列寧主義則為當地人民詠唱“發展”這一咒語,配合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理論,二者看似背道而馳的意識形態,竟合流一處,華勒斯坦非常諷刺的寫到:
“如何堵住個體民族主義病毒的擴散,人人都要自決,而其首要目的是為 了走向繁榮。由於這個過程有兩個步驟,先是去殖民化,然後是經濟發展,因此其中威爾遜主義這一半總是等着列寧主義這一半實現。國家發展的前景將世界體系的整個結構正當化。就此意義而言,威爾遜主義意識形態的命運取決於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命運。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使威爾遜主義意識形態的遮羞布”[2]。
至少在1970年代以前,這一套説辭還站得住腳,但是自從石油危機之後,大量的第三世界國家因為無法繼續支持代價高額的發展計劃而陷入失敗,這並非偶然,而是世界體系的結構性難題。要統合“危險的”無產階級,必須有一個共同應付的“敵人”,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這很好實現,然而推及世界則全無可能,而且,經濟上的核心-邊緣結構所造成的工業國剝削第三世界的現實也讓“發展”這個議題顯得遙不可及。不過好在蘇聯這個列寧主義式“發展”的招牌還在,還能“協助美國馴服世界體系的危險階級”[3],但事實上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自相矛盾已經暴露無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相矛盾是全盤性的。如果所有人都權利平等,所有民族也權利平等,我們就不能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向來維持,未來也會維持的不平等體系。如果公開承認只一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危險階級眼中就不會有正當性。一個體系沒有正當性,就不會能夠活下去。”[4]
所以,蘇聯的倒台,對於美國而言絕對不是什麼勝利,因為“冷戰本來就不是一場輸贏的比賽,而是一段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變成了比賽,就有了輸贏,而贏者只可能是慘勝。冷戰的結束,其實拿掉了美國霸權與美國繁榮的最後一根大柱,就是蘇聯這面盾牌”[5]。
於是乎,諸多美國根本無法獨自解決的麻煩接踵而至,首先是類似伊拉克這樣的尋求武裝對抗的第三世界軍國主義,美國被迫迎戰,而且即便是勝利,也絕非全勝,因為下一個挑戰者已經開始秣馬厲兵;其次是伊朗的霍梅尼倡導的宗教和傳統的復興,這一傾向根本的拒斥現代化帶來的意識形態,並無法被世界體系包容於內;最後,第三世界湧入工業國的移民潮打破了一戰後歐洲國家對於國內階級的成功整合。這三大挑戰使得自由主義徹底破產,正如《蘇聯的最後一天》的作者在序言中寫道:“美國人在蘇聯人的葬禮上喝的太多了,以至現在還醒不過來”[6]。
那麼未來又將如何?華勒斯坦並未明指,但卻給出了一個方向,即打破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虛偽而要求其真正落實自己的承諾,否則,自由主義崩潰之後,或許將要回到新的種族主義時代,或者解體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而使人們歸於各種各樣的羣體(宗教的、文化的、種族的),總之,蘇聯的解體意味着自由主義的滅亡,這一看似矛盾的説辭卻揭穿了冷戰,以及現代化的本質,自由主義之後,對於進步還有什麼希望?這是二十一世紀所有人都必須思考的命題。
[1]華勒斯坦,《自由主義之後》,台北:聯經,2001年,頁72-73。
[2]華勒斯坦,《自由主義之後》,頁114-115。
[3]華勒斯坦,《自由主義之後》,頁165。
[4]華勒斯坦,《自由主義之後》,頁170。
[5]華勒斯坦,《自由主義之後》,頁202。
[6]康納·奧克萊利,《蘇聯的最後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